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汉字发展的基本轨迹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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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目前世界上最典型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的语言，汉字也是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所对应的典型文字。在第八章里，讲了语言第三阶段所对应的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了避免重复叙述，凡是在第八章已经讲过的一般规律，在本章中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讲汉字发展的基本轨迹和一些特点。
本章分别从汉字的结构发展和体式发展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这两方面，以前的学者们也注意到了，例如“六书”说。但是，他们仅仅摆出了现象，却没有分析这现象后面的原因和规律。
汉字是在汉人语言处在人类语言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期发明的。如果从考古发现的山东泰安大汶口图符文字算起，距今已有5500年之久。也是从图形演变过来的，其发展也经历过“图符文字”à“象形文字”->“符号文字”的转变过程。
从图符文字开始，汉人选择了第七章说的发展文字的第一条路径：改进汉语。让语言升入第三阶段。在汉语的拼音原理没有发现之前，要在一个表示单音词的字里，既安上表示词意的笔画，又安上表示词音的笔画，那是不可实现的；又由于语音是多载的，所以唯一可行的文字形式就是字形单载的、直接表意、间接表音和不带语法的形式。
如前章所说的，这种文字形式，在整个文字体系内就缺少了一个表音的子系统，所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文字系统了，在文字的三要素 “形、意、音”之间的“形”、“音”之间是断开的，所以不能构成一个记忆联想闭合回路，即使知道了其中的一个要素，另两个要素也联想不起来。例如，人们看到字形，不能直接知道字音该怎么念，或者知道字意也不能直接知道字形该怎么写。所以，人们对每个单字，就得死记其字形和它所表示的语意和语音，比起具有直接表音的文字来，难度增加了几倍。这是不直接表音的文字的主要缺点。这一缺点，直接导致了汉字的不稳定和不断出现“蛇蜕皮”现象。到目前为止的汉字的各种体式，都是只直接表意、而不能直接表音的，所以这一缺点就一直存在至今。
下面就说明这种不断出现“蛇蜕皮”现象的原因、过程和解脱的途径：
社会在不停地前进，新事物就不断地增加，新词就不断地增加；汉字按着“一意一字，意异字异”的规则，有多少个“新词”就得用多少个不同形状的新字来表示之，新字就得无限地增加。但是，当达到一定大的数量时，就出现了两难：笔画的形状是很有限的，在平面图上，不会超过200种。而新字增加是无限的，所以，新字的笔画数就得随着字数的增加而增加，使书写和记忆越来越难。
为了减小书写困难，提高书写速度，人们采取的办法，是对字形结构不断进行简化。字形简化包括笔画形状的简化和笔画数量的减少。
笔画数量的减少，会使一些原来不同形状的字变得相同了，笔画数量减得越厉害，“同形异意异音”的字就越多，所以，独体字简化是有一定极限的，简化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再简化了。
为了减轻记忆难度，人们在构字方式和构字规则方面，不断进行改进，改进的基本过程如下：
早先，人们在造字时，大多数是按“因物写形规则”造出来的“表示有形事物”独体字（例如：山、 水 日 、月、树、狗、鱼等）和“表示无形事物”独体字（例如：大、白、想、高、等）。字是给人看的，要想让人一看就晓得它表示的是什么，图形式的当然是最好的了。这类字的含义，能够由它自身的笔画形状直接表示出来，不用人们事先“约定”，大家一看就懂，具有“普通符号”的性质。所以，人们把这种以字形表示语意的字，称为“形意字”。这类字是从原始的图画演变而成的，仍保留着原始图画的影子，仍能让人见形晓意。例如：“秉”----手握着禾的形状。前面讲过，这种文字自身没有直接表示读音的笔画。这样一来，它的读音就得由人们“约定”，从外部附加上去。这些独体字，除了笔画形状具有一定的系统性、规律性以外，在结构上是无规则的，是没有系统性和规律性的。所以，它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普通“符号堆”。所以在读写时，是无规律可循的，只能诸子死记硬背每个字的形状、含意和读音。
