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7月2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王若麟：各位好，欢迎收看《时事开讲》我是王若麟。今年的“七·一”不仅是香港回归中国十二周年，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八周年的日子。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很多的国外媒体也是给中国共产党打了一个高分，像前CNN的首席驻华记者也是感慨，“中国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英美工业革命100年时间要完成的使命”。
6月27号上海闵行区一幢还没有进行内部装修的大楼突然得了“骨质疏松症”，轰隆一声倒地了就没有再起来。彻查事故的原因，追查质量成为了一个必选项。那相关话题我们在第三部分请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来点评分析。
何先生，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八周年，从最开始在嘉兴南湖上那一艘小船，一直发展到现在有7000多万的一个超级大党，可以说它的经历是经历了沧桑，同时也创造了辉煌，您认为现在**的现状怎么样呢？
七一胡-锦-涛倡扩大党内民主
何亮亮：确实因为昨天嘛是中-共建党八十八周年的日子，但是我们知道中国人的习惯，一般逢五逢十这样的会有一个纪念活动，所以这个八十八周年**就没有（卡）。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6月29日，他们主持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以这样的方式，因为在这次学习主要讲的是关于中-共党内如何推进民主化。我觉得中-共的领导人他以这样的方式，就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扩大党内民主。党内的民主化作为他们这次纪念建党纪念日的一个主题，这也是很有意义的。确实中-共是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党，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在共-产-党里它是最大的，在执政党里头它也是最大的。7600万党员，去年年底的统计是7590多万，我想到现在已经四个月，因为它每天都会增加几万名的新党员，所以7600万党员的数量肯定是已经达到了。7600万是什么概念？就比法国的人口还多，一个政党它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那么你可见这个党的规模。
当然我们知道，单是一个党的规模，党员人数多，还不说明什么，关键是这个党，它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起的是什么作用。这也是海外的媒体，包括齐迈克吧，齐迈克也是人们很熟悉的，留着小胡子的那个形象，因为他在北京也住过。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他会从这个角度来做一个对比，就是像英美西方这些发达国家走了多年的这个路，但是在中国，在**的领导下，只用了三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这条路。
因为你看今年中国的GDP国民生产总值很可能会超过日本，我们只从量上来说，中国很可能会取代日本，成为第二世界经济强国。就中国走到这一步，我想全体炎黄子孙都是会感到高兴的，因为中国人现代化的道路太艰难了。其中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否则这个中华民族它就像一盘散沙一样，一盘散沙的民族它是不可能取得现代化的这个成功的。
王若麟：你提到这个超级大党，我又想起了中-共的老大哥苏共，但是两人的命运好像不是很同。你像苏共也是建党93周年，那执政74年，也是拥有2000多万的党员，但是却在1991年垮台了。
何亮亮：是。
王若麟：中-共和苏共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命运呢？
何亮亮：这个确实是个很有趣的对比，其实你按党员的人数，就是按党员在人口的比例来说，苏共比中-共还要多。中国13亿人口嘛，7000多万党员当然这个比例也不小，但是苏联它的人口还不到两亿，可是它的党员有2000多万，可见就按人口比例来说苏共这个超级大党，也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它成立的时间长，执政时间长，在这方面可以说都是**的老大哥。而且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共产党基本上都是按照苏共，以前叫联共，就是列宁所创立的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那个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
所以为什么苏共它会垮台？它会亡党？而中-共它不但没有亡，而且继续在率领着，领导着中国，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在领导着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想就这两个党确实有相当大的区别。我想最主要,很主要的一个区别就是民主化。另外就是我想苏共它也有些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苏共本身除了它不民主，它没有党内民主可言。党的领导人他倒是不一定只是一个人，就是党-中-央的这些人，政治局它决定的这个东西，他然后就到下面去推行，这个情况跟中国又不完全一样。
虽然中国这个体制是参照了苏联的体制，但是我想最重要的原因还不仅是民主化程度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这个党，本身苏共它没有能够与时俱进，它没有能够大胆的推行一个和时代相符合的这样改革的一个政策。其实苏共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苏共它从50年代开始，它就开始有改革了，它们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在当时来说曾经是被中-共批评的一些口号，比方说当时苏共它已经看出来了，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主义你在短期内你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既然不可能战胜资本主义那就不要再提那些[埋葬资本主义]的口号。我觉得我的社会主义是有优越性的，那我跟你竞争，看这个竞争的结果，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的态度，这是一个现实的态度。它当时提出这个态度，而当时的苏共它也认为不应该有战争，不应该再用战争的手段来跟美国竞赛，这个态度其实也是对的，和平发展了，谁也吃不掉谁。
