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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尴尬]红灯区和性产业
[中国尴尬]西安的“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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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尴尬]北京红灯区探营
2007年3月，《
财经文摘》记者历时近一个月深入到北京四个相对显著的红灯区调查采访，其间感受丰富，而我们遴选这样几个特定区域进行细致探访的目的，其实无非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只有深入到小姐中间才能更为直观、更为深刻地知道她们的想法与生存环境。其次，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其小姐队伍的现状理应具备更为强烈的时代色彩和代表特征。 黑
社会控制下的小姐团体 角门路这个红灯区的采访其实颇费周折。据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的洋桥一带曾经是小姐的集中地之一，记者首先便去了洋桥。在洋桥车站，记者却并未发现上述朋友提及的“店面一家挨一家，足有几十家”的景况，摩的尽管有，也并未形成“长长的队伍”。从洋桥路口往里走，的确可见大大小小的门面，但基本都已锁门或者改做他用。据一位河南籍摩的司机讲，正对记者的一家修理自行车的店铺，其实在几个月之前还是一个情色发廊，小姐“十来个”，而且整条大街都是小姐出租屋。在“残疾人修车铺”大木牌背后，记者清晰可见各种自行车零件，门口更是停放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和一个正在修理中的三轮车，地上黑乎乎油乎乎一片。往前走，发现一大片一大片的城中村建筑已被推平，一家暂时还未被推倒但早已关停的店面很突兀地立着，而其旁边却都是砖头瓦块，标牌上“泰国按摩足疗一条龙38元”的字样还算显眼。“都搬走了，一拆迁就都搬了，整条街的小姐都分流了”，一位街边卖水果的小贩一边削着菠萝一边操着听不清归属地的方言告诉记者，“没有公安局的事，他们也不管，就是因为城中村改造拆迁，没办法，就走掉了。” 洋桥的城中村面积不小，记者绕着未被彻底拆除的村子走了几个来回，这里密布大量的小铁皮房子或石膏板房子，“有房出租”的告示依旧低低地挂在由大小房子交错构成的胡同口上。房子四周都是破旧的水泥板，坑洼不平的小路上污水横流，一间敞开的小院子里易拉罐、废纸板聚拢成堆，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好奇地看着记者经过。“要往前走好远，去角门路，很多这里的小姐已经搬迁到了那边”，地摊卖菜的小伙子看起来不过二十五六岁。于是，去角门路。摩的司机自称四川人，姓王，今年52岁。车子颠簸了足足20分钟，老王说，到了。当我走进角门路（马家堡西路）对面的又一片面积更大的、低矮的城中村时，不禁有些震惊，其时不过下午五点，天根本没有黑。记者在该城中村首先走了一遭，发现这里至少有20家店面，且每家店面里至少有两名小姐。记者进得其中一个临街的出租屋，里面的小姐正频频地向记者点头示意。房间里逼仄狭窄，屋里陈设粗陋，四面单薄的墙体，墙壁的白灰脱落后露出黑黑红红的砖头，理发的工具一概没有，除了一张可以称之为桌子的东西和两把椅子外，就只有一张长长的木沙发，同样破旧不堪。小姐自称江西人，“我1987年的，今年刚好20岁，不相信可以拿给你身份证来看”，女孩子显示出与其年龄不符的大胆与成熟，嗲嗲地，“哥哥，您这发型我可理不了，我们做个交易呗，保准让您舒服”。记者刚刚进入这个小屋子不出一分钟，她便开始大胆地推销自己，并主动向记者伸手要烟抽。当拿过记者递给她的一根烟后，她更是动作娴熟地点着并边吸边说起来，“我们这边几十家小店，都是一个老板管理。