无限有形的和抽象的事物，就要造无限的不同形状的独体字来表示之。但是，为了书写简便，还必须让独体字笔画种类和数量不能过多，笔画不能过多，独体字的数量就不能无限扩展，就不会很多。这就与要表示的无限的事物，发生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
人们想出了以“独体字”为基本元件，构建“合体字”的办法，用这种“以字构字”的办法，可以构建无限的新字而笔画种类不多，但是，不能解决单字笔画数量随字数增加而增加的问题。虽然在一定字数内可以解决读、写难度随字数扩展而增大的问题，但是，当字数超过一定数量后，读、写难度还是随字数扩展而增大的。
另一方面，在构建“合体字”时，如果没有一定的规则，随便凑合，就会使大量的文字之间，没有一定的规则关联，就变成了杂乱无章的符号堆了。人们读写起来，就找不到帮助记忆的规律性线索，就不能“学少知多”，就得死记硬背每个合体字的形状、字意和读音。而人们的记忆能力是有限的，在没有记忆线索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字数增加，记忆难度就会成倍地增加。要克服这种困难，就必须在构建“合体字时”按一种构字规则来进行。这样，就能使汉字形成一个文字体系，成为一个很有规律的完整的文字系统。
人们最先想到的构字规则是“意、意组合规则”，所以，最早的合体汉字系统就是“意、意组合汉字系统”，其组合规则如下：
首先确定一些独体字作为构建合体字的“基础元件”。例如：、一、| 、丿、 人、厂、甲、乙、手、羊、犬、马、车、山、水、 日、月、色、白、心、刀、衣 、等等。这种基础元件，被后人们称为“偏旁”或“部首”。《康熙字典》上，偏旁有239个，部首有500个左右。
然后，根据这些基础元件的本义或延义的相和或相违所导出的新义，来组成一个新字。例如：“女”、“子”相合为“好”。“水”、“火”相违成“淡”。等等。以此类推，还可以构建三字合体字、四字合体字。。。。。。例如：立、章、彰、赣等等。
按照这一个构字规则，就建立起一个具有规律性的“意、意组合文字体系”了。人们就可从遵照这一体系所具有的规律，进行读、写，就感到较容易了。
用“意、意合成规则”构建的新字，每个字的“含意”虽然是从构成它的元件的含义导出来的，但是，如果逆导起来，其结果一般就不是唯一的了。例如：“匕（bi）”、“矢shi”、“聿(yu)”，三字合成为“肄(yi)”----表示“研习；学习”的意思。因为它被约定理解为一个人，要想懂得刀枪、弓箭、文笔的使用技术，当然必须“学习”或“研习”了。但人们看到“肄”字时，也可以作另样的理解：匕首和弓箭代表“武略”，聿代表“文韬”，文武结合，“肄”表示具有全面智慧的意思。所以，“意、意合成字”，其“字意”是通过“基础元件”的“含意”，间接地、联合表示出来的。它的准确的含意，还得靠约定确定出来。如果事先不记住对它的“字意”的约定，还是不能知道它的准确“字意”的。
但由于这类字的组成元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字意”的提示作用，所以，具有一定的程度的“学少知多”的性能，对减轻“字意”的记忆难度，有一些作用。合成的元件都不直接表音，合成后自然也不会直接表音了。从“意异字异”的结构上看，它本身只有表意部件，没有表音部件，相对字音来说，它又与基础元件字一样，是只表意，不表音的。所以，这类按“意、意组合规则”构建的字，被东汉许慎归结为“会意字”（见“说文解字”）。
与语言第三阶段对应的表意平面文字，发展到现在，似乎已经臻于完善了？与语言达到匹配了？如果语言的单词从此不再增加了，确实达到比较完善了。但是，社会是永不停止地的向前发展的，新事物是永远不断地出现的。由于“基础元件字”数量是较少的，所表示的含义也是很有限的，所以，用两个字意或多个字意来导出的新意也是很有限的，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新事物不断出现，这种“意、意组合字”的数量，达到极限后，就再也不能涵盖新出现的事物了。如果用“三合字”、“四和字”、“五合字”。。。。。。来增加新字，虽然可以无限增加新字数量，但是，笔单字的画就会越来越多，给书写到来困难，所以。多合体字的增加数量是有限的。
