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亚洲许多国家采取了西方民主式政体，在几十年后，当人们真正生活在其中时，深刻感受到了自己享受的所谓民主给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什么，在一张夹杂着权钱交易的选票的投出后，换来的是没有集中，没有民主决策，没有民主监督的假民主。移栽来的西方社会运转所依赖的所谓民主制度却在亚洲开出了独裁甚至贪腐之花，是土壤的问题？还是园丁的问题？或许，所有的亚洲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深刻反思，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民主方式。民主的砂锅不打不漏，我们来看看人口最多的亚洲各国，所谓民主制度的乱象。 没有集中的民主集中的体现在了也已瘫痪的泰国所谓民主上，林明达和他信的个人恩怨竟可以让整个泰国中风乃至半身不遂。林明达创立的反他信的民盟，为了反他信竟可以置整个泰国于不顾！恶意串动不满他信的中产阶层，咬定他信不放松，看不出民盟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还是不得政权决不罢休呢？借此时机充分壮大自己，恐怕才是民盟的主要目的，哪管泰国‘洪水滔天’！泰国于是遭遇了国际信誉危机，靠旅游生存的泰国，于是因暴力和交通瘫痪而信誉扫地。一位不能登机的美国游客愤怒地大喊‘泰国怎么了，为什么？这是要干什么？’，这大概是无奈的美式民主的呐喊。沙马换成了颂差，而林明达指挥的民盟却反抗依旧，枪支和爆炸物的出现是个危险的苗头，一旦发生大规模冲突，泰国将面对无法收拾的情况。普密蓬国王的默不作声和效忠于他的军队的军事政变似乎才是最终挽救泰国崩溃危局的救命稻草，难道他们非要等到不可收拾之时再来个不得不收拾不成？他信的老婆和中国台湾的阿扁的老婆一样，有以权谋私行为，如果反对他信或怀疑其家庭谋私，难道不能通过法律手段？为什么要让泰国瘫痪呢，难道要玩儿死亡疗法？如果一个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可以置国家和全民的利益于不顾，那这个阶层就必须得到法律的惩治和道德的教育。实现这一目标的只有集中制度，没有集中的所谓泰国嫁接民主，虽然早在1932年就运行至今，但如今却走到了死路上。如果按照过去以军事政变来结束乱局的话，那泰国的民主怪圈还会怪下去，死亡疗法还将继续。国王普密蓬阁下和效忠他的军队的‘中立’是在爱泰国还是在害泰国呢？难道要靠这种对国家的冷漠来保持自己的全民威信？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印度的所谓民主最复杂问题也最多，尤其里面夹杂着宗教和民主问题。印度教徒占有近80％印度人口，佛教徒4％，***和其它教徒约17％，印度教和***教的冲突由来已久，克什米尔问题也是个暴力导火索，如何平衡和驾驭这种复杂而又棘手的政治局面，考验者历届印度政府如何拿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集中政策来。选举民主，只有甘地和尼赫鲁的遗老遗少才能享受，印度人根本不相信新面孔，而宁愿相信世家之后。那这选举的实际意义还有吗？选举是需要社会成本和金钱成本的，既然能知道结果，过程还有何必要？印度和中国，这两个文明古国的现实对比，最能说明问题，比中国早独立半年的印度，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都没有中国大和快，（中国还在文革中经济停滞了十年），科学技术也没有中国掌握的多，贪污腐败却比中国更严重。除了人口增长速度，哪样高于中国？印度宣称自己是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可人民享受了除选票之外的什么民主了呢，对地方官员贪污腐败已经绝望的老百姓似乎无法跳出这选举民主的怪圈，靠轮替来解决问题结果事与愿违，以毒攻毒，恶性循环中的所谓民主，选举正是它的推动力。人民只能有质疑选举是否公平的权力，而对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却没有立足点。懒洋洋的地方政府和反恐部门，在孟买的‘911’式袭击发生后，是不是会有所改观呢？ 日本的所谓民主制度都让自民党独家享受了，简直是自民党的内部民主，别的党都没有尝过掌权的味道。‘十年九相’的日本，首相轮换的频度世界第一，因此自民党总裁也是一个速度了，因为自民党总裁就是日本首相。如果自民党有着执着的信念和政治方向，如此众多的党员选举出的总裁怎么总是不合格而下野呢？眼前的安倍和福田前首相的黯然隐退，背后是什么原因？议员们也是无一例外地和首相一样，虽然现在没有了‘幕府’称谓，但都出自名门世家，没有几个草根之辈。我们来看看日本战后的历史：日本昭和天皇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独自来到到美国驻日大使馆拜会麦克阿瑟，卫兵质疑身份时，昭和天皇拿出自己的拐杖让其交给麦克阿瑟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双方进行了三十七分钟的交谈，并进行了一共11次交谈。后来解密的档案说明，昭和天皇以同意美国在日本驻军换取了美国为首的盟国不追究其战争责任。大家可能都见过那张有名的照片，日本人人山人海铁桶一般围堵美国谈判代表不让其离去，最后只得用直升机把人拔走。没有进行战争赔偿的日本，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下，依靠勤奋和智慧发展的很快。到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制造已经充斥了欧美和世界，就像现在的中国制造。西方受不了了，1985年，当时的G4国在纽约广场饭店强迫日本签下了《广场协定》，让日元自由升值。日本出口从此停滞不前，进口大量增加，日本经济走上了漫漫熊途。在日本出口停滞、股价暴涨之际，日本东京的房地产盘口泡沫大到大过整个美国的总盘口，日本人已经疯狂地认为自己的股市绝对找不出下跌的理由的时候。