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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mars6000 于 2009-9-4 22:51 发表   “自由派”不反省自己的理论为何不为大多数人接受，反倒是今天骂这个脑残，明天骂那个愚昧，是在是自作孽不可活啊

真是太粗鲁，太没品啦，一点都不具备资本主义母国们的“礼仪”呢？骂人也要造出合适的词汇呀，比如我说草自由派他马，这就是一个合理的动宾结构

“八八水灾”看大陆的民主化 发表于 2009-09-02 01:34:34 “八八水灾”看大陆的民主化 台湾是华人社会唯一一个仿照西方建立的民主社会。因此，毫无疑问的成为华人社会的民主试验田，其成败、经验或教训均极具宝贵价值。当然台湾实行民主化，有许多不可比的有利条件，如人口和面积的小规模、教育的发达、经济接近富裕国家发展水平并产生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时启动民主化以及美国压倒性的影响和制衡。特别是美国的制衡，杜绝了军事政变的可能性。因此，台湾民主的外在条件某种程度类似于被盟国占领下的德国和日本。然而，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优越条件，台湾民主化二十年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又是一种什么成果呢？首先，民主并不能选出优秀甚至仅仅是能够屡行其基本职责的领导人。纵观台湾1949年到现在的历史，共有五位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前三位的产生都和民主无关。但却是台湾岂今为止能力最为出众的领袖人物。蒋介石是二战时的大国领袖，其地位和能力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子蒋经国直到目前都名列全台湾民意支持率最高的政治人物。李登辉虽然由于倾向台独在华人社会声名狼藉，但他执政期间居然以小小弹丸之地和实力，掌握了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其能力堪称出众。此外，此人还拥有坚定的信仰（尽管信仰的是台独），长期隐忍，居然可以瞒天过海，取得坚定反台独的蒋经国的信任。特别是在台湾九二一大地震时，他立即就来到灾区，坐镇指挥。尽管当时仍然由于种种不足饱受批评，但与发生在今天的“八八水灾”相比，实在是要好的太多。随后的两位领导人都是纯粹民选产生的。然而，陈水扁时代不仅有来路不正的“两颗子弹”，还有惊人的贪腐案。如果两颗子弹与其政权的合法性有关、贪腐和个人操受有关的话，在其任内经济全面恶化恐怕是要和他的执政能力脱不了干系。2008年， 台湾进入马英九时代，仅仅一年，其执政无能就以“八八水灾”达到了顶峰。应该说，这十年，执政者能力缺乏是台湾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要知道在当今全球化高度竞争的时代，一个国家或地区停滞的话，其后果是极其严重。小布什总统不过八年，就把一个全盛期的美国带入空前的危机之中。但是如果一个制度总是无法产生优秀的领导的人话，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合法性何在？其实民主制度和其他制度模式虽然权力产生的方式不同，但权力产生后的运作和追求的目标却是大致相同。都是获胜的党垄断权力，党政合一，以党领政，都要继续掌控权力，都要追求政绩，都要解决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也成为衡量一个制度最终优劣的标准。至少从台湾的实践来看，民主方式产生的权力其运作是不成功的。这不仅仅表现在台湾竞争力的全面下降和在亚洲经济地位的迅速衰落，更在于领导人连最起码的职责如救灾都无法胜任。其次，民主并没有带来社会和谐、宽容与稳定。相反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在台湾民主化之前，台湾并没有族群对立，更不存在影响两岸和平、东亚甚至全球稳定的台独思潮。然而，台湾民主化后，政党利益成为最高考量，为了胜选无所不用其极。都说民主必将带来和平，我们不妨看看屡屡在两岸关系上主动挑衅的究竟是谁？屡屡把两岸至于战争边缘的究竟是谁？这对所谓民主社会下政党必然以民意为指归的理论成为台湾莫大的讽刺。这次台湾五十年一遇、空前规模的“八八水灾”，朝野双方不是共体时艰，共度难关，反而成为政党恶斗的最佳良机。民进党一边兴灾乐祸、落井下石，另一边自己却住五星宾馆、扣发救灾款、甚至殴打抗议的百姓。最令人难以认同的是，居然在这个时候邀请达赖，把矛头指向对台湾救灾最为积极的大陆，试图冲撞两岸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如果这样的灾害都不能让政党团结一致，请问台湾政党恶斗还有终止的一天吗？当然从大陆的角度讲，台湾政党恶斗并不是坏事。