老板现在不在北京，在这里看场子的只是他雇佣的几个马仔。还有，我们不能出去做，这是我们老板的规定，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老板势力很大，所以我们也愿意听他的。”记者面前这位显然年龄太小的女孩子却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职业化特色。“按摩、推油、打飞机、做喽。随便你喽，100块没商量的。”说着就要往记者身上靠，记者以“再看看”为由转身出来，其间逗留不过5分钟。据这位年轻的小姐讲，如果嫖客进入小姐房间超过10分钟，旁边观察的马仔便认定生意已经做成。于是记者没有迟疑，出来，小姐无奈地看着我离开。记者再次前前后后在城中村走了两遍，但仍旧不确定究竟哪个或哪几个就是所谓的马仔，唯一确定的是，这里的老板确实有些后台，小姐隔着玻璃窗沿街卖笑且有恃无恐，这与记者采访到的其他场所的战战兢兢是有区别的。进第二家店面主要是看到这两个看起来既没有
文化又没有姿色的小姐在使劲地敲窗户，并远远地喊 “帅哥，过来玩啊”，记者略做迟疑，走进几步，倒要看看这是怎样的两个大胆女人。屋子同样布置，两个人更为直接，“我们两个可以一起陪你做，200块，一个人100，”一个操东北口音、长相粗鄙的女人进一步解释说，“找小姐又不是搞老婆，漂亮有什么用？”见记者萌生退意，另一个年龄稍长的女人更是几乎贴了过来，并很大胆地将手往记者下边摸，记者本能地退开并拉门出来。“**有病”，东北口音的女人一边摔门一边骂街说。记者分别几次进入该红灯区小姐出租房，大致的感受如下：第一，这里的小姐组织严密，管理严苛，平常很少上街，更很少出去玩，“不做就没钱”。另据一位小姐说，“我们老板在北京的黑道里很有名头”。第二，小姐基本没有多少
文化，长相也并非具备竞争力，且大部分是江西和四川籍农村女子，平均年龄不到25岁。第三，尽管组织严密，但她们可以拿到一半的收入，也即小姐可以拿到100元中的50元。第四，各个小姐都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专业化意识很强且拉客的胆子很大。第五，小姐的生存环境恶劣，而且绝不“外卖”，更不提供“包夜”。 游离状态的暗娼与站街女 三里屯酒吧街甚至将其扩散到亮马桥、长虹桥一带的狭长区域，是北京更为显著的红灯区。3月7日下午三点半，太阳好大。在这样清爽的空气里穿梭，尽管迎面是微寒的春风，却也一样挡不住暖洋洋的舒畅，这在刚刚下完大雪（雨）之后的北京来讲，实在算得上一个阳光和煦的好天气。三里屯雅秀服装
市场内外，随处可见一群群肤色各异的外国朋友，服务员在七八平米面积的空间里熟练地说着中国式英语，“want a shirt, sir?”。出门口，便见一个手持或黑或白袜子的妇女迅速跑向几个年轻的外国小伙子，“one, two, three, four……”，大抵是数过这些数字之后，再说一个钱数就可以成交了。老外们似乎并未有停住的意思，妇女锲而不舍、步步进逼。晚上七点，使馆区的灯光渐次亮了起来，路上行人匆匆，大都往三里屯方向汇集。几个烟贩开始扯灯拉线，准备趁着夜色做点生意。八点钟，记者仍旧未曾与“皮条客”正面接触，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两会召开在即，很多人大代表入住附近的“21世纪酒店（？）”，于是小姐有所收敛。按照之前的采访计划，记者准备前往附近的关东店后街，据称，那里存在数目不少的站街小姐。操着浓重北京腔的出租车司机老刘看起来五十五六岁的样子。他说，现在的确打击比较厉害，原来亮马桥一带是小姐尤其是站街女的重点区域，尤其在晚上九点以后，人数更多更主动。“现在两会期间，冷清多了。再有，也有小姐过年还没回来的。”老刘说。据老刘讲述，三里屯的小姐一般在7点以后尤其是晚上八九点的样子最多，主要是鸡头带领，皮条客拉人，小姐完成最后交易，交易所得按比例分成，一般三百的话，小姐拿一百，鸡头拿一百，皮条客拿一百。“这些鸡头手里起码都有四五个小姐，他包这些小姐的吃住、安全、疾病治疗，都是一水儿的东北人控制。北京人不行，北京人就是吃好、喝好、玩好，做这个不敢。”记者表示疑问，老刘接着说，“这些东北人做这个买卖不是一天两天了，在北京有不少关系，即使出了事情，他也基本能兜得住。”另据记者了解的到情况，三里屯酒吧街的小姐基本是这样完成交易的：一般来讲，在三里屯酒吧街，皮条客会主动上前搭讪，介绍小姐情况，如果嫖客有“嫖”的愿望，他可以迅速拨通一个号码。大约五到十分钟后，便有一个小车开过来，四个门依次打开，至少四五个小姐，随便挑选，如果不合适可以再换一拨，但如果鸡头发现嫖客有意为难的话，情况很可能不妙，这样的斗殴并不鲜见。知情人士透露，鸡头的车子上都有铁棍、斧头、刀子，以备不测，“他们下手也狠。”老刘的出租车开得很快，不过10分钟就到了。老刘带我到的，正是关东店后街菜