美国又抛出了‘股指期货’这颗看不见的核弹，当丹麦政府的背书作为引擎引爆后，日本股灾爆发了，日本经济从此一蹶不振，幸好日本人在学习外国经验技术时讲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科技的带动才保证了日本经济的维持。美国驻军和‘广场协定’这两条锁链，使得日本成了美国拴在中国门口的一条‘狼犬’。 崇尚‘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对美国驻军‘保护’始终耿耿于怀，加之被盖上盖子的经济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转化，使得日本的政坛只能是走马灯地来回换，因为在这种政体下，谁也解决不了刻骨铭心存在的心理和现实问题。日本人是‘吃硬不吃软’的民族，自称是天兆大神的子孙，虽然文化都来自中国，但它们学去的都是刚性文化，而如太极般的中华文化中的柔性它们并不敢兴趣，比如日本学去中国南拳等硬功夫组合出‘剑道、柔道、空手道、剑道’以及长期保持下来的唐宋相扑，都是硬功夫，出手杀招，而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内家功夫，日本人没有学去。美国用军事和经济两条链子把日本拴住，让日本人无法摆脱，只得狐假虎威，这正是日本政局的痛处。日本的选举民主比起其它国家来说逊色的多，近似于自民党独裁，但是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完善的多，所以日本的贪腐现象并不多见，所以日本老百姓对于选举的兴趣并不大，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的机会。日本领导人无论是谁，无论是承不承认侵略历史，必分左右的政治人物和民众都会褒贬不一。因此日本首相的政治表态并不可靠，而是权宜之计，说了也不算，所以中国政府只能‘把日本政府不当回事儿’，而对于经济交往和民间往来，则可以鼓励发展，政冷经热是日本自身的原因。而日本政府硬不起来而又不甘心软则是美国主子管制的原因。日本抛出的舆论战术更是喷墨不停，诋毁和妖魔化朝鲜和其领导人，或许是日本朝野的乐趣。梦想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日本，既不愿意公开的对侵略历史认罪道歉，也苦于无法证明自己的独立立场。长久来看，日本人口最密集，资源奇缺，全世界的石油最多还能用60年，煤炭约100年，土地有限而人口连年激增，届时日本将面临最大危机。‘跟着美国走’的国家发展战略会把日本拖进一条不归路。日本的这种美国锅盖下的所谓民主，只能让日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韩国的民主制度是贯穿在韩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下的民主，类似美式选举民主政体。生存在几个巨人之间的朝鲜民族，危机感是最强的，所以民族主义也是最顽强的。韩国在1997年经济危机时的教训，是铭记在心的。美国及其控制的IMF提出了苛刻到韩国人牙疼的条件，简直就是要买下韩国了。而韩国人主动的向国家捐出自己储备的金银财宝，竟然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保护住了企业和银行挺过了危机。IMF这个狼崽子过后竟然无耻地宣布‘这是最成功的拯救范例’！韩国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结合，应当值得我们敬佩。韩国和中国之间目前也有很多民间舆论争执，而中心就是文化认同，不承认自己的文化学生地位，也是韩国的民族主义抬头的表现。让人看不懂的‘美国牛肉’风波也是折射出了高昂的民族主义滋生带来的负面作用，‘疯牛病’的理由简直滑稽。韩国政府如果想采取‘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那就错了，近邻都是强悍的对手，哪个也打不过。六方会谈折射出的朝鲜半岛核问题利益的较量，耐人寻味，美朝之间的斗智斗勇花样层出不穷。从贪腐无能的李承晚到饱受弹劾、现在又被调查的卢武铉都是韩国民主在交织着民族主义和势力集团较量中的代表，丑闻没有离开过任何一届总统，总统总是站在风口浪尖上工作，简直是‘总捅’，下台后再算总帐，高昂的选举费用和权力的巨大诱惑难免让候选人陷入‘政治献金’和‘权钱交易’的怪圈儿中轮回。敏感而又自大的韩国人，勤劳能干，团结一致，却苦于自己四千万人的而周围都是巨人民族的自卑之中。 中国的宝岛台湾的民主，是选举民主中最彻底的形式，‘一人一票’直选比代议制的美式民主更为彻底。台湾现有141个政党，以蓝绿两党最大。上世纪九十年代，民进党基本就是靠街头暴力的形式发展壮大起来的，当然，也离不开李登辉的默许和背后支持。2000年，民进党靠‘反贪腐，反黑金，爱台湾’的口号以微弱优势击败国民党而获得了权力上台，2004年，阿扁靠‘两颗子弹’游戏又在关键时刻大逆转，以微弱优势获得连任。2000年前，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独裁贪腐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才会上了以‘清廉形象’自称的民进党的当。民进党的贪腐比原来的国民党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阿扁及其家人亲信的‘贪腐组合拳’打得台湾民众简直怒火中烧。现在，台湾立法会131席位中，民进党只剩下27席，已经对国民党够不成任何威胁。‘议会线路’已经是民进党夺权的死路，于是街头暴力开始了，这样的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最能吸引民众的眼球。如果你认为‘一人一票两党轮替’的方式是台湾民主的话，那就再来看看这种所谓民主老百姓都获得了什么。老百姓对哪一件具体的关乎台湾发展的大事获得了民主决策权了呢？没有。老百姓对哪一件类似于‘8年治水800亿’‘二次金改’等重大事项有民主监督权呢？没有。选民的选票赋予候选人的权力竟然是独裁，那这种所谓民主选举还有意义吗？