如果没有政党恶斗，国共两党未必能够相逢一笑泯恩仇，大陆的影响未必能够顺利进入台湾。要知道两蒋时代，可是一个团结的台湾对抗一个团结的大陆。最重要的是，两党恶斗导致双方实力对比迅速发生质的变化，从整体上有利于大陆对台湾的统一。从以上几点，也可以得出民主并不能产生一个廉洁和高效的执政团队。民主化后，国民党的黑金政治在民主先生李登辉时代达到高峰。国民党虽然在野八年，但仍然处理不了党产的问题。民进党则更令人瞠目，打着“民主和清廉”旗号上台的民进党，仅仅几年之后就开始全面腐化。最令台湾震惊的还是陈水扁的贪腐案。这不仅是台湾历史上首次最高领导人全面涉贪，他的亲信、家庭全部卷入，也不仅仅是由于数额之巨大，用其妻陈淑珍的话就是选举时金钱潮水般涌入官邸，愁的是如何把钱弄出去，更令人无法容忍的是真相并不是被民主的监督机制----如反对党、新闻自由、法制----所 发现，而是被瑞士银行的一份传真才得以曝光。何以政治竞争、新闻自由、法制等的监督机制完全失灵？这个疑问想必不仅仅萦绕在台湾人民心中，挥之不去。不过陈水扁的腐败是民主制度的共性。所谓共性，即他们不是因为腐败了才贪钱，而是因为选举需要钱才去贪。最后也演变成因为腐败才去贪的超越制度的共性模式。其实台湾民主化二十年，其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制度未必能够把发展经济、未必能够遏制腐败、未必能够实现和谐、宽容的社会、未必能够带来和平、未必就会把民众疾苦和需要放到首位。台湾的经验和教训最大的受益者是大陆。当然大陆的情况要远远比台湾复杂。比如，人口和疆域的规模巨大、分离主义对多民族国家的挑战、人均尚达不到世界中等水平、大学入学率仅为50%，尤其重要的是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因此，如果大陆非要实行民主化的话，而且在民主化后侥幸没有象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解体的话，大陆能否避免台湾民主化的问题实在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去年汶川地震，全国上下一心一力救灾，灾后重建更是沿海发达城市以结对子的方式一比一全力投入。如果大陆是今日之台湾，有人不知如何救灾，有人借机搞政治投机，背后下手。请问这将是一幅什么不可想象的毁灭性场面？再比如，各个政党要参加竞选，然而庞大的资金何来？只有企业、财团才有能力提供。政治力量不仅要臣服于资本，还要为资本服务。而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治和资本的公然结合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不言而喻。大陆也将会有自己的陈水扁。还有，在民主化后兴起的民粹主义主导下，必然会通过民主方式要求武力统一台湾。现在台湾有人说，台湾是民主社会，因此当面对不是民主社会的大陆武力打击的时候，西方不会坐视不管。那么，当大陆以民主的方式要对台湾动武的时候，西方是不是会袖手旁观？（这个观点我在台湾访问时就表达过：不要以为大陆民主化后两岸会有和平，很有可能是迅速到来的统一战争）。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国民党，不惜引入外力达赖。而民主化后的一个政党为了博得民意支持，怎么可能会白白放弃掉赢得民意的机会呢？同样的，当选举需要的时候，各政党肯定会象现在的民进党一样选择外力介入。其实从中华民国时期，这种现象就已普遍存在。国民政府接受苏联援助，东北军阀则接受日本的支持，英美则成为占据长江一带吴佩孚力量的后盾，而牺牲的自然是国家利益。可以说台湾式的政党恶斗自然对中国本身不利，但对西方却不是坏事。第三世界无数的经验和教训已经一再证明了，在西方土壤里成长出来的民主制度是有其特定适用范围的。这一点，西方自已也有同样的教训。上世纪六十年代，法国迫于压力，进行全面的非殖民化。当时过于理想化的法国要求其统治下的二十几个非洲国家实行民主化，结果却导致二十个国家发生内战、混乱和全面冲突，以致直接影响到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立即改弦更张，要求它们走符合自己国情的道路。而且纵观人类历史，要想独步天下，必须有自己的制度模式。英国可以成为日不落帝国，是它首创的君主立宪。美国独立后，面对当时最为先进的君主立宪制度，却认为不符合美国国情，而自创了共和体制。最终成为世界超级强国。无独有偶，当中国全面领先世界的时候，也是缘于自已独创的制度体系。而且一个世纪的经验和教训也告诉中国人，无论是效仿美国还是苏联，中国都失败了，唯独开创属于自己的改革开放道路时，才取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伴随崛起中国的，必然是一种全新但又立足于中国的文化、政治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制度模式。这也将成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新贡献。

