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投石问路 杜鲁门摇橄榄枝
顶天立地 洪学智当粮草官
在其他各种条件完全相等的机会之下，假使我们愈以毁灭敌人力量为目标，则我们自己军事力量的浪费也就愈大。
——[德]卡尔·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入朝8个月的作战，中国军队完成了历史性的战略任务。
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反攻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军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在既无空军掩护，又无坦克支援，仅有少量炮兵的情况下，连续进行了5次战役，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回到400公里以南的三八线附近，并以23万人的战斗减员为代价，歼灭“联合国军”22万余人，其中美军8万余人（美方公布数字为5万余人），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基本达成了出国时的战略目标。
对于饱受了百年欺凌宰割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胜利。
然而勿庸讳言，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中国军队士气也受到很大负面影响。
5月26日，当中国军队正在北撤，彭德怀就以志愿军党委名义致电中央并高岗：
根据和各军反映，目前部队有些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感到厌倦，认为没有相当飞机、大炮、坦克配合，很难甚至不可能大量歼灭敌人，埋怨飞机不出动，技术兵种未配合，对于四、五次战役未取得很大胜利表示不满，相当普遍顾虑供应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因而对战争的前途表示怀疑，所谓战争无头苦无边；官兵关系不正常，破坏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产生上述右倾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战争很残酷，困难多且严重，以及一、二、三次战役打得比较顺利，对美帝是纸老虎片面了解，产生和存在着轻敌和速胜思想。但自四、五次战役以来愈来愈残酷，看到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同时志愿军党委对战争长期性未进行系统的深入教育。
这是实话实说。
思想波动最大的是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部队。
在战役结束后的休整地域，“刚刚经历了浴血鏖战和长途行军的指战员们，衣着褴褛，精疲力竭，有的在裹伤，有的不顾野地上满是露水，到下就呼呼大睡；有的从大路上割来被敌机打死的骡马的肉，挖无烟式防空炉灶煮熟充饥……”
“没有歌声，没有笑声，甚至听不到说话声。”
这是一位亲历者留下的文字。
自解放战争以来，这支军队还很少出现这样的窘境。
第九兵团因为经历过第二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的严峻局面，情绪波动相对要小些，但也很低沉。
第九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张景华为了解部队的思想状况，曾找到一个在战役中打得很不错的尖刀营，与副营长和政治教导员进行了如下对话。
张景华先开口：
“你们营作为师的尖刀部队，打得非常出色嘛！当然也很苦也很残酷，所以我们才需要调查各种情况，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
浑身上下到处都裹着绷带的副营长突然呜呜大哭起来：
“我们6个营级干部，牺牲了4个，就剩我和教导员……全营，有一大半人没回来。这仗打得真窝囊！”
“开头穿插很顺利。”教导员接过话头，“一夜功夫我们就突进敌人纵深110里，经历大小战斗9次，打死打伤敌人140名，俘虏270多名……”
“哦！打得不错嘛！”张景华情不自禁地惊叹一声。
“我们提前半小时占领预定高地，卡住了敌人一个团的退路。”教导员脸色陡然为之一变，“说好4小时后主力部队上来，结果14个小时也不见踪影。我们死守高地，两面受敌，打得好惨！”
“天天讲美帝纸老虎，这回我们们孤军被围，敌人可就是铁老虎了。”副营长发起了牢骚，“战前我们把敌人宣传得太差劲，大伙思想上也就麻痹了。抢占高地后，累是一回事，关键是多数同志对敌人优势火力估计不足，不愿拼死命构筑坚固工事，以为咬咬牙挺几个小时就顶过去了。结果一个小山头上，至少落下了上千颗炮弹和炸弹，要不是命令我们撤回，全营的人都非给轰光不可。”
“你们抓的俘虏是怎么处理的？”张景华问。
一说俘虏，副营长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咱们的俘虏政策，实在叫人想不通……”
“冷静些，冷静些，好好说！”教导员赶紧按住他。
“没关系，随便说！”
张景华不在乎这个，军事指挥员要没点脾气反而不正常了。
副营长气得扭歪了脸，反而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
最后还是教导员替他说了：
“我们营是头一批渡过昭阳江的。一过江就按照预定路线向南猛插，一路上势如破竹。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顿狠打他们就溃不成军。团里给我们配了一名英语翻译，两名朝鲜语翻译。只要用英语或朝鲜语喊一通话，告诉他们已经被包围，缴枪不杀，晕头转向的美国兵和李伪军就会丢下武器跟着咱们走……”
“跟着走怎么行？！”副营长插上话，“穿插任务紧迫，一分一秒都耽误不得，带着俘虏就会被捆住手脚。当时好些人就说处决他们，因为这些敌人是暂时给打懵了，并不是真心想投降，要是一看到咱后续部队没上来，不逃跑也会抄起家伙很咱们干。”
“结果正是这样！”教导员一脸悲愤，“我们本想就这样办，可俘虏政策和战场纪律，咱们一点也不敢含糊。我们把他们集中起来，点过数让他们自动往北走，枪炮没法带，就卸下枪机炮栓扔沟里，想等到打完歼灭战再来拾掇。哪里会想到咱们的主力会被挡在半路上，不能完成合围啊！结果这些俘虏一个也没带出来。那天拂晓，在穿插路上最后一次战斗中，有20多个美国兵放下武器向后转，一会功夫，就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又搞来一批枪支，掉过头来撵着我们屁股打。也怪我们大意，没想到战场上是很容易搞到武器的。我们营长就是给他们打死的。把大伙气得嗷嗷叫，悔不该对这帮混蛋手下留情。”