台湾民主的实质则是‘一人一票选独裁’，这种饮鸩止渴、以毒攻毒式靠政党轮替来运转的所谓民主是彻头彻尾的假民主，加之没有集中控制，有类似泰国民主的瘫痪趋向特征。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中国台湾所谓五权分治，阿扁却能践踏的体无完肤。大家对阿扁的被抓寄予台湾特侦组厚望，其实，‘两颗子弹’查不清，阿扁的贪腐能查清？没有可能。最近为了所谓追回瑞士的‘海角7亿’竟然特侦组找陈至中夫妻和吴淑珍签署什么‘转帐’书！‘转’和‘查’虽一字之差，但大相径庭！一个违法，一个合法。在阿扁的攻防战得胜后，它开始进食了！阿扁是律师出身，台湾人普遍知道它想玩儿死台湾法律。在瑞士的7亿对阿扁来说不过是小菜一叠，日本和美国的金库才是阿扁的底线。扁家光在日本的黑金何止百亿！而日本和美国政府都态度暧昧，个中缘由不言自明。如果协助台湾查清了阿扁，那民进党就会遭受重创而流落到不入流，那主张两岸和解的国民党就会把持政权，万一和大陆签署和平协议，那美日的狼子野心就少了个实现的平台，而多了个反治的平台。尤其是日本，两岸都和日本有不共戴天的世仇，联合对日那简直是日本的噩梦。美国乐见两案不好不坏，台湾两党厮杀的现状，因为这样才可以分别用两取中，渔翁得利。而瑞士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银行形象和信誉才查扁家的洗钱，人家远在天边，也没有霸权和私利的图谋，而且瑞士反洗钱组织根本不相信台湾特侦组，直到收押了叶盛茂人家瑞士才同意协助特侦组，但资料只能去抄写了。台湾特侦组已经开始了收尾，它们不敢也没有能力再继续查下去了，如果背后没有真正支持的的话。打通美国和日本的官方渠道协助是特侦组的能力之外的事，几乎没有可能。绿营的疯狂紧逼，野蛮挺扁，使得它们已经瞻前顾后，投鼠忌器了。估计正在研究如何见好就收、瞒天过海，把戏圆满的唱完。特侦组也许在找一个平衡点，既不让台湾民众对扁案的侦查和审理过于失望而归罪与特侦组，又不让绿营因为阿扁贪腐大白于天下而分崩瓦解而天天死缠特侦组。特侦组，无疑在打自己的算盘；阿扁，算盘早就打好了；马英九，打得是糊涂算盘；台湾民众的算盘，没法儿自己打。如果查不清阿扁的贪腐案，那马英九将面对点燃的民愤。经济死气沉沉、每况愈下；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正酣；民进党拼死反扑；老百姓失望透顶则会发难，如此复杂的局面恐怕是马英九所应付不了的，台湾民众不会原谅‘两颗子弹’式的阿扁弊案结局！因为谁也不愿意被同样的方式骗第二次！ 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简称，民，必须是全民，而非部分。民主包括选举民主，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形式。综上各国所谓民主来看，民主绝对不是张选票那么简单就能实现的。西方所谓民主重在选举，而亚洲国家当时引进西方民主时忽略了观察西方制衡权力的经验和土壤，另外，西方民主中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成分也着实太少，但法律体系相对完备，因此亚洲选举民主就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黑金、贪腐、恶斗、瘫痪、动乱等恶果。其实，选举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壳子，目的是择优而仕，达不到其它效果，而切普通大众对于候选人的真正雄才大略是不能参透的，主要听他说的动不动听，合不合自己的意愿，有的选举点甚至是长相和风度，甚至是胡子如何，也有选秀的成分在内，这些出发点都是非专业和不可取的，简直是在赌博。民主必须建立在成熟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体制之上，这二者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内容，它们可以让权力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化，既可以反贪污腐败，也可以体现人民权力。如果没有这个土壤基础，那么让候选人面对无限制的巨大特权，上台后总会因诱惑太大而开始背弃自己的竞选承诺。民主的精神在于让人民直接主事，而不是找个代理人来替人民当家，除非这个代理人能够代表全民并有高度的操守。布什八年给美国带来的变化或许是美式选举民主的一本反面教材，而在幕后垂帘听政的那几位寡头可是斩获颇丰，它们操纵着银行、军火和主流媒体，战争、金融危机、石油炒作是它们赚钱的手段，而美国人民却深受其害，为了轮替而轮替的美式民主却始终逃不出寡头的手心。非洲的众多枪炮民主更是选举民主－这一片面理解民主含义，靠选票而非体制来实现民主的悲哀。 候选人在选举时只会做一件事，就是想尽办法获得选举人的信任，募集选举经费，于是做秀式的夸口许诺和权钱交易在所难免，没有钱是搞不到选票的，而上台后他要干什么怎么干则是他的事，人民阻挡不了，议会也往往于事无补。这就是只重选举民主的弊端，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才是民主的真正诉求。上个领导人让我‘头疼’，那我就选个说会治头疼的；这个又让我‘脚疼’，下次我在选个说会治脚疼的。要治病救人，求人不如求己，完善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机制完全可以做到预防而不用让人民寄希望于代理人。如何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是个世界性的民主课题。让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否决权，需要逐步摸索和探讨。泰国的民主说明，没有集中，国家就有瘫痪的危险；日本和印度的选举民主说明，非全民享受的民主，只是部分人的民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的选举民主则透视出不同利益和政见集团台在民族主义的火炉上在野和在朝的较量和角逐。中国需要逐步加强自己的民主，这几个国家的重选举而轻内涵的所谓民主，值得深入反思，相反，新加坡的成功的民主经验值得借鉴。