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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先生、阎某人为代表的辫奴们大肆吹捧康熙甚至将其捧吹成了“千古一帝”。本文就用一些资料和分析来还原这个暴君的真实面目。
暴行之一：迁海残民十余年
据《南明史》叙述，所谓沿海迁界，就是满清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让中国从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具体点，满清政府划定一个濒海范围（从濒海三十里左右，到濒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有敢不迁移的，杀无赦，有敢越界的，也杀无赦。总之，让距离海边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无人区。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
迁的同时，就是烧。“稍后，军骑驰射，火箭焚其庐室，民皇皇鸟兽散，火累月不熄。而水军之战舰数千艘亦同时焚，曰：‘无资寇用。’”不仅烧房子，杀人民，就连树木青草也不放过“当播迁之后，大起民夫，以将官统之出界，毁屋撤墙，民有压死者。至是一望荒芜矣。又下砍树之令，致多年轮囷豫章、数千株成林果树、无数合抱松柏荡然以尽。……三月间，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于地上。”
暴行之二：镇压三藩起义屠杀平民
康熙在镇压三藩起义时，清军对平民的屠杀，从许多记载来看也是相当惊人。这里就引两则相关史料。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这份上疏是什么时候写的？所谓当年运粮行间是什么，荡平是指什么时候的荡平？这些问题我们继续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骘，字辰岳，山东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试广东。历刑部郎中。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覆舟坠马，屡经险阻，师赖以济。”
“时以太和殿工，命采蜀中柟木。骘入觐，疏言：四川祸变相踵……”
可见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镇压三藩起义以后，所谓“当年运粮行间”，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为四川松威道。时征云南，骘督运军粮”，那么这个所谓的荡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时期满清镇压吴三桂兴汉起义，荡平四川云南了。
荡平之后，“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其实不仅是四川，其他相关地区也遭受类似的厄运，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 戮的数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浏阳县知县曹鼎新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
暴行之三：大兴文字狱民族屠 戮（具体内容大家都熟悉）。
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的朱方旦案。还有康熙统治下发生的戴名世之狱，也称《南山集》案。戴名世仅仅因为赞同方孝标给南明正名的观点，结果就被斩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牵连为奴。
暴行之四：文过饰非杀人灭口
根据《从陈四案管窥康熙五十年前后的社会控制》介绍。
“陈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于四十六年（1707）带领妻子儿女及亲戚一百三十余口外出逃荒，卖艺被人诬告抢劫。经过审理，办案官员得出的结论是‘伊等无军械，且于地方并无滋事，至于班汉杰等人衣服，亦未抢取’”
结果这个案件被康熙得知后，大为不满，康熙不满的最关键一条理由就是陈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于是“令刑部再议’”。结果，刑部议定“陈四等因‘鸩党抢夺’被判斩立决，其他陈四的家人俱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原任督抚，以及一大批相关官员以“纵容滋蔓”，溺职等罪过，降五级，降四级不等。”
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来对付一个卖艺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说法是陈四等人成群结队，“即使无谋反之行，未必无谋反之心”。
这种逻辑自然比莫须有还要高明，你这个陈四既然不识好歹敢给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说你“未必无谋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
那么是否真的是陈四无中生有，硬要抹黑康熙盛世么？同文中列举了一些雍正时期的纪录，我们从中可以对康熙时期人民生活窥见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陕曾经记述‘（山西）安邑、夏县、临晋、蒲州素称富饶，三十年来，有司脧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桁杨桎梏至卖儿贴妇己偿还，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见雨雪者数年矣，岁歉无收，赤地千里。弱者转沟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离无告，此天时之灾也。不但贫者饥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虽富家亦岌岌无以自保’”
汪景祺所谓的“三十年来”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时期。由事实可见，那个被康熙抄家杀头的陈四并没有“出语欺讹”，倒是康熙文过饰非了。
暴行之五：血腥手段禁止火器
长期以来，国人常常认为中国发明了火药，却不懂得应用于战争，只能用于烟花炮竹，并常以此自嘲。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的火药武器在宋朝就已经广泛运用，而且正是被蒙古人带到了欧洲，而华明的火药武器更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崇祯王朝的明军已经是以火药武器为主的部队。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前，中国的火器水平是高于西方的。或许有人会举出华明向葡萄牙人购买佛郎机炮为例反对我的这种观点，但这并不正确，我们并不能因为欧洲人的某一款武器体现了其优越性并吸引到华明作为买家便认为他们的火器整体水平高于华明。因为即使是今天，如果中国愿意以合理价格将某些军事技术出卖给美国，美国也会非常高兴的接受，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的军事技术便高于美国了。而从一些资料来看，直到1840年的英军所使用的火药武器在某些方面的性能依然不如200年前明军所使用的火器，至少应该说并未全面超越。尤其是在火炮杀伤方式的思路上，中国从一开始便以爆破弹为主，而西方国家直到直到拿破仑时代仍然大量使用实心弹。但是反观清军，不但没有在明军的基础上略有进步，反而倒退数千年，成为著名的大刀长矛。事实上，中国自2000千年前的秦朝便已经以弩而不是弓作为主力远射武器，清军的装备应该说比秦朝还要落后许多。