市场。尽管天色已经很不算早了，但这里的灯光却显然并不明亮。卖菜的小贩不时地提高嗓音喊上几句，地上的摊位稀稀拉拉，但买菜的周围居民却并不在少数，土豆、白菜、黄瓜、西红柿，比超市的价格大约要便宜不少。路面崎岖不平，加之没有灯光映衬或灯光不够明亮，总感觉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污水顺着脚下的泥土路汨汨流淌，在昏暗的灯光下发出闪动的光芒。“这几个就是”，老刘无所顾忌地指着胡同口且靠近菜
市场的几个女人，一个着粉衣，两个着红衣。“你看一下，不满意再说”，并继续往前走。记者有意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菜
市场背靠一个大马路，但大马路边上有几栋年代稍久的楼房，而其后就是大片低矮的如同大多数城中村建筑的房子，看起来
历史应该不算太短，石头砖墙的土泥灰很厚，墙角显露出被水浸泡后粉状班驳的样子。除了蔬菜之外，这里还有一个理发店，一个菜馆和面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构成了入住这里的大多数。昏暗的光线下，尤其在理发店门口，灯光照射在络绎来往、头发乱蓬蓬、衣着不显整洁的中年男子身上。这里的几条胡同既深且窄，胡同里的地面更为不平，更为黑暗。这里的门口一个挨一个，民工很多。“这边还有两个”，老刘不停地提醒着记者身边哪个是站街小姐，可以上去交流， “你随便挑一个就行，反正是聊天吧。”记者给他钱，让他先走，老刘说可以等我，因为“这一片打车都不好打”，我说不用，他才离开。记者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走过两个女人站脚的地方。两个女人满脸堆笑地过来搭讪，“小哥哥，玩一下吗？”记者表示不解，“怎么个玩法？”“随便你怎么搞喽，你能怎么搞就怎么搞喽！”“多少钱？”“100块。”“去哪里？”“离这里很近，就在胡同里，我宿舍。”记者靠近这位自我推销的女人，这位看起来还算周正的女人应该不少于四十岁，皱纹清晰。记者说，“好，你带我去。”进胡同，真正深一脚浅一脚，不小心碰到路面隆起的小石头，我险些跌倒过去，而这位粉衣服的阿姨级小姐却健步如飞，看起来果真轻车熟路。没走一百米，粉衣服推开一个平房的门口，说，到了。并补充说，“你别担心，这个小院里住的都是我的江西老乡，他们也做这个，互相不打听不干扰的。”这是一个乱糟糟的平房小院，空间小得几乎回不过身来，门口的过道里堆满了蜂窝煤和几个不知道装什么的纸箱子，横七竖八的木头斜挂在两边墙上。“进来吧”，她推开第二道门，进来后却发现里面的房间再次在中间打了隔断，于是进第三道门。粉衣服闪身进来后迅速把门别住，并开始准备脱衣服。记者一惊，表示并不与她做，但钱照样给她，只是和她聊聊天，为写作小说而体验
生活。“那有什么好说的呀”，粉衣服显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破旧的出租屋，但却一定是一个还算温馨的民工住处。简陋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些简单的化妆品，床头摆着的是一个“TCL”标志的电视机，床头的被子被整理得还算干净整洁，屋子中间被一条绳子横穿过来，绳子上挂着或男或女的衣服，显然，这里并非她一个人居住，更像是两口子的住所。做饭的工具也摆放得整齐，屋里也并无发霉的味道，反倒有了一些