这时，如果仍固守“意、意组合规则”，就不能造出新字来表示新事物了。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逼着人们冲开“意、意组合规则”的限制，另想新的组字规则。这新的组字规则就是“意、音组合规则”。
“意、音组合规则”的方法，仍是用两个旧字，组合成一个新字，与“意、意组字规则”不同是：让其中的一个字（偏旁）表示该“合成字”的含意，另一个字（部首）表示该“合成字“的读音。表示含意的字一般是“基础元件”，而表示读音（间接的）的字可以不是“基础元件”。例如：“皇”，不是基础元件，加上基础元件作“偏旁”：“心”为“惶”；加“水”为“湟”；加“火”为“煌”。这三个新字的含意，都分别与心、水、火的含意或延伸意有关联。“皇”是这三个新字的“部首”，它表示了这三个字的读音（间接的）。这样，这类字的读音和含意，就由字的本身显示出来了（当然都是间接的----如果事先不知道偏旁和部首的约定含意和读音，也就不知道该合成字的“意、音”提示了。）所以，有人对这类字赞道： “看字识‘偏旁’，不用书（字典）帮忙”，“见字读‘部首’，不必问师友”。许慎把类字定义为“形声字”。这是一个巨大进步，它接近了汉字第三次质变（前两次质变是由图画到象形字的转变和由象形字到符号字的转变）的核心问题。
这类字具有“意、音”双提示功能。这样，其减轻记忆难度的作用，就比用“意、意组合字”的字更大。从这三个字的整体上看，虽然部首“皇”是相同的，但是“心”“水”“火”是不同的，合成字“惶”、“湟”、“煌”，其整体字形是各不相同的，符合“意异字异”的构字规则。由于，这种组字规则冲破了“基础元件”的狭小圈子，在基础元件字和其他字中选择构字部件，就为构建新字开辟了更广的数量空间。因此，用“意、音组合规则”造的字，就比用“意、意组合规则”造的字数大很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新造汉字与新生事物保持着平衡的状态。这类“意、音组合字”，在唐朝之前，占了汉字总数的90%以上，所以，汉字在唐朝之前，还是一种比较容易学会的文字系统。
但是，自从“意、音组合规则”出现以后，在同一个汉字范围内，就出现了两个汉字体系，即“意、意组合汉字体系”和“意、音组合汉字体系”。两个体系不是“子、父”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即这两个体系所属的汉字，是被混合着并用的。这就使“系统规则”出现了“二义性”，这完全违背了“系统规则单一性”的原则。这样，原来完整的有规律的两个汉字体系并行在一起，就发生互相冲减作用，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了，所有的规则都混乱了，不成体统了，找不清帮助记忆的提示线索了。因为从这些字上，人们看不出它们是用什么组合规则构建的。所以，在实践中，就出现了对这两个规则的使用，无法分辨的问题。例如：“奤”( pan)----大脸。它是一个“意、意组合字”。如果你用“意、音组字规则”来读它，就错了。再如：“裀”，这是一个“意、音组合字”。如果你用“意、意组字规则”来理解它，那就无法理解。这样一来，就使人们感到无规律可循了，使汉字的“意”的提示功能和“音”的提示功能都不起作用了，人们必须逐个死记每个字的形状、字意和读音了。这就使汉字变成一个无系统、无规则的“杂乱无章的文字堆”了。当然，这种逐个字死记硬背的情况所造成的困难，在汉字总数没有大于5000个（普通人对汉字的记忆最大数量大约是3000个）以前，并不明显。当总数超过5000个以后，困难程度就开始明显增加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字不断增加，记忆难度就成倍地增长了。
随着汉字数量的增加，用“意、音组合规则”来构建新字，也会达到极限的。因为用来作偏旁的元件和部首的字都是有限的；况且使用音域又是很不均匀的，有的一音表示上百个语意，有的一音仅表示一个语意。例如：《新华大字典》上，yi（去声）对应100多个字；而gei(上声)对应一个字“给”。例如，在使用“意、音组合规则”造“huang”（阳平）音的新字时，同音字就是“皇”、“黄”二字。开始用“黄”音造字，造了如下的字“潢、璜、簧”三字，这三个字的偏旁分别是“水、玉、竹”。以后又出现了语音为“黄”，语意也与“水、玉、竹”相关联的新的语意，如果仍用“黄”为部首，那就无法区别新的语意了。怎么办呢？幸好还有一个与“黄”同音不同形的“皇”字。由此又可以组成“湟、瑝、篁”。假如以后再出现一个语音为“黄”，语意也与“水”相关联的新的语意，那就找不到第三个与“黄”同音的字了。这时，“意、音组合规则”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
