第四次中东战争——赎罪日战争（1973）

1973年10月6日，埃及、叙利亚为收复失地，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向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开始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赎罪日战争”、“十月战争”、“斋月战争”。

 

 

战争背景

 

 

1967年的“六.五战争”，使阿拉伯国家丧失了大片领土，尤其是埃及，在战争中损失更为严重。所以，一心想收复失地。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埃以双方又进行了两年的“消耗战争”。埃军炮兵部队向运河东岸的以军实施大规模炮击，以军则从1969年下半年起，开始向运河西岸包括开罗周围地区实施战略空袭，双方还互派突击队偷袭对方。通过两年的“消耗战争”，埃及深感自己的防空力量薄弱，地面部队的力量也需得到加强，遂决定从苏联购置大量的武器装备。苏联也利用埃及的困境，大肆向埃及渗透。美国则大力支持以色列。美苏在中东的较量中为避免直接对抗，力图在中东制造一种“不战不和”的局面。

 

 

1970年10月，萨达特继纳赛尔任埃及总统，为摆脱“不战不和”的局面，开始大力加强军备。1971年5月，又与苏联签定了友好合作条约，但苏联在向埃及提供武器的问题上一拖再拖，到1972年4月，萨达特再次访苏时，苏联仍未向埃及提供武器援助。5月，美苏首脑在莫斯科会谈后，苏联决定取消向埃及提供武器的计划。

 

 

苏联的举动引起埃及的极大愤怒。7月8日，萨达特宣布结束苏联军事顾问和专家在埃及的使命，要求2.1万名苏联军事人员在10天内离开埃及；苏联在埃及的一切军事设施，或者卖给埃及，或者全部撤走。这一举动，是埃及摆脱苏联控制，突破“不战不和”局面的重大步骤。

 

 

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埃及颇为有利。1973年5月非洲首脑会议和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都作出了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许多国家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1973年，正直西方发生能源危机，对阿拉伯产油国的依赖加深。埃及、叙利亚国内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情绪高涨。这些有利的情况，使埃及、叙利亚最高领导集团下定决议，乘联合国召开23届年会之际，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向以色列发动进攻。

 

 

1973年初，所有阿拉伯国家军事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共同商讨未来战争的战略。会后，埃及成立了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4月，又在开罗召开了阿拉伯各国参谋长会议，统一了未来的作战思想。8月，埃、叙最后审定了在北、西南两线同时向以色列发起进攻的联合作战计划。为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埃、叙制定了多种迷惑以色列的措施。1972年底，埃及耗费400万美圆在运河西岸修建一道巨大河堤，表面上是抵挡以色列的袭击，实际上是用来隐蔽炮兵和坦克的集结。从1973年初开始，埃及多次征召后备役人员服役，然后又分批复员，给以色列造成错觉。埃叙两国还以开展频繁外交和“例行演习”的方式迷惑以色列。在备战过程中，埃叙都制定了严格的保密规定。对于作战意图、作战计划，埃及规定只让总统、国防部长几人知道，叙利亚规定只让总统等十几个高级军政人员知道。作战命令在开战前6小时才传到师级指挥员，开战前3小时传到营级指挥员。临战前2小时，前线指挥官还让一些士兵下河游泳，在沙滩上晾衣服，使前线保持一派“和平”景象。

 

 

以色列在六.五战争中占领了大片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战略纵深全面扩大——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战略纵深增大200公里以上；约旦河西岸，战略纵深增大90公里以上，为保住这一“安全边界”，以色列战略思想由进攻转为防守。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以军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苏伊士运河东岸，兴建了一条长123公里，以当时的以军总参谋长巴列夫命名的防线。沙堤高8.5米，朝运河一面被削成55度的陡坡，在坡上设置了铁丝网和地雷区，还设置有通向运河的凝固汽油管，点燃后可在运河上形成一道火网。以军沿运河全线还修筑了31个核心堡，形成交叉火力网。在西奈半岛腹地，还有机场和“霍克”防空导弹阵地。在戈兰高地，以军也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因此，以军自恃防守坚固，在前沿地区陈兵不多。

