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被掳妇女的结局
明末清初乱世中的季文兰，激发了朝鲜士大夫的炽热情怀和无数猜想。真实历史中的季文兰们，生活际遇如何？结局又是怎样？
（1）湖南祁阳秀才郑翀女 字进士刘某子，顺治十年被掳，十一年夏入京，流落北里，被卖为娼，遇熊希周“赎以百金”[52]为侍妾。
（2）江南金坛周钟女 周钟，字介生，江南金坛人，复社著名士子。其女“为旗下所得”，流入北京人市。齐人张四教（钦之）道见其“号哭悲切动人”，询知为周钟女，念“介生文人，子女零落，测然。谋赎之，呼其主，与六十金”得之，车载以行，外任山西提学。初犹视之为夫人女，不意有异，一日作书倦于握笔，女侍侧，见之请代书，始知其能好书，“自是酬应书疏悉出其手”。后四教调甘肃任，妻病惮行，劝纳此女，四教尚意终当择配，“以不负当日义举。不意女且自请为妾”，定情之夕遂成孕，产一子，“可五六岁，眉目如画，幼能了了”，而周女产子后未久即逝。[53]张四教，字道一，号芹沚，山东莱芜人，年四十余成进士，任兵部督捕司主事、车驾司员外郎，顺治六年七月升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提学道，“以不能事权贵罢归”，卒年九十三。[54] 张四教是顺治三年进士[55]，买得周女当即顺治六年。
（3）江西涂氏映征次女 王小韩之妻，“兵乱之都，熊雪堂少宰解骖赎之”。熊文举，明崇祯四年进士、吏部郎中、清吏部右侍郎，以物易物赎出王小韩妻，寄养于江西同乡、明天启二年进士、光禄寺少卿、清兵部右侍郎李元鼎家。数月后，小韩请人迎归，该女恋恋不舍，李元鼎以六诗“以当折柳”，其三、四曰：
囓雪餐羶（毛旁）苦自持，谁怜弱息委燕支。
青青柳色仍如旧，寄与韩郎知不知。
共羡山公古道稀，黄金解尽出重围。
丰城剑合珠还浦，故国文姬此日归。[56]
熊文举、李元鼎分别在顺治二三年间以谏言和荐举被罢职，到顺治帝亲政之后才重返朝堂。赎小韩妻事当不出顺治年间。
（4）昆山著姓李氏妇 被掳，入清闽浙总督张存仁家，“以配逢人陈某。甚洽。存仁卒，妇念前子不置，值我俑书者邮一家问，已李氏子来求赎，张夫人不许，陈氏跽恳云：彼大家，奴辈安敢锢之。张夫人允放。李氏子私贻陈某缯一，陈某加以三端，具簪铒，时妇年三十八，容止楚楚。濒行约异时见枉。陈某曰：某大姓，安可再辱？其服义如此。”[57]此乃翰林院编修朱之锡所述事，时为顺治九年。
（5）江西南昌徐氏女 为军士所获，“双腓间伏两匕首，光芒射人”，兵献之将，将不敢纳，还之兵，凡三易主，后一兵挟之归京师。顺治六年，邯郸进士刘之琦出任南直隶太平府推官，于京师西华门外人市买得，遂为刘之琦侍妾，后得返家团聚。[58]
（6）江南华亭殷之辂妻 为徐文贞孙女。殷之辂，字元素，以贡生授中书舍人，为弘光朝兵部车驾司主事，性忠烈，慷慨好施，养士常数百，与夏允彝、陈子龙深相结，顺治四年，因预吴胜兆通海事遇难[59]。一门兄弟，被祸尤惨。其子日旉，弟之琏、从弟葵，从侄璋、锺俱死，妻被掳入燕，子“鸿逵走千里访之，遇乔生，述所居相近有似其母者，鸿逵徙跣往，竟见母，奉以归”[60]，颇具传奇色彩。
（7）湖广军中被掳女庆姑 产子旗下，主家为正白旗费扬古佐领下乌色。康熙二十年（1681）十月，据清总管内务府题本：“十三日准会计司来文，给在兆祥所之阿哥喂奶，业已选取德依佐领下护军刀万之妻。为给其妻子喂奶，买得正白旗费扬古佐领下乌色家内自湖广军中带来之妇庆姑，带去银七十四两。”[61]内务府以银七十四两买得庆姑，送至刀万家，喂养其子，而刀万妻则被选入宫廷，负责喂养皇子阿哥，而庆姑所生子如何喂养，则无人知晓。
（8））浙江诸暨陈氏女 年甫18，“国初浙东乱时，为杭镇拔什库所得，鬻与银工。逼之，坚不肯从。杭人朱胆生尚御，郭宗臣创义，醵金赎难民。知女之义，赎之。方至，忽友人某赎一童子，问之，即其夫也。翼日，赎一妪至，乃其母也。继又赎一妪至，乃其姑也。有两翁觅妻，踉跄而至门，即其父及翁也。两家骨肉，一时完聚，遂合卺结装而归之。此较李笠翁《巧团圆》更奇，莫谓天下无异事也。”[62]此事太过奇巧，至道光年间，浙江钱塘举人、官至内阁中书的梁绍壬仍津津乐道。与此相似，山西大同洪洞县一对母女，“俱为旗丁所掠而相失”，母先被京师卖水汉赵逊买自人市，取下头巾一看，头发已经花白，逊遂认妪为母。妪感逊之忠厚，取衣边藏珠，使逊另买新妇，数日后，逊得一少女归，入门见妪相抱痛哭，乃妪女也，母女传奇般得到团聚。[63]或许是同一事的不同版本，但清初被掳妇女既众，难免出现情节类似的传奇事件。
（9）江南常州江阴徐氏妇 本姓黄，“顺治乙酉年十六，归徐氏，子甫月余，大兵围城，游骑掠山中，执妇去，为白旗拔什库某妻，举一子，某复从军出，时舅早殁，惟一姑在，妇念故夫甚切……乃剃发结辫变男子妆，挟弓矢佩刀，策马出都渡江抵家……直前抱夫痛哭曰：妾非他，乃君被掳妇黄氏也，具述易妆巧脱，夫大惊喜，复好如初。”[64] 此徐门黄氏颇具胆识，敢于寻找机会，只身闯荡江湖，终得平安归乡。
（10）广平邯郸田氏妇 崇祯十四年，“边事久坏，游骑至邯郸”，邑东有田生者，孀母秦氏与妇某氏同居，妇被二卒挟去。“迨清顺治三年，有客轻裘暖帽，白面无髹髭，望田氏庐，肩囊径入。时生再娶又亡，尚未续。趋视之，客则左抱其女，右拥其母，号啕大恸矣。见生至，曰：顿忘我耶？熟视之，则某氏也。因言被掳后配一人，忍辱数年，今乘其外出，乃得改装束也。遂复完聚，生二子六孙。晚年因其子踤挞之曰：耽活讵玷门户耶！氏疑其讥己，遂自缢。邑孝廉张养奎为作珠还记。”[65]田氏经历颇类江阴徐氏，早于明末即被掳掠边外，清初寻机归里，晚年却因不堪回首之往事而自缢身亡。
（11）浙江天台王琴娘 顺治三年十一月，江南丹徒县甘露寺有一妇人死于杨公祠内。僧启其户，见壁上炭书数行云：“妾赤城弱质也。姓王，小字琴娘。于归三月，忽遭难端。匝地鼓鼙，拥之北上，悲门外即是天涯，恸生离更难死别，历吴渡淮，欲死无所。幸而琵琶击碎，得脱虎口潜逃，破面毁形，蒙垢废[晦]迹，昼乞穷途，夜伏青草，吞声背泣，生恐人知。托流水之漂花，以来京口，偶登北固，江山满目，不觉涕泣如狂。忆昔爹妈，空劳魂梦，良人天远，村殁何知？一时顾影自怜，则花容尽毁于风尘，衣衫全属于泥涂矣。此夕此心，如焚如刺。回首雁峰，何年得到！惟思游魂带血，夜化啼鹃，又恐不解南归家乡信远，因为短吟数绝，泣书壁间，倘得仁慈德士，传其言于妾家，亦足以达孤亲云尔。
梦里回家拜阿娘，相逢泣诉泪千行。窗前绿树依然在，那得看来不断肠。
衣片鞋帮本委泥，千辛万苦有谁知？几回僻处低头看，独自伤心独自啼。
目断天台旅雁长，青山绿水杳茫茫。不知憔悴中途死，魂梦何时返故乡！[66]
