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是阿以双方的一个转折点。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仍未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此后阿拉伯人感到用武力抹煞以色列已几乎不太可能，阿方领导人转向现实主义的想法，开始谋求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道路。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也受到相当的损失，感到以往单纯用军事手段消除阿拉伯威胁的做法，不会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和平。以方领导人也产生了用放弃一部分占领土地的妥协，来换取与阿拉伯和平的想法。此后阿以之间开始走向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道路，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由于双方的立场悬殊太大，和平谈判的道路仍是困难重重。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除了在军事上进攻以色列外，又试图用石油作武器，发起了石油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两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10国召开会议，决定对军事经济援助以色列的国家以及同情以色列的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日本等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高达100%，所以日本赶紧撤回以往暧昧不清的中东立场，表明支持阿拉伯国家。
日本政府宣布关于中东问题的三点原则：“一、以色列应该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全面撤军；二、国际社会要本着公正的原则解决中东问题；三、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1973年12月，阿拉伯产油国正式承认日本为友好国家，解除对日本的石油禁运。石油战争虽然收到一些效果，但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产业单一，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石油工业，所以石油禁运对阿拉伯各国自己的经济打击也很大，难以长久维持。石油战争只持续了几个月，阿拉伯国家就不得不重新开始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石油。但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暴涨，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远远大于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击，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借债购买昂贵的石油，这后来发展成为一些贫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债务问题。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付出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实现收回被占领土的战略目标，甚至没有得到战争的主动权，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争也没有收到预期结果。此后，埃及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打败以色列开始产生怀疑，埃及人也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埃及之所以要与以色列打仗，完全是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本来并不想与埃及作战。如果埃及不是基于阿拉伯大义主动向以色列挑战的话，埃、以双方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从埃及本国的利益出发，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是有益无害的，埃及人何必为了巴勒斯坦人去流血？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世界处于国际主义的高潮阶段。那时不仅苏联到处对外援助、输出革命，中国也勒紧腰带无偿援助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中国为朝鲜、越南等其他国家而付出过很大代价。1970年代后期，苏联、中国等对无底洞似的外援感到疲倦，开始从国际主义路线上后撤，转向利益优先的爱国主义。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也大大后退，本国利益第一的爱国主义思潮抬头。
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考虑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1977年美国新总统卡特上台，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此以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前国务卿基辛格制定的扼制苏联战略，即把以色列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展的马前卒。卡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对苏缓和”与“人权外交”新政策。卡特批评基辛格的中东政策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没有从人权观点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问题。
卡特大幅度修改了基辛格的以色列一边倒中东政策，考虑建立平衡阿以双方利益的新中东政策。1977年3月，卡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以色列应该撤回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停战线，巴勒斯坦人应该返回自己的故乡。”面对美国的新中东政策，以色列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在和平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色列开始通过罗马尼亚的外交渠道，秘密与埃及接触，试探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埃及也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想谋求和平环境，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建设。所以埃以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和平谈判的意向。
