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仲大军:中国在美国金融崩溃时的反思和检讨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逐步暴露，危机加剧，国内关心美国、评论美国、研究美国的人越来越多，对美国存在的金融问题，人们仿佛恍然大悟。其实对于美国今天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崩溃或衰落，早就有人明确地指出了，并写了大量的文章，这种警告不是才从昨天开始，而是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明确的警告。但这种“狼来了”的警告为什么不被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所接受？为什么中国政府仍然象飞蛾投火般地向陷阱和火坑里跳？这就是今天----当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需要认真检讨的事情。 这些年里对美国金融危机预测最准确的人物当属一位德裔美国人，他的名字叫林登·拉鲁旭，是美国的一位政治奇人和经济学家，曾竞选过美国总统，也遭受过美国当局迫害，他在德国办了一个席勒研究所，我知道他和看他的文章大约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并在天则所开会时见过他的夫人海嘉·拉鲁旭。从我和他的夫人交换名片之后，不久就每周定期地收到他研究所寄来的一份刊物，这份杂志的名字我甚至都忘记了，好象是《EIR》，但那上面一些经济分析文章却使人发聋振聩。 真理只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拉鲁旭认为美国必定要发生危机和崩溃的基本观点是：实物生产不断下降，而货币数量却不断上升，货物和货币两条曲线一条向下，一条向上，两者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当货币的数量远远超过实物的数量时，这个世界就要发生灾难。1998年9月27日，他在一篇题目为《紧急重组世界》的文章开头这样说：“ “世界各民族国家都被大致可估计为一百万亿美元票面值的沉重负担所困扰﹐这些负担来自资产负债表内外的“衍生经济”与类似于此的虚构金融工具。这一大堆虚构票面价值目前正随着世界金融与货币机构暴跌。除非把这一大批虚值的所有权立即从账面上一笔勾销﹐其后果必将是世界现有的公私金融资产与货币体系整个瓦解和大乱不堪。在全部现代史上尚未有过象当前这场若不加防止就会在几周而不是几个月内席卷全球的经济大难。” 十年前，拉鲁旭就看出了美国通过金融工具衍生出的虚拟货币价值有多么庞大，与真实的世界拉开了多大的差距。但在那时，拉鲁旭的这种观点完全不被人理会，美国还正行进在金融创新的道路上高歌猛进。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真理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但真实的事实又是如此可悲，对这种发展道路指出危险的人，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是神经病，怪人，杞人忧天。 整整十几年里，拉鲁旭都是遭受着这样一种命运，他在全球间的活动和奔跑几乎没有任何收效，尽管他对美国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尽管他对中国寄予了深深的厚望，希望中国能成为抵抗美国金融泡沫的中流砥柱，但他在中国的希望破灭了，中国的主流界远远地把他抛到了一边，除了少数的中国学者在半信半疑地看着他的文章，那些掌握话语霸权的主流学派根本对他不屑一顾。 中国政府要剔除和分辨那些外部利益代理人 与此同时，中国的主流社会和被主流学派控制了的中国政府却完全拜倒在强势的美国经济和美国文化面前，在这些年里，中国的经济理论完全被西方所控制，中国政府起用的主要是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中国不仅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西方崇拜和迷信，而且在经济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过度依赖。整个中国理论界和经济界都在义无返顾地沿着美国指引的模式迅跑。幸亏美国的金融泡沫及时破灭了，如果再晚两年，如果前几年里国内没有一些学者的强烈反对和警告，中国就要吃大亏了。 到危机爆发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问题，谁对谁错一切都清楚了。正是由于看了拉鲁旭的文章，加上自己的独立思索，这些年里我一直对中国的发展方法深深忧虑，从2001年开始就不断写文章提醒中国政府不要在重商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这些年里，由于出于对美元的担心，我一再写文章呼吁中国政府扭转一味追求“创汇”的外向型发展道路，适当减少出口顺差，适当升值人民币，增加进口，多利用外部资源，但这些建议都被搁置一旁。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义无返顾地走上了人家给设计好了的圈套和陷阱。 这个圈套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主流学者们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以美元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危险，中国学者从来没有考虑过赚了这么多美元后有何用处，有何风险！现在，这场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人们还幻想美国政府以及各国政府可以堵住这个巨大的金融窟窿，一些中国人还在侥幸自己置身事外，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美国崩溃对中国来说并不是机遇，也是一场灾难，至少辛辛苦苦积攒了多年的外汇储备化为乌有了，成千上亿的中国企业资产被人家廉价买走了。 面对如此巨大的发展损失，中国社会必须掀起一场矫正运动，破除许多年里形成的一套外部迷信和洋教条，认清某些外部利益代言人的真实嘴脸，譬如，当宋鸿兵写出《货币战争》一书后，立即遭到外部利益集团的强烈蔑视和反对，美国高盛公司的那个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便撰文批判《货币战争》，说什么战争是子虚乌有。还有国内一些主流学者对《货币战争》嗤之一鼻，甚至有些媒体记者也在跟风。曾经有一个媒体的记者打电话采访我，以一种很贬低的口气说着《货币战争》，我用正面的肯定纠正了他原来的态度。 中央电视台要做深刻检查 中央宣传部要负责任 最不应该的是我国政府的新闻媒体，这些年里简直把西方学者奉为神明。中央电视台经济台二频道那些栏目，动不动就请外国学者上镜，简直把外国人当作座上宾。