“能抽几个战士押送一下就好了！”张景华道。
“我们营强渡昭阳江时伤亡就不小，一路上又不断减员。加上尖刀营的战士一突入敌后，个个都是过河卒子变成了车马炮，这样的精兵一个顶十个敌人，谁还舍得抽他们去押俘虏？！”
副营长还是很忿忿然。
“唉，总而言之，我们对俘虏太讲仁慈，从制订政策到执行政策，整个一个右倾。”教导员说着说着也走了火。
刚从战场上下来，大家嘴上都没把门儿的。
张景华能理解，但不能姑息：
“这话不够全面，制订政策是从大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的，执行政策必须有坚定性。碰了钉子出了纰漏可以分析找原因，但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吃了亏，但你们的行动也产生了好影响，至少敌人说我们抓了俘虏就杀的谣言就不攻自破。”
两位指挥员沉默了，看得出来他们心里还憋着气。
“还没想通？”张景华追问一句。
副营长梗着脖子不说话，教导员勉强说了一句：
“首长放心，不管想不想得通，反正往后再碰上这样的事情，照样执行命令就是了。”
还是不通。
也难怪，仗打得不顺手，谁心里都憋着一肚子火没地儿撒。
第五次战役后来成为一个热门讨论话题。
现在看来，这次战役在组织策划上确有可评可议之处。
从这次战役投入的力量来看，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军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之一，然而战役结果却又如此地不如人意，究其根本的内在原因，还在于传统的基于国内战争经验的作战指导方式在许多方面已不适应于现代战争发展的要求所致。
特别是敌方已经了解了自己的特点以后更是如此。
毛泽东归纳为：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这确实是战役主观指导上的原因。
首先，是打得“急了一些。”
战役发起前，中朝军队统帅部根据美国增兵日本、美国海军舰队在朝鲜东西海岸活动频繁和各种情报。判断敌人有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的可能，为此，采取某种相应措施是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敌人实施登陆作战所需要的各种条件、特别是时间条件则缺乏具体深入和科学的分析，从而对敌人登陆的现实可能性估计过高。为急于破坏敌人的登陆行动，提前发起战役，以图尽早摆脱当时的被动局面，夺回主动权。这样一来，就使战役准备十分仓促，战略预备队从国内赶来刚刚集结，只作了必要的临战准备就投入了作战，地形不熟，战术准备不足，粮弹贮备不多，致使作战行动受到了很大不利影响。
由此也可以看出，“威慑”在战争中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打得“大了一些”。
由于对敌我双方力量缺乏全面的分析，特别是对“联合国军”方面技术装备的优势给中朝军队作战带来的影响和敌人战术上的改变缺乏深刻的认识，过分看重了改装了苏式装备后的中朝军队的力量，自身又拘泥于第一、二、三次战役在特定条件下以奇袭方式获取的带有很大局限性的胜利经验，从而对战役的作用估计过高，看成是“朝鲜战争的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虽然有了“准备长期，争取短期”的正确战争指导方针，在具体掌握上却偏重于“争取短期”。战役第一阶段预定歼敌5个师另两个旅，其中美军3个师，第二阶段又预定歼灭韩军6个师，这在当时双方技术装备悬殊、中朝方面又无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在客观上即或不能说是不可能，至少也是可能性极小。
事实证明这个目标的确是一厢情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打得“远了一点”。
其实说远也不远，中朝军队前进最远也只有80～90公里。可就这个距离对他们来说也已经勉为其难了，战役稍稍一向纵深发展，运输线延长，供应和转运伤员就显得十分困难。第二阶段中朝军队停止进攻后，曾原地停留两天等待补给，转运伤员，结果仍补充不上，造成了转移行动初期的被动。由此也可以想见，在未解决空中掩护和后勤保障困难的情况下，想一气呵成，实施大迂回包围，向敌深远纵深发展突击，歼灭敌重兵集团，将“联合国军”赶下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事实证明，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后，倘不能在第一个夜晚基本上完成战役迂回任务，打乱敌人战役布势，而在战术上又未能完成分割包围并打乱敌人，则尔后战役发展就非常困难。敌人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技术装备条件迅速改变其不利态势；或迅速增援其被围部队，凭借其优势的炮火在大量坦克和飞机掩护下突围；或将已被打开的缺口迅速堵塞；或收缩兵力形成新的防御体系……。
总而言之，办法显得要比中朝军队多。
而中朝军队呢，又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来制约敌人。战役第一阶段，正面突击的各军，由于在第一个夜晚未能实现战术分割包围，就被范佛里特抓住破绽，先将主力转移，而以快速部队与中朝军队保持接触；当中朝军队黄昏一发起进攻即迅速撤退，每次只退20～30公里，恰为中朝军队一夜徒步追击的行程；当翌日中朝军队迫近时，“联合国军”主力已占领阵地，以逸待劳，中朝军队即被置于其炮火控制之下难以继续发展进攻。所以，在战役的第一、二阶段，中朝军队曾分别包围了敌营、团兵力十七八处之多，但都未能达成歼灭。
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来看，倘按邓华洪学智等在战前的建议，将敌人放至铁原一线再打，粮弹补充也相对容易，准备也可以更充分。虽然也有一定风险，且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朝军队的力量态势，但效果肯定要好得多。