但是苏共它在这些对外政策上的改变，并没有导致它自己对内政策的改变，最主要它经济没有做好。经济工作没有做好，它仍然是扩军备战，强调重工业不发展轻工业，结果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在下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显示不出来，这是苏共最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它虽然有这么多党员，可是没有理想，它的理想脱离了现实，所以它空有那么庞大的党员的队伍，结果到了80年代后期，整个国家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结果你看一夜之间苏联这个庞大的帝国没有了，苏共这个超级大党也就没有了。
作为一个对比的话，中-共它一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它党员众多。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它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政策，就是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到后来[三个代表]。就是共-产-党它不再是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它是作为一个执政党，这个转变苏共它一直就没有做好，但是中-共做好了这个转变。所以中-共不但能够避免苏共这样的一个结局，而且在世界上也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就是为什么中-共它能够带领中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而不会走上像苏共和苏联那样的一个老路，我想我们在纪念中-共八十八周年的时候，来做一些这样的对比，虽然是一个简单，但是做一个这样的对比，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若麟：好的，谢谢何先生的点评分析，那同时也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会继续为你《时事开讲》。
王若麟：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开讲》。一直以来关于是否安装绿坝软件的争议，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在早前的各大网站的调查当中显示，只有500多人是支持安装绿坝软件的，有数以万计的网民是不支持的，相关话题我们请来了何先生继续点评分析。何先生原来政策是要7月1号开始实行，在电脑中是预装绿坝软件，但是现在各方的反应对的声音是非常的强大，目前的现况是怎么样的？
[绿坝]软件改变安装方式
何亮亮：对，昨天这件事情出现了一个比较戏剧性的变化了，因为原来按照规定就从7月1号开始在中国内地生产的品牌的电脑，不管是笔记本还是桌用的电脑，总之就是家用电脑在出厂的时候，它必须要预装绿坝软件，这是工信部的一个规定，各方面确实反对的声浪是比较大。但是我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看清楚就是工信部预装绿坝软件它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它肯定是出于善意的，它不是出于恶意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第二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它牵涉到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因为电脑在中国现在已经相当普及了，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电脑用户，也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在电脑上要预装一个过滤的软件，这涉及到，我想涉及到千百万人。就涉及到很广大的公众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执行这样的一个政策，在过程当中显然是有些缺失，有些疏漏。
就是很多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装这个软件，然后有一种本能就会反对，刚才你援引这个数字就是中国内地很有名的一个网站，就是它们调查了15000多人，可是其中只有500人是赞成的，15000人是反对的。就是绝大多数人是反对，网民是反对的，我想这个数字应该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本来这只是一个IT行业，只是一个软件的问题，或者我们说的是一个用户公共政策的一个问题，但是它现在，后来又居然成了一种国际问题。
