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上下五百年，是中国人文思想源流的泛滥期。其时，诸子百家涌现，如河汉星辰，璀璨夺目。诸子似众星，孔子如北辰，照彻了中国漫漫两千年历史长夜。
孔子被中国后世尊为圣人，之所以“光芒万丈”，是因为在他身上集中闪耀了人本主义精神之光。
而在孔子之前，中国就已出现一位充满仁爱与人本精神的政治人物，其言行风范，对中国后世儒家的影响至深至远。孔子一直为这位政治人物所折服，视之为前辈，可以说他才是中国儒家的开山鼻祖。中国古今杰出政治家一脉相承的务实权变、宽猛相济的为政之风，从他身上可以找到渊源。《春秋左传》述其事迹，千载下读来，尤令人倾心向慕。
他出身王公贵族，却无纨绔之气。他对政治有天生的禀赋，年轻时就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远见卓识，堪称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政治奇才。
一个“蕞尔小国”，因为有他，能在如狼环视的大国间从容应对，游刃有余，于春秋乱世四十年不披兵甲，偏安一隅，实在是中国政治史上最诡异也最传奇的一幕。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被清人王源推许为“春秋第一人”的二千五百年前的郑国卿相—— 子产。
——作者题记
一 孔子两次罕见的“落泪”
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
圣贤岂止是男儿？圣贤有泪更难弹。圣贤多睿智而豁达，“亚圣”孟子就说过自己“四十不动心”。不动心的意思大概也有不轻易动感情的含义在罢，因此，自古很少看到有圣贤“落泪”的记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史料中找到“至圣”孔子两次罕见的“落泪”,而且两次落泪都是因人之死。一次是为学生颜回“英年早逝”，一次是为前辈子产“哲人其萎”。
孔子以至圣的情怀，虽情感深挚，也不会轻易掉泪。即使在儿子孔鲤先他而死，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悲伤，有的只是人之常情的反应。
学子颜回与孔子朝夕相处多年，对老师的教诲，言无不悦，语无不从，而且安贫乐道，好学不倦，，是“三千弟子”中最受孔子钟爱的一个学生。颜回死去的时候，还很年轻，为爱徒早死而伤心落泪，也是情之所至。颜回死得太早，这样一个优秀的学生死去了，世间还有哪里可以找到？孔子实在情何以堪，所以很悲伤。看到孔子大恸于心，哀伤过度，旁边的人看不过去了，劝他说你老人家何必那么伤心呢，别哭坏了自己。谁知这老夫子没好气地回答说，我老人家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
《论语》记述孔子称赞颜回有两种修养，即使是君子也很难做得到的，非常难能：一是“不贰过”，二是“不迁怒”。颜回不会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不会把怨气转移发泄到别人身上。做到这两点，实在是君子中的君子才有的修为和涵养。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一个人总难免犯错，而且会经常犯同样或者类似的错，也就是不长记性。人是最容易产生懈怠心理的高级动物，可以讲这是人性中一个非常难以根治的惰性。世界上最难的事就是克服自己、战胜自己。会经常犯同样的错误是由于一个人对错误本身没有真正从内心上加以改正和克服的态度，因此才会重犯、屡犯。然而，在这一点上，颜回就不会这样。这是一。常话说：人生十有九不如意。不如意就会生气，怨愤之气就会郁闷肚里。肚里有气，如果自己无法化解，就要想办法宣泄。最常见的办法就是迁怒于人，或者迁怒于物。家中小儿无故被打，街上电话亭忽然遭砸，多是迁怒所致。世间很多无妄之灾、莫名之难，一大半都是迁怒所致。迁怒之祸也多哉，迁怒之害也大哉。在“不迁怒”的修为上，几乎没有人做得到，但是颜回就做得到。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常大的克制力。自我克制，这是人性中最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质。但是，在颜回身上就具有这样的品质。这是二。这样好的学生，三千弟子中就只有颜回这一个了，孔子能不爱惜备至吗？“贤哉！回也。……贤哉！回也。”他对颜回的赞赏和爱惜之意，常常掩饰不住，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自古而今，大概一个老师爱惜一个学生的极致莫过于孔子对颜回那样吧。所谓师徒情深，孔子为颜回早死而悲，尽在情理之中。
而子产呢，孔子与他素昧平生，不过一个春秋小国的执政大臣，居然闻其死讯而泣，反应异常，此情何来？委实令人费解。
《春秋左传》记载，当孔子听到子产死去的消息，居然“为之出涕”。不是说他出泪，而是说出涕，哭到流鼻涕。痛哭则流涕，只有很哀痛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情形。
孔子为什么如此动情呢？《史记》说：“孔子之所严事……在郑，子产”，据太史公司马迁考证，春秋之世，被孔子奉为老师的仅有六人，其中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难道说因为子产是老师，所以孔子为其死而悲也是合乎情理的。然而孔子的其它老师也会死去，为什么只听说他为子产之死而哀，却不为其它老师之死而悲呢？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寻思和体味。
又为什么说“诸子似众星，孔子如北辰”呢？诸子百家的光芒再亮，也只像满天的星星一样闪耀，而孔子则像天上的北极星一样，独一无二，体积和亮度都超过天上所有的星宿。自古而今，中国的读书人几乎都认同这个说法。因为，要说诸子都很高明，但终究没有孔子高明；要说诸子深刻，但终究没有孔子深刻；要说诸子都自成一家之言，但终究都没有孔子那样集众家之所长，与天地参，古今独步。
一个学子，要想学习诸子百家的理论是相对容易的，但要真正理解孔子的思想却是难上加难的。简言之，诸子无不各执一端，自成一家，往往都以偏极夸张为能事，以求一时一世之功用为极致。诸子持守不了孔子的“中庸之道”，因为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要你每天都从容淡定，安贫乐道，克己复礼，与人为善，不生非份之想，不做不义之事，不巧言令色，不言过其行，不损人利己，不强加于人，如日出月落，似春去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这样坚持，你能做得到吗？你做不到，但孔子就能做到。你老子以退为进，示弱守拙，不过独善其身而已。你庄子汪洋恣肆，言行乖张，不过显扬自我而已。你墨子兼爱苦行，矫情利他，不过过犹不及而已。二三子以外，其余不足道也。
在中国漫漫几千年历史中，不知涌现了多少贤人高士，唯独孔子被历代尊崇为圣人，客观地讲，也非侥幸而得。孔子这个人的确不简单，他身上有很多能耐是诸子做不到的。不要说别的，单他能够做到“述而不作”这一点，就已经是“万古一人”了。