另外，在战役部署上，也存在着拘泥于旧有作战模式的缺点，战役第一阶段，东线第二十军、第四十军突破后向敌纵深发展时，却无后续力量投入战斗，结果付出鲜血代价打开的突破口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倘将第三兵团及第二十六军东靠，将第二十七军作为第九兵团的第二梯队，第二十七军跟在第二十军后边，从韩军第六师缺口打出去，那很可能形成破竹之势。而战役实际发展却是第九兵团方向兵力不足，第三兵团方向兵力又过于密集，在15公里正面上一个梯队展开突击，造成部队拥挤，也影响了进攻速度。
当然，从客观上来说，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双方物质力量悬殊的对比并没有在战争过程中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物质力量只有用物质力量才能摧毁。仗打到这个份上，只能说中朝方面的物质力量远没有强大到足以摧毁对方的程度。中国军队的装备主要靠从苏联购买，而当时苏联迅速为中国军队提供战场上的所有装备也确有困难，空军也只能掩护从鸭绿江到清川江一段。中国国内支持战争的财力和物力当然更不用说，新中国建国伊始，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不过542亿人民币，财政收入仅62.5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全年的财政收入也不及美国在朝鲜战争第一年直接战费1/2。而就这样微薄的财政收入，还有41.5%用于直接战费开支，经济建设则仅占财政预算的25.5%。
1951年战费开支在比例上和数量上还比1950年有所增加。
显然，长期打下去，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和其它各项建设必将受到极大的牵制与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军队入朝后连续5次战役打成的这样一个结局，其中也蕴含着一种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
不过，金日成可不这样看。
复国心切的他还是一门心思孜孜于“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以实现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就在彭德怀为中朝军队的如何摆脱北撤的被动局面而殚精竭虑的5月30日，还收到金日成一封电报：
朴一禹、邓华二同志带来你对目前军事政治形势的分析与今后作战方针，我都同意。朝鲜战争更加困难、残酷。正如你所提到的：在这长期的战争中，如何争取较短时间内战胜敌人？对这一点的分析我是完全同意的。当然，在朝鲜延长军事行动，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对我不利。朝鲜问题，决不能预测和平解决，亦不能在‘三八线’上结束战争。根据以上情况，我之军事行动，我意不必延长。
你看，“准备长期，争取短期”，他认准的是那个“短”字！
来信还提出八项建议，主要内容是在6月下旬对敌再次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各种准备措施。
这股子要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执着精神的确让人肃然起敬！
6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在北京举行会谈。
不知道用了什么招法，没发脾气也没吵嘴，反正最后毛、周二人说服了金日成，最后确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同敌人举行和平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行停战撤军，另一方面以坚决的军事行动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以配合谈判的顺利进行。为此，**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在军事上也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斯大林也对这个方针表示支持。
美国也修正了自己的目标函数，而且比中朝方面还早。
他们早就打得很勉为其难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联合国军”依靠战场上现有军事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回鸭绿江边了。虽然有空中保护伞，“联合国军”方面也同样存在着后勤补给问题，北朝鲜地形崎岖，公路和铁路都被“联合国军”的炸弹、炮弹摧毁破坏了，不便于高度机械化的“联合国军”部队行动；“联合国军”越向北推进，离釜山和仁川的补给基地就越远，补给也就越困难，相反，中国军队的补给也就越容易。“联合国军”的装备现代化程度很高，对后勤补给的需求量也更大，依赖程度也更高。美国在朝鲜打了一年，已经付出了近10万的人员伤亡代价，运住朝鲜的军事装备达1 500万吨，直接战费100多亿美元，这几项都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年的消耗多一倍。
而且由于这场战争，美国1950年7月1日至1951年6月30日会计年度的军费在420亿美元的预算拔款以外，又特别补充拔款64.6亿美元，1951年7月1日至1952年6月30日会计年度的军费预算增加到600亿美元。
这个巨大的消耗理所当然地引起美国纳税人的强烈不满：为了一个跟美国人生活毫无关系的遥远东方弹丸小国，竟然要付出如此巨大款额的银子，还加上那么多美国青年的鲜血和生命。
而且还不知道这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完。
这**合众国政府是不是有毛病？
兵员也成问题。
虽然战争爆发后，美国武装部队总兵力从150万增加到了330万，但因为其战线遍布世界，仍然不敷使用。1951年5月，美国已有6个陆军师、一个空降团和一个海军陆战队师在朝鲜境内作战，占当时陆军全部18个师又18个团的1/3，另在日本部署了两个师又一个团，欧洲部署了4个师，国内就只有6个师了。
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叫苦说：为了把在朝鲜作战的美军“补充到接近作战的员额，必须实际上调光国内的正规军，但是连这样做都不够，还不得不动员后备部队。”
海、空军也无法向朝鲜机动部队了。
再打，就只有动用欧洲的兵力了。
这无异于是要杜鲁门拱手将欧洲捧给斯大林。
借八个胆子给杜鲁门，他也不敢败这个家。