以色列同意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归还所有占领埃及的领土，而埃及的回报则是放弃消灭以色列的阿拉伯大义，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共处的共存关系。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宣布访问以色列，这在阿拉伯世界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阿拉伯联盟的盟主埃及，居然背叛他们共同立下的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誓言，单独与以色列讲和。”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愤怒了，萨达特在访问以色列前曾到叙利亚访问，试图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解释埃及的立场，萨达特和阿萨德的会谈最后变成激烈的争吵，两国长期亲密的友好关系绝裂。1978年12月在叙利亚召开的第九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到会的诸国强烈谴责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诸阿拉伯国家纷纷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阿拉伯联盟也开除了埃及的会员国资格。此后叙利亚和伊拉克暗中较劲，争当阿拉伯联盟的新盟主。
1978年9月6日，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最高首脑会议，埃以双方签署了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将埃及的西奈半岛返还，埃及则允许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1979年3月埃以双方正式签署和平协议，1980年1月，埃以双方互派大使，建立外交关系。萨达特本来还想在“戴维营协议”中加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内容，以表示他没有忘记阿拉伯的大义，但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最后只是在形式上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
1978年12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决议，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承认。对于“戴维营协议”，以色列无疑是欢迎的。因为以色列从在巴勒斯坦建国开始，就面对被周边阿拉伯邻国武力消灭的巨大压力。阿拉伯世界中最有影响的大国埃及承认以色列存在，阿拉伯对以色列的包围圈就此分裂瓦解，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大大减轻。而且没有埃及参加，阿拉伯国家再次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武装进攻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以色列的安全感大为增加。
对于其他阿拉伯诸国来说，埃及背叛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埃及脱离反以色列阵营不仅造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而且以色列与埃及讲和后，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土返还问题（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等）的关心大为减弱，实际上在埃以和谈后，以色列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谈判就处于停滞状态。埃及本国的激进泛阿拉伯主义者，也对萨达特总统的背信弃义感到愤怒。1981年10月6日在开罗举行的阅兵式上，一群士兵突然向主席台上的萨达特开枪，萨达特当场死亡。萨达特总统遇刺后，副总统穆巴拉克当选总统。
穆巴拉克上台后，基本保持了萨达特的对以和平、对美加强关系的外交政策，但也注意改善与阿拉伯诸国的紧张关系，埃及与阿拉伯诸国的关系有所缓和。1979年，不安定的中东地区又发生了另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伊朗革命。巴列维王朝执政的伊朗，与美国的关系非常亲密，是美国在中东的桥头堡。伊朗本是一个拥有众多虔诚信徒的伊斯兰国家，可是1960年代以后，巴列维国王在伊朗进行大胆激进的西方式社会改革，引起了伊斯兰势力的强烈不满。1977年开始，伊朗各地开始出现反政府运动，1978年下半年反政府运动达到高潮。1979年1月，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因反对国王而流亡国外的伊斯兰精神领袖霍梅尼返回伊朗。1979年4月霍梅尼宣布成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义为立国准则，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伊朗革命大大改变了中东的势力格局。在巴列维国王时代，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最可靠盟国之一，伊朗也是以色列的友好国家，在阿以战争中站在以色列一方。而伊朗革命后，伊朗成为最强硬的反美国家之一，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实力受到相当影响。同时伊朗也与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成为以色列的敌对国家。伊朗新政权使美、以感到不安，但也使不少阿拉伯国家感到不安，因为伊朗要输出革命，这使中东许多王制国家不免产生危机感。1981年5月中东六国成立“阿拉伯湾互助会”，共同防卫伊朗的威胁。伊朗新政权要求美国引渡逃到美国的前国王，但被美国拒绝，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使馆，扣留了52名美国人质，霍梅尼宣布支持学生们的行动，此后美伊两国关系陷入危机。卡特总统试图派特种部队潜入德黑兰强行救出人质，但营救人质作战失败。美国人质一直到1981年1月才被释放，但人质获救靠的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伊拉克总统侯赛因。1980年9月下旬，伊拉克出兵伊朗，两伊战争爆发，伊朗迫于战争压力，避免四面树敌，释放了美国人质。