 

 

 

战争经过

 

 

1973年10月6日14时，苏伊士运河东岸以军防御工事的沙垒中，突然发生两声巨响，埃及蛙人在前一天晚间埋入水下的两个炸药包爆炸了，它揭开了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序幕。紧接着，埃、叙两国军队从西、北两线同时向以军发起突然袭击。战争进程大体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0月6日至9日），埃叙军队获得初期胜利。

 

 

10月6日是**的斋月节，又是犹太教的赎罪日。斋月节里，阿拉伯人白天不吃饭，缩短工作时间，减少活动。所以，以色列认为，阿拉伯国家决不会在着一天发起进攻。赎罪日是犹太人的绝对休息日，从日出至日落，不吃、不喝、不吸烟、不广播。大多数官兵都留在营中，前沿士兵很少。埃、叙就选择了这一天突袭。

 

 

在西线，埃军出动了200多架飞机，从东路轰炸和袭击以军在西奈半岛的前线指挥部、炮兵阵地、部队集结地、防空导弹系统、通信雷达设施和机构等重要军事目标。同时，埃军隐蔽在运河西岸沙垒后的2000门榴弹炮和重型迫击炮，也向巴列夫防线的前沿工事和后方目标发起攻击，有效地压制了以军火力。

 

 

埃军的计划是首先强渡苏伊士运河，突破“巴列夫”防线，控制运河东岸15—20公里的地区；第二步攻占米特拉山口、克迪山口和哈特米亚山口一线，保障运河东岸前沿阵地的安全，然后，视情况向纵深发展。为此，埃军在苏伊士运河两岸集结2个军团共9个师的兵力约12万人。北翼为第二军团共5个师，是战役主攻方向，南翼为第3军团共4个师。战斗开始后，埃军地面部队约8000人在飞机、防空军的掩护下，乘水陆装甲车和橡皮舟从坎塔纳、伊斯梅利亚、德维斯瓦、沙卢法和苏伊士城同时强渡运河。登岸之后，迅速在堤上开辟通道、攀登河堤，摧毁以军前沿火力点，同时，用爆破筒在东岸沙堤以军铁丝网和地雷区中开辟通道。埃及工兵用高压水龙头冲刷以军沿河岸修建的沙堤，仅用9小时，就在沙堤上打开了60多个缺口，架设10座浮桥和50个门桥渡场。在战斗打响后的24小时，埃军10万人和1020辆坦克以及1.35万部车辆通过运河。紧接着，埃军向两翼展开，着手消灭各据点的以军，攻占以军前沿据点15个，粉碎了以军前沿坦克的反冲击。两翼用稳步平推的办法向以军防御纵使攻击。不到三天，埃军控制了运河东岸10至15公里地区。

为配合正面作战，埃军伞兵和突击分队乘直升机在西奈半岛纵深地区大规模降落，破坏敌军交通、通讯和补给。海军为牵制以军，封锁蒂朗海峡和曼德海峡，封锁亚喀巴湾和红海出口，并在沙伊沙姆赫地区进行海上登陆作战，袭击以军。

 

 

当埃军在西线发起攻击的同时，北线的叙利亚军队也于6日14时向戈兰高地发起猛攻。叙军出动100架飞机袭击以军指挥所等重要军事目标。叙军的1500门大炮也开始炮击戈兰高地上的以军阵地。叙军第一梯队三个师，1000多辆坦克，在空军和地空导弹部队的掩护下分三路向以军阵地发起进攻。

 

 

北路叙军进攻谢赫山、马萨达等地。带路由于遭到以军的阻击，推进较慢。中路和南路是叙军攻击的重点。中路叙军第9步兵师很快就突破了以军188装甲旅的防线，攻占了艾哈迈里亚。以军退守库奈特拉待援。叙军虽出动了二线坦克，利用夜间频频发动进攻，但以军也调集了大批坦克向叙军发动反冲击，双方1500辆坦克在狭长的平原上激战了近48小时，以军188装甲旅几乎被全歼，仅剩10余辆坦克。7日晨，叙军突破1967年停火线约75公里，进到叙以边境太巴列湖附近。以军在仓促应战之时，逐渐看到叙军的许多弱点。于是，以军决定集中兵力对付北线叙利亚军队，以扭转战局。至11日，北线以军主力剧增至22个旅，约10万人。