述而不作，孔子岂无能邪？什么叫述？《说文》解释：“述，循也”。《中庸》有言：“父作之，子述之。”《正韵》：“凡终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礼·乐记》：“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什么叫作？《说文》解释：“作，起也”。《礼·乐记》：“作者之谓圣。” 《易经·系辞》：“圣人作而万物覩。”述而不作的意思，就是只传述而不著作。德才兼备，身通六艺，开设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等诸科，弟子三千，孔子要想写一两本书什么的，所谓著书立学，又有谁敢说他不够格呢？但是，孔子居然述而不作，言传身教，除了修订《诗经》、《春秋》等书以外，仅以弟子们记录其言行事迹的《论语》传世。虽然，孔子没有留下诸如老子的“五千言”、庄子的“逍遥游”、“大宗师”等等之类的雄文高论，但一点都没有影响他成就的“千秋万世名”。中华泱泱几千年大国，因为有他，文武之道不坠于地，雅正之音传于后世。孔子的伟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和认识的。所以他的学生子贡讲，他人之光如烛火，孔子之光如日月，光芒万丈，无人企及。一生目中无人的孟子也叹服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他自视为孔子的私淑弟子，对孔子的推崇和敬仰可以说是无以复加。
因此，以孔子的境界和眼光，他绝不轻易许人的，更何况为哪一个人伤心落泪呢。应该说，能让孔子欣赏和赞叹的人一定不多，能让孔子既赞赏又敬仰的人就更少了，而子产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既让孔子赞赏又令孔子敬仰的人。从这一点上看，孔子为子产死去而痛哭流涕，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二 孔子闻子产死，为之出涕，曰：“古之遗爱”
子产死的时候，孔子才31岁，刚出来收徒讲学。子产在春秋政坛上挥洒自若的时候，孔子都处于“孜孜学子”的时期。
据《春秋左传》描述，子产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所言所行 ，总是令青年孔子心悦诚服、仰慕不已。或许，终春秋之世，对子产最为心折的，恰是为《春秋》作传的鲁国良史左丘明。左氏也是一个具有儒者倾向的人，他借孔子之口来赞扬子产，在《春秋左传》后半部里用大半篇幅来讲述子产，成功塑造了一个千古良相的光辉形象，为后世儒者树立了榜样。左氏对子产的传述非常详尽，以至于后来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只好作罢，不再单独为子产立传。我们姑且认为左氏的传述是可信的吧，因为他所载录的都是非常精彩而逼真的历史场景，他所描述子产的言行风范，如此亲和近人，那样睿智开明，读来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令人不禁心向往之。
左丘明在《春秋左传》中，习惯称孔子的字曰仲尼，似乎也表明孔左二人彼此同辈，处于同一个时代。《论语》记载：“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装作恭敬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样做可耻，我也认为可耻。隐藏内心的怨恨，表面上又作出友好的样子，左丘明认为这样做可耻，我也认为可耻。”这一段话，说明左丘明在当时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名士了，孔子直呼其名，引为同道，常向他看齐。左氏在《春秋左传》里特别提到当孔子听到子产死去的消息，伤心到抹鼻涕，并叹道：“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呵。”
显然，左氏特别想表明的一点就是，圣贤如孔子为子产生前所表现出的仁爱与人道精神所感动，子产其死，使孔子失去了一位可敬而可爱的先生。因此，孔子所为子产、颜回的死而哭绝非偶然，子产是先生，颜回是学生，在子产和颜回之间，孔子恰是前辈后学中间的一道桥梁呵，这是先儒道统传承之所系呵。
为什么孔子说子产是“古之遗爱”呢？“爱”在孔子的字典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涵义呢？仁者爱人。这是孔子传于后世的一句名言。只有真正的人才会爱人。这里的爱，显然不是男女之间的情爱，而更多的蕴涵了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善、尊重和体惜的成分。
《康熙字典》释“爱”：“仁之发也。从心无声。又亲也，恩也，惠也，怜也，宠也，好乐也，吝惜也，慕也，隐也。”古书《谥法》也说：“啬于赐与曰爱。”这是从反面的角度去解释的。因为太爱惜了，所以不舍得给别人。《尔雅》解释：“惠，爱也。”《说苑·说丛》说：“爱施者,仁之端也。”
孔子说的“遗爱”，意思是遗留下来的爱，引申为古代圣贤传承下来的一种仁爱之德。这种仁爱是一种传统、一种遗风，非常难能可贵。孔子因为深切感受到子产的遗爱而出涕，在这一点上，孔子与子产的心是相通的，彼此同道，因此物伤其类，非偶然也。
或许读者还有疑问，难道自古而今除了子产有“遗爱”，其它贤明就没有吗？又或许，在孔子的心目中，“爱”这种东西是很难见到的。大概只有上古帝王尧舜才有，只有周朝的周公才有，非常稀少。尤其到了春秋之世，人心惟危，人皆趋利，有“爱”的人实在是很少的。孔子也是有感而发，在那个王道不行、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子产身居于上而能施爱于下，凸显了对“人本主义”和“人道精神”的认同与坚持，这是真正的儒者才有的风范呵。终春秋之世，不少功名富贵都显达于当时的杰出之士也许都不乏卓越的才干和智慧，但是能像子产这样既有才干智慧，又有仁爱之德的成功人士实在太少了。
因为，这种“爱”是可以超越等级、跨越尊卑贵贱的东西，是“人”所共有的理性之光，只有“仁者”才能体认的一种博大情怀。能够体认这种爱的人，才算一个真正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无仁不爱，心中有爱是仁者的最大特征。
那么，“仁”又是什么意思呢？仁者人也。仁与爱是不分离的。仁与爱，互为因果。仁是理念，爱是情感。怀于中，以为仁；施于外，而为爱。仁爱是互为表里的。孔子理想中的儒者就是这样的，子产就是孔子心目中一个真正的儒者。
所以孔子又称子产为“惠人”，施恩惠及别人的人。因为，心中有爱的人一定会有所表现的，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惠”。子产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言论，就是表明“天道远，人道迩”的基本态度。天道离我们很远，人道离我们很近。言外之意，我们不能舍近求远。这就是人本主义的态度。
中国的人文思想发展到孔子的时候，已经充分认识到“人格”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人本主义”和“人道精神”从萌芽到结果，经过春秋几百年的成长过程，到了孔子出现而集大成。再到战国中晚期，中国人文思想中已经形成了“天地人”三极之道的概念，而在儒者的理念里，三极之中以“人道”这一极为根本，为目的。《易经》的出现，正是这种思想的一个伟大结晶。
古今史家在谈到中国春秋之世的时候，有两个人必须是要提到的。这两个人，一个是管仲，另一个就是子产。《论语》记载孔子对管仲和子产都有评论。孔子说“管仲，人也”，说“子产，惠人也”。一字之差，显示孔子更为推崇子产。管仲才达到了“人”的境界，而子产不仅达到了人的境界，而且还做到了施恩惠及于人的人。
