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叔子 转自：乌有之乡

 

张献忠屠蜀考辩―兼论屠蜀的真凶

　　去年是1644年后第6个甲申年，四川一些文化界名人（如流沙河）借此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所谓“反思大屠杀”的文章。反思历史本无可厚非，但细读这些文章却发现其内容不过是依据《蜀碧》《后鉴录》之类在建国后被胡昭曦孙次舟王纲等学者据实批驳的史料，对张献忠进行丑诋而已。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并无回应，致使社会网络上谬论广传。笔者在诸位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发一孔之见希望以正视听。

　　一从明代四川人口的分布看张献忠屠蜀

　　张献忠据有全川的时间非常短，自1644年8月张献忠攻占成都后，到1645年春明总兵曾英即赶走大西守将占领重庆，同时川南也被明将王祥杨展等人占据，而川东北的山地则控制在“摇黄十三家”等土匪武装的手中。此时的大西政权控制地区仅局限于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北地区，据杨济堃先生考证在当时四川管辖的“府十一，直隶州六，宣抚司一，安抚司一，属州十五，县百十一，长官司十六”广大区域里，大西政权所控制的仅有“三府，四直隶州，五属州和三十六县”（1）。《蜀碧》《后鉴录》所记载张献忠种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行为恰好发生在1645年春之后，这样就必不可免的产生了矛盾：就算这些记载是真的，那也只能说张献忠屠杀了川西北的人口，怎么可能上升到“屠蜀”的程度？为了自圆其说，古今持张献忠屠蜀观点的论者只好如此解释：明代川西的人口远大于川东，所以张献忠屠川西也就等于屠川。事实真的如此吗？宋代时四川人口分布为：成都府路户258万口742万；潼川府路户85万口263万；利州路户37万口76万；夔州路户38万口113万（2）。很明显此时川东（夔州路和潼川府路部分地区）人口远少于川西（成都府路利州路）人口。但其后蒙军的入侵却打破了这一局面，川西被严重破坏，大量人口被屠杀。到元至元27年（1291年）四川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成都路户3。2万口21。5万；广元路户1。6万口9。6万；重庆路户2。2万口9。3万；夔州路户2万口9。9万（3）。从口数上看川西川东比约为3：2，而从户数上看则是1：0。875，考虑到川东的户口比（1；4）远小于川西的户口比（1：7）的不正常状况，此时川东川西人口分布已趋于平均，元末明玉珍据蜀时定都于重庆，而不像之前的那些据川者一样定都成都就说明了这一点。明季四川省各府，州，县田粮征额数字，成都府三十一州县，田粮是一十五万七千二百二十八石九斗二升二合有零，重庆府二十州县五司，则有三十四万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一斗七升五合零（4）。所以川西的人口损耗绝不等于全川的人口的灭绝。张献忠死时，据有川南的明将杨展有兵数万，并自称有民“数百万”（5）；据有川东的曾英竟拥兵二十余万（6）；即便是成都附近的简阳地区（7）资阳地区（8）崇庆州（9）等地仍然有大量人口存在。这说明尽管张献忠镇压反抗者时有过一些烧杀的行为，但并未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如果张献忠不是屠蜀真凶，那么康熙24年时四川人口陡减至“一万八千零九十丁”（10）的惨剧又是谁造成的呢？

　　二对毛奇龄谎言的分析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这是任何一个具备基本常识的人都无法接受的数字。其后彭遵泗在写《蜀碧》时，虽然将种种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不可靠的传闻都收录进来，但对毛奇龄的这段材料却不敢采用。作为一个在清初享有极高声誉的学者，毛奇龄为何要编造如此拙劣的谎言？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明史·张献忠传》竟照抄了这段谎言“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然而同样是这部《明史》，在《地理志》中却白纸黑字的记录着“万历六年，（四川）户二十六万二千六百九十四，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这不是典型的掩耳盗铃吗？明史被史学界一致公认为“良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为何这些明史的编撰者会将毛奇龄这种拙劣的谎言照抄，难道他们的见识连常人都不如吗？有学者曾认为这是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的仇恨使然，但同样是《明史》对于李自成水淹开封的处理却截然不同：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明河南巡抚高明衡等人试图水淹农民军，结果造成开封被洪水淹没上百万人丧生。当时的不少史料都将责任全部推给李自成，但明史的编撰者对这一事件的描述却比较实事求是：“（孙传庭军）未至，名衡等议决朱家寨口河灌贼，贼亦决马家口河欲灌城。秋九月癸未，天大雨，二口并决，声如雷，溃北门入，穿东南门出，注涡水。城中百万户皆没，得脱者惟周王、妃、世子及抚按以下不及二万人。”（11），如果说地主阶级文人对农民起义有仇恨，但为何要这样厚此薄彼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屠蜀谣言的编造是满请政府的授意，其目的是借栽赃张献忠以掩盖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径。据孙次舟先生考证，毛奇龄编造屠蜀谎言恰好就是其在明史馆担任撰修官期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四著录《后鉴录》七卷说：“皆记有明一代盗贼之事，盖亦明史拟稿之所余也。(12)”清楚的点明了这一关系。

　　三清军在四川的屠杀行为

　　如同指使毛奇龄编造谎言一样，满清统治者对于自己屠杀川民的种种残暴行径百般加以遮掩，以致今天还有不少人坚信四川人口的损耗与满请无关。好在文字狱虽然严酷，但百密难免一疏，透过那些被满清窜改过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我们仍能感受到那份血腥。

