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之梦 ——郑振铎：从《新社会》到《民主》 一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支持下，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等青年学子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他起草的发刊词指出——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社会实进会，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1） 这篇发刊词最初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是他的“新社会”之梦，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为这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而努力。 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间，他不仅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还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自杀》、《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他和耿济之曾登门拜访陈独秀，亲聆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诲。作为汹涌澎湃的五四波涛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会到处是他们“解放”、“改造”的呼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园地上为“新社会”而大声呐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2），《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经理被捕，关了好几天。不到3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人道》月刊，郑振铎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倡导“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译意、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随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办起了《批评》半月刊。 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血案，引起工人及社会各界的抗议示威浪潮，“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二天所有上海报纸只有一条小消息”（3）。6月1日，租界工部局再次向示威人群开枪，死伤二十多人，他和叶圣陶等愤然起草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商报》等都拒绝登载， “激于上海各日报之无耻与懦弱，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4），6月3日，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同事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以免“不平而残忍的事”和“公正的舆论”被报界隐瞒，这个报名就是他起的。报纸每天印刷一万五千到二万份，虽然21天就被迫停刊了，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6月24日，在他写的停刊宣言中说，停刊的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和唯一肯承印的印刷厂因种种关系而声言不肯承印。他沉痛地说： “经了这次大事变之后，我们益明了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民及一般所谓‘绅士’者的态度与性格。我们对于他们是完全绝望了。他们一点感情之火也没有。像如此的震动全人类的大残杀案，他们对之却反漠然淡然，不去做一点事，反说什么‘都是学生多事！’一类的无人性的话。他们所要求的是苟安，是奴隶的，待屠的猪羊似的苟安。只要皮鞭还没有打在他们的身上，弹子还没有穿透他们的胸背，他们是安然不动的。这种为奴为隶，为猪为羊都情愿，只求能暂时苟安的心理，已有四千余年的传统关系了。这个传统的心理不打破，中国民族是永无救的！”（5） 无辜者的血，五卅惨剧之后不少同胞所表现出的迂缓、迟钝、麻木、冷酷深深地刺痛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所以他在《公理日报》消失之后，还在《文学周报》一再地提到这一挥之不去的血案，如《迂缓与麻木》、《杂谈二则》、《六月一日》等—— “无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洗涤不去。红色的帘似永远的挂着。”（6）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他特地赶写了活报剧《春的中国》(发表在《文学周报》)，愤怒地谴责杀害青年学生的军阀政府。他借剧中一青年之口说：“这种的大惨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7）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时，目睹这一触目惊心的惨剧，上海宝山路上遍地横尸、一片血海。4月14日，他和胡愈之、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寄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在4月15日的《商报》公开发表。他们抗议以不同主义、信仰、党派的名义杀人，他们谴责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 “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8） 在那样白色恐怖、黑云弥漫，到处是杀戮的日子里，他们的这一抗议仿佛是空谷足音。有意思的是，这是几个职业出版人，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们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9）因此他们不愿再苟安、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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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由于姓氏笔划最多而列名第一，首当其冲面临被捕杀的危险，随后他就流亡到了欧洲。 在他看来，“在这个急骤变动的大时代里”，一个编辑、一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很轻微”，一个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权显然不是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所以他才勇敢地面对了“五卅”、“三·一八”、“四一二”。 三 1928年秋天，郑振铎回国之后继续编辑《小说月报》，并在多所大学教文学。 1931年6月15日，他主编的《编辑者》创刊，出到第5期就停刊了。9月，他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北上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1935年7月，他重返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由“编辑兼教授”而“教授兼编辑”，他在繁重的教学、学术研究之外，参与主编或编辑《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太白》半月刊、《水星》月刊等文学刊物。