最可笑的是，今年上半年，当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愈演欲烈之时，中央二台又把英国人欧元之父蒙代尔搬上镜头，大谈中国应当如何趁低收购外部资产。中国那时如果真的按蒙代尔的话去做，到这时可能又要陷到里面去了。 更可气的是中央电视台二频道的《对话》节目，在春节前就让我帮他们策划做美国次贷危机节目，但到做的时候，请来的主角却是美国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和一个在美国华尔街投资公司混混的一个职员，让这两个人坐在台上，而让一群中国的经济学者坐在台下当陪衬，讲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谈出点对中国真正有警示的内容。并且，节目做好后，一拖再拖，直到两个多月后才播出。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金融海啸到来时，中国人如此惊讶的原因。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新闻媒体不敢将危险的真相及早地告诉本国人民。中国的宣传部门只希望媒体说天下太平，生怕说引起社会惊慌的话，连美国隐藏的这么大的危机都不敢让中国学者及早地告诉人民，让中国社会早有准备防范，减少损失。因此，通过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的宣传部门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让国内媒体发挥预测和警告作用，该请什么人做节目，是要重新考虑了。 中国要珍惜那些真正的爱国者 与那些外国学者的超国民待遇形成天壤之别的是，本国学者所受到的歧视和冷遇。那些真正有真知灼见的、踏踏实实地为中国人民着想的学者，在这些年里都处在非常可怜的边缘状态。杨晓陆（笔名杨芳洲）、高粱、王炼利、杨斌等人便是典型。 杨晓陆先生，是我中心的特约研究员，他198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在政府部门和企业工作多年，凭着扎实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这些年里他写出了许多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的文章，大家可以上我中心网站查看他的文章。特别是对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外向型的发展方式，杨晓陆先生都提出了独到的政策建议。最近两年来，杨晓陆的文章对我国及时避免了一个个海外投资的失误起到了巨大的贡献作用。 在财政部成立中国海外投资公司、发行1.55万亿国债、换成2000亿美元准备向海外大笔投资时，是杨晓陆等人的反对文章，向中央政府敲响了警钟。如果不是有国内这么一大批反对意见，这2000亿美元的外汇资金今天可能早投到水里去了。 然而，这些年里，那些真正为中国人民利益埋头苦干的非主流学者，却过着贫困甚至是困苦的生活。杨晓陆先生目前一直处在半失业状态，为了国家大计，他甚至放弃了为五斗米的奔挣，专心致志地投入研究。他们不是社会名流，他们不会受到这个和那个论坛或会议的邀请，他们也不会受到网上热烈的追捧，他们只是默默奉献，尽心尽力地挽救中国政府和企业可能出现的损失。他们不为名不为利，是真正的共产党传统。相比当今那些在社会上跳得高的、炙手可热主流学者，这些非主流学者的品格值得我们深深地敬佩。 中国的非主流学派遏止了私有化和国际化大潮， 避免了一场更大的损失！ 在体改所工作的高粱先生的品格如同其父顾准，都是在强势话语霸权面前敢于直言、敢于表示不同意见的人。正是高粱先生这几年里发表的一系列的关于国企改革的文章，打退了前几年掀起的疯狂的私有化和国际化浪潮。所谓私有化就是MBO，把国有企业廉价让给管理人，所谓国际化就是将企业廉价贱卖给外资，敞开大门让外资到中国来兼并收购。 如果不是高粱等先生力挽狂澜，徐工集团这样的国有大企业现在早就被美国凯雷廉价收购走了。如果不是高粱等先生的意见发挥了作用，一些国有大企业现在也早就私有化掉了。象用30亿元资金收购鲁能电力公司700亿元资产这种事情，如果没有高粱等一批人的坚决反对，早就发生了。 一场疯狂地私有化和国际化浪潮就是这样遭到了遏止！但是，这些年里海外私募基金仍然在中国大肆出击，千方百计地控制中国的企业股权和资产，这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西方资本最后的疯狂。现在，这股外部力量已经到了强弩之末，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庞然大物已经显出了原形。中国默默无闻的非主流学者在这一场捍卫本国利益的战争面前终于可以挺起了腰杆。谁是谁非，现在已经可以见分晓了。 那些象苍蝇式的整天嗡嗡叫的外国鹦鹉们该歇息了吧（象陈志武就是典型的一个）！那些有着如此多绚丽光环和高明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该闭门思过了吧？那些整天在资本论坛上洋洋洒洒说教的座上宾也该稍息了。 中国要发挥民间智库的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再也不要挨蒙了！中国人要认清那些外部利益代表者的嘴脸，多增加点自信，多一点自我判断。但事物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有多少谬误，就有多少清醒。中国决不是没有明白人，看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网站，就知道这个民间智库这些年里发表了多少重要的文章，发挥了多大的重要作用。 中国的某些民间智库和民间学者，势单力薄，倍受歧视，但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之心，有着不畏强权、奋斗不屈的精神，特别是他们与广大的平民百姓心心相连，与国家的根本利益连在一起，所以，他们能够在国际资本强权横行之时，在整个社会都在追风和跟风之时，冷静思考本国的问题，从实际出发发现问题，找出对策。他们不同于死搬教条的学院派，也不同于遵旨行事的体制派。他们最大的特点是独立思考，不畏强权，不迷信国内或国外的知识权威，从符合本国利益的立场出发，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象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这样的中国民间智库有着巨大的社会作用。中国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发挥这些民间智库的作用了。 在拉鲁旭先生预言实现的今天，我们更想回顾的是他这些年说过的一些话。当西方那些强势主流理论退居二线之时，我们该看看拉鲁旭这样人的观点了。今天我就将他搬来，看看他十年前和十年后是怎么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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