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中国人实现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最佳途径，只要完善了这样的制度，中国的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大幅减少，加上党的强有力的领导，而人民当家作主就会真正得到人民的认可，中国的制度的优越性就会完美体现。中国，必须走出自己的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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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必须建立在成熟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体制之上，这二者才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内容，它们可以让权力公开公正公平，透明化，既可以反贪污腐败，也可以体现人民权力。如果没有这个土壤基础，那么让候选人面对无限制的巨大特权，上台后总会因诱惑太大而开始背弃自己的竞选承诺。民主的精神在于让人民直接主事，而不是找个代理人来替人民当家，除非这个代理人能够代表全民并有高度的操守。 如何加强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是个世界性的民主课题。让人民有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否决权，需要逐步摸索和探讨。泰国的民主说明，没有集中，国家就有瘫痪的危险；日本和印度的选举民主说明，非全民享受的民主，只是部分人的民主，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韩国的选举民主则透视出不同利益和政见集团台在民族主义的火炉上在野和在朝的较量和角逐。中国需要逐步加强自己的民主，这几个国家的重选举而轻内涵的所谓民主，值得深入反思，相反，新加坡的成功的民主经验值得借鉴。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中国人实现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最佳途径， ================ 终于看到了一篇能引起共鸣的贴。。很认真的拜读了，，

重要的不是水土不服的问题，关键是符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不符合，他会利用各种方式逼你改变！（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有中国这样的抵抗力？）要是符合，哪怕你是封建皇权，他美国照样支持你！据世界民族问题研究组织数据显示，世界上85%的国家内乱背后都有美国人的背景！美国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把他“盟国”的数量再弄多一些！稳固其单极霸权的地位！ 另：美国的中情局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都派有人马，他们的任务就是为美国提供和执行行动方案！ [ 本帖最后由 皖南大侠 于 2008-11-29 10:42 编辑 ]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08311115321995/ 民众的民主素质必须在民主的制度下培养和锻炼，中国的古代皇帝以及朝鲜的金正日就算再统治一万年，既不会给人民民主，也无法培养出有民主素质的国民……

引用:

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 2008-11-21 18:18 南方报网 作者：王利平 http://www.nfdaily.cn/opinion/opinionlist/content/2008-11/21/content_4721054.htm 近代以来，人类追求民主法治，捍卫自由人权，由此汇聚为一股宪政大潮，浩浩荡荡而来，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普世价值得到伸张，制度底线予以确立。历经重重苦难的中国，正扬起普世价值的风帆，从"历史三峡"中缓缓驶出。然而，在普世价值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有人却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公然撰文否认普世价值。为此我作出如下回应，以使普世价值深入人心。 　　一、中国共产党有追求普世价值的历史传统 　　依据相关历史资料，现就1949年以前中国共产党追求普世价值，渴望民主宪政的言论总结如下： 　　（一）主权在民是实现民主宪政的根本 　　1944年2月2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论选举权》，文章指出，公民有否选举权，是评判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的标准，真正的民主国家，人民都享有普选权："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决不是民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文章指出，选举必须是真正的普选制："不仅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选举权，而且人民都要享有同等的被选举权。"文章强调选举不能规定什么资格条件："不仅不应该以资产多寡、地位高下、权力大小为标准，而且也不该以学问优劣、知识多少为标准。