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秘密交易 雅尔塔东西抗衡
公开分裂 高丽国南北对峙
菜板上，
切腊肉，
有肥又有瘦。
你吃肥，
我吃瘦，
剩下的啃骨头。
——中国四川民谣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二月四日，同盟国三巨头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休养胜地雅尔塔聚首。
三个人在仗打得惊天动地的当口凑到这儿来，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度假。
他们是来研究战局，筹划胜利，论说功劳的。
也是来做买卖的。
此时此刻，对同盟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一片大好。
在欧洲战场，苏联红军已进抵奥得河，解放了西里西亚要地奥帕林；美英军队也进展神速，攻占了圣维斯，迫近齐格菲防线。意大利早就竖起了降旗，希特勒连招架之功都快没啦。东方的日本，不仅在海上被美利坚合众国的海空力量打得焦头烂额，在东南亚的陆战战场也被中美英三国联军打得节节败退，大批的陆军主力又在中国大陆深陷泥潭难以自拔，无法向各个战场机动。那口吊着的气儿，也早就喘不匀了。
仗打到这个份上，连毛孩子都看得出来，法西斯轴心国已走到穷途末路，彻底没戏了。那会儿，就连电影《小兵张嘎》里张嘎那样刚经过二里半长征的小八路，在地头村口给南来北往的老少爷们儿作宣传鼓动时，那口径也都是不折不扣地被统一在一个得意洋洋的调门儿上：
“希特勒就要完蛋啦，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在日本鬼子手下混伪事儿的人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土八路现在闹腾得越来越厉害啦，那炮楼里的皇协军、治安军官兵也经常得到这样的警告：
“别看如今闹得欢，看你往后拉清单！”
汉奸们都很明白，日本皇军这棵大树，要倒啦！
按理，这该是寰球同乐，额手相庆的时候了吧？
虽然麻麻烦烦吵吵闹闹，但好好歹歹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终究一起过来了，而且眼瞅着就要共享胜利果实了，该和和美美客客气气一块好好商量着办事了吧？
可是不！
越接近胜利，各同盟国的盟友们心里也就越是不踏实。昔日里劲往一处使的同一条战线上的盟友们，现在一个个都成了乌眼鸡，一只眼睛盯着穷途末路的对手，另一只眼睛则盯着对手的家当，恨不能都搂抱了过来全归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在这当口的三巨头聚首，花在作战上的心思，肯定不会比花在分配胜利果实上的心思更多——后一件事情显然比前一件更迫切，更重要，也更费脑汁。
我们还可以想见，三巨头舒适地坐在前沙皇豪华的避暑行宫里，一面开心地品着香槟酒，一面拿那些被当作胜利品来分配的国家做筹码，彼此讨价还价的时候，一定充满着一种主宰他人命运的志得意满！
不是吗？
请看半年前的1944年秋天，斯大林和丘吉尔就曾在茶余酒后的笑谈之间，决定了东欧各国未来的命运。
丘吉尔后来回忆说：
我用半张纸把下面这些写了出来：
罗马尼亚
俄国 90%
其它国家 10%
希腊
英国（连同美国） 90%
俄国 10%
南斯拉夫 50%～50%
匈牙利 50%-50%
保加利亚
俄国 75%
其它国家 25%
我把这半张纸推到斯大林面前，当时他已经听到了译员的翻译。然后是片刻的沉默。接着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划了一个大勾。随即将纸片递还给我。一切都决定了，所费的时间并不比写这张纸的时间更多①[①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六卷·胜利与悲剧》]
看看，多么简单，多么轻松，多么随意，多么洒脱！想都没想过是不是该跟当事国打个招呼，合计合计，商量商量——哪怕是冒一下这个念头！哪怕是做一下这个样子！
这，就是世界政治。
在这简单、轻松、随意、洒脱背后起作用的，只能是彼此的实力——它在政治格斗中具有勿庸置疑的最高权威。
而现在，轮到罗斯福跟斯大林来做打败日本后划分亚洲势力范围的交易了。
这个时候，欧洲战场虽然大局已定，亚洲的事情却还未完全见分晓。日本海军虽然被美国海军打得焦头烂额，可陆军主力还依然完整，全部兵力加起来还有约700万人。美国原拟由3个军组成的第六集团军于1945年底在日本九州登陆，举行“奥林匹克战役”，另一个由6个师组成的集团军于1946年在本州登陆，举行“皇冠战役”。可麦克阿瑟在太平洋岛屿作战中跟日本人一交手才知道，这仗并不是那么好打的，日本武士没有欧美军人那种一见形势不妙就举手投降的习惯，美国大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进攻塞班岛，3万多日本士兵“玉碎”，但也拉了两万多名美国青年垫背；夺占硫磺岛，两万多顽抗的日本鬼子毙命，却也让进攻者付出了同样的代价。照此一盘算，“奥林匹克”也好，“皇冠”也好，都不是好玩的事，得准备付出100万美军的伤亡代价，才能占领日本本土，而且到时候战争还不一定能结束。
而对于养尊处优的美国人来说，100万是个很可怕的数字。
那时候，美国人还不敢指望那两颗成败还没边没谱的原子弹，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给罗斯福当副总统的杜鲁门当时就蒙在鼓里。
当然，还有一件最担心而又最不便明言的事，那就是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威廉·哈里曼后来所坦言的：
存在的巨大危险是苏联可能袖手旁观，而等我们牺牲了大批美国人生命，打败日本之后，红军长驱直入满洲和中国北部大片地区。……罗斯福总统力图使斯大林先前所谈的一般保证化为俄国尽早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明确行动，限制苏联在东方的扩张和取得苏联对中国国民党政府的支持。
