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二）

3月初，美国实施"滚雷计划"，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同时派遣3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岘港登陆作战，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进入越南南方作战。越南战争由"特种战争"扩大为"局部战争"。由于美国方面一直对有关中国军队，或中国军队与北越军队共同干涉越南战争的情报持怀疑态度，认为尽管中国向北越提供援助，但是它"尚未准备进入战斗"，故而，美国此时与中国沟通信息的方式，可以说一是进行军事试探：加紧对中国云南、广西和沿海地区实施海空骚扰；一是舆论试探：宣称在越南战争中不再有朝鲜战争中那样的"庇护所"，美军将对支持越南人民斗争的人实行"穷追"等等。以此切实摸清中国方面的底线，及其捍卫这条底线的决心究竟有多大。 　　对于美国的挑衅行为，中国政府3月12日严正声明："告诉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怕这一套，我们从来不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美国不来侵略的善心上。我们是有准备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支持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把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进行到底。"其后，周恩来又于20日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时表示：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这种强硬态度给美国提供了中国要坚决维护战争底线的明确信息，由此，美方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特意就派遣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轰炸中越边境等地区的事情声明说，美国决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于4月2日请即将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4月8日美国军用飞机几次入侵中国海南岛上空之后，一方面，毛泽东指示"应该打，坚决打"，周恩来批准"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一方面，周恩来于4月27日在同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谈到支持越南的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周恩来还在4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时，主张晚一点提"援越抗美"的口号，指出：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 　　为了使给美国的信息切实传递过去，中国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访美之行推迟之后，另寻途径与美方沟通。1965年5月31日，陈毅约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请其向约翰逊转达中国关于越南问题的四点意见，并说明周恩来的这个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为传递，但其未能送达；倘若英国政府能将之转告美方，中国方面表示感谢。另据后来霍普森的报告，陈毅同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拉宾，告知："不仅美国政府知道中国不会挑起对美战争，而且中国人也知道美国人将不会进攻他们。" 　　霍普森于当日即将与陈毅会谈的内容电告英国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该电文及其复印件分别发送给美驻伦敦大使馆和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日英外交官及时将霍普森的电报递交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翌日，英方又进一步由其驻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将中国的口信传达给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美方分析家认为，周恩来传递过来的几句话"出奇的温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战争"，为此"告诫美国应避免进行反对中国的行动"。6月4日，美方告诉英方，他们将通知北京，华盛顿已确切无误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报说，约翰逊阅电后可能会于次日举行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中国人。三天以后（6月7日），霍普森告诉中国外交部西欧司官员，英方已将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了腊斯克。与此同时，周恩来为确保中国方面的信息通达美国，于6月8日结束访问坦桑尼亚时再托尼雷尔向美国转达上述四句话。中美双方紧锣密鼓地互发信号，反映了两国都在谨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在出兵援越的策略上，中国以派出防空、铁道、国防工程、筑路等支援部队形式介入战争，而且不公开宣布，并将支援部队的军事行动限制在越南北方。6月9日，中国第一支支援部队入越，此后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而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方执行军事任务，也不予公开点破。这表明，约翰逊政府通过信息沟通摸清了中国的真实意图后，在决定扩大战争时，也形成了一条明确的底线，即不越雷池一步，将美国的战争行动限定在中国划出的界限之内。当然，由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对立、隔绝之中，彼此之间不可能有充分的信任。