因为一些外国的品牌在中国组装电脑的品牌，这些厂商他们也表示反对。除了这些厂商以外，一些国家它也表示反对，像美国、欧盟，它们出于我想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商业方面的原因也提出了反对，就是说这个水就变的很混了，本来它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事情。所以工信部在昨天7月1号，就是来这个政策应该执行的第一天，工信部在它的官方网站上，它就做了一个宣告，就是说推迟执行。那么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因为面临各方面的反对，而且反对的声音它是不一样的，我说的就比较复杂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也可以说我坚持我现在就要开始装，但是装了以后它会不会引起一些更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跟工信部要预装绿坝，就跟它的宗旨可能，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反而可能达到不到，引起了更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可能我觉得可能有点无味，可能给中国比方说你在外交，或者是国际商务方面可能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其实本来中国并不想引起这些问题。所以现在用推迟安装的办法，我想确实这个消息，其实昨天是非常轰动的，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工信部做了这个宣布以后，世界各大媒体马上就转载就做了一个报导，而且各方面好像也都松了一口气，觉得那么这个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就是以推迟安装的方式，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王若麟：那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会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何亮亮：其实推迟安装它并不是不安装，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我们说“事缓则圆”，就是说一个政策它如果还没有推出来，或者说它如果匆忙的推出来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响，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好的效果的情况下，那么会不会有一些妥协的办法，我不是用强制，我一定要你安装，我不管3G，不安装的话，我就要惩罚你。那么这样的一种方法可能会引起很多人逆反的心理。
那么它现在比方说一个是推迟，它没有说推迟到什么时候，另外其实还有很简单的办法，就是现在一些包括联想等等，咱们中国一些大的电脑厂商，他们说我把“绿坝”软件，因为我们知道电脑没有软件的电脑是不能用的，不管你用什么电脑，你这个处理器再好的电脑，如果没有软件的话，根本没有用。除了预装我们说一般的系统，比方微软也好，或者是有一个开放型的软件也好。
另外还有一些附属的软件，这些软件是随着电脑打包的，它有个软件包送给消费者。现在“绿坝”它以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我不安装在里面，但是我交给你，交给消费者，那么消费者你有，特别是比方说一个家里面，家长他买了电脑，我主要是给孩子，给未成年的孩子用的，我觉得我有必要安装这个“绿坝”软件，因为我不愿意让孩子看到一些色情的信息，那么他就可以安装。那么反过来如果是成年人，因为成年人不存在这个问题，他自己能够控制自己，他自己可以选择要看什么网站，那么他就不要安装。实际上这个问题，这样就很简单就解决了。
一方面工信部，它的善意仍然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另一方面群起而反对的网民也就可以不要因此而愤怒了，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需要装的人你就装，不需要装的人就不用装，不必要为了这个问题跟中国政府的一个部门好像有一种对抗、对峙的这样一种局面，就不会产生了。我觉得其实这种重要的公共政策，最好事先一定要听证，还是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有代表性的意见，专家学者还有特别是网民。
那么这个征求意见的面越广，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共识。然后政府可以根据这个共识来对公共政策，如果需要修订的，做一个修订，技术上可能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那么我就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现在它确实会在技术上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正是包括准备把[绿坝]软件作为赠品送给消费者的，这个电脑厂商他特别要注明，如果用了这个软件出现运行上，或者上网出现的问题，这是由软件开发商来负责，我不能负责，这是技术上的问题，因为肯定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今后中国处在一个转型期，正在现代化的建设速度也相当快，特别是网络的发展，电脑业的发展也相当快。今后不仅是类似[绿坝]软件这样的问题，大型的公共政策问题，无论是中央一级的，就全国一级的，还是地方一级的，最好就是一定要举行公正、听证会，让公众参与决策。这样的话，这个政策一旦实行以后，它推行的阻力就很小了，因为有了共识，那么大家即使有少数人反对，那是不奇怪的事，任何事都有人反对，100%的赞成是不可能。但是有了全社会有了全民的支持，那么这个公共政策它就没有大的争议性，国外厂商也好，或者西方有的政府也好，就算他要反对，他没有着力点。
王若麟：好了，谢谢何先生的点评分析，稍后还是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会继续为你时事开讲。
王若麟：好的，欢迎你回到《时事开讲》，6月27号上海闵行区一幢还没有进行内部装修的大楼突然得了[骨质疏松症]，轰隆一声倒地了就没有再起来。彻查事故的原因，追查质量成为了一个必选项。何先生，现在顺藤摸瓜已经牵扯到了一个背后的利益集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上海楼房倒塌后面的利益集团
何亮亮：确实这样，因为现在对于上海这幢倒塌的楼，国内外都成为一个新闻。因为一座还没有开始使用的楼就这样说倒就倒了，它当然会引起大家的关注，而且人们马上想到的一个词就是“豆腐渣”工程。上海方面其实已经组织了，我觉得是有一定公信力的这个调查队伍，我相信就这个事件工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它质量问题的调查报告很快就会出来了，而且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它工程质量的问题，而在于这个承建商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承建商后面，我觉得有一个灰色的利益集团。上海它这个承建商是叫做梅都房产公司，这个梅都房产公司的一些主要股东都是闵行区的下面，这个乡叫做[莲花河畔景苑]，这个乡政府的一些领导人。