王琴娘，浙江台州女子，被清军所掳，从淮上逃归江东，却以力尽心碎亡于长江岸边。
（12）扬州储遵妻林氏 顺治二年四月，清军攻打扬州，城破后屠城十日。有一林姓妇女，丈夫储遵被杀，自己被正白旗清兵所掳，五月带到省城南京，腊月又被带往荆州，次年五月回到南京，遇到表兄闵奉山，向满洲营中赎出，送到李华宇的船上。因表兄病故，李华宇要林氏做妾，林氏不允逃出，被盘获。经江都县丞、江宁知府、通判两级地方官审定，林氏既“经亲属用价赎出”，“已非满洲人口”，欲将林氏交江都原籍发落，但出城时为“满洲营盘阻”，认出林氏“两耳已照满洲式穿眼”，故被扣留，押送公衙门，以“满洲走失人口”，“仍归满洲营，听满汉提督发落”[67]，又将开始一轮新的磨难。
这些难女的背后，都隐含诸多命运相似的姊妹身影。
综观诸女结局，最上者得以重返故里，更难得是破镜重圆。如江西涂映征女、昆山李氏妇、华亭殷之辂妻、浙江诸暨陈氏女、江阴徐氏妇及邯郸田氏妇等，似乎不在少数。但必须指出的是，这是史料过于集中引起的错觉。以上事例，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说是千载难逢也不为过，故被特别记录以彰青史。更多的，应该是那些没有留下姓名而被磨灭的女性。这是些幸运者，各有不同凡响的离奇际遇，或遇有力拯救者，如熊雪堂、李石园之于涂氏女；或遇后配之夫有义行，如逢工陈某之于昆山李氏妇；或女子本人有超常智勇，如邯郸田氏、江阴徐氏等，以小脚女子却“剃发结辫变男子妆”，还具备挟弓佩刀、策马渡江的本领，实非寻常女子可为。但，即使是这些幸运者，心灵创伤也难以愈合。如邯郸田氏，千辛万苦返回家园，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最后也因不堪忍受失节的指责而自缢。对江阴徐氏来说，其留在白旗下的儿子，何尝不是心头至痛？
其次是流入他乡为侍妾。千金赎还蔡文姬的曹孟德不是没有。中国士大夫对这些被掳女子，绝大多数也深抱同情，解骖赎归之事，每每见诸史籍。这些被赎买的女子，流入汉人家庭，或许也存在各种问题，如与丈夫年龄差异过大，与丈夫原配的矛盾等等，但相比于流落北里或沦为奴婢的其他女性，至少还能生活无虞。况且若女子本人性情、才学出色，更能赢得丈夫宠爱，一如金坛周钟女，也是不错的归宿，重返故里从情理上说也非难事。
再次是被辗转贩卖，流入娼家北里，卖笑为生。如施闰章《长安狭邪行》所描写的，心摧肠断还要强作欢颜的女子：
长安城中多狭邪，千树万树桃李花。花间半住青楼女，门外争过白鼻騧。
朝朝远逐繁华子，学弄琵琶惜纤指。借问君家旧阿谁？低头泪落金樽里。
妾家江南全盛时，花溪画阁香风吹。牙签幼读班姬诫，彤管娇吟左女诗。
阿母怜儿愁远嫁，比舍崔卢结姻娅。弱体难胜罗绮衣，羞人不上秋千架。
争夸十五正盈盈，一夜江城满甲兵。雨泪驼来细马上，蛾眉早籍教坊名。
青袍白马多南客，但听乡音暗呜咽。田园骨肉今有无，身辱何人惜离别。
侯王列第喧笙竽，霓裳翠袖舞氍毺。分绝将军沙叱利，生憎倚势霍家奴。
御沟岁岁春风起，燕子双双寻故垒。心摧肠断为谁欢？悔别家乡身不死。
坐中叹息愁四筵，谁将红粉换金钱？押衙不见倾城老，芳草长悲蓟北天！[68]
这些被迫为娼的女子大都籍属江南，或扬州、南昌，或湖广、闽粤，象彭而述所记的傅氏女，能留下姓氏已是难得，更多的是零落成泥染作尘，终被雨打风吹去。
以上三种结局，固然悲喜不同，但均由旗家卖出而起。那么，作为战利品进入旗人家庭或王府宫廷的女性也当不在少数，可视为第四种结局。但必须考虑到，她们只是地位低下的奴婢，充当苦工或提供性服务。如丁耀亢所作《西湖扇传奇》中，钱塘闺秀宋湘仙被娄室将军带回府中。
此将军虽曾攻围陷阵，但大蟒怕蜈蚣，第二十二出《妒贞》写道：“见了奶奶就有些战兢兢的，偏是回不出话来”，强悍的夫人发现其偷藏宋蕙湘后，怒不可遏，河东狮吼，一发不可收拾：“**，你白日里挑水拾粪，夜里舂米洗浆，休想轻轻把你放过。你要死时，一领芦席将你抛送野外便了。烧柴吹火，休依热锅，打浆挑水，休寻近河。将你肉来喂鹰，骨来喂狗，还将你娇娆嫩骨轻轻剉！我将你这**折磨死了，看老臊狗怎么样！”活脱脱一幅惧内满将和受难汉女的写真图。西湖歌女宋娟娟则被“赏赐功臣，为官家纺织”。
第二十出《悲扇》中，有老旦劝言：“我们俱是落难之人，在此织机就是侥幸了！还有多少配在军中，或是担水挨磨，拾粪牧羊的死了多少！我闻知皇姑寺元宵作道场，明日我带你去随喜一番。”余生只能将宗教当成救命草。宋蕙湘的生命力是否足够强壮，能经得起将军夫人长久的折磨？至能母以子贵而安享富贵的旗下汉女恐怕更是寥若晨星，而类似为“官家纺织”的宋娟娟们，也多半将在劳苦中凋零飘落，象扬州林氏那样逃走又被捉回的呢，只会更惨。总之，旗家终究不是汉女易居之地。
像台州王琴娘那样，既未能回乡见到爹娘，又没有他乡遇到知故，憔悴身亡的则是第五种结局。
遭遇历史暴力的女性，生活际遇当以悲惨概之。朝鲜士大夫固有百年不绝的悱恻缠绵，中国士大夫实际上也毫不逊色。
“甲申变后，朱门娇媛，穷巷幽姿，尽于虏寇者多矣！玉碎香消，花残月缺，非止辱以当炉，抑且供其换马。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里。紫玉成烟，白花飞蝶。时惟静夜，听远笛以哀秋，独坐清宵，对孤灯而泣雨。为惜冷翠之摧残，牵情异域；更恨怨江之零落，堕节终天。聊兴嗟于翰墨，遂致叹于咏歌。
画栏豆蔻红珠掌，深闺蕙质藏银幌。煮麝煎膏尽日闲，等闲不受春光攘。
阿母工夫事事宜，儿家门户软帘垂。玉镜时开云母戏，雕笼戏画雪儿眉。……
谁知挝鼓起风尘，燕子花阡泣鬼神！赤眉定夺娥眉案，惊破谁家蝶梦人？
萧娘齐去泪如雨，可怜叱利谁相语。颜色从前误妾身，旧时家第苍凉处。……
犹记当时养凤凰，须臾结发从犬羊。侍从后骑离前鞍，姐妹他乡念故乡。
斜插小靴穿玉鬒，玉手纤纤执雕靷。含羞蓄愤被风霜，马上回身时欲陨。……
一朝红粉同时尽，秦楚燕齐香玉殒。岂无阿阁埋青尘，亦有卧房同幻蜃。
落泊佳人复奈何，我闻此事动悲歌。江南儿女多情思，笑傍王孙拭翠娥！
（富贵女）
永巷年年惜颜色，枳花竹叶长相忆。远山淡扫宜不宜，夜夜荆钗愁叹息。
可怜十五未嫁人，玉颜寂寂低敛颦。春树采桑溪水曲，宵灯织素凿东邻。……
何处鸣金动地来？一齐驱得马虺尵。锦营贼寨相思梦，罽帐贤王合卺杯。
蔡琰声声十八曲，家少黄金谁见赎！丁香枝上不禁春，血泪明眸空断续。……
佳人莫怨无情种，且抱琵琶营里挝。铁菱鹿角香魂堑，阴山暂作定婚店。
落叶浮萍去不回，雕鞍坐把红儿脸。惆怅曾无古押衙，劫取园陵小内家。
止余睩老含糊眼，笑遍胡城百万花。
（贫贱女）[69]
无论富贵贫贱，零落成泥的青春，象似覆满沙尘的鲜花嫩叶，即使拂去尘埃，也鲜艳不再，落花再无重上枝头的可能。对此，不管是有意无意的忽略，都不能不视为一种阙失。