面对这种颇有些微妙的形势，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这会儿的全部心思，就是怎样说动**在欧战结束后来亚洲搭把手，让美国人少流些血，多取些巧。
美国人钱一多，血就变得金贵起来！
不过罗斯福也知道斯大林不是个好相与的角色。
虽然在这次大战中，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有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毁于战火，2 700余万国民丧生，工业生产能力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5，但站在他身后的经过卫国战争严峻考验的1 136万大军还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
面对这样一个冷峻的人和这个冷峻的人手中的冷峻力量，任何簧口利舌之下的花言巧语都显得苍白无力，说出来只能适得其反。真正要想打动他，只能在求助的同时，捧上裹着厚厚黄油的利益蛋糕。
罗斯福面临的是这样的难题：
既要让斯大林尝到甜头，又不能让他把糖罐子抱到手。
得让他出重拳狠揍日本人，还不能让他把全部功劳都给揽了去，更不能让他挟胜利之势把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漫延开来。得让他们替养尊处优的美国青年把血流了，还要承认美国在未来亚洲问题上的支配地位。
这的确是个很考水平的难题。
这种思维在与苏联利益相互冲撞后的结果，必然是苏美双方在战后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分配上讨价还价，而交易的对象当然是敌国的财产，以及那些尚在大国政治漩涡中挣扎的国家。
甚至包括战胜国中国。
现在的人们不禁要问，中国不是“四强”么？讨论亚洲战后格局，怎么能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的主力中国参加？而且不光是没有参加，反倒荒唐地成了别人的交易筹码？
苏美两国拿着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相互讨价还价，一直对当时的中国政府封锁消息，瞒天过海达4月之久。罗斯福从黑海边回到美国向国会作报告，竟然公开撒谎说雅尔塔会议只讨论了欧洲问题，而与亚洲太平洋地区无涉。
参加过雅尔塔会议的英国职业外交家查尔斯·波伦后来也说：
“对雅尔塔协定的中肯批评是：它是背着我们的中国盟友签订的。”
既糊弄中国人，也糊弄美国人。
后来蒋介石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到雅尔塔分赃会议的主要内容，不由地怒火中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惟如此可以断定此次黑海会议对日作战已有定议。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已成梦矣！
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假眉三道地将雅尔塔会议内容通报给中国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愤愤然却又无可奈何地说：
“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密约，我中华民国没有参加，在法律上不受其约束，但在事实上，美国对苏和对华政策所加于谈判的影响之大，却无可讳言。”
无独有偶，斯大林对他意识形态上的盟友中共也是这样。
中共是在苏联出兵以后才得知雅尔塔分赃会议的结果。
这难道就是战胜国之一的大国应该享受的待遇？
的确，1943年秋天，是罗斯福竭力说服了极不情愿的丘吉尔，经斯大林点头同意，给中国戴上了一顶“大国”的帽子，宣布将中国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四强”。
但无论是从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贡献，还是付出的牺牲来衡量，中国成为“四强”完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八年，日本就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建立了以傀儡皇帝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把中国的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从那时起，中国东北人民就在白山黑水之间开展了历时14年的局部抗战。无数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恶劣环境中，坚持战斗，把一腔热血洒在了这片黑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各党各派的力量组成的东北抗日联军，曾经屡屡给日本关东军以重创，在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黑土地的同时，也屏障了苏联的远东地区。他们为自己的祖国，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争取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