大清说孙中山们是逆贼，对某些人应该很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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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中华炮王 于 2009-9-4 22:53 发表   你用大清的愚民手法，用得如此理直气壮，难得。

还是用大清和慈禧这种简单攻击方式，我都打到厌倦啦

自从人类社会诞生以来，黑社会就以各种名目存在。可以说是超越制度、超越文化、超越人种的普世现象，到今天也依然生机盎然。不过说黑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只起反作用，却未必公平。上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在德国达到颠峰时刻，其势力也象野火一样随着移民进入美国。他们成立了德美协会，迅速遍及美国，最高峰时达到十万人，而且制造针对犹太人的暴力事件。而当他们被压制的时候，就指责美国政府“镇压民主游行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利用黑社会对付纳粹就成为美国政府的主要手段。1935年，纽约州法官帕尔曼找到了黑帮大佬兰斯基，希望他“做点事情遏制纳粹的威胁”。而且承诺：“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给钱，给法律政策，只要你需要。”----这样赤裸的语言很难想象出自一个民主国家的法官口中。不过，这位法官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不要搞出人命”。这位黑帮老大虽然一口答应下来，但却拒绝了政府的秘密资金，理由是：“我有的是钱”。兰斯基果然不辱使命，迅速用暴力将纳粹蔓延的势头打下去了。纽约市市长在一次众议员午餐会上，喜不自胜地说：“我希望在即将到来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听到哪些疯狂的纳粹党人发出更加恐怖的尖叫声”。为了他这句话，德国驻美国大使以“污辱元首”的名义向他提出强烈抗议。

回顾这个历史，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民主制度不但遏制不了黑社会，而且还经常出于政治目的与黑社会合作。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黑社会就已经强大到给政府办事而根本不需要政府出资的程度。

如果再看看中国的黑社会历史，最为引人注目的自然是中华民国时期的青红帮，其主要人物杜月笙更是风雷贯耳。连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都曾是其中一员。其实中国历来就有形成黑社会的土壤。中华民国早期，河南竟有８０％的平民是土匪，那种黑社会，早已超过地方政权的势力。不过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９年３０年之内，黑社会在中国奇迹般的消失。这当然和当时控制严格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有关。不过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黑社会死灰复燃。已成为威胁社会安定、国家发展的最主要的挑战之一。