五、几个相关问题
（一）民间社会的救助行动
清初遗民钱澄之曾诗咏战乱中被掳的妇女：“岂惟杀伤多，十室九无妇。累累向城啼，掩面羞回首。亲戚议赎还，安敢即开口。竭蹶酬所值，但得老与丑。”[70]这种“十室九无妇”的局面，是明末清初官民百姓的普遍遭遇，直接引发了民间社会的救助行动。
一类是有组织的行为。规模大、有成效的应属浙江朱修龄所倡集资救赎难妇之举。其友李渔曾载：“甲寅、乙卯之间，八闽既叛，江浙骚然。稍迩，贼氛之子女，尽为所掠，迨官兵一出，捣穴焚巢，贼众非死即逃，所掠子女，又为官兵所获。斯时玉石混淆，其为叛贼之妻，良民之妇，不可得而辨也。罹难之民，欲诣行间识认者，皆慑于兵威，莫敢向迩。”于是，“夫觅其妻而弗得，子赎其母而未能者，日号咷躃踊于道路之间，闻者仅能助涕，真莫可如何之事也”。可幸的是，朱修龄挺身倡议：“诣营伍赎难妇，非执兵符、握令矢者不能，是始终皆须大力也。当事诸公可其议，莫不先之以身，出俸钱以倡。斯民之好义者，爰是一呼万应，富者出金钱，贫者典衣饰，千里内外闻风而至者，皆争先恐后。……朱子不以为苦，而且甘之，随到随赎，使镜之破者重完，剑之失者复得，悲伤涕泣而来者，欢欣舞蹈而去。计前后所完离散之夫妇、迷失之子母，分群拆队之兄弟姐妹，殆万有余家。”[71]李渔后来证实：“难民被掠之妻女不下数千人，为夫与父者欲赎无资，纷纷号泣于道路。修龄代作秦庭之哭，在上诸公义之，尽捐俸以倡。董其事者，修龄一人，使各完破镜而去。”朱修龄似乎还修建造诸多房舍以助慈善事业，救济规模相当不小：“厦列千间，遂杜子美广庇万人之愿；楼高百尺，畅陈元龙俯视一切之怀。”[72]
三藩反叛之际，南北中国大部卷入战火。八闽江浙一带得到救助数千人，可见动乱涉及人数之多、地域之广，尤其是产生了“当事诸公之不惜俸钱，遐迩士绅之乐输恐后”的社会效益，更令人惊讶。倡议者朱修龄的身份尤其值得注意，李渔说他与其弟同出“朱二眉先生之门”，此举得到“二眉先生指授之力”。此朱二眉即清初影响巨大（甚至抵达内廷后宫，王公贵族之门）、门徒众多的地方宗教领袖，康熙二十一年被清廷处决，史称朱方旦案[73]，实为湖广汉阳奇异人士，朱修龄是其门徒，据研究很可能是浙江仙居岁贡生朱庚年[74]。
朱二眉予修龄书曾云：“吾师弟子生逢此日，宜乎在在现身，人人汲引，免其沉沦苦海，庶不愧乎生于此日。贵地诸公，现身活佛，浙中受益良多。虽居位者本心救世，尤须多方鼓舞，其造就生灵，奚啻三千八百已邪？”[75]可见，朱方旦正是乘着明末清初社会动乱之机，从事社会救助的慈善活动，不断增加吸引力，扩大活动空间，信徒善众自然而然如影相随，尤其是那些得到救助的家庭和妇女，更是其中重要的、不能忽视的群体。
朱方旦除了在浙江组织有规模的社会救助团体外，也不排除在其他地区从事类似义举。他最后被清廷处死，除了个人所拥有的巨大影响力之外，曾经卷入（或一直秘密从事）反叛活动或许是此案重要的关节点？
另一类是全国各地自发的、零星的社会救济行为。
北 京 京城应是旗下难妇最集中、也是得到救助人数相应更多的地区。如前所述，湖南祁阳秀才郑翀女、江南金坛复社成员周钟女、江西涂映征女、昆山李氏妇、华亭殷之辂妻等都被从京中赎出。又如吴中歌者某氏，顺治十四、五年间，桐城遗民方文北游京师所见，即为黄州王涓来所赎：“塞北惟闻羯鼓声，那知南曲细如莺。不甘蔡琰终沙漠，且作何卙唱渭城。旗是厢红复正红，赎身何日返吴中？莫愁京国无知己，现有黄州太史公”[76]。
山东淄川 “明季吾淄修城，张圣鹄相国独当一面。国初定鼎，山贼谢迁据之，官兵围城，列炮轰击。……收复后，城中士女多为兵掳，张氏残破之余，在外未被掳者，出资三千两，赎族中被掳之人。”[77]
南直隶地区 上元黄嘉善，性孝友，乐施舍。“明南都亡，妇女多流离，嘉善辄赎还其家。有闺秀蒙难，令与己女同居，寻送归。镇江受兵，更倡赎难民数百人。”[78]
乌程姚延著，字象悬，号榕似，顺治六年进士，为江南按察使。“海氛既定，大兵掠民间妇女，闭大舟中，令作闽语，间有嗫嚅者，辄露刃恐之，不敢张。榕似廉得其状，亲诣河干，计斥弁卒，无使至前。获一少妇，作吴语。诘之，得实。遂大书伊父兄姓名于榜，疾呼得之，给票护其归。邻舟妇相率号呼，并使其家杂认之，一如前遣归者。凡千七百人。以身活千万人，所以不死者自在也。”但廷著因此得罪悍帅，牵连别事致死。其子成进士，诣阙颂怨，未蒙存录，其孙姚聚中明经德奎作述祖德诗曰：
往旗讯难妇，一一归其亲。
悍帅恣报复，飞语遭邅迍。[79]
江右地区 康熙十三年，三藩事起，江西南康府有一绥安客居者，解救多位被掳妇女，名官以介。“三山之祸，殊为可恨。时绥安官子以介，客寓于吾省南康府，见营兵掳掠妇女，纷纷载道，为之伤心，遂解其囊金得数百两，为民家各姓赎而归之，行可谓难矣。
甲寅祸起自闽关，江左以西万类残。
塞上烽烟迷绿水，民间子妇匿青山。
时逢乱马几搜尽，谁肯倾囊为赎还？
不是绥安官以介，五陵侠客亦无颜。[80]
无论有组织的救助也好，自发、零星的救助也好，相对被掳妇女这个群体来说，起的作用不会太大。在“首崇满洲”的国策下，民间社会的救助活动，难免与清廷政策凿枘不合。尤其是类似朱方旦的有组织的宗教救助活动，更容易威胁清廷统治或损害满人利益。再从地域范围看，得到救助的人也是少数，如湖南《宝庆府志》就记载：顺治十年著名的岔路口战役（清将尼堪死于此役）后，“男女婴儿被戮掠者万余人”，署同知罗霆章单骑救拔，“诣营赎人士妻女，知府冯桓、知县杨演各捐俸若干金为之代赎，然得还者无几”[81]。多数被掳妇女仍是遭难。
（二）清初人市的初步考察
得不到救助的被掳妇女，多半流入市场。伴随着入关前后金时代的掳掠，这种激发八旗官兵积极作战的原动力，妇女就已是重要的战利品之一。旗人自家消化不了，成为市场上的商品。最初的人市，就是这样出现的。
沈阳人市 这是入关前规模最大的人市。买卖兴盛，价格各不相同。如普通农军之价，从十余两至十五、六两，农忙时节，则涨至三十两，或二十五、六两，这是崇祯十五年（1642）正、二月间，朝鲜世子馆先后买得男子34名，女子11名所付的成本[82]。这些被卖男女，多半从关内或朝鲜掳掠而来。而朝鲜被掳人回赎的价格更高一些，或四、五十两，或七、八十两，奇货可居者可达二三百两。但饥寒太甚时，人价轻贱一些。同年七月，朝鲜世子馆用司仆寺公赎银一千两赎回男女28人，人均三十五两余[83]。清人若欲勒价，更与市场价格拉开距离。崇祯十四年九月初三日，龙将英俄尔岱家公赎女儿一人，要价五十两；朝鲜生员辛得荣之女服役大王代善家，初勒赎价五百两，后约定三百两成交。次年八月，龙将家的两个女人索公赎银二百三十两，病儿一名，索价二百五十两；崇祯十六年正月间，龙将、范文程欲朝鲜世子馆赎一人二百两，三男一女三百两，人均七十五两，[84]朝鲜世子馆因虑及现实需要，故对其“勒赎”行为也不得不加以迎合。