　　总的说来满清在四川大规模的破坏共有三次。第一次是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领兵入川镇压张献忠的大西军及南明各地方武装。豪格入川后第一仗就是在大西叛将刘进忠的引导下，于西充袭杀张献忠。有关张献忠被袭杀后清军的行动，王先谦在《东华录》如是记载“复分兵四出，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依据这则史料多数治史者认为清军杀的“数万级”都是大西将士。然而在《清史稿》中却有不同的记载：“抵西充，大破之，豪格亲射献忠，殪，平其垒百三十馀所，斩首数万级。”（13），表面上看两则史料并无太大不同，区别只是《东华录》中说清军“破贼营一百三十余处”而《清史稿》中则是“平其垒百三十馀所”。但仔细分析其中却大有玄机：张献忠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清军偷袭，而且张献忠率军北上目的地是陕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固守西充，更不可能有意识的针对清军修筑大量的堡垒和清军打阵地战。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清军平的“垒百三十馀”并不是大西军队所修筑的，而是那些在川北与张献忠对抗的乡绅地主所领导的堡垒。清军为何要进攻这些堡垒？主要原因是粮食，张献忠放弃成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川西因战乱灾荒而缺粮，入川的清军同样面临这一问题，那些堡垒里恰恰囤积着大量的粮食。这一点从清军在简阳地区的掳掠可以得到印证“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烧，有粮即放，无粮烧死。”“鞑子将彭玉峰烧得叫唤，竟烧死。”（14）直到顺治七年，清军在川北进攻民寨打粮时还是如此残酷“上寨斩杀逆贼百十余人，跳崖跌死者无数，……所获妇女，小子，牛只，器械，分赏有功。”（15）

　　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四年八月，遵义、夔州、茂州、荣昌、隆昌、富顺、内江、宝阳诸郡县悉定。”（16），如前所述川东并没有受到所谓张献忠“屠蜀”的影响，社会经济状况远较川西为优，然而在这次清军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之后，这里却发生了巨变。十年后当吴三桂率军从保宁向重庆进军是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枳棘丛生，箐林密布，虽乡导莫知所从。惟描踪伐木，伐一程木，进一程兵”（17）。由于川民的反抗及粮荒，顺治四年底清军不得不放弃大部分控制区向保宁集结，在撤退过程中清军竟大开杀戒“十一月，（南明军）遂复成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18）而其后清军在与南明军的长期相持拉锯中也常常使用类似的屠城手段：“不得已而动大兵剿之，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全城俱歼，或杀男留妇”。（19）

　　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夔东十三家义军大多是原大顺军余部，自顺治八年离开广西后在川东鄂西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义军领袖们在根据地内“招徕抚集，百堵皆作，籍什一之赋而民减租，革盐法之弊而税课豁。”（20使以夔州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比起四川其他地区，夔东一带称得上是一块“乐土”。然而康熙三年二十万清军的会剿改变了这一切，清军在击败起义军后，竟采取类似后来日军三光的方式，派出大批兵丁“四山搜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扫穴无遗类”（21。事后四川总督李国英上疏说“数万巨寇，……无一漏网”（22。在这些屠夫们得意洋洋表功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的尸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先是吴三桂军攻入四川大肆破坏，如谭宏部“宏兵络绎不绝，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生灵涂炭，怨声满路。”（23）又如何德部“征调烦苛，怨愁之气，酿成瘟疫，上南之人，死亡甚众。”（24）康熙十七年全川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康熙十九年清军的入川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川民而言并不是解放，而是更大的磨难。清军入川时即遇到了极大的粮食困难，主将赵良栋，王进宝等人不得不向清廷求援，这时被很多人称为“仁君”的玄烨却下了一道“就地打粮”的上谕：“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25）实际上就是暗示入川的清军，可以随便搜掠财物，荼毒百姓。有了玄烨的纵容，入川的清军便更加肆无忌惮的抢掠财物屠杀川民。据康熙十九年富顺新任县令钱绍隆《详请禁病害文》中所载：“……路无行人，道惟荆棘，空城不闭，……里甲胥役具皆潜逃不知去向。职随出告示招抚，无如一路逃兵来牵宰耕牛，攫取鸡豚，稻米豆谷，悉皆抛散……即至极幽极深之地，无处不到。如相近内江一路，……兵丁经过，沿村扰害，人民尽逃。近泸州一路，……兵丁驾船抢掠，……一路人见此辈带刀前来，无不骨拆心惊魂胆俱丧也。又泸州，富顺交界之一山最深，其民逃避其间，庶几可持无恐。无如兵之所过，遍山搜寻。其妇女望见惊走，媳弃其姑，母弃其子，童稚不能相随者弃置山谷,越日走视，为虎所伤而死。……（妇女）被兵追及，遭其淫污而死，尸在草野，经月不收……此皆历有地方，姓名可考。……至自流井一带地方，兵马往来日于此焉托处，其灶民皆遁。至威远，荣县数十里之外，床几悉为火薪，稻谷罄于马料，灶民停煎者盖五月矣。种种毒害，惨目伤心，莫可名状。”(26)

　　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27）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28）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请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

　　注释：

　　（1）杨济堃《张献忠屠蜀还是明清统治阶级屠蜀》，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

　　（2）元脱脱等编《宋史•地理志》。

　　（3）明宋濂等编《元史•地理志》。

　　（4）张云侠《张献忠三次入川述论》引《四川通志》，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

　　（5）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引《纪事略》。

　　（6）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辩》引《绥寇记略》卷十。

　　（7）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中记载顺治四年时，不但简阳存在大量人口，而蒲江邛崃一带竟是“其地人民极其富庶，朝朝请酒，日日邀宾，男女穿红穿绿，骑马往来者不可胜数。”

　　（8）王洪林《舞剑落头说蜀碧》王洪林写《资阳人口发展史》时通过分析，大体得到一组资阳全县人口数据：1621年41000人，1646年25000人，1667年19000人，1685年3000人，1728年14000人。也就是说张献忠死时，资阳人口比起明朝最高峰，还占61%。

