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有一个梦，那就是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50年里，上海无法赶上香港；在未来的100年里，上海无法追赶东京。上海最大的成就，无非就是做一个二流或三流的亚洲区域性金融中心。上海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最大障碍，一是法治环境，二是服务意识。相信这两点，上海无法弥补它与香港和东京的巨大差距。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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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服务意识，很多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海外的，都充分领教过上海金融机构的衙门作风和官僚作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上海保留了许多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色彩，本位主义仍然表现强势。金融机构缺乏服务意识，与客户发生争吵的现象，在上海是见怪不怪。服务效率低下，是上海金融机构的顽症。在上海的金融机构排队可以说是最缺德的。很多城市的金融服务大厅都设置了叫号机并配备了沙发座椅，以方便客户在服务大厅等候。在上海的工商银行营业大厅，客户在大厅等候，前面每走一个客人，后面的客人就得挪一次位置前行。假如你前面有二十个客人在等候的话，那么轮到你办理业务的时候，就得挪动至少二十次的位置。这非常具有上海特色。客人问及其中的原因，银行的服务人员答复说，勤挪位置是为了预防被盗，有的人在位置上坐久了，注意力会分散，他的财物或行李容易被人拎走。这仅是一个有关服务意识的简单例子。在服务意识方面，上海与深圳和广州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安全隐患，是上海金融机构的最大隐患。上海金融机构始终未能认识到这一点。在上海，为什么银行卡在ATM机上的被盗案件层出不穷？原因就是上海的金融机构不认为安全保障是金融机构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苍蝇不叮没缝的臭鸡蛋。所以，来自西南某地的银行卡盗窃分子一拨又一拨地来到上海发财致富。上海金融机构始终不清楚这其中的原因。按理说，金融机构里人才济济，对安全防范应当是行家里手才对。但事实上，盗窃分子跑赢了金融机构。金融盗窃分子利用银行卡在ATM机上修改密码无需输入原密码的安全漏洞，在调包成功后即可修改银行卡密码，导致盗窃分子频频得手，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对这一明显的安全漏洞，上海金融机构不以为然，长期不予纠正。
某一天，一名储户在上海工商银行，用银行卡在ATM机上取款时，被盗窃分子调包得逞，盗窃分子利用修改密码的安全漏洞，旋即修改了储户的银行吗密码，然后通过反复、大额转账方式，将储户银行卡内的资金全部盗走。为此，该名储户以工商银行未能提供安全保障义务为由，将工商银行告上法庭。在诉讼过程中，工商银行搞通法院和公安，千方百计想销毁营业大厅的监控录像。这名储户是个亡命之徒，无奈之下，法院和公安又将监控录像给找了回来。与广东、福建、江苏等地金融机构积极查找原因、合理承担责任的态度相比，上海金融机构真的是落后太多了，它仍再用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惯性对待当代社会。房地产不良信贷，是上海金融机构的硬伤。上海金融机构是上海高房价畸形房价的最大帮凶。如果说将来某一天，中国的金融出现风吹草动的话，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就是上海。深圳和广州的金融市场，市场化程度最高，所以，这两个地方的安全系数最高。浙江的草根金融市场，自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游戏规则，民间资本的智慧也最大程度地化解了金融方面的风险。上海的金融市场，是典型的官本位市场，是典型的过度投机的金融市场，也是没有足够安全机制和化解机制的市场，上海的房地产开发商是最大的套利者。所以，上海的金融市场是最容易克隆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市场。
上海的法治环境与任何内陆省份相比，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也不具备任何优势。上海的司法环境，具有典型的排外特征和亲富特征。上海的司法环境，还具有典型的自我崇拜特征，对外界的进步和变化浑然不觉。在大江南北早已实行多年的辩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上海却是春风不度玉门关。在上海各级法院，法官具有神一般的地位，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大行其道，不管是民事案件还是商事案件，当事人在法官眼里就俨然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纠问是法官审理案件的最大手段，也是法官审案的最大武器。说到底，官本位的思想依然深深扎根于上海各级法官的心中。司法其实也是一场竞争。只有充分的、透明的、民主的竞争，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在官本位的环境中，要想获得司法公正的结果，无异于缘木求鱼。放眼世界，凡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和地区，哪一个不是政治清廉司法公正？政治清廉司法公正，是造就国际金融中心的必要前提条件。如果说，上海的司法很公正很亲民很健康的话，跟某位前上海领导人说上海无腐败又有什么两样？
仍然拿上面的银行卡盗窃案举例说明。上海徐汇法院在一审判决中，以盗窃分子太狡猾为由，认为工商银行没有过错；并认为“修改银行卡密码无需输入原密码”不是一个安全漏洞，据此判决驳回了储户的诉讼请求。储户不服，上诉到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法官更加有才，在盗窃分子太狡猾的基础上超常发挥，并创造发明一条震惊中外的法官定理：盗窃分子且无处不在，所以，工商银行没有任何过错。民间有句俗话说的好，如果你要去当婊子，那么你就别再去立牌坊。上海徐汇法院真的很有才。在上面案例中的盗窃分子被抓获之后，上海徐汇法院援引储户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主张，向央行提出司法建议，建议要求在修改银行卡密码之前必须再次输入原密码后，方可设置新密码，以有效防止银行卡密码被不法分子擅自修改，更大程度地保护储户的存款安全。这条司法建议被上海多家媒体广泛报道。真不知道上海徐汇法院充当的到底是什么角色？这个案子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发布的顾骏诉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储蓄合同纠纷案、周培东诉江东农行储蓄合同纠纷案同是侵犯储户消费安全的案件，而命运却是同案不同判。这样的司法闹剧在上海远不止此。
言归正传。上海要成为国家金融中心，就必须埋下头来认真解决服务水准和法治环境。提高服务水平，首先应当从解决服务意识着手。没有服务意识当然就无法谈及服务水准。改善法治环境，首先必须解决司法公正。胡裁乱判的司法环境，不可能培育和造就国际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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