即使以欧洲战争爆发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起点，中国也先于世界各国，与法西斯集团进入浴血恶战。当苏联还在观望，美国标榜中立，英法鼓吹绥靖的时候，中华民族已经投入全民族全面抗战，与日本陆军主力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子出来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了。即使以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从而引发欧洲战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也已经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苦苦撑持了两年有余。
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区的主力，中国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坚持八年抗战的。中国战场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牵制了百万日本陆军主力，使其既不能北上攻击苏联，也不能南下增援太平洋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微缩成一次战役来看待，那么我们在作战地图上就可以看到，直捣法西斯老巢的苏美英等国军队，就是左冲右突独揽风光的“箭头”——执行突击和进攻任务的部队；而在与日本军队殊死搏战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则是啃骨头拼消耗的“扁担”①[① 在作战地图上的防御的标号形似扁担，突击和进攻的标号都是箭头。]——担负阻击、牵制任务的部队。
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罗斯福在那困难重重的1942年也说：
“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挎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割吞埃及，斩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①[①[美]小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中译本，新群出版社，1949年版，第49页。]
的确，没有任何一个兵家只承认突击进攻而不承认牵制防御。
这个时期的罗斯福，唯恐那位惯骑两头马的蒋介石跟日本人勾勾搭搭，在千方百计地让蒋介石担戴苦头的同时，也想让他时不时地尝些甜头，感觉到有盼头，有奔头。
“四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甜头”，奉送给蒋介石的。
即或如此，中国列入“四强”，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呀？！
别人不知道，你罗斯福总该知道吧？这几年中国为你在太平洋的养精蓄锐出了多少力，垫了多少背，流了多少血，舍了多少命？你总不会象那个翻脸不认人的丘吉尔吧？在印缅战场，他打败仗的时候，中国人给他解围，他逃命的时候，中国人给他垫背。缅北反攻作战，明明中国军队是作战主力，可他在后来到处张扬这次作战的辉煌胜利时，竟然可以绝口不提中国二字。
可恰恰就是罗斯福本人，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罗斯福认为中国的这顶“大国”帽子，根本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恩赐，之所以要把力量很弱的中国“拉入”“大国圈子”，是为了“倘和俄国在政策上发生严重冲突，中国毫无疑问会站在我们一边。”
什么意思？
那意思就是为了增加你那一张跟着起起哄的赞成票，不妨送你一顶高帽子戴戴——反正又不要本钱。只要你在盟国阵营中踏踏实实地呆着。可现在时过境迁，再没有什么急难要你搭把手，而是要商量利益分配了，那就只好对不起了，呆一边儿凉快去吧。我能给你戴帽子，也能给你摘帽子！
政治交易的谈判桌上从来只承认实力，不关心贡献！
这，就是世界政治！
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的我们，是否应该循此历史线索作另外一个层面的推理？今天的人们，在重新翻阅这一段欲罢不能、欲语还休的历史时，在痛恨和数落高鼻子们那种种的混账无赖和不公不道之时，是否应该由此而进行这样的反思：
作为世界上文明发祥最早，历史文化最悠久，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我们在国际社会中担当的角色与我们国家所应有的地位是否相称？在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宏伟最壮观最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中，为什么我们注定就只能充当啃骨头拼消耗的“扁担”，而不能成为那左冲右突尽揽风光的“箭头”？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产生过孙武子曹孟德戚继光郑成功的泱泱大国，就不能勃然奋起，灭侵略凶焰于初临之时，而注定要饱受八年战火肆虐之苦？倘若我们能在“九一八”或“七七”之时，就将日本鬼子赶到鸭绿江那边去，那天皇老儿再牛，东条英机再凶，还敢在一挫再挫、自顾不暇之时去轰炸珍珠港打美国人的主意吗？希特勒再疯再狂，面对那个无忧无虑瞪大眼睛随时准备坐收渔人之利的罗斯福，还敢在大败于莫斯科城下之后，再次肆无忌惮地扑向顿巴斯油田吗？……
果如此，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还会延缓至1945年吗？
回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最本质的只有一个：
我们的综合实力，与我们应有的国际地位，不相匹配！
而按这些“为什么”推而演之，最后将得到这样一个设问：