美国的伙伴们也不**。
甭说别人，英法就看出这是一场没有取胜希望的战争，虽然出了兵，但始终别别扭扭跟美国尿不到一个壶里，一直担心被麦克阿瑟那老家伙给拖进一场扩大了的战争。现在麦克阿瑟下岗了，他们也鼓噪得更厉害了，都异常强烈地反对扩大战争。
英国陆军大臣4月30日在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英国政府正通过新任外交大臣莫里逊坚决地——我也可以说是不顾一切地——设法阻止战争的扩大。”
“联合国的盟友在开始时支持联合国在朝鲜采取行动的决心，正在消失。”
美国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将军颇有点无奈地说。
最让美国人头痛的是：这仗打得本末倒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把欧洲作为其同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全球战略重点，并把苏联作为其主要对手，因为欧洲有美国最主要的盟国英国和法国，欧洲具有可供美国利用的雄厚的工业基础、大量的人力资源和许多重要的军事基地，还有靠近欧洲的中东廉价石油。而苏联是当时共产主义势力的主要代表，唯一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同美国在世界上抗衡的国家，并且其地理位置就在欧洲。
可现在呢，还没跟北极熊沾边，就跟中国军队打得难分难解。
合众国的军事力量在朝鲜大量消耗，而苏联则养精蓄锐坐山观虎斗，长此以往，欧洲还不早晚让北极熊给盘了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五星上将早在麦克阿瑟下岗不久的5月间就曾经点筋动脉地断言：
“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会把我们卷入一个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中。”
倒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当家人当时就认识到介入朝鲜战争是一个错误，要那样他们就太纯洁无暇了。他们担心的是一旦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去，会引起他们难以承受的严重后果。这个消息，也证实了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在决策出兵时力争把战争控制在朝鲜境内的预想是非常正确的。
比起家里没有多少坛坛罐罐的中国人，美国人顾虑要多得多！
他们并不想打一场世界战争。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收场。
双方在“以妥协方式结束战争”的认识上越走越近。
这场战争，也就注定要走进“局部战争”这条胡同。
对双方来说，这才是一条有出口的活胡同。
为走通这条胡同，聪明的美国人想了很多办法。
第一招是一推六二五——不是有个现成的替罪羊麦克阿瑟吗？
就在中国军队发起春季攻势的同时，美国国会也吵吵得热火朝天，吵吵的主题还是美国在朝鲜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吵吵的由头则是5月3日至6月25日由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联合主持的“大批判”——“麦克阿瑟听证会”。
妙就妙在麦帅始终坚持他那个以军事手段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加强经济禁运；以空军轰炸中国的机场、车站和工业基地；让蒋介石进行反攻大陆的活动等等。
这不是上赶着给白宫和五角大楼当一个现成的靶子吗？
先后被调查作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国防部长马歇尔、国务卿艾奇逊、陆军参谋长柯林斯、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这些大员们当然也就不会客气了。
你想这伙子人能把麦克阿瑟给说出个什么好来？
布雷德利在5月15日作证时说：赤色中国不是一个足以谋求世界霸权的强盛国家，如果把战争扩大到共产党中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艾奇逊干脆把所有的责任都一古脑的全推到麦克阿瑟身上：“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责任全在麦克阿瑟身上，“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战争目的和联合国长远的政治目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本来是很明确的，都是让麦克阿瑟的能言善辩给弄糊涂了；当时，这位将军置杜鲁门总统的命令于不顾，一再发表言论和采取行动。
总而言之，都是麦克阿瑟那老家伙把事情给搞坏了。
看出来没有？骂别人的时候也给自己垫了个台阶。
第二招是二一添作五——把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分开。
在麦克阿瑟听证会的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5月2日至5月16日开会，系统地讨论了美国微软公司国在朝鲜的政策，并作出决定，“将政治目的（建立统一的、独立的、民主的朝鲜）和军事目的（击退侵略并按停战协定结束敌对行为）区分开来。”
而在此之前的5月1日，经杜鲁门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发布了一个命令，“这份命令与已前的命令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自联合国部队进入朝鲜以来，其推进界限一直划在鸭绿江一线，而在这份命令中，参谋长联席会议把这个界限限制在‘堪萨斯——怀俄明线’线，规定任何超出这条线的大规模推进行动，都要事先得到它的批准。”
5月31日，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定，对5月1日的命令稍加修改后又重新发给了李奇微：
作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你要始终以你的部队安危为重，迫使在朝鲜境内及其附近水域作战的北朝鲜军队和**军队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重大牺牲，至少完成下列几项任务，而为解决朝鲜冲突创造有利条件：