　　（9）费密《荒书》中记载明庆符王和王妃在张献忠据蜀后“混迹民间，居崇庆州”，清军入川后，因庆符王下属“与人相诟”，才暴露身份被捕。这说明崇庆州在张献忠死后仍有大量人口。

　　（10）嘉庆《四川道志》卷十七。

　　（11）清张廷玉等编《明史•李自成传》。

　　（12）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

　　（13）赵尔巽等编《清史稿•豪格传》

　　（14）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15）《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李国英揭帖》

　　（16）赵尔巽等编《清史稿•豪格传》

　　（17）马玉《征行记略》，计六奇编入《明季南略》

　　（18）孙次舟《张献忠在蜀事迹考辩》引《客滇述》，载于《张献忠在四川》，《社会科学丛刊》第二期。

　　（19）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卷引顺治六年刑科给事中陈调元揭。

　　（20）道光《夔州府志》卷三六《大宁场龙君庙碑记》。

　　（21）康熙八年《当阳县志》卷一《事纪》。

　　（22）《清圣租实录》卷十一。

　　（23）民国《江津县志》卷三。

　　（24）民国《雅安县志》卷四。

　　（25）《平定三略方略》卷四八。

　　（26）乾隆《富顺县志》卷三《宦迹》。

　　（27）《明末清初雅安受害记》

　　（28）王洪林《舞剑落头说蜀碧》：1674年四川叛清，归附吴三桂，资阳纳入周国版图，农耕学读，并无大乱。1676年，蜀中经常暴风雨，古树尽拔。清周势力互为消长，资阳西街那时叫伍家街，武成巷本名伍家巷，三藩之乱，伍家迁居清水河蓼叶沟保全族脉。云居山圆觉寺，受吴三桂詹将军捐助，匾额有洪化字样，乃周国年号。1679年，清朝授河南上蔡进士张沐任资县（今资中县）知县，资县城中居民不满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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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大屠杀”辨






关于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事，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的全部记载是：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围重庆四日，城破，瑞王阖宫被难，旧抚臣陈士奇死之。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徇各州县。”又说：“（张献忠）陷成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文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悬榜试士，士争趋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挟策以死。”⑴《罪惟录》是清初的书，也未经后人删改添补，应是较原始的记载。它所说张献忠集中杀人的次数，即所谓“屠重庆”、“屠成都”、“杀士子”三次。其他书上又加了所谓分兵四路“草杀”。总合起来主要的就是这四次，也就是地主阶级著述中叫嚣得最厉害的地方。要辨清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真相，必须逐次地进行考察。



（一）所谓“屠重庆”。《罪惟录》所说的“屠重庆”，是指起义军杀死明瑞王朱常浩和他的随从以及巡抚陈士奇等官僚，还把一万多名丁壮的耳鼻和一只手割了下来。并没有说杀了重庆全城居民。《绥寇纪略》也只是说：“瑞王遇害，抚臣陈士奇、太守王行俭、巴县令王锡被杀，…·…（瑞）王之奔自汉中也，关南道陈羽白与之俱，陇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从，故衣冠死者甚众。”⑵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所记与此相同。⑶都没有说张献忠起义军把重庆人杀光。但是，另一些书的记叙却大有出入，如《纪事略》说：“其合城（按指重庆）军民男妇大小二三百万有奇，俱尽膏锋刃，抛尸江中，水为不流。”⑷《蜀乱》也说是“尽屠其城”。⑸这不是肆意夸大，又是什么？



明瑞王朱常浩、巡抚陈士奇等“衣冠”、“士大头”，在重庆顽固抗拒农民义军。他们被起义军镇压，是理所当然。这类惩杀顽固地主的行动，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张献忠屠蜀记》透露说：张献忠攻下重庆，叫一些人“认捐”纳款，而豪绅地主却隐瞒财富，装穷叫“苦”，张献忠命令把为首“叫冤”的豪绅王应熙和石庆等抓来，跪在草坪上。“献忠大怒，命将二人抄家，家口全数拘押追赃，其余认捐之人，分别依认追齐释放。恰在这时，王志贤查报回来，除十一人确系寒微、无力报捐外，余皆为富不仁、悭啬之徒。献忠命将假称贫穷的一齐杀了。围观民众，无不称快。”⑹这一段描述，倒是反映出张献忠起义军在重庆并没有随便杀人，更不是把全城的居民都杀光了；不然，哪里还有“民众”来“围观”呢。



把断臂并割去耳、鼻的丁壮万名“驱徇各州县”的事，《蜀难纪实》具体地说：“纵令西上，以张先声，……沿途州县见此辈狼狈之状，莫不魂丧胆裂，避之恐后，孰敢撄其锋？”⑺这个说法，也要具体分析。《五马先生纪年》一书也说到砍手的事，它说：崇祯十七年，“七月，（张献忠）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十月的一天，起义军在简阳“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顺治六年，该书作者傅迪吉迁家到蒲江，当地有儒生汤某，“汤之夫妇是流贼将手各剁一支”。⑻看来，在重庆以至其他地方，有的人被起义军惩罚，曾被剁手。但是，如果说起义军在重庆把万余丁壮刳鼻剁手之后，“驱徇各州县”，“纵令西上，以张先声”，则有可疑。试问，一个人被弄成这般状况，又处于“被驱徇”的境遇，如何能够支持行走数百千里？再说，沿途州县见到此状，“避之恐后”。那吗，此后射洪县人民打开城门迎接起义军，⑼又怎样解释呢？显然，此说是不可靠的。然而，也为一些书加以渲染夸大。如《蜀碧》说：“时重庆军士尚存三万七千余人，贼尽断其臂而纵之”⑽《明季南略》更说：“砍手三十余万，流血有声！”⑾把起义军杀地主、官僚，说成“屠全城”；把杀丁壮万余人的可疑记载，又夸大为三万七千甚至十五万（断双手）或三十万（断一手）。这种捕风捉影、竭力夸大的卑鄙伎俩，乃是地主阶级对农民革命军进行攻击和诬蔑的惯用手法。