社会在不停地发展，新事物在不断地涌现，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人们只能适应客观的实际需要，创造新字来适应之。当新字增加到一定数量后，再按“意、音组合规则”就造不出新字了。此时，它又重蹈了“意、意组字规则”的复辙。还有什么方法，能在遵循“意异字异”的基本原则下，造出新字呢？那就是部分否定“意、意组合规则”和“意、音组合规则”，只保留基础元件字的“字意”提示功能或只保留基础元件字的“字音”提示功能，其他部件，既不表示任何含义，也不表示任何语音，仅仅作为与其他字的“区别符号”。这样，新的汉字就是由“表意字”与“区别符”或“表音字”与“区别符”构成的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的局限：可以用任何符号与“表意字”或“表音字”构成新字；例如：“灑(sa)”---洒的繁体、“淦(gan)”---水入船中。除意符“水”与该字的字意有关联外，另一部分与该字的字音没有联系，只起区别符号的作用。再如“佖（bi）”---意为铺满；“噞（yan）”----意为猛。这两字的左边元件“口”、“ 人”，与该字的字义没有关联，只起区别符号的作用；右边部分表示该字的读音。
这两种新的构字规则，又为汉字数量的进一步增加，开拓了很大的空间。这类字，只有“意”的提示功能或只有“音”的提示功能，比具有“意、音”双提示功能的字，倒退了。但是，这是客观实际需要逼迫的结果，是主观意志阻止不了的。这两种构字规则，也创造了两种汉字体系，它们之间，它们与以前的两种汉字体系之间，都是“兄弟”关系。这四种汉字系统互相冲减损坏，就使各个体系得系统性和规律性都遭到更大的削弱。
然而，随着汉字数量的再度增加，达到一定数量后，这两种造字规则也出现了局限性。因为，现有的可以作为“意”、“音”、“符号”的组字元件是有限的。要造新字，不突破这种构字规则的局限又不行了。这时，又没有想出别的造字规则，就只好随便造字了-----组字元件也不局限于原先的基础元件字，只要是汉字，都可以当成组字元件使用；抛开任何组字规则，只要符合“意异字异”的原则就行。例如：“皈（gui）”---归依。“圁（yin)”---一条河的名。这两个字也是由两个元件字合成的。但是，任何一部分的“意”“音”都与该字的“意”“音”没有关联；又如：部、陪，音、昱等字，两部分只是调换了一下位置，读音和含意就全变了，变的理由是什么？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类合成字从整体上看，就是一个纯粹的孤立的符号，没有什么帮助记忆的规律线索可用，也与事物的外形或内涵没有关联，必须死记硬背。这样造字，好处是可以造出无限个新字来，能适应语言无限发展的需要。因为这种不按任何规则造出来的字体，不归属于以前的任何体系了。而它们与具有体系归属性的字体之间，也是“兄弟”关系。它们掺入具有体系归属性的字体中被同样地使用，就使人们对其他一切具有体系归属性的单字，更分不清该用什么规则识读了。只好被“一视同仁”地，像对待这类字体一样，逐字死记硬背了。
综上所述，现在所存的汉字，是用六种方法分期构建的，即1、按“因物写形规则”构建；2、按“意、意组合规则”构建；3、按“意、音组合规则”构建；4、按“意、符组合规则”构建；5、按“音、符组合规则”构建；6、随意无规则构建。
通过汉字的各种扩展方式可以看到，创造新字的人们，并不认识文字同普通符号有本质的区别，把表示汉语的汉字与直接表示事物的一般符号同等对待了，所以，在创建新字时，并没有遵守“文字系统整体的统一性、规范性规律”，按创造普通符号的观点，不考虑整体上的统一性，单纯追求增加新字数量，所以就采用了这多种构字方法，从而形成了多种平行的孤立的小体系。让这六种方法所构建的字体，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使汉字整体失去了系统性和规律性，完全成了杂乱无章的“符号堆”，找不到任何规律线索了。汉字整体的系统性，遭到了彻底的自我毁灭。
通过以上分析，就会发现，汉字发展的过程：出现了回归现象----转了一个圆圈，返回到出发位置了。即无系统性 -----有系统性-----无系统性。与此对应的是：难学----易学-----难学。我将这种因发展而变好，又因发展而变坏的过程，称为自毁性回归。