北京人市 清军入关以后，规模最大的人市自然转到京师北京——专业人市这道“新增的独特‘风景线’”，得到确切证实，被镶嵌于顺城门羊角市（今宣武门内大街和西单北大街）、西华门外人市等地，也就是清初八旗中镶红旗、正蓝旗的驻地[85]。推而广之，或许八旗驻地附近都有可能存在人市交易，故买卖被掳妇女相当方便。如顺治二年九月，正黄旗包衣珠尔札海曾获三个汉妇，并以银二十七两将其中一妇卖出，尚留两妇，后被告发。[86]出卖地点也应在正黄旗驻地附近。康熙二年（1663），汉官王崇简62岁时，得“买侍女贺氏于旗下，旋归李广文。”[87]这个侍女也买自旗下人市。前文所述内务府买得旗下湖广军中带来的庆姑，交易地点尚不清楚，但交易价格是清清楚楚的七十四两，与季文兰的卖身价相当。
清初被掳妇女买卖必定相当兴盛，故成为不少文学作品的题材。小说《灯月缘》曾载：真定府城东三里外，有个叫程旸初的朝奉，休宁人氏，因世乱不能作生意，故从被掳妇女身上打起主意：“原来程旸初，京中大贾也，专能接纳豪侠，所以各营标下将官无不识熟。既握重资，而以时方草昧，不能兴贩，故于各营中只捡南边被掳进京的美色妇女，询知宦家巨室，便即纳价领归，旋又着人到家报信，着令取赎，其实以此居奇射利，而非仗义也。”他曾买下“一众少女，约有三十余个，都是浙江、南直、湖广等处良家之女”。[88]至于《红楼梦》中妇女买进卖出更是平常之事，只是来源不是直截了当的被掳妇女罢了。
通州人市 通州是大运河北段的终点，南方漕船在此下碇卸粮，各种商船货物也都齐集、转运于此，因其特殊地理位置，通州成为被掳妇女的中转站，存在兴盛的人市买卖，甚至引起清朝当事官员的注意。顺治九年（1652），广西道监察御史朱虚奏：“旗下征讨所得妇女”，被人“假托妇女亲属，欺哄满洲，轻价买出，付与娼家，征其夜合之资……。其父母、丈夫访知，重价求赎，百端肯勒，又闻通州等处视此为奇货”，三个五个为一把，“贩至各处转卖于娼户，希得重价。”[89]通州成为奇货转运的中心地，朱虚以损害满洲利益为由，请朝廷出面制止。即使真的能够实行，恐怕也不会产生多大效果，毕竟人口买卖在清初是合法行为。
驻军各地的人市 照常理推测，清初全国各地，八旗驻地或满城附近都会有不同规模的人市存在，只是存在时间或许长短不一。
在苏州，据叶绍袁记载：“闻虏在浙江所掠妇女，即鬻郡中，徽人以五十金买一少妇，大有姿色。又一处子索价五百金，未有所主。”“虏北去时，有一船掳掠金华三女子，泊舟梦亭卖之”，其中二人索价五十金，一十四岁女孩索价八十金，有人欲以百金买三人未应，后被华家义兵夺去，“此犹胜于北行耳”[90]。昆山县因守城被屠，“妇女被掳者以千计，载至郡中鬻之，价不过二三两”，但苏州巡抚土国宝禁止民买，“有买者，媒妪与买主俱被斩”[91]，此顺治二年七月事。顺治四年六月，明崇祯十五、六年联捷进士、未任晋江知县刘曙，以牵连吴胜兆案被捕，“内眷竟被兵丁抢散”，驻舟码头索赎，刘曙之母，为李子木侍御岳母，先凑银二百五十两赎出，“余尚有六口在舟，颇须多银，一时不猝办，未知何日得免于死？”[92]
需要更多材料的考察清初人市。但仅据以上材料，也可初步断定：清初专业人市是广泛存在的，其中心市场则随着清军征战路线变动，从沈阳到北京，到全国各个驻防地，市场价格也会随季节、年成、货色等相关因素波动，至少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京师官方批允的人口买卖活动（包括妇女在内）仍在频繁进行。[93]清初人市的消失，恐怕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仍需假以时日进行考察。
（三）妇女的宗教行为
这个问题关系被掳妇女的生存空间，若能得到实证材料，将会极大促进研究进展。但困难也是显而易见，以上所举材料中，尚无一条与此相关，除《西湖扇传奇》中所描写的西湖歌女宋娟娟，因遭受肉体、心灵的双重压迫，不得不听老妇劝告，乘做道场“随喜”、“皇姑寺听经”以寻找精神寄托；而落入娄将军府中的钱塘闺秀宋湘仙，也曾请求将军和夫人放她一入空门，“念弥陀”以了余生，终得锦衣道姑即出家皇姑寺的公主之助，实现愿望，法名净慧。[94]再从现有研究成果中寻得一些蛛丝马迹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首先，旗人的家庭构成复杂。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根据大量档案，研究旗人家庭结构和矛盾，结论是“旗人的家庭结构与汉人家庭有明显差异，旗人的家庭纠纷通常出现复杂的亲属关系”[95]。那么，这种亲属关系中，有无与南籍汉女相关的因素？一如宋湘仙进入大蟒怕蜈蚣的将军府？仅以降清汉官洪承畴的家庭论，顺治二年，洪氏在北京建立新家，以清廷赐婚的刘氏夫人掌管，包括“南北家口……大小男妇共六十名口”[96]，其中既包括顺治元年九月，摄政王多尔衮所赐的“庄园、奴婢及牛马等物”[97]，也包括顺治二年闰六月洪承畴出任江南招抚大学士前夕，清廷所赐“随行书役旗尉等十三人”及“蒙古人六户”[98]等等。除去有确切血缘关系的子侄亲属外，他家的奴婢、随行人中，难免就有被掳男妇，这样才能构成“大小男妇共六十名口”的大家庭。如此形成的大家庭中，矛盾、纠纷必定众多，惹人头疼。
其次，旗人家庭关系难处。刘小萌师兄曾根据碑刻考察北京的旗人香会，以性别区分，可分为清一色男性、清一色女性、男女混杂组成等三种形式。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香会题名碑中，“未婚少女却寥若晨星” [99]，这是否与本文所述的主题相关呢？第一，被掳妇女若是未婚者，保持少女身份几无可能（殉死者不论），失身是生存的首要条件，即使那些流入人市被卖后赎出的女性也存在这个问题，她们被称为某门某氏。第二，进入旗家的汉女从此转化为“满妇”，地位十分低下，没有正式户口，只能记在主人户下的“家内档子”上[100]，终身为奴为婢，也称某门某氏，即使逃跑，一如扬州林氏女，因穿着打扮已照“满洲式样”[101]，故能轻易被捉回。第三，这些来源不同的“满妇”，即使才貌超群得到主子喜爱，也难免会掀起家庭风暴，河东狮吼响彻深庭大院概不在少数。
总之，历经磨难的被掳妇女，求助宗教解决心灵归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这应该就是清初妇女大量参与宗教活动的现实背景。今在小萌师兄香会研究的基础上，将碑刻中京城妇女踪迹多见的寺庙、香会罗列于次，以窥一斑。