倘若中国在战争中果能将“扁担”化作“箭头”，以铁的事实对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作出肯定而圆满的答复，那么在胜利花环簇拥下的政治分配餐桌上，谁还敢不在你中国人跟前摆上一付刀叉，围上一条餐巾，捧上一份套餐，献上一只蛋糕？
谁还敢以恩赐的态度说那顶“大国”帽子是我赏给你的？
谁又敢在分账言利之时不搭理你？
中国人，想想，想想，再想想……
而此时此刻，不光不搭理你，还要拿你的家当，做我的买卖。
罗斯福和斯大林在拿着别人的家当做这笔交易的时候，甚至把每天晚餐时和他们一起喝酒打哈哈的丘吉尔也撇在一边。因为这两位腰粗气壮的爷们儿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讨论亚洲问题上，这个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的意见已经无足轻重了。
直到最后签字时，英国人才被请出来当了一回橡皮图章。
傲气了一辈子的丘吉尔忍气吞声憋了一肚子火：
“作为大不列颠的代表，我参加了这一协定，但我和艾登都不曾参与制订这一文件。这被看作是美国的事，……总之，并没有同我们协商，只要我们同意。我们就这样做了。”
酸溜溜归酸溜溜，不乐意归不乐意，却也只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还得满面春风地作出欣喜状去参加签字仪式。——这也是实力使然。谁让你大英帝国老迈虚弱沦为二等强国了呢？
这场买卖做下来，中国人只落得这样一杯难以下咽却又不得不咽下的苦酒：
1945年8月14日，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苏联海军在旅大有了一个不冻港，中长铁路权益也被苏联夺去一半。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照会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被迫承认外蒙独立。
可悲的中国！
可怜的中国！！
可叹的中国！！！
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老先生闻讯，顿时老泪纵横，大恸失声。
旁人不解：“抗战已得胜利，老先生何故泣耶？”
这位当年因“敌未出国土前议和即汉奸”的11字提案而深得国人爱戴和敬重的爱国老人痛呼：
“外蒙呢？外蒙呢？我们抗战八年，如今胜利了，为什么却落了个割地的下场？上一次大战我们是战胜国，却要我们割青岛。如今呢，说什么中国是‘四强之一’，作为战胜国却丧失大片领土还失去这么多权益！英国这样的老牌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犹有可说，可是苏联怎么也这样损害中国利益？这样丧权辱国的条约，国民党政府居然也同意签订！
我们愧对先人哪！”
在延安的毛泽东闻听陈嘉庚痛泣外蒙之事，感慨道：
“陈老先生是好样的，有骨气！”
1952年10月13日，蒋介石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解释过他当年割让外蒙的苦衷：
……战后情势的发展，竟不出我们预想之外。我们中央处于这样的内忧外患交相煎迫，而国内社会、经济在长期抗战之后，更是百孔千疮，随时可以发生危险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之下，自然要求一时之安定，以从事复员建设。当时我个人的决策，就是要求战后确保胜利战果，奠定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求得二十年休养生息，和平建设；只要能够争取这一个建设机会，那就是任何牺牲，亦是值得的。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忍痛签订和约和附件。无如墨迹未干，竟被俄帝一手毁弃，这是万万所不料的。我亦永不相信，这样一个中国，就会被俄帝囫囵的永远吞下去；而且我深信，只要我们中华民国今后能够自立自强，统一独立的时候，那我们固有的领土外蒙古，必会归还到其祖国怀抱里来。这是我对外蒙古问题最后解决的信心，是始终一贯，而没有动摇过的。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是我个人仍愿负其全责。当时我决心的根据有三点：
第一、我对于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向来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只要其民族有独立自主的能力，我们应该予以独立自主的。
第二、外蒙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民国十年设立以来，事实上为俄帝所控制，我们政府对于外蒙领土，实已名存实亡了。
第三、只要我们国家能够自立自强起来，外蒙这些民族，终久必会归到其祖国怀抱里来的，与其此时为虚名而蹈实祸，不如忍痛割弃一时，而换得国家二十年休养生息的机会。那是值得的；因为割弃外蒙寒冻不毛之地，不是我们建国的致命伤，如果我们因为保存这一个外蒙的虚名，而使内外更加不安，则国家更无和平建设之望了。
我主张放弃外蒙的的决心，实基于此。这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决非谋国之道；但我在当时，对外蒙问题惟有如此决策，或有确保战果，争取建国的机会。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所以我不能不向大会报告的。①[① [台湾]李敖：《蒋介石的“蒙古症”》，人民出版社《蒋介石其事》第228页]
蒋先生这番言语倒确是挺由衷的，很有点象李鸿章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所发的那一番议论。
卖国的骂名，谁也不敢背！
的确，要说蒋先生是痛痛快快地就把外蒙给卖了，那是冤枉。