他常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不是做编辑就是教书。但他从未放弃他的“新社会”之梦，在《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说—— “我并没有什么梦想，......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这并不是什么‘梦想’，我们努力，便没有什么不会实现的！而现在正是我们和一切恶魔苦斗的时候！”（10） 他的“努力”、他“和一切恶魔苦斗”都贯穿在他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追求中，他深知“有自由的批评与讨论”，才能“创造一种新文化与推促社会的前进”，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才有可能降临。 芦沟桥炮响之后，1937年7月20日，他和张志让等创办《中华公论》月刊；8月24日，他又参与创办《救亡日报》；9月1日，《中华公论》与《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联合出版了《战时联合旬刊》。上海沦为“孤岛”后，他与汤用彤、贺麟、许地山、林语堂等二十位学者发起“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参与主编开明书店出版的《文学集林》、《学林》月刊等，支持学生创办了《文艺》月刊、《杂文丛刊》等，为保存文化典籍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为“孤岛”文化界的中流砥柱。他在“孤岛”坚守了整整四年，坦然地面对一切利诱和威胁，他曾对好友周予同说过，“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啊。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一旦横逆临头，当知如何自处！”（11）1941年1月4日晚上，他得知“76号”特务要绑架他的消息，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唯有一腔正气耳。”就凭着这“一腔正气”，他在“孤岛”沦陷之后离家避难，蛰居上海近四年，日本宪兵一直企图抓住他。 1943年6月10日，翻译家伍光建病逝，郑振铎在《中学生》杂志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说：“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国之所以永生者，以有无数有人格之国民前死后继耳。”（12）这是他蛰居期间发表的唯一一篇文章，正是他人格、精神的自我写照。 四   日本投降不久，生活书店的徐百昕邀请郑振铎办一本类似《生活》的周刊。1945年10月13日，由他主编的《民主》周刊就在上海诞生了，宗旨为“阐扬民主思想，促进国内和平，评析重要时事，介绍最新学术”。他在发刊词中宣布：   “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中国国民。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 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我们没有任何方式的政治组织；我们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我们只有几颗赤热的心。我们愿意看见中国向好处走。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了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 ......我们不想放弃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也希望全国的国民们都要尽自己的责任。”（13） 此后，他一而再地强调——“本刊是纯粹的民间刊物，绝对的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和关系。纯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人民们应该说，必须说的话。”（14） 和他1919年写的《新社会》发刊词一样充满着改造社会的激情，不同的是1945年的他更成熟、更脚踏实地，目标也更加具体了。这本小小的周刊倾注着他的心血、理想和汗水，在长期的蛰居生涯之后，他的热情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几乎每期他都亲自写稿，仅据不完全统计，一年间他在《民主》、《周报》等报刊发表的各类评论就有四十多篇。他为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大声呼喊，——写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我们要求民主的选举》、《人权保障在哪里？》、《把主人当作了什么人？！》、《争取民权·保卫民权》等大量文章，在《论民权初步》中他说“尊重他人的国民权利，便是保护、尊重自己的国民权利。”（15）“民权的初步，包括着人民有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集会、居住、通讯的自由。这些自由如被侵犯，便失去了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国民的资格。所以，卫护这些自由，便是卫护自己的国民的资格。”（16）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 “一二一惨案”，十多个学生伤亡，他写下了《由昆明学潮说起》；1946年3月下旬，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正平惨遭当局谋杀、数十人被捕，他连续写下《南通血案抗议》、《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为南通血案写》两文： “这是‘人道’的，‘人性’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政治的纠纷了！”（17）  “不要以为这只是他们的事，一个小城的事；这事，可以降临到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大家的身上；也可以在几个大都市里发生，甚至可以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发生。 为什么不响？为什么不呐喊、不抗议、不群起而攻之？ 我悲愤，我哭泣，我呼号！我从来不曾这末激动过！这末伤感过！尤其要落泪的是，一片的寂寞，一片的在墟墓间似的沉默！”（18） 孙天平，一个普通记者，1946年3月25日晚失踪，被割鼻、挖眼，缚上石头，沉入江中。面对他的惨死以及无数老师、学生的被捕，尽管《大公报》、《文汇报》都作了报道，但整个南通、整个江苏却是一片鸦雀无声，在他看来最有义务这样做的“绅士们”和“京官们”，不见一个人出来说几句公道话。郑振铎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知道对他人生命的任意杀戮，如同对每个人自己的“谋害”和“屠杀”。这是世间最值得珍视的人道、人性的价值，是做一个人的底线。他的悲愤、哭泣、呼号，他的激动和伤感都在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无法容忍野蛮的制度力量对生命底线的摧残，因此他要在一个没有人道和正义的时代呼喊人道和正义。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及民间报《大公报》、《新民报》记者高集、浦熙修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殴打而受伤，消息传来他立即写下了《我的疑问》，在《文汇报》发表。