东南西北中各顶碧霞元君庙 在供奉碧霄元君的各香会中，妇女人数最为可观，特别是位于海淀蓝锭厂广仁宫的西顶会碑中，如顺治十一年（德胜门逶南三圣庵老会）、康熙八年（西直门外天禧昌运宫王道直香会）、康熙九年（北城鼓楼西各旗地方等处梅冉香会）、康熙四十一年（西直门里西官园口曹国相香会）、康熙六十一年（阜成关外六道口村李凤西顶如意圣会）等进香碑中，碑阴妇女题名人数大致占一半或一半以上。[102]
石景山西黄村归圆祠 即明代的皇姑寺（《西湖扇传奇》即以此寺为背景），所祭“皇姑”为秦人吕大师，正统年间曾谏征瓦喇，天顺初被崇称为“皇姑”，此寺遂成为西大乘教的基地，是明代“上层妇女的宗教活动场所”，隆庆李太后的香火院，是一个拥有女神、女宗教师和女性信徒的具有“强烈的性别色彩”的寺庙[103]。清初改名归圆祠，香火依然旺盛。据康熙九年四月所刻《归圆祠碑》，证实满汉文武大臣及民众为此寺慷慨解囊者多达1200余人，其中女性如祖门王氏、祖门张氏、杨门王氏、刘门李氏、冯门刘氏、王氏，赵门郭氏、李氏、吴门王氏、王门刘氏等，不在少数。[104]
宛平县八宝山显圣宫香会 位于南城关外坊下班各村，真武庙寺产碑阴题名绝大多数是女性，会首是张门杨氏等，另刻郝门张氏、张门杨氏、李门陈氏等较为清晰的女性134名[105]。
东城华丰胡同法通寺的天仙圣母会 此香会主持者是“京都鼓楼应街习门王氏”，为“女中之领袖，法门之善士”，供奉天仙圣母，“之修涿州圣母香会，男女皈依信心功德是以有年，今欲勒碑于法通寺内以垂永久”[106]，参赞者张门贾氏、冯门马氏、冯门沈氏、李门王氏、张门乔氏、黄门阎氏等妇女百余人。供奉天仙圣母的往往称娘娘庙，或称天仙庙，天仙庵（宫）等，曾遍布京城内外，妇女鱼贯前往朝拜，如康熙十六年崇文南岗子街广宁观、康熙三十五年朝阳金盏乡北马房村髳髻山、康熙四十年昌平德胜口沟沟崖、康熙四十二年西城厂桥钱串胡同、康熙四十九年在石景山模式口蟠龙山以及丰台区田各庄等地的娘娘庙或天仙宫，都有实物碑刻留存[107]。广宁观的《创建天仙宫斗母坛碑记》云：“内外两城满汉官僚暨军民籍上下男妇皆赴坛观光，香火之盛，笔难殚悉。”
西城舍饭寺胡同的法光寺 顺治十六年初修大雄宝殿，十八年寺门门墙等修建完善，碑阴题名由少保兼太子太保安达氏尚之信领衔，原偏沅巡抚金廷献、浙江按察使万全、福建督粮道左参政李胤昌等列名，包括有刘门朱氏、李门孟氏、吴门魏氏、刘门石氏、黄门廖氏、史氏、池氏、瞿氏、蔡氏、吴氏等七、八十名妇女。[108]
西城北长街的兴隆寺 明代旧寺，顺治三年十月初一日修，康熙三十三年重修（一直延续到嘉庆、同治年间）。妇女题名有欧门邱氏、于门汪氏等。[109]
东城弓弦胡同延禧寺 由“信女都人夏门金氏”康熙二十三年重修大殿。
房山石经山雷音寺 康熙十一年由“董门蔡氏”、“孙门冯氏”（二人）三位妇女施舍五十余亩香火地。
八大处慧云寺 是康熙六十年在“室人胡氏”影响下由陈其政修建的。
此外，京城内外各观音庙、堂、寺、庵均少不了妇女的足迹。到乾隆八年（1743），东城朝阳门内东岳庙终于出现了由清一色女性组成的献茶豆会，分别由来自厢黄、正白、厢白、正红、正蓝各旗的满洲、蒙古、汉军，及顺天府玉田县、大兴县、通州以及淮安府山阳县、奉天关东、天津杨柳青等地百余名某门某氏的女性组成[110]，固然是个特例，或许也能说明妇女的组织性和宗教势力有了明显增长。
总之，从时间看，妇女参与活动多见的寺庙和香会，大体盛于顺康年间。从地理位置看，处在京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内外关厢，因此，断少不了象《西湖扇传奇》中所描写的“官坊难妇相约烧香”（第二十四出《双逅》）以及入宫女子随喜、祈福的情况。虽从总体上看，尚不能推翻“香会中女性远少于男性”这样的事实，但妇女较多参与活动的寺庙香会却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清初，想来这也不是偶然的吧。
（何龄修先生为本文写作提供了部分资料，特此致谢！）
[1] 本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强调妇女既是受害者又是能动者，令人不能忽视。如作者谈到了女性对缠足的“自豪和满足”，谈到了“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谈到了“女性对汤显祖《牡丹亭》的痴迷，但本书“对明末清初背景的淡化，与上卷对晚明出版业影响的精彩论述比，除了女性忠明的行为，找不到更多时代的踪迹。或者作者认为女性的家内世界终究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安宁，比如所举商景兰与其丈夫祁彪佳在明亡之际各自生活不变与变的差异（241页），商景兰终究没有写出类似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的感愤篇章。”参见张承宇《封建社会尽是祥林婶吗？》载《读书》2006年第2期。
[2] [朝鲜]申晸：《燕行录》，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卷22，东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3] [朝鲜]金锡胄：《擣椒录》上《昔庵先生遗稿.》卷六，载《燕行录全集》卷24，第69-70页。
[4] [朝鲜]徐文重：《燕行日录》，载《燕行录全集》卷24，第190页。
[5] [朝鲜]金昌业：《老稼斋集·燕行埙箎录》，载《燕行录全集》卷34，第36-37页。
[6] [朝鲜]李宜显：《陶谷集·庚子燕行杂识》卷29《杂谈》，载《燕行录全集》卷35，第361-362页。
[7] [朝鲜]李宜显：《陶谷集》卷二〈诗〉，《庚子燕行诗》，《燕行录全集》卷35，第182页。
[8] [朝鲜]韩德厚：《承旨公燕行日录》，载《燕行录全集》卷50，第53页。
[9] [朝鲜]李德懋：《入燕记》上下，载《燕行录全集》卷57，第261-262页。
[10] [朝鲜]朴趾源：《热河日记》，朱瑞平点校本，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268页。
[11] [朝鲜]徐有闻：《戊午燕行录》，载《燕行录全集》卷62，第173-174页。
[12] [朝鲜] 姜浚钦：《燕行录·三溟诗集三编》，载《燕行录全集》卷67，第46页。
[13] [朝鲜]李时秀：《续北征诗》，载《燕行录全集》卷57，第388页。
[14] [朝鲜] 姜时永：《輶轩续录》卷二，载《燕行录全集》卷73，第109-110页。