那会儿，蒋介石也派儿子蒋经国跟斯大林争执过理论过，言来语去也还算有种，可回头一看，山姆大叔在一旁冷眼旁观，装聋作哑，底气顿时就泄了一半。加上一门心思想让**保证不支持自己的对头冤家共产党，最后还是捏着鼻子硬着头皮忍气吞声认了栽。
后来外蒙要加入联合国，蒋先生本来也是横眉立目准备当回顺风好汉，乘着有常任理事国那一票否决权在手，让外蒙断了参加国际社会大家庭的念想。
没想美国总统肯尼迪冷冰冰来了句：
“要那样你中华民国得准备退出联合国，而我们美国却无法准备退出联合国。”
一句话，就把“中华民国”吓得变了脸色，把那一张否决票换成了弃权票。
说来说去，还是骨子里含钙量低了点儿。
甲午那会儿李鸿章是战败求和，你蒋先生呢？
可怜的蒋介石给毛泽东扔下了一个可怜的中国。
比中国更可怜的国家是朝鲜。
朝鲜在1910年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就跌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成为牛马不如的亡国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就是日本的一座军营和战略基地，大批的朝鲜青年被送上战场为日本帝国充当炮灰。
如今，鬼子眼瞅着就要被打挎了，朝鲜该有指望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了吧？
可是不！
1943年12月，他们确实得到过令人鼓舞的消息——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三大国珍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恰当的时间内使朝鲜自由独立。”
可如果他们能听到美苏首脑在雅尔塔秘密交易中的悄悄话，他们将被兜头浇上一盆凉水。
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战后托管朝鲜的可能性时，罗斯福宣布，日本战败后，“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
他认为朝鲜作好实现独立的准备，需要20年到30年的时间。
而斯大林呢，竟然莫名其妙地也同意了罗斯福的主张。
不过，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商定托管的具体事项。
因为他们谁都没有估计到，战争会那么快结束。
这时的朝鲜，还是三巨头手上的筹码，还得等着他们最后决定把这个筹码向哪里抛。
6个月后的8月6日，一朵蘑菇云在日本广岛升起。
两天后，苏联红军百万大军出兵中国东北，横扫作为日本战略总预备队的百万关东军。
8月15日，日本天皇诏告投降。
突如其来的战争结局，不仅日本人张惶失措不知所以，盟国也一时错愕惶惑手忙脚乱。战争在意外时间以意外方式结束，使国际力量间的平衡不可避免被打破和重新组合，雅尔塔的分配格局必然出现交叉、重叠或空白，并由此滋生出新的矛盾。而此时盟国间的这种新的利益矛盾，又极易酿成新的冲突，以致出现极为复杂的政治局面。
何况就是雅尔塔秘密交易本身，也仅仅是战略蓝图，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呢！
在这样的大背景和大形势下，朝鲜，注定要成为各怀鬼胎的大国交易中的牺牲品。
朝鲜确实成为了牺牲品。
美国人先设了一个局，又变了一个局。
按罗斯福总统为美利坚合众国设计的蓝图，是想把攻占朝鲜的战役连同可能遭受的巨大伤亡一起交由苏联承担，自己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根本未做近期内在朝鲜登陆的准备。尽管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曾设想过美苏共同占领朝鲜并拟定过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可那会儿还没啥的底气的杨基们，根本就没好意思（或许是不敢？）向苏方提出来。
然而现在不同了。
由于战争即将顺利结束，苏联红军完全可以迅速占领朝鲜全境，而勿需付出任何伤亡代价。事实上，由于中国东北与朝鲜仅有一江之隔，8月10日，在中国东北进展神速的苏军已经进入朝鲜半岛，并向南疾速推进。
此时此刻，美国距离朝鲜最近的地面部队也还在1000多公里外的冲绳呢。而无论是雅尔塔会议还是波茨坦会议，都没有正式划定双方部队的进止线——谁会想到这么快的就面对朝鲜由谁来占领的问题？
现如今，美国人满脑袋的官司就是：
如果让苏军一推到底，那斯大林便宜不是占大了吗？
倘如此，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何在？
措手不及的哈里·杜鲁门总统要求马歇尔赶紧拿出应对方案。
同样措手不及的马歇尔只好转身盯上了手下的参谋人员，要求他们在30分钟内作出一个临时军事分界线的方案来。
匆忙之中，马歇尔手下一名叫迪安·腊斯克的年轻上校，也象当年斯大林和丘吉尔在笑谈之间达成交易一样，简单、轻松、随意、洒脱地在地图上朝鲜半岛的峰腰部划了一条线，建议美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以该线为美苏双方军队的分界线。
令腊斯克这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感到意外的是：自己的上司和苏联人眼皮都没眨一下就都非常痛快地就接受了这条线。
苏联人还撤回了已越过了这条线的苏军部队。
看看，就这么简单、轻松、随意、洒脱的一划，就注定了一个统一的民族统一的国家要饱尝骨肉分离和战火侵掠的命运。
直到今天，她都还在分离的状态下乞盼统一。这大慨是腊斯克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
这就是北纬三十八度线，简称“三八线”。
苏联人认了这个局。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发布命令：三八线以南的日军由美军受降；三八线以北的日军由苏军受降。9月7日，麦克阿瑟还广播了一条布告，声称：“对朝鲜北纬38度线以南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目前暂由本人行使。”