唯一的标准就是能不能代表人民的意思和利害，是不是为人民所拥护，因而也就只有让人民自己去选择。如果事先限定一种被选举的资格，甚或由官方提出一定的候选人，那么纵使选举权没有被限制，也不过把选民做投票的工具罢了。" 　　1945年9月2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民主的正轨：毫无保留条件地还政于民》，文章再次强调民主国家主权在民的原则。文章指出："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一个国家是不是实现了民主，执政当局是不是有诚意实现民主，就看他是不是把人民应有的权利，毫不保留地交给人民。" 　　（二）开放党禁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关键 　　针对**的危害，1946年3月30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一 党 专 政，遍地是灾。1944年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说："各方面正在讨论这一宪政问题，我们很同意许多方面的意见，我们认为欲实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先决条件有三个：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及其军队"永远不会忘记革命的任务是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因此，"凡是八路军、新四军所到之区域，只要可能的话，就不能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不实行三民主义的政治，不能不建立抗日各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如果不建立这种抗日民主政权，就不能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他说："有人说：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 党 专 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 党 专 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 党 专 政'。"刘少奇强调，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只要一有可能，当人民的组织已有相当的程度，人民能够选择自己所愿意的人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就毫无保留地还政于民，将政权全部交给人民所选举的政府来管理。" 　　1941年10月28日《解放日报》发表文章《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文章指出，一党专制是民主的死敌，党派只有竞争才能生存："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唯有党治结束之后，全国人才，才能悉力从公，施展其抱负；而各党派人士亦得彼此观摩，相互砥砺，共求进步，发挥政治上最大的效果。有人说，国民党有功民国，不可结束党治，使之削弱。不知国民党今日的弱点，都是在独揽政权之下形成的。当其他党派起来竞争时，国民党只有更加奋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日趋进步。因此结束党治，不会使国民党削弱，只会使它加强起来。" 　　1945年1月28日《新华日报》发表友谷的文章《是不是代用品呢?》，文章指出，一 党 专 政下的所谓国会和舆论是"代用品"："法西斯国家中也有国会，有舆论，但国会和舆论都在法西斯的统治包办之下--是代用品!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是真货，不是代用品。把**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 　　《新华日报》还发表文章，对那些反对民主、维护一党专制的借口进行批驳。针对"国情特殊论"，1944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民主即科学》一文，指出真理不分国界，民主适宜一切国家。文章说："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针对"稳定压倒一切"论，1946年5月17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谁使中国不能安定?》，文章指出：独裁专制者希望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文章指出："中国人民早已知道什么是拨乱反治的办法了，那就是--停止内战!取消特务！废止国民党的一 党 专 政!" 　　（三）解除报禁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多材料，文章指出，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有无言论自由是判断民主还是独裁的重要标准："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文章指出：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这种做法的"终极的结果，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知""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僵化硬化"。