生活的气息，记者惊讶得厉害。据记者了解，该小姐为江西吉水人，农村户口，自称38岁，从事小姐行业“有几年了”，“老公在家里种地，孩子在老家上学”，因为没钱就出来做了。粉衣服表示，春节前她在十里河一带做，生意也并不好，一天也就两三个，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三个，基本都是民工。“每次都要戴套子的，不戴可不敢。”当记者问及是否定期体检，她说，“那没有，我们没病的，有病就不做了嘛”。记者与其交流时，门外有人用江西方言嚷嚷（与粉衣服口音一致，于是记者认定是江西方言）。听粉衣服转述，外边已经有人反对她与记者谈这些。“你就不用问了嘛，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就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问外继续响起嚷嚷声并开始砸门，记者不好纠缠，表示可以走了。“没有什么好说的，有什么好说的呢？”她似乎在喃喃自语。门外居然已经有四五个小伙子站着，互相在说着同样口音的话。看表，晚上十点半，步行五分钟，非常庆幸打到一个出租车，于是直奔三里屯。出租车刚刚在酒吧街边上停下，立刻就上来四五个小伙子，其中一个操东北口音、体形显瘦的男子称，“哥们，玩玩吗？“玩什么？”“谁不知道三里屯是红灯区啊，你一个人指定寂寞，我给你找个小妹妹好不好？”“要多少钱？”“400，包夜800”，说罢该男子向远处招手，紧接着迅速跑过来一个着白色羽绒服、同样操东北口音的女子，应该不超过25岁。“400块，这个还不行么？”男子进一步拉皮条，女子毫无羞涩也并不显张狂地看着我，嘴里嚼着口香糖类的东西。记者表示先看看，并没有提前想好这个事情。记者沿着酒吧街往前走，男子一路紧跟不放。街道边上的酒吧里，人已经基本坐满了，音乐声、哄笑声不止。从街面的窗户望进去，几乎每家酒吧都在歌舞表演，小姐的大胆
时尚不由得让人浮想联翩。鸡头三三两两地分布在整条街上，并不停地招徕着生意。 各有阵线的小姐“小团体” 从公主坟地铁站坐车一路向西，过八宝山烈士公墓，过八角游乐园，公交车337路上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大包袱小包袱堆了一地，连立足的地方都很难找到。下午五点，记者赶到知情人提供的另一红灯区——石景山首钢厂厂区附近。因地点不甚明确，所以只能先行探路。首钢集团东门，门面非常宏伟，两侧各有武警把持，高高的门廊之上雕梁画栋的感觉让我想起了天安门附近的建筑群。工人进出有序，周围空旷且并不算嘈杂，远远近近锅炉房的烟囱里正不时地有巨大的白色烟柱腾起，一座座高大的钢铁架子绵延到很远的地方，厂房对面的大马路宽且平，总体感觉，这里是一个稍微远离城市但又与城市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所在。建筑并非连成排，也非高楼大厦林立，天空中尽管如北京市区一样灰蒙蒙，但似乎这里要比在市区更让人有出去踏青的冲动。首钢好大的院落，夕阳西下，白烟腾起，一股大工业的味道扑面而来。经过一番周折，记者进入老古城村，距离首钢不过千米。村庄很大，街道横纵穿梭，记者几次尝试以一种方式将其走遍却始终不可得。胡同套胡同，低矮的平房一间挨一间，人流如织。据了解，这里居住的人群基本为首钢职工，包括临时工（民工）、合同工、长期工。下午六点，记者在该村一横一纵的主干大街两侧连续走了两个来回，粗略估计，这里以按摩房、洗浴中心、足疗房为标识或者任何标识都没有的小姐出租屋至少在30家以上（尽管有标识但已经关停的并没有计算在内），且每家场所容纳的小姐平均在7-8个。 据了解，老古城村非但明确场所的小姐店面一家挨一家，村里胡同深处站街的小姐也不在少数。记者首先进入村子里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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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xiaohuocai 于 2008-7-28 11:47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