 

 

第二阶段（10月10日至15日），埃军进攻受挫，以军实施反攻。

 

 

埃军初战得胜，占领了运河东岸的部分地区，达到了预期目的。所以，从10日起，埃军在西奈半岛停止了进攻，着手调整部署巩固阵地。这给以军提供了喘息之机，以军利用这一短暂的间隙集中兵力，实先北线后西线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10月10日，以军在北线集中了15个旅和1000辆坦克，在飞机的掩护下，突破叙军防御阵地后，又采取正面突击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分三路向叙军反击。以军进攻的重点是戈兰高地中北部地区，而南部地区仅派少数兵力牵制。很快突破了叙军防线，解除了库奈特拉之围。11日，以军继续向戈兰高地增兵，总计达22个旅，近10万人。以军集中坦克500辆，沿不同的路线，向大马士革方向快速前进。12日，以军越过1967年的停火线，深入叙利亚境内30公里左右，叙利亚的步兵和防空军则撤至首都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地区。沿公路两侧建立防御阵地，阻止以军向大马士革的进攻。

 

 

以军在北线掌握主动后，随即将作战重点移至西奈半岛，使西奈战线从原来的4个旅增至3个师12 个旅，并向西奈调去了大批飞机和坦克。

 

 

当以军在北线反击时，埃军为增援叙利亚决定向以军发起进攻。

 

 

10月14日6时，埃军出动80架飞机、200门火炮对以军第二线阵地进行了90多分钟的火力准备，随后，以装甲师、机械化师1000多辆坦克向以军发起进攻，双方在运河东岸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坦克会战。埃军兵分三路，向哈特米亚、吉迪和米特拉山口的以军发起进攻，这是埃军第一次脱离防空网和反坦克防御系统进行的运动战。以军对埃军的进攻有了准备，集中三个师利用山垭口两侧的有利地形进行步、坦、炮协同作战，并出动了飞机支援。以军共投入了坦克约800辆，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以军损失坦克50辆，埃军则损失了200辆，被迫退回进攻出发阵地。

 

 

第三阶段（10月15日至24日），西线以军向埃军发动进攻，北线以叙两进对恃。

 

 

10月16日，以军三个旅群向埃发动进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坦克战和炮战。同时，以军根据美国侦察卫星提供的在大苦湖地区的埃军第2、3军团结合部有30公里的间隙的情报，抓住埃军运河西岸兵力空虚之有利时机，从结合部突入运河西岸，建立了桥头阵地，摧毁了埃军几个防空导弹阵地，并迅速组织了5个旅的兵力，在空军的支援下，源源不断地度过运河。对于以军突入运河西岸的作战行动，埃军误认为是小股以军的骚扰活动，未引起重视，以致以军摧毁了埃军的大量防空导弹阵地，以空军得以在运河西岸进行轮番轰炸。18日，突入西岸的以军大举进攻埃军阵地，到19日晚，以军在西岸的部队达到了4个坦克旅、1个机械化旅和1个伞兵旅。

 

 

突入运河西岸的以军在取得主动权后，又不断袭击公路、铁路和运河沿岸地区，以切断埃军2、3军团的退路。此时，东岸以军也配合发动攻势，使第3军团腹背受敌。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案》，呼吁埃、以双方“就地停火”，埃及、以色列都表示接受停火，但以军的进攻却没有停止。同时，以军向北推进，企图攻占伊斯梅利亚，包围埃及第2军团，但未能成功，以军又集中兵力，回师南下，迂回包围第3军团。23日凌晨，以军沙龙旅，依靠夜间偷运过河的人员和物补给，向阿塔卡地区发动猛攻，当日晚，以军占领苏伊士城郊外的炼油厂，切断了苏伊士城西南和南面第3军团部队的联系，基本完成了对埃军第3军团大部分部队的包围。24日，双方实现停火。