两伊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领土问题。伊朗和伊拉克是邻国，边境争端自古就有。伊朗在巴列维国王时代，拥有中东最强的军队，号称“中东警察”。1975年，伊拉克在伊朗和美国的压力下，被迫签署了有利于伊朗的边境条约。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与美国恶交。伊朗失去美国的支持与援助，军事力量大为下降。于是侯赛因宣布1975年的边境条约无效，出兵试图收回划给伊朗的领土，引发了两伊战争。除了表面的领土问题外，两伊战争的爆发还有内部的深沉原因。伊朗与伊拉克虽然都信仰伊斯兰教，但两国的民族不同，伊朗属波斯民族，讲波斯语；而伊拉克属阿拉伯民族，讲阿拉伯语。另外两国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不同：伊朗领袖霍梅尼持复古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拉克总统侯赛因是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人，持近代的泛阿拉伯主义。霍梅尼上台后，公开扬言要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侯赛因的伊拉克政府则是远离宗教的政教分离国家，不能容忍在伊拉克建立政教合一宗教政府的企图。由于伊拉克是伊朗的紧邻，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的首当其冲就是伊拉克。
因此侯赛因想趁火打劫，趁伊朗新政权还没有站稳脚跟，出兵推翻霍梅尼政权。同时侯赛因也想通过打败伊朗来树立他在阿拉伯国家的威信，接替埃及作阿拉伯联盟的盟主。但侯赛因的计算失误，伊朗虽然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伊朗军队仍有强大的战斗力，伊拉克的进攻受到顽强抵抗，两伊战争进入相持局面。以色列也利用伊拉克忙于两伊战争之际趁火打劫，1981年6月，以色列突然出动飞机炸毁了法国援助伊拉克建造的核电站，以色列认为该核电站有可能被伊拉克用来制造核武器。
两伊战争中，除了叙利亚和利比亚这样的革命国家支持伊朗外，多数阿拉伯王制国家害怕伊朗的革命输出，希望伊拉克成为伊斯兰革命的防波堤，所以支持侯赛因，向伊拉克提供经济援助。美国因为与伊朗恶交，也支持侯赛因，向伊拉克提供军事援助。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有较多的国际支持。1987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598号决议，要求两伊立即无条件停战。伊拉克当即宣布接受这项决议，但伊朗拒绝接受，两伊战争继续进行。此后，两伊战争的战场从两国边境地区的阵地战转变为“袭城战”，双方使用大量导弹袭击对方的城镇、石油设施和港湾设备。“袭城战”搞得双方损失惨重，不得不坐下来停火谈判。1988年8月，两伊战争在稍利于伊拉克的情况下停战。此后伊拉克以“伊斯兰革命的防波堤”的名义，接受欧美国家的援助，逐渐成为中东新兴的军事大国，这是后来海湾战争的远因。
两伊战争虽然减缓了伊斯兰革命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但也造成了阿拉伯国家的分裂。叙利亚和利比亚支持伊朗，不仅伊拉克与他们断交，其它中东国家也与他们的关系急速冷却。两伊战争后，中东的几个阿拉伯大国：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约旦、利比亚等国之间，已是各念一本经，失去了互助协力的关系，纳赛尔时代的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形势一去不复返。此后，约旦、叙利亚等国也出于本国利益，纷纷单独与以色列交涉谈判，情况对以色列越来越有利。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使美国把注意力转向抗衡苏联的扩张威胁上，新上台的里根总统一改卡特前总统的对苏缓和政策，采取对苏强硬立场，提出“星球大战”等对抗苏联的战略计划。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中东问题的关心程度大为降低，形势对阿拉伯国家更为不利。另外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与苏联近邻的阿拉伯国家也感到苏联的威胁，联美抗苏的思想抬头，阿拉伯人的反美思潮有所后退。
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1980年代是寒冷的年代。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们，正在淡忘“阿拉伯大义”，不再把解放巴勒斯坦当作他们的义务，巴勒斯坦问题已不再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问题，而变成了单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问题。阿拉伯国家纷纷承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支持越来越少。第一个抛弃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阿拉伯国家是约旦。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约旦对巴解组织是支持的，不仅提供资金，还在约旦境内为巴解组织设置训练基地。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约旦国王侯赛因看到以色列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害怕巴解组织的活动造成以色列入侵约旦的借口，开始限制约旦境内巴解组织的活动，并请巴解组织自重。但巴解组织并不理会侯赛因国王的劝告，他们不仅在约旦与以色列的边界附近展开游击战，而且还在国际上频繁制造恐怖主义活动，1970年，巴解组织劫持了四架西方客机到约旦着陆。
在此情况下，侯赛因国王决定动用武力把巴解组织驱逐出境。1970年9月，约旦军队向境内的巴解组织发起进攻，将巴解组织赶出了约旦。巴解组织被逐出约旦后，将活动基地转移到黎巴嫩。黎巴嫩是一个人口只有300万左右的小国，但却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信徒混住的多宗教国家（51％信奉伊斯兰教，49％信奉基督教）。另外伊斯兰教徒又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情况更加复杂。黎巴嫩的宪法规定：国家最重要职务的总统、总理和国会议长，分别由基督教徒、伊斯兰教逊尼派教徒和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担任，所以黎巴嫩政府是一个各派争吵不休的软弱政府。1970年9月约旦当局镇压巴解组织后，巴解总部所领导的游击队主力1万余人从约旦转移到黎巴嫩境内，在黎巴嫩南部建立营地，逐步控制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成为“国中之国”。巴解组织不时对以色列进行袭击，在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巴解游击队更是协助埃及、叙利亚部队，袭击以军基地、仓库和雷达站等军事设施。