子产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论语》记述说孔子称赞他身上怀有君子的四种道术。这是孔子对子产的综合评价，非常之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子产在做人做事的时候，表现很谦恭、低调；在为主公效力的时候，表现很恭敬、持重；在牧养人民的时候，表现很恩惠、宽容。在驱使群众的时候，表现很适宜、得当。这些表现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能做到其一，就已经算是一个君子了，何况能做到其四呢？有“爱”而有“道”，这就是孔子心目中的子产。
三 春秋第一人
春秋时期，在晋楚两个大国交相争霸之际，郑国作为小国，一直夹在晋楚之间。然而因为子产执政于郑国，苦心孤诣，施展才干，使这个小国获得前后四十年不止的安宁，在春秋纷乱之世，简直是一个奇迹。
子产究竟有什么样的能耐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大家注意了吗？孔子是说子产具有四种君子之道，不是说他有“德”，而是说他有“道”。这表明在孔子看来，子产的成功主要不是依靠他的品德而是凭借他的道术。道与德，是有区别的。道在德先，德在道下。凭道而成，这就是子产的过人之处。孔子描述给我们的子产是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呢？他有君子的四种道术呵，一是他在做人做事的时候，表现自己的时候，保持谦卑和低调。这实际上是一种明哲保身之道。办事的时候，恭敬谦卑的样子，谁见了都不会反感。这是亲合力的表现。所谓“恭则不侮”，执礼甚恭，就不会招惹别人，招致羞辱。二是对待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他也能保持敬慎的态度，让对方感到自己受到尊重。能做到这样，不论是智愚善恶，都不会对他产生敌意，不会戒备他、排斥他。三是他视民如子，在蓄养百姓的时候，让很多人都能享受到他的惠泽。所谓“惠则足以使人”，你有恩于人，就有人愿听你调遣做事。四是他在引导和动员人民的时候也能顺乎情理，合乎时宜，没有过分的要求。义，就是时宜的意思，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因为后两点，孔子赞叹他为“古之遗爱”。
应该说在孔子眼中，子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他首先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专以讲习为务的洵洵君子。儒者是积极入世的。《论语》是学而第一，为政第二。学的目的，无非为政。孔子从来都不是辟世之人，儒者及其后世的所谓儒家者流都不是。
作为一个小国，比之于一个大国，如何对内对外，更需要高超的治理和应对能力。就像一只狐狸，要想在狼虎之间生存，往往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心机。弱小者生存难度远比强大者的要大得多。清人王源从为政之要与施政之能来评价，推许子产为“春秋第一人”。他说“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国内要制服强大的宗族政治势力，对外要接待和应对晋楚这样的大国。这两个方面都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事务，能在这两方面上都应付裕如，定国安邦，谈何容易。所以王源如此推崇子产，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子产出生于郑国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子国就是郑穆公的儿子。可以说他是一个高干子弟，而且出身很高，属于王公贵族后代。这些血统，使子产的政治基础得天独厚。子产从小生长在一个政治世家里，从小耳濡目染，于宫廷深浅、朝政兴替可谓阅历丰富。要是追溯到郑国的先人，早在二百年前的郑庄公就很出名。郑国是春秋之世最先勤王的一个国家，当年的郑庄公是周平王东迁后仰仗的一位卿士，风光无比。直到周恒王，另行启用他人，才免去郑庄公的职务，而郑庄公居然从此不朝。到后来周郑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派兵“射王中肩”的诸侯就是郑庄公。再往前一点，还有个郑武公，都是当年在周王左右扶持的诸侯贵族。
可以说，郑国是一个有着非常久远的政治传统的国家，虽然到了子产的时候，郑国已然式微，但作为王公贵族中产生出的一个政治天才，子产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显露出来了。他的父亲子国是当时郑国的权臣，曾率兵入侵蔡国，大获全胜，并且抓获了蔡国的司马公子，正当郑国举国欢庆，唯独子产不然，他说：“一个小国不事文德而讲求武功，灾祸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要是楚国人来责问，你能不顺从吗？顺从楚国，晋国的军队又怎么不会来问罪？两个大国都来找麻烦，从此郑国又要四五年不得安宁了。”他父亲哪里看得到这些，反而把他大骂一通，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完全证实了子产的预见。
从这个典故可以看出子产很早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识见。他年纪虽轻，却已清醒地认识到郑国这样一个小国家所处的国际地位。他认识到郑国的政治角色已经确定，不可以超越这个角色来行事。小国只能从事大国，谋求安宁，不与他国争高下，如此而已。
子产执政以后，他的方针很明晰：“求安而不求功。”目标是求得安然自处于大国之间，这就是郑国最大的政治。比如侏儒与巨人之间，前者不要幻想击倒后者而是寻求如何不被巨人碰伤或踩死。这一点非常关键。在大国林立的春秋之世，你一个小小之国崇尚武力，决非求安之道。
实际上，在子产开始执政前六十多年间，郑国与周边诸国之间，一直战乱不断，疲惫地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左右迎逢，摇摆不定。最后郑国权贵不得不采取“牺牲玉帛待于二境”的国策，忍气吞声，才求得苟安一时。小国命运就这样注定了，无可奈何。谁又肯轻易俯首甘为臣下呢？不得已矣。
到子产执政的二十几年间，郑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安宁，国人受益非浅。即便子产死后，他留下的内政外交仍遗泽于民，使郑国至少又偏安了二十年，前后四十多年，让这个夹在大国间的小国免于兵甲之苦，真是功德无量。
国家的发展定位很重要。《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你是大国，你是小国，自己要明确。郑国是小国，子产非常清楚，因此，对郑国而言国家安宁是为政之大者。子产听政二十几年，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孔子从政的时间虽然不多，但是他生活在一个争战不断的国际社会里，在往来奔波的游说途中，也一定深切体会到和平安定的可贵与难得。因此，他也很务实，在他追求的政治理念中最看重的就是一个安定有序的社会。生逢春秋之世，能够苟且偷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因此，任何时候保全自己都是首要问题，假如连自身不保，又何以为政，何求功名富贵？所以孔子经常告诫他的弟子们：“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危险的城邦不要去，动乱的国家不可久留。于乱世中求安，处大国间图存，也许正是孔子之所以钦服和认同子产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 子产不毁乡校