虽然东西方都有黑社会，但不同的是，中国的制度模式却可以有效的、对之进行毫不妥协的打击。而在西方，大多是相互妥协，力图相安无事。今年主政重庆的薄熙来以霹雳手打击黑社会，对相当一段时间存在并壮大起来的黑社会几乎铲绝以尽。而且黑社会背后的保护伞也被绳之以法，顿时引起一片社会叫好之声。不过，如果对照西方或者实行西方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则只能对薄熙来望尘莫及。不妨以中国的台湾为例。台湾在两蒋时代，黑社会虽然存在，甚至有时还不得不和政府合作（如刺杀华裔作家江南），但却绝不敢挑战政府权威，也不会处于失控或自立的状态。但在开启民主化后，黑社会迅速壮大，更为严重的是，可以控制甚至自立一方，令政府无可奈何。最典型的要数台中市。台中是台湾经济最为繁华的县市之一。然而，由于色情业、赌博等行业的猖獗，治安却最为混乱。出身台中市的胡志强在国民党丢掉政权权，返乡竞选市长成功，曾一度声称不惜动摇国本也要打击黑社会，结果却刹羽而归，最后只能互作妥协，以求相安（2008年应邀赴台湾观察大选，在台中市发现市政府被防暴器材团团围住。当时十分不解：又不是选市长，台中市何必如此紧张？）。如果说台湾是一个新兴的民主社会，而老牌民主国家法国则也不例外。马赛是法国第二大城市，而且还和上海是友好城市，足见其地位。然而，马赛却是整个法国治安最为混乱的城市，警方、市政当局无计可施。其运行的地铁由于无法保证安全，只能晚八点就停开。至于另一个亚洲的民主样版日本，居然黑社会在法律上都是合法的----这恐怕是民主社会中继绝情业、赌博业合法外，最大的突破，当然还有荷兰的吸毒合法化也算是创举，要知道色情业、赌博业、吸毒都是黑社会主要的谋生手段，现在就只剩下贩卖军火还没有在民主社会合法化。黑社会都随身携带名片，公开程度至此令人叹为观止。臭名昭著的山口组，竟然拥有39000多名成员，占日本帮会成员总数的近一半。

行文至此，不由要问何以薄熙来做的到，号称拥有最先进价值观的西方就做不到？原因恰恰就在于民主制度本身。一是民主制度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就需要钱。这就为黑社会提供了介入甚至直接参与政治的契机，也是其走向合法化的重要制度性原因。（在中国，黑社会那自然也会与不法官员勾结，但在现行制度下却永远没有合法化的可能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虽成千古迷案，但一直有猜测他违逆胜选前与黑社会的承诺有关。二是由于政党轮替，导致任何一个政府的根基都无法与黑社会抗衡。象台中市，黑社会都是长年在台中深耕，其影响是持久而广泛。而选举上来的市长最多两届，随后就是大换班，政党轮换，无法形成一个衡久的力量。

其实，民主战胜不了的不仅仅是黑社会，还有资本。除非资本自己疯狂毁灭，否则谁也无可奈何。破产的安然（布什总统最大金主之一）如此，诈骗五百多亿美元的马多夫也如此（他在狱中一再声称为自己如此长期不被发现而倍感不可思议）。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两房”也是如此。更为出奇的是，出了这么多事，没有一名官员为此负责，被追究责任。倒是格林斯潘在国会听证时做了如下的辩解：虽然2005年就知道次贷的问题，可是如果采取措施，让穷人没有房子住，银行倒闭，国会会批准吗？真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试想，连美联储主席（相当于中央银行行长）这样的高官发现问题后都无可奈何，更何况各级政府和官员呢？

2007年随着次贷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出现，加速了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模式却异军突起。至少，中国的民本主义，胜过西方的民主主义。台湾水灾不过是最新的一例罢了（前有美国的飓风，法国的高温）。中国出现三鹿问题，多少高官被撤职。资本的强大在最高政治力量面前却几乎一触即溃（三鹿也想要收买媒体和官员，但却无济于事）。而马多夫、两房则维持到最后一刻，真是鲜明对比。现在薄熙来的打黑除恶务尽，与西方对黑社会无可奈何更是云泥之别。当然也有人为民主这样辩护：民主打黑是弱项，但在保护善却是强项。只是打不了黑，怎么保护善？

这就是为什么，“薄熙来可以扫黑 西方何以不能？！”

附网友留言：

总的来说，在意大利黑手党、日本山口组面前，中国的黑社会还是菜鸟，正如宋先生所说，是制度使然，当然，菜鸟也要铲除干净才好。但在民主社会，黑社会就是一种常态了，人数多得很。比如美国。据统计，美国2004年的黑帮数量有2.5万个左右，成员更是超过了75万人，相比之下，2002年的数字为73.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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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中华炮王 于 2009-9-4 22:54 发表 大清说孙中山们是逆贼，对某些人应该很有借鉴价值。