（二）所谓“屠成都”。照《罪惟录》的说法，起义军在成都杀的人，包括“蜀王阖宫”、巡抚龙文光及府道各官，以及按起义军命令到成都的各地豪绅。这些，在《蜀碧》中有具体记载，死者有：蜀王朱至澍、邱妃、太平王朱至渌、宫人素馨等；官僚龙文光（四川巡抚）、刘之渤（四川巡按）、张继孟（按察副使）、陈其昌（守西道）、刘士斗（成都推官）、方尧相（监纪同知）、吴继善（成都县令）全家、沈云祚（华阳县令）、赵嘉炜（郫县县令）、何××（教授）、郑安民（长史）、刘佳印（川北总兵）、张奏凯（总兵）、鲁印昌（叙南卫世袭指挥同知）、罗大爵（镇守成都）、刘镇藩（镇守成都）、阮士奇（雅州指挥）、徐明蛟（抚标参军）、李之珍（都司佥书）；“乡宦仕女”及“诸生”庄祖诏、庄祖浩、乾曰贞、邱之坊、邱祖福、熊氏、王秉权全家、王履享、何继皋、罗宇英、蔡如蕙、张于廉、钟氏、赵鸿伟全家、李资生、董氏、费经世、刘宏芳、刘宇亮、李氏姊妹二人、陈云鹏。⑿共四十六人（其中有四人包括本人及其家属），全部是明宗室、地主、官僚。他们之死，有的是武装抗拒起义军被打死，有的是对抗起义军的命令被镇压，有的则是畏罪自杀；也不完全是被起义军杀的。《蜀碧》是攻击和诬蔑张献忠起义军最厉害的书之一，而所记起义军所谓“屠成都”的情况就是如此。从中可见，起义军并非见人就杀的。



但是，有的书却说起义军把成都的居民杀完了，如《纪事略》说：起义军克成都后，“满城生灵，无贵无贱，同为枯骨”。当然，编造的谎言总是要出破绽的。就是这本《纪事略》，同时又有这样一段记载：张献忠在成都，“又传谕内外伪文武官吏衙门以及军民人等，凡一应地方事情，悉赴都督王尚礼处裁决处分，……每日五更于提督衙门内发缉事贼兵千余人，或扮乞丐，或扮医卜，或装商贩，布城内各街小巷，往来巡查。或兵民交语，或会饮食，或民间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或交易相争，列坐闲谈，逻卒一见，即诬以讥讪新朝，绑赴尚礼处。亦不审真伪，解到就杀。”请看，如果照该书另一处所说，成都全城居民已“同为枯骨”，全被杀光。那末，成都城内又怎么会有可能出现“兵民交语”、“会饮食”、“民间夫妻反目、兄弟阋墙”呢？哪里又会有“交易相争”、“列坐闲谈”等市面活动呢？更不需要每天派出上千名“逻卒”巡街查巷了。前后记载，自相矛盾。联系到《蜀碧》所说张献忠在成都“行保甲法甚严，诸门各设一兵部、二都督，讥阿出入”，⒀足见当时成都城内城外的居民是相当多的。



“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诸书于此事的记载不甚具体。《荒书》说：“凡成都士民避难他出者，悉令贼官查出驱成都。”《客滇述》说：“（张献忠）遣使四出，趋地方官员及乡绅朝见。百姓藏匿宫员者凌迟，乡绅不来朝见者亦如是。其求朱姓更急。……所获官吏，皆指为贪官，叱令剥皮。”⒁这就是“檄诸绅于成都杀之”的内容。显然，这是大西农民革命政权镇压反革命的措施。



当时，大西农民政权刚建立不久，农民义军正攻向各州县并建立革命秩序。这些，都遭到各地地主的拼命抗拒和反扑，《明季南略》说：“远近州县，无不起义兵（按即地主武装）杀贼，献忠乃大肆屠杀。……然贼兵一过，义兵随起。凡献忠所选府、州、县官，有到任两三日即被镇压，甚至有一县三、四月内连杀十余县官者。虽重兵威之，不能止也。”⒂在这样的情况下，起义军为了保卫革命，当然是要镇压的，但也不是乱杀一气。《蜀难叙略》说：“贼旋下令曰：‘凡尔处市镇俱顺民，毋恐，家给大顺钱缀于首，可不死，而山中作逆者，当剿除之。’人以是不敢入山。然搜求仕宦尤为残酷，滨于死者，日以数计。”⒃《蜀碧》于顺治十七年的记事中说：“是时，贼设铸局，……溶液为钱，其文曰‘大顺通宝’。令民间家悬顺民号帖，以大顺新钱钉之帽顶。”⒄《五马先生纪年》也说：崇祯十七年十月初四日，驻简州起义军“发兵，谓之打招安。随后，即委伪都司吴、伪吏目田下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朝顺民’四字，戴在背上，兵不敢乱。”起义军扎兵简阳灌水坝，“仍令知州给以号片或告示或旗号。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亦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未及一载，三贼搬船而去。”⒅可见，顺从农民革命的人，只要把大西农民政权铸钱“大顺通宝”（见图版一）“缀于首”，或者“家悬顺民号帖”，或者于背上佩戴写有“西朝顺民”（见图版二）的印信，起义军是不杀的。而且，“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亦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相反，那些“山中作逆”负隅顽抗的地主武装和反抗农民军的人，特别是仕宦和朱姓皇室，起义军是要坚决镇压的。起义军于大的界限是清楚的，岂是妄乱杀人！