[15] [朝鲜] 金景善：《燕辕直指》，载《燕行录全集》卷71，第132-134页。
[16] [朝鲜]申锡愚：《入燕记》一，载《燕行录全集》卷77，第193-194页。
[17] [朝鲜]崔秉翰：《燕槎从游录》，载《燕行录全集》卷78，第263页。
[18] [朝鲜]林翰洙：《燕行录》，载《燕行录全集》卷78，第177页。
[19] [朝鲜]姜鋧：《看羊录》，载《燕行录全集》卷30， 第30-32页。
[20] [朝鲜]李喆辅：《燕槎录》，载《燕行录全集》卷37，第345页。
[21] 金景善：《出疆录》，载《燕行录全集》卷72，第471页。
[22] 申锡愚：《入燕记》一，载《燕行录全集》卷77，第195页。
[23] 林翰洙：《燕行录》，载《燕行录全集》卷78，第177页。
[24] 申锡愚：《入燕记》一，载《燕行录全集》卷77，第194页。
[25] 林翰洙：《燕行录》，载《燕行录全集》卷78，第177页。
[26] [朝鲜]崔锡鼎：《明谷集》卷三，《诗》，《榛子店次季文兰壁上韵》，载《燕行录全集》卷29，第412页。
[27] [朝鲜]李颐命：《疏斋集》卷一，页19，《燕行录全集》卷34，第88页。
[28] [朝鲜]李押：《燕行记事》，载《燕行录全集》卷52，第394页。
[29] [朝鲜]李在学：《癸丑燕行诗》，载《燕行录全集》卷57，第486页；卷58，第376页。
[30] [朝鲜]李在学：《燕行日记》，载《燕行录全集》卷58，第84-85页。
[31] [朝鲜] 朴思浩：《心田稿·燕蓟纪程》，载《燕行录全集》卷85，第285-286页；第378-379页。
[32] 作者未详，《燕行录全集》卷70，第41页。
[33] 葛兆光：《想象异域悲情》，载《读书》2005年第7期。作者另有《想象异域的悲情——朝鲜使者关于季文兰题诗的两百年遐想》（《中国文化》第22期，138页）可参见。
[34] 按：葛兆光教授的另一篇论文《大明衣冠今何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通过对17世纪中叶以后出使北京的朝鲜使者《燕行录》的研究，已昭然显示“故国之思”并没有断绝，普通百姓的“遵时”、“从俗”，正是压抑历史记忆的结果。
[35] 参拙文《清初“故国之思”现象解读》，载《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36] 《户部揭贴》（顺治二年五月十六日到），载《明清史料》丙编，第3本，第268页。
[37]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97页。
[38] 按：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宋蕙湘题诗汲县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7页）谓诗壁在河南，《甲申朝事小纪》卷二《难女宋蕙湘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曰在卫州旅舍，余怀《板桥附录》记曰河南卫辉城“潞王城之东”（《余怀集》一，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5267-529页）。《南略》佚其二，《小纪》及《丁耀亢集·宋蕙湘原诗》均四首，字辞略有不同，今引《南略》二以《小纪》补其缺。计六奇《南略》，康熙十年已成书，计籍江南无锡；丁耀亢，山东诸城人，所作亦不迟于康熙十年，可见地无分南北，宋蕙湘事康熙初年已遍传中原大地。
[39] 《甲申朝事小纪》卷二《吴蕊仙和宋蕙湘诗》，第54页。
[40] 按：故事梗概是钱塘闺秀宋湘仙游湖遇雨，失落题诗之扇，被一帮国学生拾到，其时正与歌女宋绢同宴，宋绢好蕙湘之诗，顾史与宋娟因扇为媒共结连理。后陈道东受秦桧迫害，出使金国，不屈流放，设帐教生，得佳弟子耶律楚材，顾史与二宋同时被掳北上，宋绢沦为官坊织娘，蕙湘被娄室将军所掳，不容于大娘，百般虐待，受苦不过，欲投井，遇耶律楚材，投入其姑所主之皇姑寺。皇姑寺元宵讲经，宋绢前往烧香许愿，顾史、宋绢、蕙湘得以重逢。而陈、顾、耶律同考中式，分为状元、榜眼、探花，娄室打入寺中寻芳，闹上金殿，皇后审结，二宋分封左右洗德夫人，顾、娟团聚终结。
[41] 丁耀亢：《西湖扇传奇》，载《丁耀亢全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743-799页。
[42] 《丁耀亢全集·西湖扇传奇》，第755页。
[43] 《甲申朝事小纪》，第111页。
[44] 《明季南略》卷五，《吴芳华旅壁题诗》，第285页；《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吴芳华》，《众香词》。
[45]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吴芳华》，《众香词》。
[46] 《甲申朝事小纪》卷四，《彭禹峰邯郸行》，第112-114页。
[47] 同上，《张潮》，第108-109页。
[48]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卷一，《王素音》，录《众香词》。
[49]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新乐县南关题壁》，中华书局1960年版，1997年重印，第399页。
[50] 孙枝蔚：《溉堂前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第416-417页。
[51] 李渔：《李渔全集》第八卷《无声戏·连城璧》，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93-94页。按：在《连城璧》外编卷二中，这一出名为《落祸坑智完节操，借仇口巧播声名》。
[52] 谈迁：《北游录》，《纪邮》下，第123页。
[53] 王有年：《缺壶编文》上，《记客述周介生女行略》。
[54] 张梅亭等：民国《莱芜县志》卷十七，《人物志》，《循吏》，《清》。