到目前为止的汉字的各种体式----甲骨文、篆体、隶体、楷体、宋体，都是采取“以字钩字”的方式构建新字的，所以，都经历了这种“自毁性回归”过程。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到，在汉语拼音原理发现之前，汉字只能是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文字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字，在扩展字数是，又只能采取“以字构字”的办法；由于社会的发展是不停的，新字数量的增加是无限的，而按一种规则构字的数量却是有限的，这一矛盾，导致人们不得不采取多种规则构字，这就必然使整个汉字体系失去了系统性、规律性和规范性。
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必然难学。同时，“以字构字”方式，会随着字数的增加是单字的笔画增加，导致难写。当字数增加到一定数量以后，难学难写的程度就超过人们的承受能力了，人们就开始采取办法，来摆脱这一困难。
因为字数增多导致构字规则多样性，构字规则的多样性又使读、写出现无规律可循的问题，这迫使人们采用减慢增字速度的办法，来暂时减轻记忆负担。因为汉语的语法简单和单词可以随机变性，可以很方便地用单音词再组成无限多的“二级词”和语句。这为减慢新字的增加速度，提供了可行条件。
汉字只表词意，不附带语法功能，正符合汉语组建二级单词的要求，于是就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可以自由组词、造句的基本单位了。按词意自然关联，随意组建很多的二级新词和丰富的语句。这样，在现有的文字数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可以使词意增加。所以，“词意合成词法”就出现了，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二字合成词，三字合成词、四字合成词等。例如：“白雪”、“雪白”、“蛋白”、“白蛋”，“白色”、“白羽毛”、“色白”、“羽毛白”、“了不起”，“起不了”等等。这些字形字音都不变，只是字的排列顺序变化一点，词意就不一样了。这样虽然不能达到利用有限的文字组建无限需要的词汇的程度，却能使单字利用率比原来提高百倍。有人由于只看到单音词语言里出现很多二字合成词，三字合成词、四字合成词以及双音叠意词的现象，不了解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误认为，这是“单音词语言向多音节语言靠拢的趋势”。提出“单音节词的语言是比多音节词语言落后的，单音词语言的发展方向就是多音节语言”。
这个办法，虽然能对汉字数量增加的速度减慢一些，暂时起一些作用，但是，不能阻止汉字数量的不停地增加，最终不能摆脱记忆和书写越来越难的困境。
怎样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人们认识到“汉字是一种体系，体系具有系统性和规律性，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最好记忆”，于是就采取“更新汉字体系”的办法，来摆脱这种困境。
但是，在汉语拼音原理没有发现之前，更新后的新体，仍然必须采用“以字构字”的方式来扩展字数。社会的发展是永不停止的，新事物的出现是不断增多的，所以，表示新事物的汉语单词也是不断增多的，新体字就必须随着不断增多。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新体汉字就又出现了它前代体式同样的困境。人们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只好再作一次体式更新。这就如“蛇蜕皮”一样，随着汉字的数量的增长，就不断出现“蛇蜕皮”。所以，在汉字历史上，就有甲骨、小篆、隶体、楷体依次更替的现象。
从汉字的每一种体式的内部看，汉字是趋向“繁化”的，从前后两种字体系统的对比上看，汉字又是不断“简化”的。但是，不要误将这种现象当成文字发展的一种规律。要知道，文字的功能决定文字的结构，结构法则决定文字体系的系统性和规律性。在保证文字体系的系统性和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力求简化是对的；如果不顾文字体系的系统性和功能，盲目简化，就是错误的。例如“意、音双表新体汉字体系”，它就不存在趋向繁化的问题；由于比楷体字多了一个直接表音的功能，有的字就比楷体独体字的笔画多了。但是，它具有永远的稳定性，可以保证永远具有系统性、规律性、规范性、标准性、学少知多性，成为“无文盲文字”。再如，拉丁字母文字，其单词的组成是不断趋于繁化的。但是，当繁到人们承受不了时，就逼着人们开始简化语言，压缩单词的音节，使语言向着第三阶段发展，从而带动文字向着方块文字的方向发展。这将在后面详细叙述。
