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忆研制导弹始末：有人曾认为搞两弹错误
2009年06月22日　 瞭望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航天为60年后共和国的强盛铸就了一笔无价的财富
　　一大批航天科研工作者为共和国在今天能够站在航天大国的位置，奉献了全部的才华、青春甚至生命。
　　尤其是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众多科学家，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周总理让我搞导弹
　　钱学森(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原七机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回国搞导弹，第一个跟我说这事的是陈赓大将。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国不久，在科学院工作。科学院领导说：“你刚回来先去看看中国的工业吧，中国工业最好的是东北。”我说东北我还没去过，就这样到东北去学习。后来转来转去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安排我跟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见面。
　　陈赓接见了我，还吃了顿晚饭。陈赓问我：“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我说：“为什么不能搞？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陈赓大将说：“好！”事后人家告诉我：陈赓那天上午从北京赶到哈尔滨就是为了晚上接见我，我听了很感动。
　　后来，他也是很积极，有一次叶帅在家请我们吃饭，我爱人也去了，陈赓也在。吃完饭，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们说找总理去，总理就在三座门跳舞。我们跑到那儿，等一场舞下来，总理走过来，叶帅、陈赓他们与总理谈话。后来大概就谈定了，总理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写个意见——怎么组织一个研究机构？后来我写了一个意见，又在西花厅开了一次会，决定搞导弹了。那天开完会，在总理那儿吃了一顿午饭，桌上有蒸鸡蛋，碗放在总理那边，总理还特意盛了一勺给我。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基础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而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
　　我们的科技人员爱国是一贯的，是有光荣传统的。聂老总有句评语说：“中国科学家不笨！”的确如此。我还要说，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得很！而且中国科技人员都是拼命干的，外国人少有像中国人这样拼命干的。
　　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一件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决定也很简单：中央专委哪次哪次会议，决定要你单位办什么什么，限什么时间完成……也不说为什么，这就是命令！中央专委的同志拿去，把领导找来，命令一宣读，那就得照办啊！好多协作都是这样办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千军万马的事，原子弹要爆炸，导弹要发射了，到时候大家不齐心怎么行呢？当然，现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一系列体制改革，什么都用指令是不行的，但可以搞合同嘛！那也是合同说到的就要做到的呀。
　　曾经一段时间有那么一些误解，认为搞“两弹”是个错误，花那么多钱，没有用来发展生产。这还不是个别人的意见。我总是解释说：“不是这样的。首先，我们搞‘两弹’花钱比外国少，因为有党的领导，具体就是周恩来总理和聂帅在领导我们。再就是中国科技人员的优秀品质，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损失最小，花费最少。”
　　当然，也不能说我们没有错误，也不是说一点冤枉钱都没花。中国的工业、科技那样落后，我还算是在国外接触了一点火箭、导弹的，但是一知半解。所以说不是没有犯错误，不能说一点钱没浪费，这是学费。但是总的看要比国外好得多，原因就是上面讲的两个方面。我还说：“你说不该搞，那好；如果不搞，没有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那中国是什么地位？你要搞经济建设也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样的和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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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来汪精卫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二，因为别人强奸了你，所以你就阉割了自己。是jj错了还是强奸犯错了？

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

　　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致友人的信

　　背景

　　伟大的创造来自科学的方法。年轻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A·爱因斯坦、R·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辩证唯物主义――这正是钱学森不断超越他的同行，始终走在科学最前沿的“秘密钥匙”。

　　作为一名技术工程出身的科学家，钱学森始终注意从实践出发，总结、提炼、检验理论设想，是一名善于将工程实际与理论创新融会贯通的科学大师；作为一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钱学森始终以科学的精神对待真理，在长期的科学实践中，锻造严谨、朴实，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品格。

　　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这是钱学森的科学品格，也是他的人格风范。年轻时的他不迷信权威，曾经与老师争论得面红耳赤；当他成为权威时，面对年轻大学生提出的正确意见，他也坦然接受，立即在讲义上作出修改。他经常对人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80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

　　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单位要为他建房他坚决不同意，因为“我不能脱离广大科技人员”；100万港元的巨额奖金支票，他看都未看，全部捐给了西部的治沙事业……晚年的钱学森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虚怀若谷，淡然面对荣誉、地位、金钱。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钱学森，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肺腑之言，一位人民科学家的真诚心声。

　　（曲志红 孙承斌《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人民日报》2001.09.25）

钱老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fficeffice" />

   巩献田

 

     近几年，我读钱学森同志的著作，一直被他提出的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维科学、系统科学和人体科学的论述、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和理论、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原则、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和社会主义建设总体设计部（为领导决策起顾问和咨询性质）的设想，以及大成智慧等的概念和理论所吸引。尤其是他不顾科技界内某些人物的阻拦和一些人的误解，坚持和发扬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更使我感动的，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北京大学现代科学和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教授赵光武同志讲的一件事情。那就是：钱学森同志九十年代初期，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张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四个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强调说：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钱老去世了，举国上下都很悲痛，都在悼念他。钱老不但是一位功勋卓著的人民科学家，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同时，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我参加的一次科学研讨会上，我听到这样的评论：钱老是科技界的毛泽东！

