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声明不是说文革多好，而是发现很多人一提到文革就是那句话：“你知道文革整死多少无辜的人吗”有点新意行不？很多人张口闭口文革如何如何，自己却从来没看过丁点那段历史的资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文革期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的成就：
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红旗”高级轿车，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第一台晶体管大型数字计算机，第一台自动化立体摄影机，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第一台天文测时、测纬光电等高仪，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大庆油田，三门峡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葛洲坝的建成，杂交水稻，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关于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79%，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关于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 3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 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有人认为，与之后相比，“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水分不多，几乎都是工农业生产的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3）》，第57、50、33、444―447、36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年版。)
外交方面，从70年代初期起，出现了日本、德国等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11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並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
可以说，现在我们大部分人对文革的印象被西方等内部所谓自由人士误导了，把注意力放到了极小部分知识分子，功臣被打到及部分几年经济文化停滞方向去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部分记忆被西方洗脑了。不信的话可以去查，总共被冤枉的好人最后都被平反了，而且极少的。其实不用查，大家往上数基本都是农民，问问你们长辈，文革被整了没，基本农民没有被整过的，被整的基本都是以前的地主或者资本家以及一些鄙视农民的知识分子，被冤枉的是极少数。所以那时人民的建设热情是高涨的，虽然在某些方向上被四人帮及林彪等人误导了。因为当时西方可没现在显得这么文明，他们的策反，破坏是陈出不穷的。所以毛主席发动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大革命，对当时对亲西方反动势力颠覆新生中国的破坏进行反击。
发现很多台湾或者大陆人有意无意都在拿文革诋毁毛主席和中 共。然后说台湾多么多么民主，告诉你们，当时的台湾更差，你们被洗脑不知道或者选择性忘却而已！我拿证据说话，少**拿文革破事说话，中国现在发展的好好的，换成国民党绝对卖国！许多大陆网友名义上是「**义士」，手捧「民主大旗」，羡慕台湾的民主，却不敢碰触白色恐怖史。他们其实嘴里反毛，心里却还是供奉着毛爷爷的教导，敌人反对的，我就支持，敌人支持的，我就反对。
台湾的「白色恐怖」
1949年5月19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同年6月蒋介石溃退到台湾。该戒严令则维持到1987年7月15日为止，总共长达38年。根据法务部向立法院所提之一份报告[来源请求]的资料显示，在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达29,407件，无辜受难者约达14万人。然而，据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达6、7万件，如以每案平均三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他们就是「白色恐怖」的牺牲者。
光是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府在台湾至少杀害了4000个至5000个，甚至於8000个以上的本省和外省的「匪谍」、知识份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并将同样数目的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到无期徒刑。
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
台湾作家龙应台曾经这样回忆那个年代：“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国民党当局延续了在大陆所谓“动员戡乱时期”的高压政治手段，最典型的就是继续通过情报特务机构推行“白色恐怖”。
藏书藏成了“政治犯”
今天，人们在有关资料里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两个典型案例：
王志鹏，一个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报告，王志鹏就成了“叛乱犯”，被判刑5年。
柯旗化，一位中学英语老师，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据说，罪证之一是他有一本《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其实，今天为人们熟知的作家柏杨、李敖、陈映真，都曾经在戒严年代被捕入狱。知识分子、进步青年是当年“白色恐怖”严厉打击的主要对象，他们纷纷成了“政治犯”、“思想犯”。
龙应台引述过一组数据：仅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当局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龙应台说，当时所谓的“匪谍”里，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极少数，而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而被构陷的小市民。在贫穷的年代，台湾人均月薪是200元，而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常高达20万元。
“戒严年代”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整个台湾社会沉陷在紧绷的禁忌氛围里。有这样的说法，现在看来耸人听闻：如果爱上某个女人，求爱失败可以去打小报告，指控她是“匪谍”，她马上就会遭殃。台湾社会当时就弥漫着这样肃杀的气氛，好像“匪谍”就在身边，每个人都担心害怕说错话而被人恶意举报。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台湾实施戒严，政治禁区自不用说，连艺术、音乐也被蒙上了恐慌的色彩。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境诲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含政治暗示等。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现在看来非常好笑，因为当局认为歌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被禁有几种说法，其中最可笑的是被引申为期待八路军来，是“为匪宣传的左倾歌曲”。早期台湾流行歌后姚苏蓉被禁的歌曲高达**十首，其中她的代表作《今夜不回家》，因为“家”被认为代表大陆，而“不回家”违反了“反攻大陆”政策，所以被禁。齐豫的《橄榄树》、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也曾被禁或被要求修改歌词。
台湾民众多能哼唱的闽南语歌曲都曾被列为禁歌。《四季红》因为影射红军，被迫改成《四季谣》。《烧肉粽》、《补破网》、《天黑黑》等因为当局认为歌词暗指政府无能，导致民众生活困苦而遭禁。
还有一首民歌《捉泥鳅》，原本歌词是“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因为“小毛”被联想到毛泽东，硬生生地被改成“小牛”。（陈岑）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环球网论坛（http://bbs.huanqiu.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