原来你是来讲历史故事的，早说嘛

2009年，是改变中国命运下行通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就在举国期盼中，7月5日，发生了两起并不相干的重大事件。一是新疆空前规模的、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七五骚乱”。二是中国以刺探国家机密罪将力拓公司驻上海的四名高管拘捕。这本是一件普通的商业案件，却意外的演变成中澳两国的全面冲突，澳大利亚更是把这两件不相干的事情捆在一起向中国叫板。至此，两国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实力和中国根本不在一个层面，然而，澳大利亚却表现出与其实力不相称的强硬。原因自然在于它是西方一员。有英联邦和同文同源的美国做后盾。中澳冲突，其实质仍然是东西方冲突。面对这两起事件，中国的自由派人士要么保持沉默，要么站在西方和澳大利亚一边。这场冲突和自由派人士的反应，典型的反映了自由主义何以在中国式微。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性，自由主义在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和同样的命运。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滥觞起源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的中共创始人陈独秀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提出民主与科学，掀起了文化运动的狂飙。这一时期中国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们也纷纷在该刊物上发表文章，如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等。这些撰稿人普遍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然而，这股自由主义思潮不仅迅速在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后发生转向，而且残存的自由主义者也日益改变立场，最终成为一种微不足道的政治思潮。这被后来史学家称为“救亡压倒启蒙”。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打开国门，自由主义一度复兴，然而很快再次边缘化。纵观中国历史上两次自由主义的衰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正是西方对中国的掠夺、压迫、打压和遏制，对中国核心利益的赤祼祼的干涉和侵害，导致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丧失了市场，对自由主义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毁灭性作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同为战胜国一员的中国举国欢庆，放假三天。中国举国欢庆的原因还在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世界公理”，整个中国陷入了“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不少中国人跑到美国大使馆前面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校长蔡元培甚至强令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凡不参与者均“记旷课”。此时，自由主义思潮达到了顶峰。然而，巴黎和会击碎了国人的公理梦。也导致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迅速失去了其光环。相反来自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却一跃成为“五四”后的主导政治思潮。就是信仰基督教、在西方成长、主张照搬美国共和制度的孙中山，也走向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道路。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如胡适以及孙伏园为代表的《新潮》成员，继续宣传西方的观点和思潮。然而，西方对中国自由派的打击以漫天大血的形式接踵而至。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示威和英国无关，是抗议日本杀害**工人），当场打死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两名来自上海大学和同济大学）。学生的惨死，震动中国知识界。学者舒衡哲写道：“自从哲学家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杀害以后，自从秋瑾在1907年因暗杀未遂而献身以来，这次的学生被害，第一次没能当作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整个阶层的不幸，全部知识分子的不幸”。值的一提的是，国共两党都参与了“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对中国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启蒙运动的打击是致命的。被后人称为不可磨来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创办的报道事件的《公理日报》被勒令停刊，他从此也不再自称“学者”，而是和百姓一样的知识“分子”而已。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走向“革命文学”。著名和教育家叶圣陶声明：“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而仍然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辩护，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的中国人（现在的自由派也有这种论调，实在没有进步）。遭到普天盖地的骂声。