（三）“杀士子”。张献忠镇压反动儒生，一般说在大顺二年（一**五年）大西农民政权第二次科举时，也有说在大顺三年。这是实有其事的。其根本原因是，这些儒生攻击和抗拒农民军，甚至阴谋反革命叛乱。比如：有的儒生“口出怨言，意欲为乱”；⒆有的在策卷上写有“西南一隅，游其中如井底蛙”等语，⒇含沙射影，诋毁农民军；有的与明军残部秘密联络，策动变乱，甚至声言要效“博浪一击”，(21)暗杀张献忠；有的在考生住所“夥谋不轨，杀监守之兵，乘夜逃奔”；(22)有的则和已至陕西的清军进行勾结，如“成都诸生”颜天汉就被农民军在川北查获。(23)面对这些反动儒生的猖狂反扑，农民军对他们实行革命专政，有什么不应该？



至于被杀儒生的数字，《罪惟录》说“数千人咸振笔挟策以死”。其他书上就说得更多了，如说，“近万人”，(24)“一万七千人”，(25)“二万二千三百人”，(26)“三十余万”。(27)更有甚者，说入考士子“主仆约算为数十万有奇”，均安插于“西关青羊宫”内，后来在一天内杀完。张献忠又命令各地按册索名，把儒生及其家属“尽数查解来京正法”，“其解到者，随到随杀，男妇幼小，莫可纪计，不止四五十万。”(28)真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肆意夸大的“统计”，不然，他们怎么能凑齐张献忠在四川杀了近七亿人的数字！



倒是《张献忠屠蜀记》中有一段文字和“注释”，说得近乎情理些。它说：张献忠召集各州县数千士子到成都科举，“汪兆麟（向士子们）宣布道：‘老万岁（按即张献忠）有旨，选举策略最佳者七百三十七名陪宴百花潭，诸生有名者留，无名者出。’于是按单点名，应名者概付军士看押，七百三十七名无缺。乃鸣炮开门，放出生员四千余，他们情绪颓丧，深以不得陪宴百花潭为恨。迨出贡院，见有斗大的皇诰一幅，揭在照壁，其文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此次乡试，竟有不肖绅衿敢在策论文中，诋毁新朝，谤议寡人，实属罪大恶极。着主考官拆封点名，一体赴押百花潭斩决，以昭炯戒。其余生员，付各州县教官押回，严加管教，不容再有腹诽口谤之事，违者连坐十家，教官同罪。’”遂杀士子七百三十名于百花潭。(29)该书的“注释”说：“至于杀士子之数，辄云数万，《蜀龟鉴》引岳半记，谓青羊宫一役杀二万二千三百人，与《甲申朝事小纪》数同。无论蜀中乡试无许多士子，即有，又安得一日而尽杀之？凡此不尽情理之事甚多，不值尽驳。”(30)至于传说中的成都老西门外的“笔砚山”，乃是这类夸大之说的附会。



对于儒生乃至官吏，起义军并非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加以镇压。《五马先生纪年》的作者、贡生傅迪吉，关于在简州的亲身历述，就是很好的佐证。他于顺治二年（大顺二年，傅迪吉时年十九岁）的记事中写道：“乙酉，十九岁，献贼开科取士，……吾州入学若干、中举若干、进士若干。未几，贼以为不得真材，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举也。……此番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不准除名，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许宁家，未仲者不得在家（乡）居住，以为秀才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傅迪吉本人当时就是秀才，他的父亲傅万镒“有鉴于此，恐冒读书之名，贻不测之涡，遂命废业（学业）贸易”。于是，听从同族人、在简州起义军中当“里兵”的傅可吉的建议，“遂将各色蜀紬若干”，一主一仆偕同傅可法、傅可会，从住地五马桥来到简州城里，准备去起义军中贩卖蜀绸。因起义军“抢夺州衙”，他被逮捕。在关押期间，起义军对他和一些人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



傅迪吉在记叙了起义军杀人情况之后，也详细地谈到他自己在关押时的经历，透露出起义军对待儒生和官吏的态度。他被押时，先是起义军怀远营兵丁王二准备带他“到营中耍去”，因“老爷军令严，不许夹带生人”，未能实现。后来，起义军派出“众兵”到关押人群中“选人”，傅迪吉亦被起义军低级军官张洪宇选中，还收他为“义子”，赐名“张奇”。为什么傅迪吉被选中并受到重视呢？傅迪吉未具体说明，仅透露出张洪宇对傅迪吉说：“你原说认得字”，大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从另一件事也可证明。张洪宇向傅迪吉出示在州衙所获元宝两个、字扇一柄，叫傅认与他听。傅迪吉于此写道：“余原认得草字，一见即知是李状元送彭知州者。知州，江（井）研人，壬午科举人。认与彼（张洪宇）听。彼大喜曰：‘好，好，明日招安了他！’”(31)从这里又可以见到，纵使是儒生甚至官吏，起义军认为可用的人，也要加以“招安”，只要他们归顺起义军，就选入任用；并不是见到这些人，就一律斩杀。



（四）所谓分兵四路“草杀”。此说《罪惟录》不载。《绥寇纪略》、《荒书》虽云尽杀蜀人，但未说分兵四路杀人七万万。《后鉴录》有此说，后来的一些书相沿抄袭。大概彭遵泗也认为《后鉴录》造的谣言太拙劣了，所以在《蜀碧》中虽说“分道搜索四路遗民”，却未采用《后鉴录》所列七万万人的数字，而只说四路各杀男女“若干万”。(32)可见，他也觉察到《后鉴录》的漏洞太大了。