1973年4月，以色列派特种部队潜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暗杀巴解组织干部。1978年3月，以色列以报复巴解游击队为由，出兵入侵黎巴嫩南部地区。3月1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派联合国部队进驻黎巴嫩南部地区，帮助黎巴嫩政府恢复对南部地区的控制。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转移到黎巴嫩后，得到黎巴嫩伊斯兰教派的支持，但却遭到黎巴嫩基督教派的反对。
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境内建设巴勒斯坦人的学校、医院，巴解游击队的士兵背着枪大摇大摆地走在黎巴嫩大街上，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此外巴解组织还直接支持黎巴嫩的伊斯兰教派，这些都引起黎巴嫩基督教派的强烈不满。终于在1975年4月，爆发了基督教派与伊斯兰教派之间的黎巴嫩内战。基督教派民兵在战争初期稍占上风，但伊斯兰教派民兵在巴解游击队和叙利亚的支持下，逐渐扭转了战局。
1975年10月，黎巴嫩、叙利亚、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召开6方会议，决定组成以叙利亚军为主力的阿拉伯维和部队进驻黎巴嫩。此后，黎巴嫩内战逐渐平息，但黎巴嫩的基督教派对叙利亚的干预不满，基督教民兵与叙利亚军之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
1982年发生了以色列驻英国大使遭巴解组织恐怖主义分子刺杀事件，恰值1982年爆发英阿马岛战争，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集中于马岛战争上，以色列乘此时出兵可以减少世人的注意力。1982年6月6日，以色列以驻英国大使遭巴解组织刺杀为由，出动陆海空军10万多人，对黎巴嫩境内的巴解游击队和叙利亚驻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占领了黎巴嫩南部。这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最大的一次战争，也被称为“第五次中东战争”。
第五次中东战争后，巴解组织的实力大为减弱，而阿拉伯诸国对巴解组织的支持也只停留在形式上。在此情况下，巴解组织不得不谋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1988年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做出了无奈的决定，宣布接受联合国1947年分割巴以的181号决议，成立巴勒斯坦国，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当然反对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少，人们嘲笑说：“承认了以色列还叫什么解放组织？”阿拉法特宣布承认以色列10天后，巴解组织的激进派在苏格兰上空制造了泛美客机爆炸案，让阿拉法特十分难堪。到1990年，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大义已是被人遗忘的历史，俄国、中国等以前支持阿拉伯的国家，也开始对中东问题持旁观态度。就在此时，伊拉克侯赛因总统出兵吞并科威特，引发海湾战争。侯赛因重新提起阿拉伯大义：如果以色列遵照联合国的242号和338号决议，从阿拉伯被占领土上撤军的话，伊拉克就从科威特撤军。巴勒斯坦人感谢侯赛因，他没有忘记阿拉伯大义，没有忘记巴勒斯坦人。尽管支持伊拉克使巴解组织陷入国际上的孤立，巴解组织还是宣布支持伊拉克。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领了大片阿拉伯国家的领土。196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42号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占领土地上撤军，但以色列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虽然收回了部分被占领土，但大部分被占领土仍然控制在以色列手中。1974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338号决议，重申以色列应遵从242号决议，从占领土地上撤军，以色列仍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拒不执行联合国的撤军决议，美国就召集多国部队武力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为此阿拉伯人感到不平：“为什么以色列拒不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美国就放任不管？美国对待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完全是采用双重标准。”
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惨败后，巴解组织更陷于孤立无援的地步。此后，巴解组织不得不依靠美国与以色列谈判，争取巴勒斯坦的“自治”。但美国本来就是亲以色列的，所以巴解组织在谈判中不得不做出大量让步。巴解组织中的强硬派反对阿拉法特的过分让步，他们在巴勒斯坦不停制造恐怖主义活动，试图阻碍阿拉法特的巴以和谈。由于反对阿拉法特的巴勒斯坦人很多，阿拉法特与以色列达成的协议，往往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进入二十一世纪，阿拉伯人对前途更加悲观。阿拉伯人明白：阿拉伯要想站起来，要想在世界上得到尊重，就必须团结起来。而当前的阿拉伯世界却是一盘散沙，阿拉伯社会的道德下降，阿拉伯政府的无能，阿拉伯国家间的内斗，都让阿拉伯人感到伤心和失望。他们怀念1950年代、1960年代阿拉伯人团结一致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力量抬头了，这就是本拉登为代表的泛伊斯兰主义团体。
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团结阿拉伯人的一种新兴力量，阿拉伯人从拉登身上似乎又看到阿拉伯统一的希望。拉登明白，要使阿拉伯人团结起来，靠现状不行。必须要有一个契机，有一个共同的危机感，才能使阿拉伯人团结起来。拉登的组织发动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就是意在制造这样一个契机。拉登当然知道，他挑发了超级大国，美国不会轻易放过他。布什总统已经说过，一定要抓到拉登，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拉登已经做好死的觉悟。美国空袭阿富汗之后，新闻中播放的拉登录像讲话，某种意义上就是他最后的遗言。
拉登说：“对于美国人，我有以下进言：我对真主起誓，除非巴勒斯坦人民能够享受到和平，除非所有的异教军队撤出伊斯兰领土，重还真主安宁，否则美国人将永远不知和平为何物。”拉登的讲话让巴勒斯坦人感动，也让很多阿拉伯人感动：拉登重新提起了被人遗忘的巴勒斯坦问题，重新举起了阿拉伯的大义。如果拉登死了，他是为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而死，是为阿拉伯世界的统一而死，是为伊斯兰的圣战而死，对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来说，拉登当然是一个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