A.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
B.在适于行政管理和军事防卫的北部边界线以南地区，建立领导整个朝鲜的大韩民国政权，而这条边界线不得划在三八线以南。
C.为分阶段从朝鲜撤出所有非朝鲜籍武装部队作好准备。
D.强化南朝鲜武装力量，使之足以阻止和击退北朝鲜的再次侵略。
至此，美国放弃了“统一全朝鲜”的战略企图。
“联合国军”也转入战略防御，改取“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的作战方针。
第三招是七弯八拐多渠道递话。
就在给李奇微下达正式命令的同一天，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派曾任驻苏联大使而现在政府中没有正式职务的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雅科夫·马立克。拐弯抹角羞羞答答地表达了美国在朝鲜谋求谈判的愿望。凯南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
6月1日，美国又通过了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表达了和谈的愿望。
5天后，马立克再次与凯南会面，他用精心准备过的外交辞令告诉凯南：“苏联政府希望和平，并且希望尽快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苏联不便参加停火讨论。建议凯南先生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商谈此事。”
过了两天，艾奇逊又利用在“麦克阿瑟听证会”作证的机会，再次表示了美国愿意沿三八线地带谋求停火。紧接着还通过各种渠道向中朝方发出和谈试探——据说在苦觅久寻之际还曾想走走裙带，通过江青的一个远亲递话过来，幻想由此建立一个更直接可靠的渠道。
可惜没什么结果——新中国不兴这个。
他们给新中国领导人传递了这样一个意思：美苏有可能打一场大仗，这样就会牵连到中国并葬送掉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期望的局面。18个月后，美国的兵力将要达到满员。美国政府的官方意见是想有一个合理与和平的解决，并且只要中国领导人“恢复了理智”就可以随时这样做。在中国打了这么久以后，美国公众并不怎么敌视中国。报纸、广播也没有侮辱中国人。对美国人民来说打一场不动感情、没有仇恨的战争是一种新的现象。如果中国能跟美国讲和，是在跟一个朋友达成妥协而不是在跟敌人讲和，……
云云。
笔者键击至此不由忍俊不禁。
美国大佬真够煞费苦心的了，到这份儿上了还胡萝卜加大棒瞎咧咧什么呀？直接说想跟中国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谈判不就得啦！哪来那么多喋喋不休的废话？
人家美利坚合众国要面子！
“我们就象一群猎狗那样四处去寻找线索。”
多年后，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自嘲。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雅可夫·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
维护和平的事业是可能的，朝鲜的武装冲突目前最尖锐的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各方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愿，苏联人民认为，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该谈判停火与休战，而双方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美国人听到了马立克演讲，先还疑疑惑惑不敢相信。
美国国务院在当晚就通过发布新闻对马立克的演讲作出了反应：
马立克先生的语气再次使人怀疑这是否是单纯的宣传，假如这并非单纯的宣传，那么讨论终止冲突的办法是现成的。
这是在核对事实
两天后的6月25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中国人民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并愿为其实现而努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反侵略战争，其目的就在于求得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美国人喜出望外，他们终于听到了他们想要听到的。
当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发表美国政策演说时称：
“我们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当天，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
会议上，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传达了**中央关于持久作战和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的方针和各项决定。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志愿军党委对于如何实行持久作战的方针，确定了5个原则：
一、关于作战地区。在敌军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和38.5度线。
二、关于兵力使用安排。根据作战需要和补给能力，除特种兵外，以18个军分为两批轮番作战，第一线部署9个军于正面作战，第二线9个军分别置于东西海岸及机动地区担任海岸防御和执行机动任务，另以两个军位于中国东北地区作为总预备队。第一、第二线部队每两3个月轮番一次，在朝鲜作战一年以上的部队，因伤亡大、短时间内难以恢复战斗力者，视情况可调回国内，另以新的部队替换。以“轮番和换班相结合”的方法，坚持持久作战。
三、关于作战方式。采取“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也即是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