下面让我们来领略一下子产的风采吧。我们从几个典故来看看子产如何治理郑国这个“蕞尔小国”的。
首先在选拔任用官员问题上，子产反对“任人为亲”的做法。郑虽小国，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难免有裙带关系。这种中国官场上特有的习气一直延续至今，流毒甚深。子产是反对这样做的，但是他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值得后人学习的是，他在处理这类事情的时候并不是采取消极反对的态度，而是因势利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能够让他的上司听了心悦诚服，欣然受教。
当时郑国权贵子皮想让一个名叫“尹何”的人去做自己食邑的长官。他跟子产一说，子产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故意沉吟不语，过了一会才婉转表达自己的疑虑：“他太年轻了吧，也不知道能不能胜任。”可是子皮毫无顾忌地说：“尹何这个人比较厚道，我很喜欢他，他也不会背叛我。让他到我的食邑去学习锻炼，慢慢也就懂得处理政事了。”子产笑了，说道：“不可以这样的。一个人爱护另一个人，总希望做点什么能对那个人有利。现在大人你爱护一个人却让他去做官从政，就像叫一个不会用刀的人而让他去割肉，必然会使他受伤不轻。大人你爱护一个人，竟让他受伤，以后谁还敢来求得你的爱护呢？大人你对于郑国而言是国家栋梁呵，栋梁折断了，椽梁就会崩塌，我也会被压在下面的，所以我怎敢不把心里的忧虑全部说出来呢。好比大人你有一段精美的锦缎，你都不舍得给人拿去学习剪裁，而重大的职位和食邑，是你一身所依托的庇护，反倒舍得给人拿去学习治理。假如这些职位和食邑都是精美的锦缎，那么大人你的锦缎不是也太多了吗？我只听说通过学习之后才可以主政的，没听说过直接就去主政又一边学习治理的。那样做的话，一定有很大的害处呵。又像田猎一样，骑马驾射娴熟了才能去猎获禽兽。否则，一个从来没有驾车骑射的人，真去打猎的时候，只顾担心车马颠覆，哪里还有心思想到射猎禽兽呢？！” 子皮听了，方才醒悟，也为子产的睿智和忠诚而叹服，立刻打消了原先的想法，从此对子产委以家政和国政。
为政之要，首在择人。子产的垂范也给后世深远的影响和教益。《春秋左传》称：“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说他根据每个下属的特长来安排工作。当时郑国有个叫冯简子的人，善于决断大事；有个叫子大叔的人，俊秀而有文采；有个叫公孙挥的人，深谙邻国诸侯的国情和动向，熟悉邻国诸大夫的家族底细、职务高下、地位尊卑、才干贤愚，并善于外交；一个叫裨谌的人，则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多获成功，在城里谋划就会失败。于是每当郑国要开展外交活动时，子产就向公孙挥询问四周邻国的情况，制订外交策略和辞令。然后和裨谌驾车到野外，让他谋划。等到谋划完成后，再去请冯简子作决断。谋划敲定后就交给子太叔，让他去执行，应对各国宾客。所以，子产执政期间很少有失误的事情发生。
这简直是现代系统论的先驱。一件事从谋划、决策到实施都有条不紊，每个环节都由胜任的人来完成，各擅胜场，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分工链。
用人之道是对于统治阶层而言的，在这一点上，子产是高明而任贤的。那么在对待下层民众的问题上，子产又是怎样的呢？从下面这则典故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中国古代政治家无比开明而自信的风范。
曾几何时，郑国人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劳作之余喜欢在乡校里聚会闲坐，议论国政的得失。什么叫乡校呢？这是距当时一百三十多年前齐国宰相管仲的发明，按3000户人家就可以划为一个乡。每个乡都设有学校，白天供国人子弟读书，晚上用来聚议乡事。当时郑国有个叫然明的高官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这样做却为什么呢？人们一早到晚劳动，回到村里就在乡校里闲坐一下，议论议论我们施政的好坏，这也未尝不可。议论就议论嘛，要是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继续推行；要是他们认为不好的，我们就据实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呵，像这样可以教益于我们的地方为什么要毁掉呢？我只听说做忠善之事才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作威作福来防止怨恨的。假若真的毁掉乡校的话，难道民众的批评就可以阻止了吗？就像防止河水泛滥一样，一旦大决堤，受灾的人肯定很多，也来不及去救。不如经常开一个小决口，疏导泻流，也不致造成重灾。照我看，对于乡校，与其怕非议而毁掉还不如听到批评就马上去补救为好。”
如此开明而宽容的襟怀，不禁让后人感佩。子产的开明也不是一种投机行为，因为他深知舆论的存在是一种不可消灭的民意，既然不能消灭，就应该考虑如何疏通引导而不是强制压迫，就应该想想怎样从善如流而不是掩过饰非。重温2500年前的子产大夫对待民意的气度和风范，反照一下我们今天一些地方主要官员的做法，实在令人感到今不如昔、愧对古人。
最近有两则新闻：一则说的是山东省某地有3个市民在网上议政，居然被当地公安机关以涉嫌“侮辱诽谤县委书记”为由被拘入狱22天。另一则说的是北京某杂志刊发了一篇报道辽宁省某县商人遭遇官司的文章。事后不久，该县书记居然授意执法人员进京，要求该杂志澄清事实真相，称记者涉嫌“诽谤罪”已经立案并要拘传记者。两起事件被新闻媒体曝光后，立刻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两地主要官员如此无视党纪国法、以权代法的行为普遍受到质疑。今日的网络，何如2500年前的乡校? 当年的子产就有那样的见识和襟怀，比之今日的许多地方官员不知要高明和开明多少倍。当时的乡校，民所议政，无论毁誉，子产均能引以为师，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一直到后来孔子以及后世儒者传承了他的衣钵，都提倡“兼听则明”、“闻过则喜”的纳谏作风。而今天居然还有些一贯标榜为“人民公仆”的地方主要官员因惧民议政而欲加之罪，如此为官，民何以堪？从另一个角度看，子产不怕民众议论，正表明他有底气，身正不怕影子斜，而今天那些压制群众言论的地方官员，恰恰是因为心中有鬼、底气不足的表现。