但是毕竟双方此时都在寻求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防止再次发生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在这里，克制是首要的，因此，中美双方都继续互发信号，避免相互之间的猜疑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导致危机的发生。 　　1965年7月，当五角大楼的领导人强烈要求约翰逊向南越增兵时，约翰逊担忧此项举措可能引致中国和苏联参战。军方文职首领对此持乐观态度，约翰逊却指出：麦克阿瑟当年也认为他们不会。尽管军界人士说这同朝鲜不一样，约翰逊还是表示：我必须考虑到他们会参战。但是，约翰逊最终还是做出了大规模增兵的决定。7月26日，约翰逊向南越增派5万美军，使那里的美军总数达到125000人；并提出将进一步增兵等等。这些决定是一个分水岭，它表明美国要再次在亚洲打一场地面战争。美国要扩大战争的新动向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8月2日，周恩来就在与赞比亚政府代表团会谈时强调指出：如果美国要与中国打，中国这一关它过不去。同时重申了上述中国的四点立场。9月29日，陈毅在人大会堂举行大型记者招待会，将中国方面准备抵抗美国侵略的信息更加明确地向外界传递出去。他说："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在任何幻想。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那些反动派们跟他们一起来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大陆，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限了。"事后，毛泽东对陈毅说，这篇讲话很重要，把问题摆到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面前，使他们有所准备。在新的战争形势面前，中国的态度没有退缩，仍然是：中国人民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 　　1966年初，针对中国报刊和中国领导人关于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打算进攻中国大陆的宣传报道和言论，美国方面在3月16日华沙第129次中美会谈中，突出强调美国对中国没有敌意。声明说，最近中国报刊和领导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约翰逊早已讲过，战争不会由美国引起，如果北京还有理智，战争也不会爆发。并要求王国权大使把美国"真诚的保证"转达给北京政府领导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关系，增加双边接触等等。美大使还主动与王国权握手寒暄，邀请王吃饭。对于美国方面做出的姿态，中国方面的反应是，周恩来再次于4月10日对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详细地复述有关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段话，而陈毅则向西方记者指出，"美国侵略者多次重复讲，它'无意进攻中国'和要避免造成进攻中国大陆的印象"，是积极准备进攻中国的烟幕。不过，此时中国报刊杂志上关于美国施放烟幕一类的宣传，应该说已不仅是针对华盛顿，而更多的是对中国人发出的，以此维持支援越南抗美斗争的政治声势，同时渲染紧张气氛，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从事"文化大革命"运动。事实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于美国方面的底线，已是心中有数。 　　总之，在越南战争开始升级的几个阶段中，中美双方通过信息沟通，确定了避免相互之间发生战争的界限，并且理智地将各自的行动局限在这个范围之内。由此，在整个越战期间，美国的地面部队始终没有越过17度线，中国也没有像在朝鲜战争中那样派出志愿军直接赴越参战。 　　三、几点思考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爆发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苏两大集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进入到冷战形式的对抗状态。朝鲜战争发生在冷战格局形成之初，两大阵营的对峙和斗争十分尖锐，敌对的意识形态极大地影响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越南战争则发源与50年代末60年代初，此期世界局势动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加深，社会主义阵营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呈分裂、瓦解之势，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新的政治力量--不结盟运动形成，国际战略格局出现重大变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作用逐步上升，意识形态的作用有所下降。与此同时，随美国核垄断的被打破，以及核武器的发展，使美苏双方开始谋求势力均衡，既争夺又妥协，争取将对抗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更多的国家卷入冲突和危机之中，避免将有限战争扩大成世界大战。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机制逐渐成熟。 　　就中美之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中美之间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接触。尽管到60年代初，这个会谈没有在关键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但毕竟使中美两国于互不承认和对立的情况下，保持了一条沟通的渠道。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1958年和1962年的台海危机中，为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也已进行过比较有效的沟通。 　　由此，中美两国在这两场战争中进行信息沟通的过程，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但是，就更深层的意义考虑，即从冲突反应和危机处理的角度，从在消弭危机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信息沟通的要素方面，比较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把握冲突、控制危机的变化过程，总结冷战中这方面的教训，还有一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 　　第一，公开宣言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有效的信息沟通方式。 　　