关于这次杀人的时间，一般说是顺治三年八月张献忠撤出成都的前夕，如《蜀碧》说：“贼以遗民逐杀伪官，而四方渐益日迫，忿然曰：‘川人尚未尽耶？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他人也！’于是令伪帅孙可望等四将军分路出屠。”(33)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须知张献忠撤出成都之前，大西起义军在四川境内能够控制的地区是不大的。《纪事略》载：“其时，川之东则有督师閤（阁）部王应熊、平寇伯曾英握重兵扼守重庆，有三谭兄弟谭文、弘、诣领兵扼守中、涪；李鹞子（李占春）、于大海二将领兵截御巫、夔，忠国公王详（祥）领兵扼守遵义，捍御贵筑番苗。川之南则有兵部李乾德、锦江伯杨展领兵扼守嘉、眉、邛、雅等州地方，御寇抚夷，安戢残黎，又有总督樊一蘅、永宁伯侯天锡领兵扼守叙、永、马、泸等处，并驭辖乌蒙、镜雄两土司，……川之北则有抚军马乾，……激励士民起义，随在团聚乡勇，或复一府，或恢一县，或据一寨，……合计诸要隘兵马，为数不下二十余万。……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献忠又怎么能够分四路赴全川各地去“草杀”呢？所谓“分四路”，可能是指自“大西”农民政权建立之初，张献忠派兵出击，在四川境内打击封建统治、镇压地主武装的军事行动。



前面说过，南明总督王应熊传檄全川，反扑农民起义军，之后，四川各地许多地主应檄而起。其中有残明部队，更有许多州县的地主武装，如，安岳的王起峨、窦可进，乐山的杨文焕，遂宁的罗璋、姚思孝，西充的李完，南充的樊明善、陈怀西，渠县的曹思冀、雷开登、李储乙，邻水的甘良臣，通江、巴州、东乡的冉璘、向质、向谦，保宁的吴宇英，仁寿的贾钟斗、刘士恺、龙明新，金堂姚玉麟，合州的董克治，永川的胜士铨，江津的习化神，……等等。对于这些反动势力，起义军多次出动，坚决打击。



起义军在打击反动武装的过程中，战斗是激烈的，或攻坚战，或拉锯战，或迂回战，起义军付出了不少代价，也给予敌人以严厉的惩杀。如新繁大族地主何奇根，“募乡勇及子姓流民数千人，谋以御寇。比贼至繁，……遂合闵、费二家之众，御贼于义和渡。首率二弟与贼作背水战，及死亡殆尽，乃跃河逃去。”(34)又如，“蜀残，甲里草泽间诸忠勇，合兵忠江、射洪间，约十余万，阻山壁中，整饬甲胄”，妄图对抗起义军。张献忠用计叫人假扮明内江王，控制了这十多万人。然后，“献（忠）自外攻击，御营（假内江王带去的起义军）从内杀出，十余万众斩芟奔窜尽矣。”(35)诸如此类的战斗，不胜枚举。其打击的目标仍是对抗农民军的反动势力，而不是人民。而且，无论如何都不会杀到近七万万人之多。



至于有的书所说，张献忠起义军不仅杀人，还大量吃人，如说什么百万起义军，靠“宰杀军眷与囚徒为粮”，又说什么张献忠顺府河南下，船上装载人粮，“凡二万五千名，分载五百船内”，等等。都是蓄意诬蔑、虚构捏造，荒诞无稽，不值一驳。



以上就是地主阶级的著述和传说中，攻击张献忠起义军“剿四川”最厉害的四次，其历史真相就是如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献忠起义军的打击对象是反动势力，是地主、官僚以及从属于他们的反动武装，这有什么不应该？当然，也要看到，农民义军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杀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杀了他的全部家口，打击面很大，杀的人相当多。这是可以从农民的朴素的阶级仇恨，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明的。绝不能因此而否定农民起义的革命性，更不能加以夸大，诬说起义军见人就杀，把四川人杀光了。






注：



⑴《罪惟录》传三十一《张献忠传》



⑵《绥寇纪略》卷十



⑶参见《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



⑷阙名：《纪事略》



⑸欧阳直：《蜀乱》



⑹《张献忠屠蜀记》上册第六八页，该书的注释者写道，“余更参考正史、野史及方志百余种，详为厘订，务期正确。虽云小说，实为一代信史。”（见上册第八页）此说未必尽然如是，但该书的某些描述可以作为一种说法为佐证之用。



⑺杨鸿荃：《蜀难纪实》。载乾隆《富顺县志》卷五《乡贤》



⑻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该书系四川省图书馆珍藏的仅存抄本。作者傅迪吉系明末清初四川简州人，曾一度混入起义军，所记情况是比较原始的材料。关于该书的史料价值，笔者有另文简介



⑼光绪《射洪县志》卷十七《外纪》载，起义军于崇祯十七年自三台县揪林驿渡江，围射洪县城，“百姓开门迎贼”



⑽《蜀碧》卷二



⑾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十二



⑿《蜀碧》卷二



⒀《蜀碧》卷三



⒁顾山贞：《客滇述》



⒂《明季南略》卷十二



⒃沈荀慰：《蜀难叙略》



⒄《蜀碧》卷二



⒅《五马先生纪年》



⒆《蜀记》

⒇冯甦《见闻随笔》卷上。《蜀记》作“西南一隅之地，游其中者如井底娃，不足与大有为。”