广开言路，并不是子产故作姿态，更重要的是子产深明大义。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诸如“国将兴，听于民”的人本主义的先声。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能够联系群众，倾听人民呼声，顺应民意，只有这样，才能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最终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今天的执政党之所以能屹立不倒，正是因为党内主流依旧坚持信奉这样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的恰是当代中国民间自发参政议政的一种表现形式，网络就是有政治觉悟和参政能力的人民群众最好最便捷的表达渠道。中国网民将成为加快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忽视这一群体的声音是一种缺少政治远见的表现。在这一点上，主政广东省的官员就做得很好，那就是与其被动顺应民意，不如主动倾听呼声。
五 子产为政，宽猛相济
行文至此，偶尔在网上浏览到一帖奇闻。也是近日，上海市有两个女子违规把车停在市区路边，交警上前干涉，竟然挨了其中一女子的一记耳光。交警被打懵了，不敢轻举妄动，情急呼传增援，很快增援和拖车都到了。可是在那个跋扈女子的挑衅之下，执勤交警居然不敢将违规车拖走，双方僵持良久，引来众人侧目。发帖者把现场拍到的照片也发在网上，原来违规小车是一辆无牌照的12缸橙色蓝博基尼跑车。不用说，没有几百千万身家是买不起这款豪华跑车的。据说后来动手打交警耳光的女子和交警们在警车里开始交涉，十几分钟后，也没人知道他们都嘀咕了些什么，结果是违规停车的两个女子并不被罚款拖车，而是大摇大摆驾车扬尘而去。真是拍案惊奇，令人大惑不解。于此先按下莫论。
宽容之道是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略，子产因之使郑人受益。但是，当时郑国内部贵族之间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一直明争暗斗，从未间断。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是子产执政的二十六年，正所谓内忧外患，而他不但把郑国内政整治得井然有序，同时还从容周旋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子产每天要面对的是郑国各成宗族势力的豪强贵族。但他心里清楚，宗族势力过大，必然危及到国家大政，因此一定要加以抑制、有效防范。他无法打掉各派势力，但对于宗族中的害群之马则坚决除掉。他非常认同大夫然明执政的态度：“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对待民众就像对待子女一样（言外之意，以爱护、教养和引导为本）。看到不仁不义的败类就要除掉，就要像老鹰猛禽驱逐鸟雀一样（言外之意，败类如鸟雀一样，是驱逐不尽的，只能反复为之）。
上述这则奇闻中的两个女子，究竟是什么来头和身份，居然如此飞扬跋扈？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制宗旨，不管是什么人，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然而这两个女子的出现，不但给了那个懦弱的执勤交警一记耳光，也给了我们的国家法律一记耳光。这两个女子一定是有恃无恐的，不然的话，一介草民岂敢与公安交警作对？何况还气焰嚣张，居然挥手袭警? 即使是普通民众，一看这种情形，都会猜到她们不是来自于富豪家庭就一定是来自特权阶层，而且来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权大过法”，依然是我们社会目前严重存在的一个弊端。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上述两个女子的恶劣表现更为突出而已。由于财富分配不公，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两极分化，并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特权阶层的存在，对于一个国家的肌体而言，就像一个恶性的毒瘤，时刻挑战着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时刻侵蚀着民族的精神和良知。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奇闻中那两个女子充满挑衅的行为，应该让我们的执法者感到羞愧和汗颜。
应该说，未能如愿地打击郑国一些不轨豪强，是子产生前一大憾事。因此在将死之前，子产对他的后续者子大叔作了一番交待，他意味深长地说：“我死以后，你必然接替我的位子。为政之道，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服众，除此之外只能用猛。你明白吗?”
什么才叫作“有德的人”呢？子产没有明告，我们不得而知。子产算是有德的人吗？似乎应该算的吧。但是，在他执政之初，推行丘赋新政，鼓励开垦新地，公田以外新开垦的土地越多，所要上交的税赋就越少。由此而遭到国人的非议甚至诅咒，对他的新政投反对票，给他施加压力。竟使他忍不住发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和“人言不足恤”的铮铮誓言。几年后，情况变了，新政使国人受益，国人又反过来对他感恩戴德。对此，子产也是淡然处之。到最后，他又铸刑书，把新刑律刻在铁鼎上面，放到宫门旁边，公之于众。子产这样做，其实是要借助下层力量来对抗国内强大的宗族势力。刑鼎一摆出来，当即又哄起一片反对的声音，包括郑国所倚仗的晋国大臣叔向也寄来书信指责子产，说他执政以来共有四宗过失：一是作封洫，二是立谤政，三是制参辟，四是铸刑书。作封洫，划分公私田地，承认私有土地；立谤政，不毁乡校，任由国人议政；制参辟，用夏商周三代末世的刑法，必致生乱；铸刑书，使民知争端，必弃礼而征于法。对于叔向的指责，子产居然不作辩解，只答书说自己这样做的目的是“救世”。言外之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讲，铸刑书也是子产实行“猛”政的一种表现形式。
子产治理郑国多年，推行诸多新政，到最后不得不铸刑鼎，颁布新法。这说明当时社会的发展仅靠原有的礼仪宗法已经无法约束国人的行为了。铸刑鼎而示新法，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时代变了，私有土地和财产出现了。土地不完全是公家的了，私有土地的出现占了很大的比例，所谓“公族已尽，政在家门”，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和世袭的王公贵族分庭抗礼了。周王朝赐封的世袭贵族阶级已经没落，只有新兴的豪强地主才是把持朝政的主儿。“民闻公命，如避寇仇”，没落贵族已经无法左右民众了。在这种形势下，子产审时度势，才决定铸刑书，颁布新法。实际上，这是不得不承认豪强地主阶级兴起这一事实。此举一出，当然立刻遭到很多传统势力的反对，并以当时晋国的执政大臣叔向为代表。叔向的忧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用公布的刑书来定是非，民众就知道如何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再讲什么礼仪宗法了。要是父兄有错有过，就可以据法以争了，也不会讲什么温良恭俭让了。