1945年9月8日和9日，美国第八集团军分别在仁川和釜山登陆，占领朝鲜南部。
一位叫约翰·托兰的美国人评论说，这是条“刻板的纬度线，是任意武断的，有悖于‘自然’的国界”①[① [美]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中译本，孟庆龙译，第4页]。的确，这条人为的分界线完全不以自然的分水岭和河流划分，实在很荒谬。分界线将朝鲜人为地分为两半，南部的美占区占据43%土地面积和60%的人口；而北部的苏占区占据57%的土地面积和40%的人口。
美苏两国都在各自的占领区按各自的意识形态扶植各自瞩意的政权。
美国扶植的政权称为大韩民国，总统李承晚。
李承晚当上总统本身就颇富戏剧性。
李承晚1875年4月26日生于朝鲜黄海道平山一个士绅的家庭，进过教会学校。据称在1896年～1904年间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出狱后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读，获博士学位。日本吞并朝鲜后，他参加过爱国民族运动，1919年4月，被选为流亡中国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不久又任临时大总统。不过，这个自封的朝鲜临时政府只是一些反日的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内部派系纷争严重，相互倾轧，成员更迭也很频繁。因此，从其成立一直到日寇投降的26年间，除了在1921年为孙中山的护法政府承认过，其后虽经多次向中、英、美、苏等政府交涉，却从未得到过承认。就连与其联系最紧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也从未公开承认过它。李承晚本人也是一直到1920年才到上海就职，次年即返美。又因向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请愿，要求“国际联盟”托管朝鲜而受到民族运动内部的遣责，1925年被弹劾下台。从此流亡美国，过着郁郁不得志的寓公生活。美国人压根儿也从来没把他当个人物，对他自封的各种头衔也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杜鲁门甚至还在1945年6月指示国务院，拒绝承认所谓“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及其它任何组织，并称如果支持这个政府，会“背离朝鲜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政体和政府成员的原则。”
日本投降后，由于没有得到国际上的正式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自行解体。
不过，这个政府解体不解体并没有引起人们多大关注，因为它长期脱离中国境内的朝侨和本国人民，对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起过什么了不得的作用。
至于这个政府的成员，那就更没人在意了。
可刚过了不到4个月，李承晚突然时来运转鸿星高照。
出于对朝鲜北部苏联势力遏制的需求，麦克阿瑟将军急于要在朝鲜安排一个能让美国人放心的全国领袖，为此事曾遍询了所有他熟悉的亚洲人，特别是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虽然没有见过李承晚本人，但从战时设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韩国人那里知道，他和自己一样是一位皈依耶酥的基督徒。许多在中国做买卖的韩国人也竭力举荐他，再加上李承晚坚决反共很对蒋委员长的胃口，所以蒋介石便向麦克阿瑟举荐了他。
就这样，还没醒过味来的李承晚和流亡中国的金九一起，奉麦克阿瑟之召，于1945年10月中旬回到了朝鲜。麦克阿瑟当着二人的面，明确表示要李承晚成为朝鲜的统治者。还为他举行了一个很戏剧化的欢迎仪式，使这位75岁的老头更是感到兴奋莫名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了。
其实这个时候美国人对他并不完全放心——麦克阿瑟手下的安全部门的反谍报队就常常监听他的电话、截留他的信件。
不过李承晚也不是盏省油的灯。
他知道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靠不住，极有可能会立马就从地上消失。所以立刻积极行动起来，首先与金性洙的“韩国民主党”合作，当上了“民主议会”的议长。然后从前日本警察部队的人员中，拉起自己的班子，凡有想跟自己分庭抗礼之辈，立刻就会被他惯于在街头发难撒泼的喽罗们摆布得服服帖帖。比如那个和他一起回到朝鲜的金九，只因曾在上海炸死过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这段历史比李承晚风光多了，现在又持和平统一朝鲜的主张，还组织了一个风闻会被美国人转化成政府的联合委员会，很快就不明不白地吃了一颗子弹，横尸在汉城街头。
长此以往，连把李承晚扶起来的美国人经常也对他有失控的感觉，有好几次甚至想另组班子取彼而代之，可都被这个老家伙一一瓦解。美国人在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代替者的情况下，为了争得与苏联抗衡的先机，不顾朝鲜人民和南朝鲜大多数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激烈反对和抵制，仍然一意孤行地在南朝鲜实行单独“选举”，操纵南朝鲜“国民议会”在1948年7月12日通过了所谓《大韩民国宪法》，并于8月15日，把李承晚扶上了“总统”的宝座。