四、关于歼敌原则。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方式。
五、关于战役的前伸的最远目标。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要超过南汉江、昭阳江而增加自己的困难，并要稳步前进，一次攻不下来作两次攻，进一步巩固起来准备好了再攻，一次不打远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了重大战略转变。
6月1日，为加强志愿军领导力量，中央军委任命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杜平为政治部副主任。
6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下，由安东、长甸河口入朝。
杨成武此人不必多说。
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年轻的政治委员杨成武，让“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的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扫荡了大清河北扫荡了清风店扫荡了保定府又扫荡了石家庄的华北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后来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又被林彪折腾成“杨余傅”之首的杨成武。
40岁以上的中国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
被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称为“白袍小将”的杨成武后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年轻的上将军，文章写得漂亮，仗也打得有水平。是聂荣臻聂老总手下的一员爱将。连那个仗打得极有气魄对谁也不服的黄永胜，当年也又羡慕又嫉妒地说：
“一分区行，杨成武又能写又能打，一分区是他说了算！我们三分区不行，我们三分区是政委王平说了算！”
这位说了算的王平后来和杨勇搭当，是志愿军最后一任政治委员，1955年衔授上将，也是一个又能打又能写的厉害角色。
副政治委员张南生也是一位从万里长征中走过来的长征老战士，抗战时在陈赓的第三八六旅当过第七七一团政治委员。
第二十兵团辖第六十七军、第六十八军。
第六十七军的前身是1945年10月由冀察军区机关和地方主力团组成的冀察纵队，资格并不太老。但这些地方主力团却都是有些来历的，那都是当年聂荣臻率留在晋察冀的第一一五师部队撒下的种子。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野战军序列内打过保南、正太、青沧、保北、大清河北、清风店和石家庄等许多漂亮仗。一直是华北野战军的主力之一。
开国大典上，该军第一九九师曾在李水清师长带领下代表全军将士精神抖擞地走过**广场，接受新中国领导人的检阅。
所以当得知他们入朝后，韩国和日本的报纸都登出消息：
“**兵员馈乏，首都师开上前线。”
李湘、旷伏兆将军时任该军代军长和政治委员。
第六十八军的资格更嫩一点，是清一色的冀中子弟兵。
它的前身是1947年12月成立于河北定县的晋察冀野战军第六纵队，主要的成份是冀中军区的独立第七、第八旅和察哈尔军区和北岳的地方部队各一部。其中独立第八旅也就是后来的第二０三师参加过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有过光荣的战绩。纵队成立后，参加了西征绥远和平津、太原战役。
这支资格很嫩的部队后来打得很出色。
陈坊仁、李呈瑞将军时任该军军长和代政治委员。
从6月初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在各部队进行长期作战的教育，要求各部队必须“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基本教育，系统地说明战争的性质、前途、敌我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法等等，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增强胜利信心，克服速胜情绪”。
政治工作是这支军队的生命线，也是看家法宝，很灵光。
一个月下来，那部队走起路来的精神头就不一样了。
包括怨气最盛的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部队。
那时候的政治工作就有那么神，不由你不服。
为了持久作战，中国军队进行了意义重大的准备工作。
这就是开始形成和完善新的后方勤务工作体系。
这也是这支军队后勤工作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一次转变。
1951年年初的后勤工作会议后，中国军队在近半年的作战中，通过自已的切身体验，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对后勤工作重要作用的认识，也使改善后勤工作体制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变得更为迫切。
早在中朝军队刚发起第五次战役前，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就返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设想。
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洪学智探讨了这个问题。
“周副主席，后勤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供应不上，物资在鸭绿江边屯集如山，却运不到部队手中。前三次战役，部队是在挨饿受冻的情况下打败敌人的。如果供应得好，胜利会更大。现在咱们的战士有三怕，一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三怕负伤后抬不下来。”
洪学智先诉苦。
周恩来认真听着，插言道：“你觉得问题在哪里？”