“政在家门”的另一个涵义就是强势的宗族把持着朝政。这是当时的政治现实。新兴的地主和崛起的贵族结成了政治共同体，代表了一种新生的进步的政治力量，并且日渐扩张，不断对没落保守的世袭贵族发出挑战。子产是站在当政者的立场上的，他看到了进步力量上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不可阻挡。他也是在郑国各种宗族势力角逐之后政治权力重新分配的情形下走上卿相位子的，由于来自贵族阶层，也是各方势力都能接受的一个人，最主要的是他得到大贵族子皮的强力支持，才能立足朝政。因此，他不能袒护任何一边，所能做的就是秉公执政，依法治国，平衡各方利益，抑制强宗贵族，扶持中小地主，维护下层民众利益，这样才能维护郑国的稳定。照现在的说法，也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子产之所以能被各方势力接受，因为他执政的原则正如他所宣誓的那样，只要有利于宗庙社稷，他都可以置生死于度外的，何况对于人言非议呢。他不讲国家，只讲社稷，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国家可以灭亡，但是祭祀社稷的场所不能没有，安置祖宗牌位的地方不能没有。什么叫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土谷是人生天地间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不可或缺。自古中国的君主都有祭祀社稷的传统，后来就用社稷来代表国家。先有社稷，后有国家。社稷重于国家。按中国人的习惯，宗庙社稷往往并提，也代表民族国家。什么是宗庙？宗庙是天子或诸侯祭祀祖先的庙宇，普通家族则叫祖祠。《国语·鲁语上》：“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胄之亲疏也。夫祀，昭孝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宗庙里的神位排列当以始祖居中，父居左，子居右，左为昭，右为穆。牌位依次世系尊卑、长幼来排列，由此可知后代宗亲之间的亲疏关系。祭祀活动，就是在昭示孝道。这种传统是中华民族最悠久也最注重的风俗，功名富贵和天下江山固然重要，但是相比之下，保有一滴血脉，留下一点骨肉，使家族子孙后代繁衍下去尤为至要。这正是儒家所教给中华民族的一种最质朴也最睿智的人生理念，弥足珍贵。这是题外话。
子产接着是怎么对子太叔说的呢，他说：“你看烈火，人看见它就自然会害怕，不敢靠近，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的。而水很柔弱，人喜欢亲近并嬉戏其中，因此溺水而亡的人就很多。猛政似火，宽政如水，所以实行宽政比较难。”说完这些话，子产几个月后就死去了。
轮到子太叔主政的时候，他不忍心用严厉的政策而用宽厚的政策。没想到郑国很快出现盗寇，他们啸聚在一个名叫萑苻的湖泊中为患。面对这样的局面，子太叔后悔了，叹道：“我要是早听从子产大夫的劝告，也不至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于是发兵去攻打萑苻湖中的盗寇，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样国内聚盗成患的形势才被稍微遏制住。
子产死后不久，郑国居然出现了“盗”，这难道是朝夕之间就会冒出来的吗？实际上，这表明在子产当政之时，郑国已经积压了很多社会矛盾。这些盗，实际是那些欲图不轨的豪强贵族在背后操纵的傀儡，他们聚集到一个湖泽中去干什么？不过是想闹事，为自己的主子伺机而动，最终搞政变夺权。这些盗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而是有政治图谋的。子产生前已有察觉，但他一直不得其便下手，于是托付给子太叔，暗示他要继续用猛政。
这个典故很有深意。子产在世的时候，郑国实行的是什么政策呢？照这个情节推测，因为子产执政多年，在郑国享有很高的威望，国人不敢作乱，总的来讲他多用宽的政策。但到了执政的后期，子产实行的却是猛的政策。但他死了以后，子太叔不忍再继续他的猛政，实行宽政，结果适得其反，酿成盗乱，才后悔不听子产的交待。但不管怎么推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子产从不单纯地实行或宽或猛的政策，他的执政理念里存在“宽 ”和“猛”的概念，因此他一定是灵活运用的。
孔子因为这件事，总结说：“好啊！政策宽厚的话，人民就会逐渐怠慢，怠慢了就用严厉的政策来纠正。严厉的政策容易使人民变得残忍和麻木，人民麻木了再施予宽厚的政策，让人民得到恩惠和安抚。宽政可以弥补猛政，猛政可以调济宽政，这样为政才会获得太平。《诗经》说：‘如果民众每天能够劳逸结合，差不多就达到小康社会了；如此惠及人民，就可以用来安抚四方了。’这就是施以宽政的样子。‘不要姑息奸巧，才可以防止邪恶；要遏止盗寇肆虐呵，怎么可以不敬畏严明的法律呢。’这就是纠之以猛的时候。怀柔可以召致远邦，亲睦可与邻国相安，这样才能稳定王者的天下。’这就是平天下需要讲仁和的道理。《诗经》又说：‘不争胜也不急躁，不刚暴也不懦弱，布施政令要优悠平和，那么所有的福祉都会汇集而来。’这就是仁和的极致呵。”
最后，孔子进一步替子产之政概括出四个字：“宽猛相济”。这表明中国的人文政治理念发展到子产的时候，已经基本成熟了。
六 天道远，人道迩
对子产的为政之能，太史公司马迁也颇有赞词，他说子产“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予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子产执政一年，混小子不再轻浮嬉戏，白发人不用手提重负，孩童不须下地耕种。二年后，市场不必预购货物。三年后，人民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四年后，田间农具不必带回家，五年后，读书人不入军籍，丧期内不用责令而自行操办丧礼。子产治理郑国二十六年后死去，青壮年为此痛哭失声，老人们像小儿一样哇哇大哭，都说：“子产离开我们死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呵！” 又说 “不数年间，外患以平，内政以修，解甲息民，国家晏然称治焉。”
铸刑鼎，颁新法，实际上正是中国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的前奏。子产铸刑鼎，在春秋属首创。这也表明子产的执政理念中也有法家的一面。明法于世，打破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承认新兴的地主阶级，让国家法律透明化、公开化，由此接受国民的监督。使权贵不能暗箱操作，不可轻易徇私枉法。这就是子产的高明之处。他也不能太过得罪那些权贵，不能否认尊卑等级的存在。孟子所谓“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是这个道理。但子产面临的局面是，既不能过多损害贵族利益，又要平衡各方势力，安抚下层人民。
子产在执政之前，他对郑国的国情是非常了解的。他就是在强势的贵族支持下走上郑国政坛的。他很清楚自己身后站着什么人，依靠的是什么势力才得以立足。在国无王者之时，只有依靠强宗豪族的支持才能顺利施政。但是若听任权贵张势就会使国家大政受到威胁，也使民众不服，导致国家不安。因此，他采取了宽猛并用的办法。乡校不毁，容民议政，示宽；铸成刑鼎，警戒权贵，示猛。他岂不知为非作乱者多是权贵豪族，平民百姓多为安分守己者，不毁乡校，不过让他们怨有所发而已。平民所求者安，贵族所恃者权。子产深明其故，无关好恶，虽为贵族大臣，而怀济世惠民之心，所以后世称之为古良相，非偶然也。