王若麟：官员。
何亮亮：对，就是一些官员，有的是说工作人员，还没有公务员身份，但是是官员这样的一种身份，这么一些人是他们开发了土地，开发了房地产。今天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都有这个报导，就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他就严令你要查这个建房后面存在的这个问题。我想这里面其实揭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利益集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上海，还有上海、江苏、浙江曾经有很发达的乡镇企业，还有一些集体企业，而这些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最近10年，90年代以后逐渐它就都私有化，它成为民企。
那么这个所谓的梅都房产公司也就是一个类似的企业，在这种私有化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这些我们知道乡镇企业和集体企业，它不是私有企业，它虽然不是国有企业，但是它也不是个人所有的，但是它被私有化之后，就有一些地方上的，特别是乡和村这一级的，这一些官员他们近水楼台，他们成了这些企业，就是民营化以后企业的主要股东，而且有了大量的收入。比方说上海有一个村长，他去年的收入是三千万。
王若麟：这么多？
何亮亮：因为什么？因为他持有这个村的企业股份，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收入。那么问题说起来他是合法的，因为他这个企业是合法的从一个集体企业，或者从一个乡镇企业变成了一个民营企业。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这些企业的转制本身，就是从集体转制为私有，被民营化之后，它并没有一套相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它是灰色的。
所以你不能说它是非法的，它是得到政府批准转制的，但是你说合理吗？这个本来是一个集体的企业，如今变成了你，我们假定变成了你村长的企业，或者变成你镇长，或者你这个家族的企业，然后你靠土地的开发，靠造房子，大赚其钱。如果上海的这座房子，它质量还不错，没有倒塌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官，其实说起来是级别很低的官员，可能连个科级都不到，可是他们却是很有钱的人。
所以我想这里面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所谓利益集团，并不都是非法的，问题是世界当然有社会，有建设，你就会有利益集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问题是这样的利益集团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理。第二，它必须要相对的公平。第三，它必须要有人能够监督它，这个监督包括既是他的上级，第二，就是舆论要能够监督，不要像现在这样，你如果这座房子不倒塌的话，那么类似这样的乡镇企业转制而产生的一大批富翁，这种灰色收入，我也不能说它都是非法收入，但是它肯定是不合理的收入，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暴露出来。
王若麟：这个问题具不具备这个普遍性呢？
何亮亮：我觉得具备普遍性，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因为乡镇企业在沿海地区特别发达，内陆的地区，西部地区不发达，甚至不多，有的地方可能都没有，那么这是跟它的一个经济状况是有关的。最发达的应该就是像江苏、浙江、上海、广东也很发达，沿海地区都有，然后沿海地区最近这十几年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大体上来说，这些乡镇的，原来是属于集体所有的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然后地方上的一些，像类似于土豪了，最有势力的家族，而这些家族他们往往也是党政官员，他可能就是乡的党委书记，他又是乡长，他们就成了这个乡镇，就是这些改制之后的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或者是主要的股东，然后他们坐地分红，因为有土地这个紧缺的资源。
我们知道沿海地区为什么经济发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得到了，像香港一样，土地可以有偿的使用，这里面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除了我们说那些不合法的官商勾结之外，有很多情况就是像这种，像上海这家叫做梅都房产公司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相当普遍的。所以现在上海开始彻查这个问题，我想很可能会掀起中国新一轮，至少是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新一轮的反腐风暴，它针对的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些什么省部级的高官，而是这些级别可能并不高。
但是却是地方上的豪生，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他们巧取豪夺利用国家的法规不完整、不完善，或者甚至是有很多漏洞的情况下，他们巧取豪夺，把原来是属于民众的，就是大家集体所有的财产，现在变成了我的私有财产，大发其财，这里面有很大的黑洞，然后有很多的问题。我相信俞正声现在要求上海彻查的问题，就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村、一个镇了，而是带有普遍性的这个问题。而且我相信这个对于其他省，其他沿海的省份大概也有很大的启示。
王若麟：好了，谢谢何先生的点评分析。有人说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人活着，但是钱没了，我觉得人生更痛苦的就是用了自己父母一辈子的积蓄，甚至是绑定了自己后半生收入的房子，还没住进去就塌了，不过幸好没住进去。那在最后的结果没有调查出来之前，还是想对责任人说一声“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