(21)《蜀记》

(22)《纪事略》

(23)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一；《寄园寄所寄》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八说：“朝天关逻者获成都诸生颜天汉等通闯‘贼’书。怒，谕称开科，尽杀之青羊宫。”此事，过去有人考证认为，当时士子们暗中勾结的，不会是李自成而是清军。因清著书人为了避祸而歪曲了事实。

(24)《蜀碧》卷三

(25)《荒书》

(26)《绥寇纪略》卷十

(27)《蜀记》

28)《纪事略》。该书编造杀十万儒生的情节说：起义军把这十万儒生，从青羊宫押到大慈寺，“日给诸生仓米半升，三日每人给熟牛肉一碗”，“诸生守候日久”，到十月初九日，把这十万人“撁至濯锦桥边斩首，推尸江中，从寅至申（按共十四个钟头），方行杀尽。”

(29)《张献忠屠蜀记》下册第一0八页

(30)《张献忠屠蜀记》下册第一九二页

31)以上有关引文均见《五马先生纪年》

(32)《蜀碧》卷三

(33)《蜀碧》卷三

(34)民国二十五年《新繁县志》卷六《人物》

(35)《蜀碧》卷三

“张献忠屠蜀”考辩
　　（兼析湖广填四川）
　　
　　
　　胡昭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1980年3月第一版 1980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目录
　　引言
　　一、“张献忠屠蜀”的真相
　　地主阶级的反动宣传
　　三年与二十五年
　　“四次大屠杀”辨
　　革命的正义的斗争
　　张献忠牺牲后的四川人口
　　二、屠杀四川人民的真正刽子手
　　明末清初四川的社会经济
　　满、汉地主的反扑与争斗
　　清军对起义军余部的集中镇压
　　吴三桂叛乱对人民的残害
　　三、“湖广填四川”的实际概况
　　清朝以前的四川土著人口
　　元末明初的移民活动
　　清朝初年的大移民
　　结语
　　图版
　　
　　引言
　　
　　三百多年以来，在四川等地区广泛流传“张献忠屠蜀”与清初“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自清朝初年迄于全国解放，许多书刊著述都说，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四川大肆剿杀，把四川地区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同时，一些民间传说也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即张献忠）⑴血洗四川，在劫者难逃”。关于这个问题，解放前郭沫若同志曾约略提及，他说：“四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遇过一次很大的屠杀，相传为张献忠剿杀四川。四川人爱说：‘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这虽然不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相互屠杀的数量一定不小。”⑵解放后，史学界有同志曾对此进行过研究，发表了一些论述，但还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深入。
　　至于“湖广填四川”，很少有人具体论述，还是一个需要从头开始研究的问题。
　　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省地。元朝设置的湖广行中书省，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分地方。明朝的湖广布政使司，将今广东、广西辖地分出，只包括今湖北、湖南地，仍叫湖广。清朝初年，也称为湖广省。到雍正时，才分为湖北、湖南二省，但两湖总督仍有湖广总督之称。所谓“湖广填四川”，就是指湖北、湖南两省的人口迁居四川。其实，清朝初年迁入四川的外省人口，不只是湖北、湖南，还有其他一些省的人，而其中以两湖的人口居多。清朝初年，已有“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康熙七年（公元一六六八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奏折中说道：“查川省现在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移外省人民填实地方。”⑶此后，这种说法在文集、地方志、碑刻、谱牒等记载中也很多，且更为概括，如道光年间魏源于一篇文章里写道：“故当时（指清初—引者按）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⑷至今，在四川有许多中年以上的人还说，他们的祖籍或是“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或是江西，或是广东……，是清朝初年填四川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文字记载或传说，大都把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原因，归咎于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如《（光绪）大邑乡土志》说：“查大邑土著，历来惟有汉人，……献贼乱后，几无孑遗，全资两湖、江西、两广、山陕之人来邑垦荒生聚，麻城人较多，江西、山陕次之，两广又次之。俗传‘湖广填四川’，其明征也。”⑸《宜宾吕氏宗谱》也说：“蜀中自明末遭献贼残破，所在坵墟，人烟断绝。其后垦殖，招徕人民，从外省至者以楚地为多，故当时有湖广填四川之说。”⑹
　　这是关系到公正评价张献忠及他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关系到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问题。弄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和清朝初年四川地区的社会状况。本书拟就所接触到的资料，对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有关情况，作些初步的考察和辨析。
　　
　　注：
　　⑴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九说，献忠初号“黄虎”，后称“八大王”。
　　⑵郭沫若：《少年时代》《沫若文集》第六集第九页。
　　⑶《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
　　⑷魏源：《古微堂内外集》卷六《湖广水利篇》
　　⑸光绪《大邑乡土志·氏族》
　　⑹民国二十八年《宜宾吕氏宗谱·序》

 