在子产出任郑国卿相之前，当时吴国的公子季札受邀访问郑国，这位堪称春秋之世的高人，当他见到子产的时候，好像旧相识一般，惺惺相惜，把一条珍稀的缟带送给子产，子产也回赠他一件丝宁衣。季札对子产说：“郑国的执政轻慢而骄侈，国难快要来了。到时政权必然落到你手中，你当政的时候，切记谨慎重礼，不然的话，郑国就要衰败下去了。”不到一年，郑国果然发生了动乱。郑国的两大势力驷氏家族和良氏家族相争火并，执政的良霄（即伯有）被驷氏所杀。在这种危难之时，把持朝政的贵族子皮决定授政给他，他推辞说：“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不可为也。”意思是国家小而四邻相逼，宗族势力强大而养尊处优，我能有什么作为呵。但是子皮表态说我首先听你的，还有谁敢冒犯你呢。子产这才勉为其难，出任卿相之职。
在子产铸刑书十三年后，他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对于古今都有深远的启示意义。子产的结论就是事在人为，对之天道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最后他发出了那段著名的政治宣言：“天道远，人道迩。”在2500年前就具有如此睿智的意识，真是神乎其明。然而，他终究也认为“宽难”，因此很多严刑酷法的出台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在他看来，世道沉沦，礼法不再，只有靠刑法来约束国人了，他把自己的办法视为“救世”之举。正因如此，心怀仁爱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子产才更加爱惜他的人民，他尽可能多地施惠及人，凸显了一个以人为本的亲民政治家风范。他以一个小小国家的执政大臣而被后人推许为“春秋第一人”，这一点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七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子产对内施政获得了成功，但更重要的是，郑国主要应对的不是内政而是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也有精彩绝伦的表现。
郑国是个小国，要经常去朝见大国君主，进贡货币礼品。但是，即使在做这样一件俯仰由人的事情，子产也弄得有声有色。
鲁襄公死的那个月，子产陪同郑简公去拜见晋平公。谁知此公以亲戚之国有丧事为由不出来接见。子产很神气，但他不动声色，先派人把所住的馆舍围墙全部拆毁，然后把郑国的车马拉进去。晋国大夫文伯闻讯而来，大加指责。
子产不卑不亢，从容应道：“因为敝小国偏僻狭小，夹在大国之间，大国经常来索取贡物，也没有一定的时候。因此我们从来也不敢安然自处，几乎搜尽敝小国税赋，前来应付大国的召呼。恰巧来得不是时候，正逢贵国执事的人没有时间见我们，我们又没有得到什么答复，也不知什么时候能得到接见。这些贡币放在车上，我们不敢冒昧出献，也不敢放在外面，如果直接拿出来，那么这些东西都将属于贵国的，若不经过陈列引荐，我们是不敢奉上的。如果把贡币放在外面，又担心天气湿热不定致使腐烂生虫，这样更会加重敝小国的罪过。”
然后更有一番话，侃侃而谈，指责晋国怠慢宾客，远非昔日晋文公之好礼可比，这让文伯无言以对，只好回去汇报。当政的赵文子听了，不由得不承认说：“的确是这样的，我们实在不对，把奴仆住的地方当作招待诸侯的宾馆，这是我们的过失呵。”于是让文伯去向郑简公和子产道歉。又请出晋平公以优礼接见郑简公，再设盛大宴会款待一番后，才送他们回国。接着，又接受子产的批评，赶紧修缮好接待诸侯的宾馆。
《春秋左传》还有一个典故，是说子产穿着军装去向晋国报告本国攻入陈国获胜而归的情况，算是向盟主报捷。晋人以“问陈之罪”、“何故侵小”、“何故戎服”等几个借口来责问郑国，子产都振振有辞，对答如流，使晋人无法反驳，只得承认郑国无过。因为这件事，孔子又有评论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后来孔子在收徒开设的课目里专设了“语言”一科，可见他对语言修辞的高度重视。
现代国际社会流行“弱国无外交”的说法，从这个典故看，世界上的确没有大国小国之别，只有强国弱国之分。
八 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
除了搞好内政外交以外，子产还能做到什么呢？他一个小国卿相，能使国家偏安一隅，保存下来，已是莫大的能耐了，还能指望郑国“德昭四邻”吗? “蕞尔小国”靠的什么呢？还不是以小事大、牺牲玉帛待于二境，用财币声色来贿赂和消磨诸侯邻国，迎逢但求苟全，欢颜以博垂怜。如此虽使郑国获得了和平，却也因此影响了民风，也是一物两端，利害相随，充满了辩证法。我们也不能因子产之德而讳其为政之弊。
春秋之世，由于郑国一直处于大国的挤压之下，左右为难，在外交上难免出现经常背盟弃信之事，致使当时诸国对郑国有“郑人反复”之讥。这也是历史和现实造成的后果。郑国迫于强邻威逼，随时有倾覆之忧，人民对于生存的意义合价值一定有更多地体会和感悟。所谓人生苦短，忧思难忘，何不及时行乐，以慰我怀？因此，从历史上看，郑人多佻达放恣，不为礼法所拘，男女邂逅相思、私奔苟合，习以为常，蔚然成风。郑国地处诸侯各国之间，往来商旅络绎不绝，声色场所相当发达。天长日久，女闾曲坊中逐渐产生了一种轻靡妙曼、缠绵悱恻的丝竹声乐，闻之令人沉迷心醉，史称“郑卫之声”，而郑声犹甚，最后竟被精通雅乐的孔夫子定性为“郑声淫”。
《论语》记载：“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这是从圣人孔子口里说出的话，千钧之重呵，从此郑国的音乐就被扣上了“郑声淫”的大帽子，千百年来让郑人及后裔子弟都抬不起头来。
孔子还说过他讨厌郑人的靡靡之音扰乱了周人的雅正之乐。因为孔子的批评，“郑声”自始被视为靡靡之音，到了宋朝的朱熹那里，此公在点评《诗经》时，“郑声淫”就进一步演变成“郑风淫”了。
《诗经》是经过孔子删定的，老夫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郑风淫”云云，宋儒迂腐，朱熹之论，不足信也。
这里，我们很有必要来探讨一下这个“淫”字在古语里究竟如何解释？
《说文》解释：“久雨为淫。”《小尔雅》注释：“男女不以礼交，谓之淫。”《书·无逸》有云：“其无淫于观。郑玄疏云：淫,放恣也。” 《书·大禹谟》：“罔淫于乐。传：淫,过也。” 《礼记·王制》曰：“齐八政以防淫。疏：淫,谓过奢侈。”
可见，古人所说的“淫”，原义含有放恣、奢侈、过分的意思，并非后世所谓男女肮脏淫荡之义。这一点，应该为郑人及其后裔“正名”。
今人读《诗经》，多被《郑风》描写的男女相悦之情所感染，因为其中很多诗篇富有生活气息，洋溢着青年男女渴望爱情、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依然显得大胆、前卫的男女情事，就发生在2500年前郑国的青年男女身上。这里节录《郑风》里的几首情诗，颇足玩味。
比如一首《将仲子》，富有情趣。其中有句：“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 求求你耶，我的好二哥呀。不要翻过我家的后园墙啦，也不要折断我家的檀树枝呵。妹妹我哪里是可惜那些树呢，我是怕人家多嘴多舌哦。二哥你虽令妹妹我想念啊，可是别人的风言风语也是可怕的呀。
还有一首《子衿》，我年轻时也很喜欢。其中一句：“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哪个穿着青青衣衫的人呵，为何如此牵动我的心？即使我不去找你，难道你就不肯传个音信来么？
又有一首《野有蔓草》，也写得清新动人。其中有句：“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天哪，野外的蔓草，沾满了清泠泠的露水，我居然遇见了一个美人儿，她如此清丽苗条，那样温婉可人。我们不期而遇呵，她就是我心目中期待已久的人呵。