[55] 朱保烱等：《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上册，第508页；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四册，《学政年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608页。参《清世祖实录》卷四五，顺治六年七月乙丑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页。
[56] 李元鼎：《石园全集》卷十四《赠涂年侄女南归并序》，康熙四十一年李振祺、李振裕香雪堂刻本。
[57] 谈迁：《北游录》《纪邮》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1997年重印，第112-113页。
[58] 张贲：《白云集》卷八，《传解辩说疏议》，《徐娘传》。
[59] 《陈子龙诗集》下册，第718页引《年谱》及董含《莼乡赘笔》。
[60] 孙星衍等：嘉庆《松江府志》卷五五，《殷之辂》第68页；卷五七，《殷鸿逵》，第26页。
[61]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总管内务府下各司关于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62] 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八，《奇逢》，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63]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四，《池北偶谈》外三种，四库笔记小说从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70-425页。
[64] 陈鼎：《留溪外传》卷十六《阃德部》，《徐氏妇传》。
[65] 李世昌等：民国《邯郸县志》卷十七，《故事志》，《轶闻》。
[66] 蒋宗海等：嘉庆《丹徒县志》卷四十七，《杂缀》三，《纪闻》，录旧志。
[67] 《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顺治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江南总督洪承畴揭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511页。
[68] 何庆善等点校《施愚山集》第二册，《诗集》同上，卷十五，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283页。
[69] 《甲申朝事小纪》卷二，《美女叹》，第55-57页。
[70] 钱澄之：《藏山阁集·藏山阁诗存》卷七，《生还集·永安即事》，黄山书社2004年版《钱澄之全集》之四，第197页。
[71] 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卷二，《纪略·朱子修龄倡义鸠资赎难民妻女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李渔全集》第一卷，第141-142页。
[72] 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卷四，《赠朱修龄典籍》：“许多缺陷倩谁修？赖豪杰登坛，惯作补天娲氏；无限分离从此合，喜神仙出世，现为缩地长房。”第295页；《朱修龄广厦落成》，第295-296页。
[73] 可参见孟森：《朱方旦案》，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9页。另吴伯娅《朱方旦》亦视此案为“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七卷，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
[74] 参见单锦珩：《李渔交游考》，载《李渔全集》第十九卷，第208页。
[75] 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卷二，《纪略·朱子修龄倡义鸠资赎难民妻女纪略》，《李渔全集》第一卷，第141-142页。
[76] 方文：《嵞山续集》，《北游草》，《王涓来席上赠歌者》，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康熙本影印，第五册，第35页。
[77]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一，《清兵屠淄》，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59-60页。
[78] 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二十六《黄郭房诸张吴传》第一百十五。
[79] 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164页。
[80] 余光令：《渔郎诗集》卷三，《今且又来吟》，《杂体》。
[81] 邓显鹤等：道光《宝庆府志》末卷，《摭谈》二，引傅《府志》。
[82] 《沈阳状启》壬午年正月二十八日，《奎章阁丛书》一，日本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5年版，第402、409页。
[83] 同上，第166、154、468、471页。
[84] 同上，第337、325、475、546-547页。
[85] 参见何龄修：《清初京师吸烟风等几个问题》，载《清史论丛》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0页。
[86] 《清初内国史院档满文档案译编》中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68页。
[87] 王崇简：《青箱堂文集》卷一一，《家谱》附《年谱》，康熙十五年刊本。
[88] 烟水散人：《灯月缘》第九回《诗传驿壁千金远赎娥眉》。72、73页。
[89] 《明清档案》第14册，顺治九月五月二十八日之二《广西道监察御史朱虚题请严禁贩卖妇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影印本，第117页。