入主中原之初的满人（建州女真）其实只是一个人口二十万左右的军事奴隶制抢劫型部落，全民皆兵，使用的是大刀长矛。而面对的对手却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华明帝国，该国实际人口近两亿，科技、经济、文化均在全世界范围遥遥领先，有着最成熟的国家体制，最发达的工农业，拥有过百万正规军，基本配备火药武器，主力部队的炮兵亦配备手铳，从实力对比上看，满清与华明的对比相当于今天阿富汗和美国的对比。满清的叛乱，乃是敏锐地捕捉到明倭战争后明军战力削弱的最佳时机，加之后期华明权贵袁崇焕的误国战略以及华明阵线内部矛盾出现的缝隙，终于在1644年由李自城送给了满清这历史上万年难遇的良机，此***充分利用汉奸军队打前阵，大施“十步杀一民，万里不留行”的战略方针，又用了37年的时间，终于占领华夏。
此后，康熙意识到蒙元的前车之鉴。蒙元认为火器是大好武器，大力发展，使蒙古军队在短时间内达到了一个当时世界上无人能及的高度，但是同时也埋下了蒙古帝国不足百年而崩的隐患。汉人正是靠火药武器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蒙古人的骑兵优势才取得最终的胜利。当时蒙古人的火器也不可谓不强，但是优势远不如骑兵优势巨大，与汉人作战一旦掺入了火器，那么骑兵优势便退居次席了，使得蒙古人有更大可能输给汉人。康熙清醒地认识到满人对于汉人保有一个优势，就是汉人不具备的骑兵优势，比拼骑兵，满人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这是既成事实的现实优势。而如果放任火药武器发展，即便是主导权掌握在满人手中，未来的战争发展到火器主导时代，双方以火器作为战争的决定性优势将不是骑兵，优势很有可能在汉人一边。所以康熙采用血腥手段严禁火器，甚至还将机关枪的发明人抄家流放。
再例如康熙杀鳌拜一事。虽然从辫奴的史书和一些文学作品来看，鳌拜专横跋扈，大权独揽，还杀了另一位顾命大臣苏克萨哈，是一个典型的篡权贼臣。康熙杀了他正是英明神武。然则当时的康熙只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并未达到亲政的年龄，顾命大臣代为摄政实属应该，鳌拜只不过是做了一个顾命大臣应该做的工作，也并未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其最大的罪状便是擅杀苏克萨哈。但是，只要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一看，便知道这也完全不能说明鳌拜便是篡臣。因为事实上，康熙甚至其父顺治的的汗位都来的并不稳妥，很大程度上是与多尔衮妥协而保住的汗位。而康熙初年的几位顾命大臣中，鳌拜是典型的顺治系势力，而苏克萨哈是典型的多尔衮势力。在多尔衮死后，顺治系势力绞杀多尔衮势力是理所当然，也是为他的新任小主子康熙效力的一件大功。康熙却以此为由说明鳌拜是篡臣，显然是在栽罪名。所以康熙杀鳌拜的主要罪状都说不过去，他到底为什么要急着亲政呢？主要因为军人出生的鳌拜没有康熙狡猾，认为发展火器对清军有利，想主持继续发展火器。康熙怕等不到自己亲政，这位顾命大臣就把火器推广开来了，所以急着在法定亲政年龄之前以非常规的手段擒杀了鳌拜。
暴行之六：高压政策灭绝道统
由于创造过辉煌的历史，华夏民族在下意识中具有超乎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自信心，我们从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豪迈气度都可以感受到一二。而现在的中国人奴性强，软弱，有些人将此归咎于封建专制和儒家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封建专制历史很长，而且专制程度相当高，几乎所有朝代都是一丘之貉。但其实更多精彩内容，请点击环球网论坛（http://bbs.huanqiu.com）
历史上的君权并不是万能的，在君权之外，在“治统”之外，都存在着一个与“治统”并不完全统一的“道统”，皇帝所作的事情如果不符合“道统”，那就是不正确的。所以，官员们常常不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可以在朝廷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这是很多朝代屡见不鲜的事情。
在被满清及其走狗抹黑的华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实际上在政治方面是民主、开放的；在国民素质方面也是有着华夏传统的骨气和硬气的。华明的读书人和官员们都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所以并不一定认为上级就是正确的。往往是一个书生就敢去和地方官员叫板，一个七品小官就敢弹劾一品大员。他们经常和上级，甚至是皇帝发生争执。即使有时逼得皇帝使用廷杖来对付他们，甚至以**的方式来抵抗，这些读书人和官员们依然义无反顾。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纵然被处罚，也获得了另一种光荣。整个文化界，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认为皇帝错了。
到了满清康熙时代，康熙一方面将儒学变质，取其糟粕，毁其精华；另一手方面则是大力侮辱、痛贬知名读书人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斯文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名臣”自居，更遑论像华明官员那样动辄和皇帝争个长短较个高低了！
满清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召集翰林官员，出了一道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让他们做现场作文，然后大发威风，当场羞辱这帮平时颇以才学满腹自居的文士们，其中，言辞所及，还包括了康熙帝的老师熊赐履，以及已经去世的一些名儒，甚至骂这帮人是“假道学”。在提倡道学的同时，又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最著名的道学家们，其结果，其目的，自然是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只能在皇帝手中！
到了康熙晚年，他又连续找机会，对此时已经过世的熊赐履、对曾认真教过自己的老师进行羞辱，说这种人自以为得道统之传，彼此纷争，简直就是和市井之辈没什么区别。以堂堂帝王之尊，对自己的恩师进行讥刺贬损，周围的文士们自然吓得噤若寒蝉、大汗淋漓。
如此以来，再加上血腥的文字狱，凌迟、斩首、抄家，无所不用，终于强行把道统从读书人手中抢过去了。全国读书人从此牢牢记住了一个铁的事实：道学是要讲的，是要顶礼膜拜的，但除了皇帝，没有人能当以道统自任的道学家，要通过皇上的意思去学道统！
于是，我国历史上的道统，到了满清，终于名存实亡了。这是以前王朝都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清一代，你能找到一个曾与皇帝据理力争的大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