“现在敌人的参战飞机已由1000多架增加到了2000多架，并由普遍轰炸转向破坏我运输线。而我们没有防空力量，全部高炮高射机枪加起来才800多门，还不如人家远东空军飞机的一半。公路运输线长达数百公里。第三次战役部队一前进，前面兵站和后面兵站相距三四百公里，形成中间空虚，前后脱节。另外，后勤高度分散，也没有自己独立的通讯系统，常常联络不上。敌人还派遣大批特务潜入我后方指示目标轰炸。我回来的前两天，敌机炸了我们的三登库区，一次就烧毁了84节车皮物资，其中生熟精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和衬衣40万零8千套，胶鞋19万双，还有大量其它物资。后方的物资最多只有70%到前线。”
“所以，外国军事家都说，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
周恩来脸色严峻起来。
“彭总让我向军委汇报，我们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
洪学智这才把主题抖出来。
“嗯，说说看！”周恩来眼睛一亮。
“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在空中、地面、海上、前方、后方同时进行，或交叉进行，战场范围广，情况变化快，人力物力消耗大，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战略后勤，50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50里以后就是后方司令部的事，战争不仅在前方打，也在后方打。现在美国在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规模，不仅决定了我们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后方勤务要适应这一特点，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通信部队、铁道部队、工程兵部队等诸兵种联合作战，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后方勤务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在战斗中进行保障，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周恩来一边听一边点头，心说这洪学智真出息了，以后回国来一定让他管后勤：
“你们想法很好，军委一定尽快研究。”
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设想，要求志愿军后勤司令员要由志愿军一个副司令员兼任。
彭德怀点了洪学智的将。
洪学智心中老大的不乐意。
洪学智洪麻子从来就是个战将，军事工作政治工作都能玩得风车斗转。有着长期军旅生涯的他心里明白，后勤这摊子事儿从来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远没指挥打仗来得那么过瘾。
“邓华兼嘛，他水平高！”他给邓华脸上打粉。
“我要协助彭总指挥作战，还兼着副政委，怎么顾得过来？”
邓华心说洪麻子你甭打我的主意，我不吃这一套。
“老韩兼嘛！”洪学智转身就要给韩先楚把膏药贴上。
“我老住前边跑，不行不行！”韩先楚历来就顶烦婆婆妈妈的事儿，忙不迭地躲着洪学智那付要贴上来的膏药。
“让后边来人嘛！”洪学智还跟彭德怀嘟囔。
“后边来谁呀？”彭德怀不高兴了。
“李聚奎、周纯全都可以嘛！”洪学智以为有门儿。
“后边任务重，那边离不开！”彭德怀摇头。
“那还可以让杨立三派人来嘛！”洪学智还是想摆脱。
“好啦好啦，你不干，我来干得了！你去指挥部队！”
彭德怀的庄稼火也上来了，把桌子一拍。
洪学智不敢说什么了，只好嘟嘟囔囔别别扭扭地上任去了。
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回国后不再干后勤工作，还是干军事。
彭德怀当面答应了，后来回国就装作忘了这码事儿。
还是让他干后勤。
遇上不讲理的彭德怀，洪学智能有脾气？
他在后勤位置上熬白了自己的头发。
5月19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决定。
6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正式成立，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原前方后勤指挥部部长周纯全任政治委员，张明远任副司令员，杜者衡任副政治委员。
到10月，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直属部队发展到6个分部，28个大队，4个警卫团另9个营，13个汽车团，27个辎重团，3个公路工程大队，39个兵站医院，3个通信营，以及3万多民工，共18.2万人。另还配属公安第十八师，第五十军第一四九师，6个工兵团和11个高炮营。
总人数22万人。
这是这支军队历史上兵种最多、最为强大的专业后勤队伍。
洪学智将军在这个岗位上干出了大名堂。
这是个顶天立地的官，顶天——顶着天上的狂轰滥炸；立地——立在地上钻山填坑。
他也干出了顶天立地的样儿。
他和他的后勤队伍后来创造了匪夷所思的奇迹，带来的声威甚至超出他在冲锋陷阵的战场上所赢得声威的总和。几乎所有与这支世界上最顽强也最有能力的后方勤务队伍较量过的美国人，在仗打完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能跟洪学智将军见见面，看看他是不是有三头六臂，竟然在如此密集如此猛烈的航空火力突袭之下还能如此从容如此充分地保障中朝军队的全部后勤供应，而且保障得比“联合国军”方面出色。
一年后，当朝鲜冬季来临的时候，警卫板门店谈判的中朝士兵们全部换上了冬装，令所有“联合国军”人员大为惊诧。
那会儿，他们的冬装还没影儿呢。
与后勤一起创造战争史上的奇迹的，还有光荣的铁道兵。
1951年5月4日，中朝两国协商签订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规定：在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之下，于沈阳成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领导下，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统一负责执行朝鲜铁路军事管理、运输、修复、保养与防护事宜。