[90] 叶绍袁：《甲行日注》卷五，丁亥二月初八日，二十一日。
[91] 佚名：《吴城日记》卷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92] 同上，第232页。
[93] 按：康熙五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据《步军统领隆科多奏为审办五十四家失窃一案折》报：此案主犯是五十四“抵税售与镶黄旗托克托霍牛录之员外郎长寿家”的常路，而常路之妹也是被五十四“于康熙五十四年以二百元所买的寡妇常姐”。可见当时人口买卖仍兴盛。载《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4页。
[94] 《丁耀亢全集》上，第776-783页。
[95] 参赖惠敏：《从清代档案看旗人的家庭纠纷（1644-1795）》，载《清史论集——庆贺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458页。
[96]顺治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洪承畴请给路费钱粮本》，载《掌故丛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76页。
[97] 《清世祖实录》卷八，顺治元年九月癸巳，第85页。
[98] 《清世祖实录》卷一八，顺治二年闰六月丙午及戊申，第165页。
[99] 参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根据碑刻资料进行的考察》，载《燕京学报》新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0] 参刘小萌：《八旗户籍中的旗下人诸命称考释》，载《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01] 按：满汉妇女装饰的区别，仅以耳环论，满人“一耳带三钳”，而汉妇往往“带一坠子”或“一耳一钳”，参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四，第17页，嘉庆九年上谕；第15页，乾隆四十年奉旨。中华书局1991年版。另外，如果逃妇属“满洲走失人口”，各地州县的地方官绝不敢轻易对待，因牵涉到“逃人法”，不仅妇女仍将被判归旗下，而且会连累地方官在内的大量相关者，所以成为清初五大弊政之一。
[102] 分载《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61册，第62-64页；第62册，第124-126、151-153页；第66册，第6-8页；第67册，第151-152页等。
[103] 对皇姑寺的研究，可参见李世瑜、韩书瑞（Susan Naquin）、马西沙等人的成果，“The Baoming Temple：Religion and Throne in Ming and Qi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8，1[1988]：131-188，马西沙，1992，653-688页。另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涉及明清以来妇女的宗教活动、闲暇生活与女性亚文化，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95页。
[104] 《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62册，第155页康熙九年所刻“敕赐顺天保明皇姑寺永顺房碑记”，撰碑者为“赐进士出身内国史院检讨抚风王嘉豫”，尚有“原任江南分巡兼江防兵备道曹时举”，“阿嗒哈哈番陈自福”，“鸿胪寺衙门他赤哈哈番加一级祖重贵”，“都察院京畿道笔帖式哈番加一级陈文学”，“拜塔喇布勒哈番陈文科”，“笔帖式哈番裴国祯”，“赐状元及第内秘书院侍读学士史大成”，“赐进士出身刑部尚书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冯溥”，“赐进士出身文林郎山西主考督学提刑按察司佥事徐谓弟”，“都门隐士信善佛弟子季廷辅”，“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太常寺卿加一级内国史院庶吉士孙光祀”，“銮仪卫掌右所云麾使加二级宋士英”，“御前一等[玉]罗多阿儿赛 峕”等人。碑阴首刻阿嗒哈哈番加一级刘景才”，“国子监生加一级刘景□”“监生刘芳、刘简、刘茂”，以及庠生韩永誉、庠生王琳”，以下是宗派接续，从第三代住持一直到第九代住持、32组（一组约38人）“会首”“会众”的名单，题名者共有1200多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
[105] 同上，第65册，第82-83页，康熙三十五年刻《显圣宫香会碑》及碑阴题名，按：辨识不清的字加“□”表示。
[106] 同上，第66册，第128-29页，康熙四十二年所刻“天仙圣母碑”及碑阴题名。
[107] 分见《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65册，第84页，第63册，第102页；第65册，162页；第66册，第26页；66册，第140页；67册，第170页，68册，142页等。
[108] 同上，第61册，第173-174页，顺治十八年刻《法光寺碑》及碑阴题名。
[109] 同上，第65册，第30-31页，
[110] 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分别见于《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64册，66页，康熙二十三年刻《延禧寺大殿碑》；第63册，第10页，康熙十一年《雷音寺施香火地碑》；第67册，第129页康熙六十年刻《慧云寺碑》，第70册，第102-103页，乾隆十四年所刻《东岳庙集义献茶豆老会碑记》等。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2007年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