同年12月12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承认李承晚的“大韩民国政府”为朝鲜的“唯一合法政府”。
不过，事实证明，李承晚确实不是一个能孚重望委重任的人。
美国人为认识到这一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人自己也不受朝鲜人民欢迎。
以太上皇面目出现的麦克阿瑟手下的占领军，与朝鲜群众的矛盾非常尖锐。美韩当局重用往日欺男霸女狐假虎威的前日伪人员，很令朝鲜人民反感。特别是美国政府先后与“大韩民国政府”签订的《美韩临时军事协定》、《美韩经济援助协定》、《美韩共同防御协定》，更是严重地伤害了饱受日本奴役的朝鲜人民的民族感情。这一连串的协定规定：允许美国控制韩国军队、警察和一切重要地区的建筑；由韩国政府承担美国占领军的一切费用，美军有权在韩国取得和处置任何财产；美国控制韩国的对外贸易，鼓励美国私人资本在韩投资，掌握韩国经济命脉。这些都很容易引起刚从日本统治下解放出来、渴望民族独立自由的朝鲜人民对美国占领军的仇视和愤怒。后来的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官李奇微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美国军事占领政策、措施不得人心，“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
李承晚还以前日本警备队和伪满洲国军成员为骨干，建立了10万由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大韩民国国军”。
与纪律严明的北朝鲜政府和获得了实际利益的北朝鲜劳动群众相比较，即使是在李承晚统治下的南朝鲜群众，感情天平也在朝北朝鲜的金日成政权倾斜。李承晚政权一成立，经常被此起彼伏的农民、学生和士兵的游行示威和武装暴动所困扰。无奈之下，李承晚只好“治乱世用重典”，滥开杀戒，结果恶性循环，愈发加重了人民对其政权的不满。
与此同时，北方的苏联也没有闲着。
在苏联红军第二十五集团军控制的北朝鲜，很快就出现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共产党政权。
金日成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在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武装斗争就一刻也没有停息，其活动主要集中在与朝鲜相邻的中国东北地区，其中，朝鲜共产主义者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武装，战绩最为卓著。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1912年4月15日生于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南里（今平壤市万景台）一个农户家庭。父亲金亨稷就是一位爱国志士，曾因从事抗日活动坐牢。出狱后，于1917年举家迁往中国东北。金日成少时曾就学于长白县县立第二国民学校,尔后遵父瞩返回祖国就学，1925年因闻父亲被捕的消息，又返回中国。
自那时起，金日成就抱定朝鲜不独立就不回国的决心。
此后，他就读于吉林毓文中学，并在此加入朝鲜共产青年同盟。1929年10月，因从事抗日活动，被中国东北地方政府逮捕，1930年5月出狱。因朝鲜共产党已于1928年被共产国际解散，金日成于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活动。
1931年冬，在中国东北义勇军王德林部队从军的金日成，率领一部分朝鲜战士脱离救国军，成立了汪清游击队。不久任汪清游击队改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团团长，在长白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1936年东北各地抗日部队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后，他又在杨靖宇将军的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六师任师长（该部回朝鲜境内作战时使用“朝鲜人民革命军”名义），同时创建祖国光复会。1937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金日成率所部第二军第六师第七团和师部共150人，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所率第一路军主力的掩护配合下，跨过鸭绿江，奇袭朝鲜北部咸镜南道的日寇据点普天堡，并散发了《祖国光复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告朝鲜人民书》，在深受日寇欺凌压榨的朝鲜北部民众中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影响，金日成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传奇英雄。
1939年5月，金日成再度率部返回祖国，深入青峰、枕峰、茂山、新四洞等地，并在大红丹一带歼灭日寇讨伐队一部。
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损失，余部在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率领下退入苏联，金日成所率第一路军警卫旅和第二、三方面军各一部约200余人也随后进入苏联。抗联余部在苏联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对外称“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委员，另一位朝鲜爱国志士崔庸健任参谋长兼党内最高负责人——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