 

 

在北线，叙、以双方在第二阶段末期形成对峙后，以军于10月22日出动1个伞兵旅，夺取了叙军在戈兰高地的最后一个阵地老山头。叙军随后发动多次反击，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成效不大，双方仍处于对峙状态。24日，叙以宣布正式停火。

 

 

这场战争历时18天，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共投入兵力约110万人，坦克5500多辆，作战飞机1500多架。战争结果，阿拉伯国家死亡约2万余人，被击毁坦克2000余辆，损失飞机约400架；以色列军队死亡5000多人，损失坦克1000多辆，飞机200架。双方战争消耗在50亿美圆以上。通过这次战争，埃军收复运河东岸纵深10—15公里，南北长192公里的土地，面积为3000多平方公里。以色列新占运河西岸埃及领土1900余平方公里和叙利亚戈兰高地以东440平方公里的领土。

（摘自《战后世界重大军事事件始末》，谢朝晖、罗庆旺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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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为“斋月战争”、“十月战争”、“赎罪日战争”，是指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于1973年10月6日向以色列发动的战争。

 

 

1967年六·五战争爆发前，纳赛尔高喊“消灭以色列”和“解放巴勒斯坦”的口号。这些口号作为政治目标一清二楚，调动了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参战热情，但是作为军事目标则显得空洞无物。“由于军队不知道应达成的军事战略目标是什么，只是盲目地向西奈半岛集结”，结果纳赛尔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导致了六·五战争失败和大片国土的丧失。所以，“军队不是六天战争失败的原因，而是牺牲品。”

 

 

六·五战争结束后，纳赛尔在血淋淋的教训面前再也不敢空喊“消灭以色列”的口号，实事求是地把收复西奈半岛作为压倒一切的战略目标。但刚刚重建的埃及军队哪里是以色列的对手，纳赛尔一直到死也未能实现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梦想。萨达特就任总统的同时，也继承了收复失地的庄严使命。他知道埃及军队的总体实力尚不能同以色列抗衡，特别是在苏联一再拖延武器供应的情况下，埃及不可能收复西奈半岛。因此萨达特接受了罗杰斯倡议，提出了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设想。但以色列凭借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对和谈开价过高，令埃及难以接受。美国是唯一可以左右以色列的大国，但它不愿对以色列施加压力。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1969-1974）在1973年2月和4月两次会见埃及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他说：“我希望萨达特作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把事情建立在希望和幻想之上。现实说明你们是战败者，你们不能要求战胜者所要求的东西。你们必须做出某些让步，以便美国能够帮助你们。”有鉴于此，萨达特认为：“除非我们在军事上扭转局面，否则永远也不会在政治上解决问题。”他决心诉诸战争，用武力来说话。当时流行的一个著名口号--“没有声音比战斗的声音更响亮”，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反映。

 

 

 

此外，埃及国内和阿拉伯世界的舆论都强烈呼吁开战。六·五战争不仅使埃及人民蒙受了奇耻大辱，整个阿拉伯民族都感到脸上无光。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无不渴望收复被占领土，洗刷失败的耻辱，打破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同以色列之战是挽回名誉之战，是正义之战”。从1968年到1973年的五年中，埃及为准备作战花费了80到90亿美元。“这对埃及人民说来，是厉行节约和作出牺牲的时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这样无限期地忍受下去。”同一时期埃及政府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1.1%用于军事开支。人民群众含辛茹苦，默默忍受，如果不采取军事行动，恐怕无法向人民交待。1972年2月开罗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准备向以色列开战，清除亲美分子。随后工人又举行了一系列罢工，支持学生们的要求。萨达特对这些情况了如指掌，懂得开战是摆脱诸般困境的唯一选择。

 

 