文章号召人们不做懦夫，不做奴才，使报纸为民主服务，"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文章指出，新闻从业者戴着重重的枷锁："有消息不能报道，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替这种制度开脱。"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文章指出："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糊涂。看德国，不是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文章又指出报纸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1946年2月18日《新华日报》发表何思敬的文章《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文章指出："文明国之道路就在于使人民的才智有发展之可能和真正的机会。出版是文明的指标，但文明国决不以其政府出版物而自豪，文明国常以民间出版事业之兴盛而自豪，常以其民间出版物的品质之优良、种数与数量之众多而自豪。"文章还指出："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出版法--真正的出版法就是人民自由出版之保障书，其任务在保障民间的出版事业有自由可享，在使民间的出版事业成为自由的事业，成为人民的自由的机关之一，成为文明的母胎。人类有了文字、纸张、书籍、印刷机、照相术、电报、电影以及各种电传技术等文化财产以来，全靠大多数人民能够自由使用，这批文化财产或印刷文明才算得到了最正当的使用，有了正当发展的机会。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近代文明的道路就是要建设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幸福的丰富的持久和平的世界；因此，它需要文明的创造，因此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 　　（四）西方经验是实现民主宪政的参照 　　中国共产党当时认真对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民主经验。1943年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民主主义的利刃--美国的民主传统》，文章指出："不论程度之深浅，美国是始终保有一种传统精神的国家，那传统就是民主。从华盛顿总统直到林肯总统，美国历次的战争，都是为民主而打的；美国目前所参加的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也就是为民主，应当是为民主。这原因一半是美国的立国是由于人民要求民主而来（独立战争）；一半是从这个立国基础，使美国人得到一种体念，就是罗斯福总统对杰斐逊所下的评语："杰斐逊对于人类之所相信者与今日之所相信者同：彼与吾人同信人类有自治之能力；任何帝王暴君独裁者之统治人类，均不若彼等之自治。"这信念是美国两百多年民主政治的结论，不但是教训着美国人民，而且应当是全世界人类的教训。"毛泽东要求"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强调中国人尊重美国人的民主理念，鲜明地提出："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 　　1943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纪念文章《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文章指出："每年这一天，世界上每个善良而诚实的人都会感到喜悦和光荣；自从世界上诞生了这个新的国家之后，民主和科学才在自由的新世界里种下了根基。"1944年7月4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社论指出："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在庆祝美国国庆的今天，我们相信，与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过去的工作一样，与罗斯福、华莱士现在的工作一样，我们的奋斗只能得到一个结果--胜利。" 　　每逢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诞生日，《新华日报》也常发表纪念文章。1945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文章指出：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倡导的《权利法案》，早已"成为整个民主世界的基本观念了。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正势力所侵犯与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十八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识了。可是，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世界上还有根本不承认人民权利的法西斯蒂，还有企图用不正暴力来强使人民屈服的暴君魔鬼，还有想用一切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箝制人民自由、剥夺人民权利的'法规'，'条例'，'体制'；还有想用'民主'的外衣来掩藏法西斯本体的魔术家和骗子，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的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的重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 　　二、胡锦涛和温家宝都对普世价值予以肯定 　　2006年4月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2008年胡锦涛在新年贺词中说："我们衷心希望各国人民自由、平等、和谐、幸福地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共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成果。" 　　