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体制是根本的腐败及解决的办法
闻道
当今中国一些官僚寻租暴富的全面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探讨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可以引导人民大众从根本上反腐败，以促进我们的祖国走上宪政社会主义的道路。
官员严重大面积腐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毛左派认为，主要根源是自由主义鼓吹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化造成的。而自由主义则认为主要原因是党政一体集权体制并没有改变，并借市场机制放大特权，寻找到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腐败。
在这个问题上，毛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毛左派认为，中国已全面进入了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因此已应该着力提防市场的副作用以及外资的副作用。而自由主义派则认为，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因此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不应该由自由主义负责，而应该由旧体制负责。
毛左派针对的是权贵官僚资产阶级，而自由主义针对的是旧体制，实际上，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是由旧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集权专制体制造成的，中国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根源是旧的专制体制。
其实，邓小平在80年代就指出了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他在“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文章中说，官僚主义腐败的总病根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长期战斗在反腐第一线的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看法很有道理，他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
中国几千年以来都是没有宪政（限政）的专制体制的社会。皇权专制制度对于农民的予夺生杀的“天然权力”在唐宋发展到赤裸裸的程度：毫无限制的权力体制通过赋税、税外加税、费外加费等名目，不断加重对农民的掠夺，通过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方式直接牟取暴利等等。中国历代王朝不但没有 “地主阶级”和民间企业家 的代表参加政府限制官僚权力，相反，大量地主、民间企业家备受王朝的打击。1940年代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提出官僚不代表其他阶级，而是自身构成了一个特权阶级，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特权政治不仅不表达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而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压制无权的各阶层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王亚南还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官僚的贪污和受贿，无孔不入，任何严刑峻法都难以禁止。
如何解决官员严重腐败的问题，总的说来，政治自由主义者认为应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宪政民主以及加速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来解决。毛左派则认为，应依靠直接民主尤其是经济民主、重新起用文革的大众民主来解决，坚决反对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解决的办法是坚持列、斯、毛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大众民主和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
如何解决国家官员腐败的问题，历史上两种办法。东方统治者把人民阶级关进笼子缓解官民矛盾。中国百姓虽然人数众多，但力量微小，这种微小的民间力量和强大的专制力量间的差距是很大的。专制统治集团动用国家机器如军队、警察、特务和庞大的官吏来控制老百姓（如保甲法、连坐法、诛灭九族等等），稍有不满就以叛国欺君罪加以镇压。当民众实在是“连奴隶也坐不稳”的时候就起来造反再造一个新的专制王朝，中国就这样恶性循环了几千年。说中国的百姓们是些没脑子的鱼鹰，既不知道通过立法来限制政府，又不会组织工会来保护自己是不正确的。因为专制政府在他们稍有动作时就把他们投进了监狱，或者立即砍掉他们的脑壳。（那些靠告密领赏钱和升官发财的人大有人在）。
西方人民把国家统治者关进了笼子缓解官民矛盾。在西方，无特权的民众阶级与官僚特权阶级的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宪政民主制度，通过民主制把统治者关进笼子。古希腊的公民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轮流坐庄。在古典民主社会，孟子的永久性的官民分野是不存在的，官只是暂时的官，下台就是民。而且，古希腊的民主不是被官民矛盾毁灭的，也不是被奴隶起义毁灭的，而是毁灭于外国的入侵。近代的宪政民主光大了古希腊主权在民的精神，把公民集团的范围扩大到国内的一切人。就是对这暂时的官，民主社会的人民也时时刻刻给予全方位的立体监督，使他们为非作歹的机遇大大下降。所以，当今的美国总统如小布什称自己是被关在笼子的人。
要想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彻底消除权力腐败，在人类目前的智慧水平下是不可能的，只能把它遏止在最小限度。其有效措施有：1）由人民定期地、自由而公正地选举各级行政长官，或罢免他们；2）实行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相互制衡；3）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让掌权者诚惶诚恐；4）实行司法独立，使司法机关成为捍卫正义的堡垒；5）实行新闻舆论自由，让那无孔不入、如水银泻地般的传媒时刻盯着掌权者的一举一动，随时予以揭露。6）社区自治。实行上述措施，有助于把腐败遏止在最小限度。
从以上中外反腐败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的毛左派坚决反对用分权制衡宪政民主的办法来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是多么的错误。他们认为“文革四大”和直接选举的民主的办法比比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更先进。但文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掌握国家力量的专制左右派都会“和尚打伞”地镇压对方的支持力量，最终受害的还是民众。没有宪政民主做基础，直接民主也是搞不好和推不上去的。改革以来的村民直选并不成功，也无法向上推进。毛左派说什么分权制衡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古希腊的民主就是分权制衡的，13世纪的英国“大宪章”都是分权制衡的，都推动了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毛左派说什么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一样坚持共产党垄断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造谣，这是对马克思的污蔑。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坚决反对共产党垄断权力。是主张学习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的。（我多次发表这类文章，这里不再重复）。
专制统治者最害怕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因为专制体制是维持他们统治的政治基础。毛左派既反对新权贵资产阶级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和对工农大众的残酷剥削，又反对分权制衡的宪政民主；殊不知新权贵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专制体制培植和造就的。毛左派不是不懂得这个明显的逻辑，而是我们不能排除毛左派中就有新老权贵。（可以肯定绝大多数是认识问题是好同志）
对经济自由主义也要说几句，他们认为私有化和市场经济能造就一个中产阶级，那时宪政民主体制就会水到渠成，这只能是天真浪漫的幻想（为专制涂脂抹粉麻醉人民）。殊不知，不勾结官僚的中产阶级从来都是专制统治者压制和剥夺的对象，中国专制几千年没有发展为资本主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专制统治者的一句口头弹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宁把国家资源白送或贱卖给外国资本家，也不会让本国的中产阶级壮大起来；宁可让官僚资产阶级挥霍浪费，更不会让民众富起来。（每年拿出官僚们“三公消费”的一半即4000亿元，就会搬掉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使民众富起来）因为民众的富裕和资产阶级的壮大，就更有力量去争取宪政民主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高消费和出卖国家资源的同时，也不断地打击和限制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暗中维持低福利低工资。
坚决反对宪政民主的毛左派和缓行宪政民主的经济自由主义派实际是官僚资产阶级的左右手。宪政民主派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主张的宪政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他们的力量源泉是工农大众（包括进步的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的呼声和勇敢的维权行动。
总而言之，官员大面积严重腐败的根本原因是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只有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根治腐败。只有实行宪政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2008年12月13日星期六；2008年12月14日星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