然而高级军官们对开战疑虑重重，害怕埃及再次被以色列打败。1972年10月24日，萨达特召开高级军官会议，试图解决“打还是不打”的争论，牢固树立“打”的思想。国防部长萨迪克提醒：“以色列可能随时向我们发动进攻，……摧毁现在对以色列构成极大威胁的埃及及其武装部队。”国防部副部长哈桑担心：一旦开战，“结局可能是，以色列将处于比现在更强大的地位。”萨达特开导说：“国内许多人仍然对将要打仗表示怀疑。如果我们止步不前，国内情况将会恶化。我们必须冒适当的风险。”中央军区司令哈比尔不客气地反问：“适当的风险？为什么？为什么不完全避免风险呢？”萨达特对这三位高级军官的怯战态度十分恼火，下令解除了他们的职务，任命艾哈迈德·伊斯梅尔为新的国防部长。

 

 

伊斯梅尔采纳了总参谋长萨阿德·沙兹利制订的“有限进攻战略”。沙兹利本人对“有限进攻战略”的解释如下：“我们无力发起大规模攻势去歼灭西奈半岛上的敌军重兵集团，或者迫其撤出西奈和加沙地带。我们的力量只允许我们发起有限的进攻。我们的目的可以是跨过运河，摧毁巴列夫防线，然后采取守势。”沙兹利的理由是：埃及空军力量明显弱于以色列，没有制空权是难以取胜的；埃及的萨姆导弹射程有限，只能为十英里以内的埃及部队提供保护。沙兹利的“有限进攻战略”被萨达特批准，成为十月战争总的战略目标。1973年10月1日，萨达特对国防部长伊斯梅尔下达了作战指令，其中说：“这种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使以色列遭到最大可能的损失，使它相信继续占领我们的领土将要使它承担不能支付的代价。”

 

 

所以，萨达特发动十月战争决不是为了实现阿拉伯民族“消灭以色列”和“解放巴勒斯坦”的伟大理想。萨达特和他的高级将领甚至对收复自己的国土--西奈半岛也没有信心，只是想“根据武装部队的能力，通过军事行动，向以色列的安全理论挑战”，让以色列明白：埃及不会屈服于它强加的条件，不会放弃自己的国家领土和主权。萨达特希望通过“向以色列提出挑战可能产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逐步导致从根本上改变敌人的思想、心理和侵略的意向。”一句话，改变以色列的傲慢姿态，迫使它同埃及进行和平谈判。因此，笔者认为十月战争是萨达特和平战略的一部分，其基本目标是“以战促和”。

 

 

1973年10月6日埃军向以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摧毁了巴列夫防线，跨过了苏伊士运河，在东岸大约10公里以内的区域建立了桥头堡。十月战争初期，埃军在战场上进展顺利，以军处境艰难，被迫向美国求救，“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以军凭借美国空运的新式武器装备和卫星拍摄的战场形势图片，不久转败为胜，从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的结合部插入，渡过了苏伊士运河，占领了运河西岸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缺口”，直接威胁到首都开罗的安全。埃军多次试图肃清缺口之敌，均未成功，埃及第三军不幸被以军包围。萨达特在这种危险时刻，被迫用接受停火的方式来挽救局面。他于10月22日宣布接受安理会338号停火决议，“因为我不允许我的军队再一次遭到毁灭，不许我的人民，人民的财产遭到毁灭。”阿萨德强烈反对停火，但在埃及接受停火的情况下，叙利亚不可能单独战胜以色列，因而也不得不接受停火。

 

 

苏联作为埃及和叙利亚武器装备的提供者，担心埃、叙再次被以色列打得一败涂地，损害苏联的声誉和利益，故此呼吁美国敦促以色列停火。美国害怕以色列一意孤行导致美苏直接对抗，因而也对停火格外热心。10月21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基辛格（1973.9-1977.1）在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签署美苏停火协议。安理会在美苏停火协议的基础上于10月22日通过了著名的第338号决议，要求有关各方立即就地停火，停火后立即开始执行242号决议的所有内容，用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在中东建立公正与持久的和平。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对停火协议火冒三丈，迫于美国的压力也不得不接受。

 

 