一、“张献忠屠蜀”的真相
“张献忠屠蜀”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要要具体地考察当时的历史实际。
（一）弥天大谎的“统计”。张献忠农民军在四川杀了多少人？统治阶级造出了拙劣而荒唐的谣言。
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写道：自顺治三年七月至十二月，经张献忠“屠杀”后，“成都属邑之人俱尽”。⑴费密《荒书》也说：“古凶逆之惨，有屠城坑军者，未闻有屠山、屠野、尽一省而屠之，至千里无烟，空如大漠，书契以来所未尝有也。”⑵这是笼统地诬说张献忠起义军把四川人杀光了。
奇怪的是，竟然还有这样的“统计”数字：毛奇龄的《后鉴录》写道：“（张献忠）先检各卫军及在营新兵年十五以上杀之，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乃次杀民之诸生、释道及堪舆、医卜有材枝（技）者……凡三十余万，家口不计。然后挨户杀，名‘草杀’。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戌（顺治三年）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知也。”⑶仅据其中所列四路数字相加，则张献忠在四川至少杀人六亿九千九百万！明万历六年四川人口只三百一十万，全国人口也才六千零六十九万，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竟杀出了近七亿人，真是弥天大谎，卑劣之尤。
此后，不少的书剪裁抄录《后鉴录》的这个数字，如《明史·张献忠传》即说，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⑷《小腆纪年》、《寄园寄所寄》、《蜀记》、《续编绥寇纪略》、《锦里新编》等书也是这样。彭遵泗的《蜀碧》，虽未转录《后鉴录》所列数字，但也大体沿用其说，概括写道：“蜀民于此，真无孑遗矣。”⑸接踵而来的许多书刊，包括野史、专书、笔记、文集、地方志、地方史、小说等等，又因袭以上各书，加以渲染和发展。乃至如一九二三年成书的《清代通史》也说：“献忠性嗜杀，屠戮之残，亘古无闻，川人至此，几无噍类矣！”“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川中人迹殆绝。”⑹
除了文字记载之外，长期口头流传的“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八大王血洗四川，在劫者难逃”，等等传说，也是说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完了。

（二）编造的杀人方式。统治阶级千方百计抹黑农民军，给张献忠编造了不少离奇而残酷的杀人方式。
诸书所载，大略有一般斩杀，棒杀（乱棒打死），“天杀”（于朝会时，放犬于诸官之中，凡有被犬闻者，即引出斩之），“生剥人皮法”，“草杀”（即挨户杀）。
有些书，编造得更为离奇而残酷，如《蜀碧》写道：“杀人之名：割手足，谓之‘匏奴’；分夹脊，谓之‘边地’，枪其背于空中，谓之‘雪鳅’，以火城围炙小儿，谓之‘贯戏’。抽善走之筋，斫妇人之足，碎人肝以饲马，张人皮于悬市。”⑺
不仅如此，有的书还捏造了起义军中有人专门研究吃人的办法，向张献忠建议炒食男人或女人身上肉嫩味美的部分。甚至说张献忠起义军在大顺三年的一段时间，全靠以人为粮，以船分载活人或腌尸充军粮。
在他们的笔下，张献忠成为了一个杀人魔王，这支农民军成为了一支专门杀人、吃人的队伍。
（三）莫名其妙的原因。大概是那些谣言编造者们，也觉得诬说张献忠杀了那么多人和那样地杀人，漏洞太多了，难于自圆。又绞尽脑汁，捏造了各种莫名其妙的杀人原因。
1．张献忠为了报私仇。《蜀碧》说：“献（忠）儿时，随父贩枣至内江，以驴系绅坊，粪溺污石柱。绅仆骂之，鞭献父，喝令掬付他所。时献在旁，怒目不敢争，临去，誓云：‘我复来时，尽杀尔等，方泄我恨。’”⑻
2．把张献忠说成是“天煞星”下凡。如说什么张献忠自称：“我系上界一星，玉皇差我下界，收此造孽众生。”⑼还编出童谣唱道：“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⑽
3．说张献忠本性嗜好杀人，“天性特与人殊，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盈前，即悒悒不乐。”⑾
4．说张献忠因濒于失败而顽丧，自称：“蜀自我得之，自我灭之，不留毫末贻他人尔。”⑿还有的说，张献忠好杀人，因为他“有神经病”。⒀
．奇异的谬说。如有一传说：“八大王（即张献忠）带兵自湖北进入四川时，在四川与湖北交界的碚石扎营。第二天，他在两省接界的地方大便，先在四川境内扯草揩擦，正好抓着活麻，⒁手和臀部都被刺痛。他又伸手到湖北境内扯草，但草并不刺手。八大王就问湖北的人，为什么四川的草刺人？回答说这草叫活麻。八大王火冒三丈，怒冲冲地说：‘四川人真厉害，连草都这么凶!我就从这里杀起！’”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统治阶级如此处心积虑、不择手段地攻击和诬蔑张献忠，其根本目的在于，抹煞农民义军斗争的正义性，煽起人们对张献忠起义军的“愤恨”，以掩盖他们自己残暴屠杀四川人民的血腥罪行。从而，把造成清初四川人口大减、社会残破的责任，推到起义军头上。

不用讳言，张献忠起义军在四川是杀了人的，数量也是不小的。农民革命是农民们拿起武器，反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反抗地主阶级的血腥统治，是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的暴烈行动，哪能不杀人！问题是他们杀的是些什么人，是不是见人就杀？这是我们要着重考察的。同时，也要考察清朝初年，在四川地区的杀人活动中，杀得最多最久的是农民起义军还是清军？


注：
⑴《绥寇纪略》卷十
⑵《荒书》
⑶《后鉴录》卷六
⑷《明史》卷三O九《张献忠传》
⑸《蜀碧》卷三
⑹肖一山，《清代通史》卷上第二四四、二七一页
⑺《蜀碧》卷三；《寄园寄所寄》卷九也有此说。
⑻《蜀碧》卷三
⑼《蜀记》
⑽李馥荣：《滟滪囊》卷二
⑾《蜀碧》卷三
⑿《绥寇纪略》卷十
⒀古洛东：《圣教入川记》第十七页
⒁民国《雅安县志》卷四《杂记》说：“荨草，见工部诗注。《通志》云即蝎子草，有红、青二种，一名山韭，毒如蜂蠆。《墨庄浸录》川陕间有此恶草，罗生于野，……土人呼为荨麻，又名蝦蟆草，触肌成疮，浸淫溃烂，久不能愈，按即今俗所谓活麻。

唉,我的先人是从哪里迁至四川的变或是土箸,也无史可查了!

太专业了

 

谢谢楼主的辛勤提供，学习了！！

应该是清兵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