说实话，不管怎么翻译，现代白话远比不上原诗那么洗练而隽永。 这些传递着男女情怀的诗篇，今天读来还是如此的活脱有致、真切可感。坦率地说，《诗经》里面，我最喜欢的诗句恰恰多在《郑风》里。或许在迂腐的宋儒看来，这些都是违反和越逾封建伦理道德的淫邪之辞，但他们的排斥一点都不影响到今天人们对《郑风》诗句的喜爱，它依旧流传至今，千载不衰，它的生命力远比那些所谓“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强大得多也富有人味得多。这些动人的诗篇，还有春秋郑国时的男女爱情故事，也和子产传留下来的为政之风一样，仍被今天的中国人所津津乐道。
九 郑迹多沦没，犹存遗爱祠
子产是完人吗？应该不是。孟子就批评过他。《孟子》记述：“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矣。’” 子产治理郑国政事的时候，曾用自己的车子架过溱洧河让人渡过。对这件事，孟子批评说：“子产好施恩惠而不知为政。为官一方，在十一月就该把人过的桥架好，十二月就该把车马过的桥搭好，这样百姓就不会为过河发愁了。官员克尽职守，做好本份的政务，即使出行时让行人避开也无不可。因此为政的官员，哪能一个个去帮人渡河呢？要想让每个人都说好，就是每天都去帮人渡河也忙不过的哦。”
实际上，这是孟子借题发挥。如果真有其事，那么子产那样做也不过一时权宜之举，并非刻意为之。从这个角度来讲，子产不应受到批评。因为，子产也不可能每天都拿自己的车子去架桥渡人。当然，按孟子的观点，修路搭桥本是为政者应尽的职责。为政一方，出现有求渡而无桥的情况，本来就是失职。所以，孟子指出搭桥的事应在枯水的冬季就完成，不能等到春汛秋水来了还没有动静。子产那样做，表面看是做了一件惠民的好事，其实是混淆了视听、误导了舆论。这样一来，也给后世官员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本是失职之过，因为用车搭桥，反成惠民之举。这种表面文章，古往今来的中国官员最喜欢效仿，乐此不疲，其实都是沽名钓誉、愚弄百姓。
孟子是一针见血的。也许，他的本意是想表明这样一个观点：为政之要，关健是克尽职守，做好本份之务，而不是刻意去做一些出格的好人好事来制造所谓爱民惠民的假相。这一点，很值得现代官员认真反省。
克尽职守、务于本份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转用现代术语来讲，假如每个政府官员都能立足本职岗位，做好本职工作，那么就没有必要通过一些超出本位职责的行为来凸显政绩、夸耀自己。小而言之，就是要各守其“位”，各谋其“职”；大而言之，就是要各持以“礼”，各据以“法”。
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礼”？他经常指责这个无礼，那个越礼，哪个又不知礼，因此在修编《春秋》时，一字褒贬，非常讲究，目的是垂范后世。无礼就是混乱的表现、没有法度的表现。礼，在今天可以理解为规章制度。小到言行礼仪，大到国家政体，都可以称之为“礼”。所以说，制度建设比什么都重要。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有好的制度比有好的领导人更重要”，我认为是正确的。
然而，春秋之世，王道不行，礼崩乐坏，哪还有人肯讲“礼”呢？不讲“礼”，只好讲“法”。所以自子产铸刑鼎以后，春秋各国也争相效仿，铸刑鼎、颁新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革。
“天道远，人道迩。” 这是标志了子产作为春秋时代杰出政治家的一个著名论断。在子产的意识里，也许他不否认鬼神和天道的存在吧，但是，他却知道所谓鬼神天道离自己太远，而人道离自己很近。他深知，在国家兴亡交替的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往往是决定性的。在天道和人道之间，子产的选择是先人道，后天道。2500年前郑国子产关于“人道”的认识和实践，正是中国“人本主义 ”精神的思想渊源。
应该说，子产的内心是仁慈的，这是圣贤所固有的天赋。《孟子》里有个寓言说，有人送来一条活鱼给子产，子产叫管池塘的人拿去放养，可是那人却偷偷把鱼煮吃了，又对子产谎称：“刚放进池里的时候，那条鱼还是要死不活的，可一会儿便摇着尾巴动起来了，一下子就不知游到哪里去了。”子产笑道：“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那人从子产那里出来后，自为得意，自言自语说：“谁说子产聪明呢？我明明把鱼煮来吃了，他居然还说‘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它去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啦！””
表面上这个自作聪明的人欺骗了子产，但是，从这个典故里我们看到了子产仁慈的一面。他对于活生生的鱼，都不忍食，对这样小小的生命都很怜惜，何况对于同为人身的百姓呢。所以孔子赞叹他是“古之遗爱”，不是没有根据的。仁者爱人。这种“爱”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更不是假惺惺的，而是对人自身存在达到一种深刻体认之后才会产生的一种信念。你是一个人，你就应该怀有“仁”的态度。因为人不是低级动物，低级动物除了护子舐犊的本能外，不会有恻隐之心，只有相互搏杀。人之所以为人，就是人能够怀有“仁爱”的情怀。一个称为仁者的人，他心中一定是有爱的。这是孔子作的总结。
虽然在孟子看来子产不知为政也不能洞察秋毫，但在孔子的眼里，子产是值得赞赏的，因为在他身上有些非常可贵的品质，那就是有君子之雅、有仁爱之风。有人说，孔子之所以推崇子产还另有其因。春秋时的郑国是殷代的发祥地，现代考古认为河南郑州市正是殷代时期的毫都。孔子一直是以“殷人之后”自居的，也许，他已经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子产联系在一起了。子产风雅，恰是殷人遗教呵。
实际上，孔子对于子产的赞赏和敬仰，最主要的还是源于对子产为政之时所体现出的仁爱精神和人本思想的认同，这恰是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先儒所坚持和倡导的东西，自子产而后，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于中国人文政治传统之中。这些思想和精神的存在，不是出于功利的需要，也不仅是一种学说或教义，而是中国历代圣贤经过深刻体悟而发自人性良知的理性之光。这种理性已经达到了人类精神思想的极致之境，彰显了中国人文政治的理想追求，遗憾的是，至今仍不为更多的人们所理解和认识。
已矣乎，哲人远逝，千古遗风，今何在哉？“郑迹多沦没，犹存遗爱祠。” 始建于宋代的子产祠，至今犹在。春秋之世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昔日的郑国遗址，也已随着历史的烟尘消迹隐去，子产大夫的言行风采，仅载《春秋左传》中。但我确信，时逾二千五百年，子产所遗下的仁爱之德却依然存留于无数郑人后裔的心中，他所昭示的人本主义精神至今仍令亿万中国人切切的追思与感怀。
余读史，每至“子产不毁乡校”处，总不禁掩卷唏嘘：儒雅其风，万古长存，美哉斯人，大哉子产！
其亨 写于2008年4月26日，今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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