埃以虽然都宣布接受338号决议，但战场上的军事行动并没有立即停止，以色列仍想消灭被围的埃及第三军2万多人，埃军坚持顽强抵抗。安理会又于10月25日通过339号决议，要求埃以回到10月22日的停火线，并决定向中东派遣联合国紧急部队。在美苏的强大压力下，10月27日埃以最终实现了停火。停火虽然实现了，但埃及第三军和苏伊士城仍被以军包围，面对面的军事对峙仍有可能演变为新的武装冲突。

 

 

1973年12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日内瓦发起召开“中东和平会议”，埃及、以色列、约旦派代表出席，叙利亚拒绝参加。因与会各方分歧太大，日内瓦和会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基辛格于是亲自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来回穿梭游说，终于使双方在1974年1月18日签署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协议规定埃及和以色列严格遵守安理会停火协议，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和准军事行动；规定缺口地带的以军撤回到西奈半岛；在埃及军队和以色列军队之间部署联合国紧急部队。这意味着以色列默认了埃及对苏伊士运河以东部分领土的收复。埃以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对叙利亚产生了极大压力，阿萨德被迫降低了与以色列脱离接触的要价。在基辛格的努力下，叙以也在1974年5月29日达成了脱离接触协议。

 

 

埃以虽然签署了第一个脱离接触协议，但埃以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没有结束，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1974.5-1977.4）担心埃及很可能为收复整个西奈半岛而再次发动战争，故愿意向埃及做出一定让步。1975年2月7日，拉宾对美国记者表示：“为换取埃及许诺不诉诸战争，不依赖使用战争武力的威胁，进而努力达到真正的和平，埃及人甚至可以得到山口和油田。”拉宾所说的山口和油田是指米特拉山口、吉迪山口以及阿布鲁迪斯油田，它们位于苏伊士运河以东大约50-60公里一线，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埃及志在必得的天然防线。

 

 

萨达特见拉宾愿意让步，便同意基辛格再次来中东穿梭斡旋。1975年3月基辛格在特拉维夫和阿斯旺之间飞来飞去，由于拉宾政府软弱涣散，内阁成员缺乏统一立场，基辛格20多天的穿梭外交未能取得任何成果。萨达特不等下一轮埃以谈判开始，便主动宣布将于1975年6月5日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埃及重开苏伊士运河，为国际远洋运输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了全世界的普遍赞誉。以色列在国际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在美国总统福特（1974.8-1977.1）和国务卿基辛格的压力下，拉宾政府被迫于1975年9月1日同埃及签署了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协议规定：中东的冲突不应当使用武力来解决；埃以双方互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埃及允许以色列非军用物资通过苏伊士运河。

 

 

阿萨德既不愿叙利亚同以色列孤军作战，又不愿向以色列让步太多，因此他反对埃及与以色列达成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他多次与萨达特协调立场，都未能获得成功。埃以签订第二个脱离接触协议后，阿萨德批评该协议是“向以色列占领的投降，完全屈从于以色列的要求……是1948年以来破坏阿拉伯斗争的一个严重的和危险的企图”。他和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一道指责萨达特是“阿拉伯事业的叛徒”。1975年12月11日，阿萨德又和约旦国王侯赛因一道发表联合公报，认为“对阿拉伯民族问题的部分和单独解决办法只会有利于敌人，而不会给阿拉伯民族带来任何真正好处。”

 

 

在阿拉伯世界的压力面前，如果不是萨达特坚持和平路线，两个脱离接触协议显然是难以达成的。萨达特为了让以色列人认识到他的和平诚意，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以色列政府原来准备通过基辛格不惜以任何代价赎回留在埃及的39具以军官兵的尸体，但萨达特慷慨和无偿地交还了这些战争炮灰。又如在要不要重开运河以及重建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塞德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问题上，萨达特曾说：“为了和平，我对一切可能发生的的事甘冒风险，赌博、困难，以至于人们为争取和平而可能面临的一切危险。”萨达特之所以致力于和平战略，是因为他懂得，阿拉伯人不可能通过战争消灭以色列和收复被占领土。道理很简单，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坚定地支持以色列，而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却不愿全心全意地支持阿拉伯人。萨达特不止一次地表示：“我过去说过，现在仍然这样说，纸牌的百分之九十九控制在美国手里，尽管这使其他人感到很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