2008年5月7日胡锦涛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康夫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 　　2006年9月温家宝在接受五家海外媒体采访时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民主建设特别是直接选举，要根据国情循序渐进。我们坚信，群众通过基层的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体现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 　　2007年2月温家宝在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2008年9月23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会员大会开幕式上，温家宝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独家采访时说："我相信随着经济改革向前推进，我们也需要提升政治改革，既然我们的发展本质上是全面推进的，我们的改革也应当全面推进。我认为您提出的问题的核心是有关中国民主的发展问题。谈到中国民主的发展，我们能够谈我们在三个方面取得的进步。第一，我们需要逐步完善我们的民主选举制度以确保国家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国家权力将会服务于人民。第二，我们需要改善法律系统，遵照法律治理国家，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制度。第三，政府应当接受人民的监督。这就要求我们提高政府事务的透明度。政府接受新闻媒体和其他政党的监督也很必要。" 　　三、"三权分立"乃普世价值已成为人类社会常识 　　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最早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的是英国哲学家洛克，他把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即司法权）和外交权。他认为："对人类的弱点来说，权的诱惑是太大了，在同一人的手里既有立法之权，又有执法之权，就不免使他们不遵守自己所制定的法律。"在洛克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完整的分权学说，他把政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孟德斯鸠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民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决私人犯罪或讼争权，则一切便都完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与制约学说，被称为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定理"。人类社会发展经验证实，唯有司法权、立法权与行政权形成三权分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滥用问题。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道："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方政治制度。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已无路可退，只有顺应世界宪政大潮向前推进。 　　四、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有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为此，经济学家陈志武认为："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我们会发现，过去30年的发展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针对靠模仿而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曾冷静地提出"后发劣势"理论，他指出："正因为后发国家可以轻便地模仿，一下就能快速搞经济，所以，后发国家会缺乏动力改革自己的制度。正由于来得太轻松、能以技术替代制度变革，就没动力在根本性制度上做有利于长久发展的变革，结果牺牲了长久繁荣的机会，后发便利反成了劣势。"严峻的社会现实揭示，正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经济改革的成果正在被不受约束的掌权者们吞噬，造就了中国的特权集团，出现了制度性腐败，具体表现为： 　　（一）政府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二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一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报告涉及中国，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　央　党　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二）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加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并呈现固定化和代际传递趋势。