然而，自由主义的悲惨命运还没有终结，不到一年之后的“三一八惨案”彻底埋葬了自由主义。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国民军与奉军作战期间，两艘日本军舰护卫奉系军舰进入大沽口，并炮击国民军，守军死伤十余名。国民军开炮自卫还击，将日本军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认为国民军破坏了《辛丑条约》，与英、美、法、意、荷、比、西等7国公使，于16日以公使团名义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拆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的要求，并限令48小时内答复，否则以武力解决。同时各国派军舰云集大沽口，用武力威胁北洋政府。由于最后通牒超过了“《辛丑条约》”，引发举国抗议。3月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市党部，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市委，北京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于80多所学校共约5000多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的历史背景。从此，自由主义走进历史。救亡也彻底压倒启蒙。而毁掉中国自由主义的正是西方。（西方在中国之不得人心，有一件小事可见一斑。解放军在渡江前夕，与英国军舰发生冲突。谁也想不到的是，对岸的国民党居然也自发加入炮击英国军舰的行列。别忘了，英舰实质上要阻碍解放军过江的！在这种民心、民气之下，自由主义怎么可能还有存在的土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自由主义再度兴起。原因一是中国和西方结成冷战盟友，西方国家对中国普遍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积极支持。1978年谷牧副总理带队出访西欧五国。访法之后，代表团还没有回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到了北京，张口就提出25亿美元的贷款。在德国更为夸张。北威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急不可待的声称：“贷款五十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美元，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而此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不过一亿美元。美国更是在军事上、最惠国待遇上一路绿灯，全面合作。这为自由派在中国的兴起创造了外部环境。不亚于当年的威尔逊宣扬的公理效应。二是打开国门后，中国的落后一览无遗，一个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也随之兴起。然而，不过十年，自由主义的黄金时期就告终结，并再次式微。而原因，竟然是“历史惊人的相似”。冷战结束后，西方立即把中国视为主要的敌人和威胁，全面挑衅、打压和遏制。法国、荷兰、美国都向台湾出售武器，特别是美国不惜违反中美双方签订的逐步减少售台武器的公报。而且西方也开始支持流亡海外的达赖势力。西方领导人公开会见达赖也就是在这个时期。至于后来美国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中美撞机事件，都是赤裸裸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以西方为榜样的自由主义自然丧失了道义上的话语权。当然，中国模式取得巨大成功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21世纪初期，东西方关系稳定，自由主义有所复苏，但自2008年起，围绕西藏骚乱、奥运会、新疆骚乱，东西方再次发生冲突。而自由派人士表现仍然远逊于其前辈。他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干脆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如同当年、但属于极端的俞平伯一样，为西方辩护。这种自杀式的行为，也彻底毁掉了自由派人士最后一点残存的合法性。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没落，实在无法怨天尤人。谁让他们的源头和榜样西方只顾国家利益至上，根本不管由此造成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艰难和尴尬困境？谁让自由主义历经百年不进反退，执迷不悟，选择自戕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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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中华炮王 于 2009-9-4 22:57 发表   中国民谣：   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 安

公安关台海什么事？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是西方两大主流政治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更是流派众多，蔚为大观。西方近代自由主义一般以十七世纪英国的洛克做为源头，并被遵为近代自由主义的始祖。近代自由主义发韧于英国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随后经历内战、共和、护国制和复辟几次反复，最终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宣告结束。洛克的一生完整的经历了这个时期。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既是这个时代的反映，也是这个时代的需要。做为刚刚崛起于人类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来说，其首要任务是打破封建专制制度，实现人身自由，同时保护财产不可剥夺。正如他提出的：“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是保护财产”。随着资产阶级占稳脚跟进入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也应运而生。他在《国富论》中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自身，反对政府干预。因此实行“放任主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自由主义政策。后来西方自由主义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和调整。到了十九世纪，形成了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和保守自由主义（NEO 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实行国家干预、建立福利制国家。英国的《养老金法》、《失业保险法》、《工时和工资的立法》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产生的。在美国就是凯恩思主义指导下的罗斯福新政。新自由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市场经济的失灵和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从而证明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从以上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做为一种政治理论是适应时代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自由主义主张民主，但在洛克的时代，民主权力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与平民无关。在他的时代，全英国700万人仅有25万人享有投票权。

中国的自由主义产生于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这个时期其他思潮包括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涌入中国。然而在那个时代，中国最大的时代任务是救亡图存，结束混乱和实现国家统一。谁能够回应这个历史任务，谁就能主导中国的历史舞台。（这也是为什么洛克的前辈、也被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霍布斯由于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社会动荡不安，因此强烈主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张">张ERSONNAME>君主制以确保秩序）。最终较量的结果以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胜出而告终。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自由主义在上世纪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刻一败涂地的历史性原因。当然正如著名学者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郑永年">郑永年ERSONNAME>先生所讲的，共产主义胜利的原因还在于其本土化的成功。