在冷战的敌对状态下，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尖锐对立的环境中，冲突双方通过发表警告性或威慑性的社论、声明或宣言，公开传递信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因为双方缺乏基本的信任，又处在严重对立和隔绝的状态下，这种单一的沟通方式虽被认可，但是其内容却往往遭到冷落。本来是有意要转达的信息，结果却被对方看作是一种恐吓或要挟的手段，不仅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方面多次通过公开方式暗示或表明中国介入战争的界限，就是没有引起美国方面的认真对待。而美国在报刊上不断表示没有进攻中国的意图，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无非是欺骗性的宣传。 　　第二，建立长期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是及时互通信息、缓解危机的必要手段。 　　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敌对或对立的双方只有平时在政府间或领导人间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并经常保持这一渠道的畅通，才能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起到及时互通信息，从而缓解或消除危机的作用。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之间联络的过程说明，对于解决危机来说，这种方式事实上比任何公开声明都更为重要和有效。而在朝鲜战争时，由于中美之间缺乏这样一条渠道，而临时寻找的渠道又不能保证其畅通无阻，结果中国既未能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美国也未能阻止中国跨过鸭绿江。如果中国方面能够把出兵底线的信息及时地、明确无误地传递给对方，美国方面或许能够把握住这次避免重大冲突的机会。相反，当对方的决策已经做出，迟到的信息即使得到正确理解也已经为时晚矣。 　　1950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克复平壤。图为39军先头部队进入平壤。 　　第三，选择信息的传递者，也是保证双方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敌对双方之间，要开辟私下或秘密沟通的渠道，对信息传递者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的。毫无疑问，其人必须是冲突双方都可以接受或信任的人。朝鲜战争时期，中国在转达最具威慑性的意图时，却选择了一个遭到美国排斥的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其结果自然令中国方面信息传递的效果大打折扣。与此相对照，在越南战争时期，中美之间一方面通过正式的官方渠道--华沙大使级会谈进行接触，一方面在启用非正式渠道发送消息时，选择的信息传递者是得到美国人支持的巴基斯坦总统和美国的盟友英国人。事实证明，这种选择不仅保证了口信的迅速送达，而且还增强了它的可接受度，由此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有效率。 　　第四，信息的表述必须明确，以免对方在解读信息时产生误解和迷惘。 　　在冲突的双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甚至是起码的了解的情况下，信息的表达必须是明确和清楚的，否则便难免由于对方的误解和迷惘而失去其效应。比较周恩来在越南战争中所反复表述的中国的四点立场，那么，他在朝鲜战争期间向美国人传递信息时使用的北京"要管"的说法，的确还不够明确和强硬，再加上对信息传递者的不信任，这一信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是必然的。 　　第五，对于信息的解读应该从实际出发，避免过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思考。 　　对于信息的理解及其真实性的判断，其实比信息的传递更为困难。在冷战年代初期的冲突双方，本来就缺乏相互信任和了解，双方的决策机制和游戏规则也不相同，特别是在审视对方时，又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状况使得对立双方往往无法客观地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意图，于是，盲目的认识造成对信息的误读误判，进而导致决策的失误。即如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先是把朝鲜战争爆发看作是共产党国家在全球发起总攻的开始，既而做出全面干预战争的决策；后是把中国关于越过三八线的警告视为恫吓性宣传，因而无所顾忌地大举进兵北朝鲜。而到越南战争时，这种情况已大为改观。美国经历了朝鲜战争中与中国的军事较量，已知道中国人确实是说话算数的。约翰逊记取了杜鲁门的教训，在解读中国方面的信息后，严格控制美国的军事行动，小心地避开中国划出的战争底线；而中国也始终同美帝国主义者这个多年来被视为战争贩子的头号敌人保持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这样，中美之间最终避免了一场新的战争。 　　总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中美信息沟通的历史表明，在现代社会，有效的信息沟通有可能削弱冲突，消除危机；而信息沟通的阻断，则会导致危机的升级，乃至陷入战争的泥淖。特别是在敌对或冲突的国家之间，寻求和保持较高层次的、有效的接触，是完全必要的。这样才能在关系恶化或出现危机时，为双方沟通信息、缓解危机、消弭战争提供机会。 　　当然，过分强调信息沟通对解决冲突和危机的作用，不免有失偏颇。毕竟冷战年代的国际关系中，充满国家安全、民族利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左右局势发展和变化的各种复杂的因素，而战争动机的多样性和战争目标的专一性，也不是完全凭借信息沟通就能理解，就能将纠纷化解的。不过，这已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环球网论坛（http://bbs.huanqi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