金日成时任该部第一营营长，党内则为中共东北委员会副书记。
苏军出兵东北后，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东北委员会进行改组，人员一分为二，朝鲜同志组成朝鲜工作团返回朝鲜，中国同志随苏军返回东北，由中国同志组成新的中共东北委员会，周保中兼任书记。
朝鲜工作团负责人为书记崔庸健。
因崔庸健是原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须向中共中央汇报和移交工作后才能回国。于是金日成率所部与患难与共14年的中国同志洒泪而别，跟随苏军先期返回朝鲜。同行的有后来成为朝鲜人民军高级指挥员的金策、金一、金光侠、崔贤、吴振宇、朴成哲、林春秋等人。
崔庸健在汇报交接工作后，由冯仲云护送返回自己的祖国。
崔庸健曾经在云南讲武堂就学，是朱德的校友。以后又在黄埔军校做过教官，1925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起义，与周恩来、叶剑英等都是共过患难有着过命交情的亲密战友。在抗联中，曾担任过第二路军总参谋长，以后又担任中共东北委员会书记，一直是金日成的上级，在中朝同志中均享有很高的威望。
他回到朝鲜时，朝鲜工作团的同志们已在苏军第二十五集团军的帮助下建立了政权；金日成也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完成了为南北朝鲜人民所景仰的领袖形象的塑造。于是，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和顾全大局的崔庸健毫无怨言的做了金的副手，以后又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次帅，与金日成亲密合作共事达20余年之久，被人们传为佳话。
李承晚圈子里的那帮做梦都在互相掐咬的政客们，可没有一个有这样的政治襟怀和风度。
回到朝鲜的金日成等人在苏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由金日成担任委员长。临时人民委员会立即司行政府职能，在北朝鲜实行土地改革和重要企业国有化，很快在自己的祖国打开了局面，赢得了北朝鲜劳动群众的拥护和南朝鲜人民的向往。与南朝鲜整天忙于争权逐利勾心斗角，已陷入政治斗争泥潭的李承晚政权形成鲜明的对比。
1946年，金日成领导的北朝鲜共产党相继与北朝鲜新民党、南朝鲜共产党、南朝鲜新民党、朝鲜人民党合并，成立了朝鲜劳动党，在朝鲜共产主义者中完成了组织统一。
李承晚在美国扶持下在汉城成立大韩民国后，朝鲜北方针锋相对，于1948年8月25日举行了有北朝鲜全体选民和南朝鲜部分选民参加的最高人民会议选举。在这次普选的基础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于9月2日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朝鲜民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金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确定平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
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同年，以从中国返回的前抗联战士为骨干，建立了由苏联训练和装备的朝鲜人民军。
1948年12月和1949年6月，苏美军队相继撤出朝鲜。
朝鲜公开分裂成为两个相互敌对的政权，各自都尊宗不同的意识形态，各自都奉行不同的制度和政策，但又都认为自己是代表全朝鲜民族的唯一合法政府而不仅仅是一方的政府，都不认为三八线是彼此国界线。在如何统一朝鲜的问题上，更是立场尖锐对立。这就给未来朝鲜半岛的战乱，种下了祸根。
一位历史学家评论说；“要是美、苏都愿意利用机会实现所有党派参加的、真正民主的朝鲜选举，那么就不会出现一个右翼的南朝鲜，也不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朝鲜了。”
天真可爱的书呆子！
憨直迂阔的书呆子！！
书呆子们最偏爱的活儿就是假设历史。
想想也是，在想象中重新肢解、拼装历史，那一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就象现如今很让孩子们着迷的电脑游戏一样，能让在生活中无奈的人在虚拟的历史中得到充当主宰的满足。
可活生生的历史却永远都拒绝假设。
在历史的长河中，“倘若”的浪花从来掀不动现实的波澜——那怕是一个小小的旋涡。
人们后来常常为朝鲜内战哪一方先动手的问题争论不休，可却在企图清理这堆理不清的乱麻时，忽视了造成南北尖锐对立以致酿成战祸的最大祸首——美国和苏联。“谁先动手”的诘问，实际上是用给小孩子打架断是非的心态来简单判断冷峻复杂的历史，让人好气又好笑！试想，两大利益尖锐对立、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政治集团，隔着一条无形分界线剑拔弩张、刀枪相向，又没有一种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制衡机制，打起来不是早晚的事吗？谁先动手谁后动手还有那么重要吗？在这种尖锐敌对的态势下，任何一方的某一个个体，即或是在天使般纯洁的心态下造成的一次小小误会，都足以诱发一场让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血腥搏杀。
这才是冷峻历史的本来面目！
真正重要的，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是谁酿成了这样的恶果！
记住朝鲜内战真正的祸首——
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