6月，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和军事管理总局开始筹组。由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将军任司令员，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刘居英、南学龙（朝方）、金黄一（朝方）、李寿轩、叶林任副司令员，崔田民、苏尚贤（朝方）任副政治委员，刘居英兼铁路管理总局局长。铁道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所辖之铁道兵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四师和朝鲜人民军一个铁道工程旅。
他们在敌人狂轰滥炸下，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这边在准备打持久战，那边已经在叫住手了。
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中将在东京发表了一篇经过“精雕细琢”的广播讲话:
我以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奉命通知你们如下:
我得知你们可能希望举行一次会议,以讨论一个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及一切武装行动的问题。
在接到你们愿意举行这样一个会议的通知之后，我将指派我的代表。那时我将提出双方代表会晤的日期。我提议这样的会议可在元山港内一艘丹麦的医疗船上举行。
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中将
李奇微（签字）
美国就着台阶下坡来啦！
其实前一天毛泽东就估计到美国人会作出反应了。
6月29日，他致电金日成、彭德怀，建议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在积极注意作战，不使敌人获逞的同时，“就停战谈判的问题加以考虑，准备派出适当的谈判代表……至于假如李奇微提出要求谈判的时候如何回答的问题，可待李奇微提出要求时再行考虑回答的内容和措词。”
算得准不准？
7月1日，彭德怀和金日成答复李奇微：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
你在6月30日关于和平谈判的声明收到了。我们受权向你声明，我们同意为举行关于停止军事行动和建立和平的谈判而和你的代表会晤，会晤地点，我们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地区。若你同意，我们的代表准备于1951年7月10日至15日和你的代表会晤。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李奇微同意了。
李承晚可不同意！
6月27日，他发表声明声称“决不接受导致恐怖战争序曲的任何停战方案。”
6月30日，当李奇微发出和谈声明时，他发了一回杂音：
一、**军应全部撤走；
二、人民军应解除武装；
三、联合国应制止第三国援助北韩；
四、关于韩国问题的国际会议，应邀请韩国代表出席；
五、反对韩国主权及领土完整引起纠纷的任何决定和计划。
如果说仗打到这份儿上，朝鲜战争有关各方还有谁头脑最不清醒的话，那就是老迈糊涂的李承晚。
可怜的是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美国人的指挥棒转，别别扭扭地派出代表走向了谈判会场。
7月8日，双方各自派出3名校级军官在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会晤，就双方于7月10日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达成协议，并提出了双方正式谈判代表的名单。
7月10日，双方代表在开城开始了停战谈判。
中朝方谈判代表是：
朝鲜人民军第二军团军团长南日中将；
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少将；
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将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
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少将。
幕后主持的是两个谈判高手：
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李克农；
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
中朝方的谈判分为一二三线。
第一线正式代表们白天与对方唇枪舌剑。
第二线李克农、乔冠华等研究新问题，并由李克农归纳总结发电向国内请示。
第三线周恩来直接掌握谈判进程，对每天接到的来自谈判代表团的请示汇报，经周恩来考虑后，再马上与毛泽东及其它领导人研究，一般当夜就作出决定复电谈判代表团，对下一步谈判作出要求和指示。
朝鲜停战谈判，已成了新中国的头等重要的外交斗争阵地。
“联合国军”方面的谈判代表是：
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
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
美国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
美国远东海军巡洋舰分队司令阿雷·勃克少将
韩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坐镇汶山指挥谈判。
协议还决定，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于7月8日上午9时在开城举行预备会，安排正式谈判有关细节。决定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前往开城赴会时，每辆车均挂白旗一面，以便识别。
既然双方都有“以妥协方式结束战争”的共识，按理说，谈判应该很快达成协议。
许多西方记者也这样认为。
在汶山的记者俱乐部曾经为这个玩了一个赌博游戏，赌谈判多长时间能达成协议。
一位悲观者说“最长需要6个星期”，顿时引起轰堂大笑。
大家普遍的估计是最多2～3个星期。
而最后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是这个数字的30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