汉字以往几千年的发展，只在字形上取得了改进，而记忆困难和书写困难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今后的发展目标，就应当是完全彻底地甩掉楷体的一切缺点和问题。 两种字体系统的更替，会不会出现新、旧字的文盲呢？肯定会的。今天认识楷体简体字人，有几人能读1958年以前的楷体繁体字的书的？所以，可以推断，当年认识篆体字的人，绝大多数不可能又认识象形字；认识隶体字的人，绝大多数也不可能又认识篆体字。
既然这样，前人是怎么实现新、旧字体转换的呢？为了实现顺利转换，在创建新体的时候，就保持汉字的如下5个特点不变：1。方块形；2。以形表意，意异形异；3。直接表意，间接表音；4。不表语法；5。以字构字的扩字方法。
因为，方块形的文字比线形文字识别率高；语音多载的汉语，决定了汉字就必须是“以形表意，意异形异”的 ；在没有发现拼音原理之前，把汉字建成“直接表意，间接表音”的，是实现字体最简的唯一办法；不表语法，这是由汉语的单词性能决定的。这“5点”是为适应汉语的特性而来的，只要汉语不变，汉字的这些特点就必然存在。这前“四点”不变，就保证了汉字的本质和特性不变。所以，人们把从象形字到宋体的各种字体都叫做“汉字”
因此，两种字体，在转换过程中就可以互当异体字混用，由此就实现了“无缝”转换。
在这种“无缝”转换的过程中，就不会出现新、旧汉字体式的文盲和出现转换的经济成本了。但是转换以后，前后两种体式之间，还是会出现新、旧字体的文盲的。但是，由于及时修改和补充字典，在字典中有新旧两种字体的对照说明，再加上国家历代政府都设立文书档案和管理机构，以保存好历史文书等等，就不会造成汉字文化历史出现断层了。所以，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汉字的变革出现过历史文化断层。
保持前“四点不变”来创建新体汉字，也是今天改进汉字楷体必须遵循的原则。否则，新体汉字就不能取代楷体汉字。
甲骨文字数大约4500个，到东汉许慎编写《说文解字》时，许慎收集的小篆字数是9353个。字数增加了两倍。这期间出现了甲骨文向金文的转变，金文向大篆的转变，大篆向小篆的转变。
从小篆9353个字到宋朝《广韵》26194个字。字数增加了三倍。这期间出现了从小篆到隶体，从隶体到章草，从章草到行书，从行书到楷体，从楷体到宋体的转变。
唐朝以后，楷体系统形成，但是，由字形间接晓音的规律就逐步消弱了，“见字读‘部首’，不必问师友”，的规律逐渐消失了；“偏旁”也不全都保留表意的功能了，“看字识偏旁，不用书帮忙”的规律也没有了。大约在宋朝以后，汉字楷体的系统性、规律性就彻底消失了。
从《广韵》26194个字到《汉语大字典》54678个字。字数增加了2倍。楷体系统的造字规则早就被打破了，楷体早就成了一个没有系统性、没有规律性的符号堆了，成了世界上最难记忆和书写的文字了。早就该“蜕皮”了，却一直没有“蜕皮”。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汉字的发展，是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同步的。宋朝以后，中国的地主阶级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社会发展越来越慢，最后停滞不前。汉字也就基本停滞不前了。1716年成书的《康熙字典》字数是47035个，到1990年成书的《汉语大字典》是54678个。在274年里，汉字只增加了7643个，平均每年才增加28个字。在这期间，由于汉字楷体该“蜕皮”而不“蜕皮”，导致汉语汉字同时都发生了严重退化：入声丢失了；又把zi、 ci 、si 三个尖音声母和韵母iai，及读音为zhei、 mei 、gei、yai 等音型砍去了。出现了大量的违反“意、意联合”构词规则的 纯音节双音词，和“进口”多音节词。与此对应的汉字，同时发生了变质，由表意文字蜕变成纯表音的音节符号。不造新字，大量出现的新事物只用常用的2000个左右的字反复组合多音词来表示之，从而导致以“言简意赅”著称的汉语和汉字文章不复存在了。汉字楷体，既难于让人学会也难于让机器处理，在世界语言文字大竞争中，成为“性、价比”最低的文字。所以，在英语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从明朝以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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