26日，他又写下《悲愤的抗议》（发表在29日的《民主》37期），他指出代表受七十多个民间团体的推选，没有任何背景，代表们本身，没有任何党派关系，有的代表从来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被殴打、被污蔑，就是对民意的漠视和践踏，记者被殴打则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侵害，所以他要悲愤的抗议。 30日，《文汇报》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包括他在内的二百多人签名。 他猛烈抨击上海推行侵犯人权的“警员警管区制”；他密切关注战后大学教育问题和教授的待遇问题；他抨击官僚资本，呼吁惩办汉奸；他知道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根绝贪污现象；他为物价飞涨忧心如焚——连续写下《制止物价高翔的方案》、《人为的涨价与人为的抑价》、《对于物价的紧急措置》等；.....虽然《民主》只存在了一年多，出到53期就被扼杀了，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为争取言论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1946年8月17日，他在《民主》44期发表《文化正被扼杀着》，抗议当局查禁《周报》： “这不是《周报》的单独的问题，这是有关于整个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的争取的！”（19） “争取我们的刊物的生存便是争取人民们的发言权。”（20）9月28日，他在《本刊一年回顾》中说： “我们同人们都不是搞政治的人，我们同人们绝对的没有政治上的愿望。假如政治清明了，我们是都愿回到应该做的专门的工作的岗位上去的。然而，在今日，在这样乱糟糟的局面里，我们是中国的国民，实在不允许我们放弃责任，置身事外，不出来说几句中国国民应该说必须说的话。”（21） 其时，《民主》已经风雨飘摇，多次遭到当局的扣留、没收、禁售，第50期竟被没收了三千多本。他却在10月10日的51、52期合刊发表《重行申明我们的态度和主张》，再次重申—— “我们纯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纯然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发言，说我们要说的话，应该说的话。我们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而且我们也绝对的不是搞政治的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一到了联合政府成立，国民大会召集，宪法公布，天下太平，各地无枪声的时候，我们是巴不得各自回到自己应做的本位工作上去的。 如今是处处烽烟，地地黑暗，怎能叫我们抹杀良知，一言不发呢？”（22） 同期发表了他和郭沫若、茅盾、柳亚子、周建人、许广平等三十九人署名的《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 同月31日，也即《民主》度过一周年之后半个月终于“被生生的扼死了”，当局的办法是不准经售刊物，禁止报贩贩卖，“我们只是几个无党无派的人的组合，本来经济基础很脆弱，如何经得起三番四次的没收和扼杀呢？”（23）在最后一期终刊号（53、54期合刊）上，首篇就是郑振铎《我们的抗议》，对当局侵犯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表示严重抗议，“这不仅是本刊一个刊物的生存与否的问题而已，实在也是整个中国究竟还有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国民们究竟还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而不随时随地受侵犯，被剥夺的问题！”（24）这些话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新鲜如初。此外，还有马叙伦、吴晗、叶圣陶、田汉、许杰等大批文化人的抗议文字。 《民主》被扼杀在1946年10月31日的沉沉暗夜里。 五 1958年10月8日，也就是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前不久，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会”上回首往事，自称“研究文学是半路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 ，“著作不够成熟”，但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毅然放弃铁路局工作的铁饭碗，投身前途未卜的新文学事业，在文学创作及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他的《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又有几个人能望其项背，他编辑《儿童世界》、《小说月报》、《文艺复兴》等文学期刊的贡献人们也不会忘记。作为一个作家、学者，在文学史、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他“始终抱定匹夫有责的观念，站在中国国民的立场上，说中国国民所必须说，所应该说的话。”（25） 他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执着，他对人权、民主的追求，他办过的《民主》周刊，今天的人们大概已很陌生。而没有这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郑振铎的形象将是苍白的、不完整的。知识分子天然地负有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从五四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郑振铎以他的经历和他那些掷地有声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他是五四之子，1919年5月，二十出头的郑振铎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求学，亲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赵家楼的火光曾映红他年轻的面容。二十七年后，他在《五四运动的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划时代的日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乃由此急骤的进行着。......思想的解放，文艺的解放，使后来的青年们得到了自由观察，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机会，这二十多年的比较蓬勃的学术文艺的发展，可以说都是导源于五四运动之一举的。”（26）作为20世纪学术界、文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就是五四运动孕育的骄子。 如果说1919年他办《新社会》时，他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还是一个朦胧的梦，那么1945年9月10日、11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论新中国的建设》则提出了“新社会”的具体蓝图，他从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商业、文化、军事、社会事业等九个方面规划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现代的科学的伟大的新中国”，这也是他做了近三十年的“新社会”之梦。其中不少细致的设想即使今天看来仍不无独到之处，如：“银行存户必须用真实姓名，不得再用‘堂’‘记’等户名，以便稽核贪污官吏及逃避资金之流”（27）等。这个梦，不仅是郑振铎的，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人类的追求代代相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名誉、地位和荣耀，而是追求自由、真理和梦想的精神。

在一个混乱没有次序的社会讲人道？ 在一个混乱没有次序的社会说自由？ 真佩服他能活那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