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若系数超过0.4表示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另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95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王春光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指出：对2001年十大阶层的目前收入与过去收入之比较，我国的贫富两个阵营已经成型，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地位和农业劳动者的低收入地位没有因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们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就比其他阶层的家庭收入高，而农业劳动者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也是最低的，这明显地透露出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迹象。在两个已然成型的贫富群体的格局下，贫富的代际传递也有了相应的依托：富者更富，富者的后代承受着富者的遗产和资源，同样贫者的后代也只能继续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体制的缺陷、社会结构的惯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促成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中 央 党 校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据或其中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这进一步固化业已扩大的贫富差距。 　　综上分析，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改革三十年来，现行体制为特权集团（包括某些掌权者）攫取改革成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特权集团（包括某些掌权者）为了不失去已经获得以及将要获得的利益，不仅丧失进一步改革现行体制的动力，而且害怕普世价值的到来，害怕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之上的宪政制度的实现，。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正在开展，我认为改革更需要反思而不仅仅是纪念，评判改革需要以普世价值为标准，重新凝聚改革共识需要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期望普世价值成为全体公民的常识。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 从上面的“**”可以知道既得利益集团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是如何的外厉内荏。

[ 本帖最后由 揸fit人 于 2008-11-30 22:04 编辑 ]

引用:

原帖由 揸fit人 于 2008-11-29 11:19 发表 http://yanghengjunbk.blog.163.com/blog/static/459641932008311115321995/ 民众的民主素质必须在民主的制度下培养和锻炼，中国的古代皇帝以及朝鲜的金正日就算再统治一万年，既不会给人民民主，也无法培养出有民主素质 ...

鹦鹉学舌是无趣的！ 民主是靠实践说话的， 假民主必然在历史里成为遗迹。

西式多党议会民主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东西，那么多发展中国家掉进这个坑一直爬不出来。 中国现在的政体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发展水平，拔苗助长是愚蠢行为。

楼主说的不错，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非常重要，只要这两样能够保证，谁执政都一样

恩。。支持楼主，说的不错。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他亚洲国家民主进程中犯的错误是我们很好的教材。 如果，这里的台湾网友想真了解中国的民主建设的话，可以考虑去读一读〈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理论〉这两部GCD的精神指导书，里面充诉着GCD对民主的追求过程。当然，它们对于好多台湾人来说可能是“邪教书”，但大家都是成年人，相信有自己的思想。就像我，也看过一些法LG的书，但我并不认同里面的观点。

因为推销民主的人别有用心

引用:

原帖由 血色之刃 于 2008-11-29 14:29 发表 因为推销民主的人别有用心

竭力維護既得利益階層的形象就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