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失败，除了无法回应历史需要，还在于中国传统如儒教、实用主义的强大影响。这一点集中的体现在中国自由主义先驱胡适的身上。一生倡导自由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孔孟礼教的胡适在行动上却南辕北辙。1917年留美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头号新派人物胡适，当年冬天就遵母命回家乡与从未谋面的小脚女子江冬秀完婚。以实际行动对自己倡导的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说不。他的婚姻也成为“民国七大怪之一”。1934年，蒋介石为了剿共，将原属安徽的婺源县（程朱理学代表朱熹的家乡）划归江西。同为安徽人的胡适面对一国之内的行政区域划分却做出了极端的反应。他愤懑的说：“徽州人岂肯把朱夫子出生地划归江西”。而且一向主张不谈主义的胡适，竟然把此举称为“帝国主义”行径。1946年11月，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安徽代表集会于胡适处，将请愿书交由胡适修改并递交当时的内政部长张厉生。而张厉生派员去调查时，婺源各界游行，甚至高唱“起来，不愿做江西的人们”。最终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而这与胡适的作用密不可分。很难想象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面对一国之内的行政划分竟然做出如此之举。（不过颇为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胡适曾联合学者陶希圣上书蒋介石，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以换取日本从中国撤兵。然而蒋介石认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不仅没有“信义”，而且贪欲无尽，得寸进尺。以为承认“满洲国”，放弃东三省就可以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止步，换来中日间的长久和平，实在是一个天真而幼稚的幻想。作为学者的陶希圣、胡适之糊涂令人难以置信，幸好蒋介石倒是比较清醒。）胡适在大陆最后一件影响颇大的言行不一是在内战末期与傅作义的关系。1948年12月，已经感觉走投无路的傅作义面临是战是和，日夜思考，难以决断。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 ”。而胡适自己并没有坚持待变，几天后坐上南京教育部派来接华北名流的专机飞到南京去了。傅作义对胡适很失望，命令守城门的岗哨不放胡适出城。胡适说自己是送陈寅恪去南京，才得以逃脱。如果一个人总是以自己的行动反对自己的理论和信仰，他的理论能走多远、这种理论的命运也就人人皆知了。

自由主义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其本土化的失败。我们从胡适的主张就可见一斑。比如，他主张全盘西化，主张废除汉字而用拼音符号来做中国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象鬼的不长进民族”等等。如此极端的观点不仅无法在中国生存，自然也引发强烈的反对。在台湾中西文化论战中，徐复观曾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写道：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东方人宣布出来，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胡">胡ERSONNAME>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胡适“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炙，来维持早已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可谓一语中的。

自由主义在大陆的复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并达到了其少有的黄金时代。这自然也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中国迫切需要打迫过去僵化的经济、政治治理模式。特别是当国门打开后发现了与世界的巨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然而历史是无情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最为动荡、混乱的时期就是被称为自由主义黄金十年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吸取经验、更符合国情和特色的渐进式模式的优越性日益显著，不仅远远胜过同时起步的转轨国家，更胜过许多第三世界采取了西方模式的民主国家，甚至到今天已经崛起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古老中国奇迹般的新生，也成为人类历史一个文明衰落后再崛起之唯一特例。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著名的作家、前文化部部长王蒙得出结论说：中国知识精英已经完全放弃西化的认同。

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正如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郑永年">郑永年ERSONNAME>先生在《自由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在中国的前途》一文中所指出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自由主义怎么了？从一个层次来看，中国的自由主义还活着。在行动方面，一些自认为是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还不时地会有些动作；在理论话语方面，自由知识分子还不时地向中国的现存制度及 其官方的制度论述提出质疑或者挑战，张扬宪政、民主与人权。至少，这是中国自由主义给外界的印象。但是从中国的现实及其自由主义的回应来说，中国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死了。除了一些毫无结果的挑战官方的行动之外，自由主义的诸多论述与中国社会的现实越走越远，也越来越不相关。”而“政治自由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西方教科书的水平，西方话语如‘三权分立’和‘多党制’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核心关键词。不仅现存体制拒绝这些话语，社会也已经不再对此感到多大的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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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中华炮王 于 2009-9-4 22:57 发表   中国民谣：   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 安

哪里的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