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揣摩
中国5860亿美元
经济刺激计划的含义时,思考
中国为什么每次在需要促进
经济增长的时候,都选择基础设施建设、房屋以及大项目,是很有趣的。
中国应该或者能够仅仅通过增加实体建筑来取得长期增长吗?如果当要暂停或改变
经济增长的路径的时候,
中国现存的
政治-
经济制度能够适应这样的变化吗?
在最近到巴西的一次旅行中,我的出租车司机抱怨圣保罗崎岖不平的街道和公路。我回应道,“我以为高油价和高铁矿石价格已经使巴西繁荣起来了…巴西为什么不在其基础设施建设上花更多的钱呢?”
出租车司机回答说,“巴西
经济运行良好。但是,只要
政府有额外的钱,卢拉总统总是喜欢减税并补贴人民,而不是将这些钱用在修建道路上。为什么?”
“哦,”我说,“想象你是卢拉并且有180亿美元可以支配。你是将这些钱花在修建公路上,还是宁愿给每个巴西人发100美元?”
“当然将它给人民,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如果赢得更多的选票不是
政府考虑的一部分,那么将钱返还给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选择。
中国不仅仅是花掉钱,而且似乎总是喜欢像摩天大楼,华丽的
政府建筑物,公路以及大工业项目这样有形的东西。”
这不仅部分地解释了像
印度和巴西这样的
民主国家在基础设施上落后于
中国的原因,也解释了
中国将其新
经济刺激计划集中于运输系统上的原因(仅仅铁路项目就会得到5860亿美元
经济刺激计划一半以上的
投资)。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选民负责。对上级来说,有形的项目是最容易识别的东西。
事实上,虽然
中国的新
经济刺激计划极其强调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对诸如医疗和
教育这样的
社会保障项目却堪忧,即使这些
社会保障项目可以降低家庭的储蓄压力并增加私人消费。
这种支出结构一点也不新鲜。在2007年,
中国在医疗、
社会保险和失业福利项目上的
政府开支总计约880亿美元,即财政预算的15%,GDP的2.4%(既远远低于发达
民主国家,也远远低于
发展中
民主国家的一般百分比)。巴西
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
中国政府在
教育上的开支大约是GDP的3%,而巴西的是GDP的5.4%。
由于缺乏对
政府预算的公众监督,
中国特别偏向于赞成大型实体项目,并且,通过税收和全民所有制,
政府几乎维持着对绝大多数国民收入和财富的完全控制,从而将这种偏向的影响最大化。
北京令人惊叹的奥林匹克场馆不是一个意外,而是这种体系的结果。
征税权力如果不受人民代表大会和媒体的制约。那么,结果,从1995年到2007年,调整通胀后的
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同期,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6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积增长是1.2倍。这是越来越多的国民收入归
国家所有的
经济制度。
尽管进行过私有化,但是,现在
中国仍然有大约119000家国有
企业,这些
企业的账面价值大约有4万亿美元。
中国国有土地的价值超过了7万亿美元。加起来,这些国有资产合计几乎达到了
中国国家生产财富的四分之三。
因为
国家占有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在过去30年里,
中国资产价值的收益都进入了
政府的口袋。当大多数家庭不拥有生产资产的时候,它们不能分享资产升值和财产受益。对大多数
中国公民来说,工资是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工资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难怪
中国的国内消费不能以与GDP相适应的方式增长。
将
中国从一个出口驱动型的
经济体转变成为一个依靠国内消费的
经济体需要进行两个根本性的
改革。首先,剩下的
国家资产的所有权应该公平地分配给13亿
中国人。这可以通过将这些资产置于
国家财富
基金之下,并免费将
基金的份额分配给
中国公民的方式来实现。
其次,
政府的预算过程必须通过
国家立法机构的公开听证和经过媒体的公众参与进行公开。因为这样而增加的责任,可以使
政府开支离开实体构造建设,向与人民需要相关的项目转移。
没有这样的结构
改革和通过减税以及退税将财政盈余返还给家庭的行动,
中国政府建立在
投资上的
经济刺激努力最多可以在短期内对
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它们不能改变
中国的出口和
投资导向型的
政治-
经济体系。事实上,即使在新的
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之后,
中国仍然依靠
投资和出口带动增长。
30年来。通过全民所有制和税收将资源集中到
政府手中,对
中国的
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为
中国“集中资源办大事”的
国家建设政策提供了基础。
但是,现在
中国已经有了体面的基础设施,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以及过剩的工业基础。
中国缺乏的是促进内生性增长的足够的私人消费。为了改变这一点,
中国需要提高其人民对未来的
金融安全感,并使私人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适应。建设一个
国家需要的不仅仅是钢铁和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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