对此，我很赞同。

 

让我们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牢记共产党的宗旨，深刻领会钱老关于坚持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的讲话，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光辉著作，努力实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拨乱反正，为恢复和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保卫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而奋斗！

我认为，这就是对于钱老的最好的纪念。

10月31日晚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官方网站中国航天网邀请原中国航天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刘纪元和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右）进行在线访谈，两人深情回忆与钱老共事、交往的点点滴滴，深切缅怀中国航天奠基人钱学森。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当天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新社发孙自法 摄

中新社北京十月三十一日电 (记者孙自法)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三十一日说，假如当年钱学森没有回到中国，他个人认为就没有今天中国航天这样的业绩，所以，钱学森享有“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的美誉都是名副其实的。

中国航天事业开创者和奠基者钱学森当天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八岁。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官方网站当晚邀请梁思礼和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进行在线访谈，回忆与钱学森共事、交往的点点滴滴，深切缅怀中国航天奠基人钱学森。梁思礼院士在线访谈时作上述表示。

他说，听到钱老去世的消息非常震惊，当即致电钱老夫人、儿子及其全体家人吊唁慰问，对钱老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梁思礼称，钱学森当年冲破重重阻力，冒着生命危险辗转回到祖国，带动了一股留学生回国潮，如果不是发生抗美援朝战争，当时回国留学生还会更多。

刘纪原得知钱学森逝世消息时也很震惊，他说自己本来近期还有几件事情要向钱老报告，钱老也答应了，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来得及报告，钱老就走了，“我很痛心，也非常惋惜”。刘纪原称，钱老对年轻人的设想非常支持、钱老做任何事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都让他印象深刻，而印象最深的、也是钱老留下来的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钱老作为中国人的自信心——“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

梁思礼回忆说，当年他作为《质量与可靠性》杂志主编时，想自己与钱老是很好的老上下级关系，便前往钱老家请钱老为杂志题写名称，但一贯非常谦虚、低调的钱老还是婉拒了这个要求。梁思礼表示，他印象最深的是，钱老不光谦虚，还特别强调发扬技术民主。

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还不是个别人”的人究竟是谁？

如果历史证明当年搞原子弹错了，那这些人的名字今天肯定不会藏着掖着，而会大肆宣扬：看我多么英明。但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当年勒紧裤带搞原子弹无比正确—— 如今中国人一提起“两弹一星”无不为之自豪，一提起当年坚持搞原子弹的人无不满怀感激。这种现实使当年“中央领导层”里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的名字如今成了 “国家机密”。

不过这个“国家机密”恐怕保不住，因为用简单的逻辑推理就能分析判断个八九不离十。

这样的人必定同时符合以下四条：

1．当年已经属于“中央领导层”。

2．现在政治上仍然走红吃香有势力、所以要隐瞒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所以名字要保密。（如果政治上不吃香、需要搞臭，那只消公开其反对搞原子弹的历史就够了，何需为之保密？）

3．当年参与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

4．拿不出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供今天宣扬。（既然主张原子弹下马，当然拿不出主张原子弹上马的言行。）

而当年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名字、言行等等如今当然无需保密，早已公开，众所周知。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先把当年参加了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决策的要员名单列出来，再有主张原子弹上马的人的言行列出来，然后看看当年参与其事又拿不出支持原子弹上马的言行的人有谁，再看看其中谁如今政治上仍然还走红吃香有势力——用“排除法”这么一处理，“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这“国家机密”便成了“公开的机密”——“此时无声胜有声”。

《揭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的十件大事》一文在描述至为关键的历史时刻决策中国原子弹“上马还是下马”的那一段中一共提到了12个要员的名字：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张爱萍、刘西尧、刘杰。

在这12人中，有明确主张继续搞原子弹的言行的有10人：

毛泽东：自始至终一贯主张中国要搞原子弹。

——“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4月25日）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1958年）

——毛泽东亲自批准，最后决定，研制原子弹还是继续进行。（1961年）

周恩来、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坚决主张继续。（1961年）

陈毅：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1961年）

林彪：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1961年）

张爱萍副总长、国家科委副主任刘西尧、核工业部部长刘杰：1961年11月14日向中央送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基本情况和急待解决的问题》的报告。此报告的中心内容是，根据原子能工业目前的建设情况，1962年是关键一年，只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领导、亲自负责，其他各项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点的办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进行核试验是有可能实现的。

参与决策、未见有明确主张原子弹上马言行的有两人：

刘少奇：先把情况摸清楚，再作决定。（1961年）

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核工业部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962年）

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对张爱萍的报告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1961年）

联想到“运十下马”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之类一贯传统，当年主张中国原子弹下马的人是谁不言而喻，再也不成其为“国家机密”——所以说“此时无声胜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