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和苏俄红军相处可以说得上融洽,其实和苏俄红军的构成还有关系。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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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苏联的统计,1919年期间在红军及红军游击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中工作的有名有姓中国人多达四万人以上。
当年俄国内战中比较有名的中国风云人物有:
孙富元(莫斯科第21步兵团中国营营长)、单清河(彼得格勒中国国际支队政治委员)、任辅臣、申钦贺(华人特别部队司令部政治委员)等。另外还有李富清等70多名列宁的中国卫兵。
据不完全统计,编制以中国志愿兵为主的部队有:
第一乌拉尔步兵师中国国际营;
彼得格勒国际支队红军国际团中国连(第3连);
第四十六狙击师狙击支队中国连;
土耳其前线特务团中国连;
第二十七步兵狙击师中国团;
第三十九狙击师国际狙击团(该团在册战士1045人,其中65%是中国人);
第二十一莫斯科苏维埃步兵团中国营;
著名的任辅臣团;
一九一八年成立的苏俄红军第三军二十九师后备团,全团都是来自乌拉尔煤矿、石棉矿和铁路上的华工,团长叫郭来宾。
哈尔科夫煤矿区的华工成立了一个中国连,被编为红军十三军十二师第一旅第三连,张川林任连长。
在一九一九年的一月至八月间,组成了八支包括中国模范团在内的新的中国部队。这些中国部队分别加入了东方战线的第三、第四、第五集团军,南方战线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集团军,北方战线的第六、第七集团军,在著名的苏俄夏伯阳领导的第二十五步兵师国际团中,也有不少中国士兵。
北高加索的中国独立营,按苏联人的评价是,“在捷列克城的革命斗争中,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一九一八年六月符拉基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也全仗了这个营的支持”。这个营的营长是包清山。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营主要战斗在今天的车臣一带,在红白两军的高加索军事斗争中曾经屡次参与保卫和进攻格罗滋尼的作战(格罗滋尼百日保卫战)。
上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关系的原因,在彼尔姆,高加索等地的中国战士的纪念碑被拆除。
唯一幸存的是位于卡马河畔中国国际营的纪念碑,当地民众自发起来制止了捣毁的行为——原因是该营为了掩护当地民众和游击队撤退,中国国际营(又称别尔米中国支队)全体阵亡,政委郭旺琴受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被敌人掏出心脏钉在门板上,并残酷地碎尸。
在今天俄罗斯奥塞梯(与车臣、印古什相邻)的一片山谷里,靠近著名的别斯兰人质事件的那一带,有一个中国志愿兵的大墓地,里面至少埋葬着500多名中国志愿兵。
西伯利亚地区红色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也离不开中国志愿者的功勋。
当时仅在西伯利亚地区就有约一万名中国人参加红军,当时曾有建立独立中国志愿师的打算,后未实现。
一九一八年夏天,在远东地区又相继出现了一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中国支队。
在尼科尔斯克附近的矿区,建立了一支由中国人王易祖领导的部队。而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所组织的一支一千二百人的红军队伍中,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日本干涉军进入俄国后,远东地区统计的红军阿穆尔游击队中四分之三是中国志愿兵。
苏俄内战期间在海兰泡的老年中国华工居然也组成了红军游击队,不过好象不在红军正式编制(估计也不会要老头子),大家把这支武装称为“老年队”。
其他零散营连及班排及红军中的单个中国士兵等无法统计。
以上均未包括红军之外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中国人,如果计算进去可能数字会翻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