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治安战》的内容非常丰富，虽然经常看到该书被引用，早就知道其材料丰富，但仍然有出乎意料之感，是绝对值得一看的。
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华北共军是怎样和倭寇浴血奋战，华北军民付出了怎样巨大的牺牲。
我们经常说游击战争，可是什么叫游击战争？什么叫人民游击战争？我们的概念却很模糊。
事实上，一贯以来的宣传都是说得很模糊，大多数人并不是很清楚这场战争的实质。
可是在《华北治安战》里，倭寇详细地描述了人民游击战争的组织架构，指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全民性质，仅民众自卫队即达人口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妇女队、儿童团、老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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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民游击战争并不象我们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只是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战术，正如日军指出的，它首先是组织人民武装人民，至于战术什么的倒在其次。
事实上，这些战术离开了人民的基础是根本无法执行的，地道的挖掘需要全民的动员，地雷同样主要由民兵埋放并负责。麻雀战，打冷枪杀伤敌人，等敌人追击时，经过几个村庄，却发现共军越追越少，最后不见了，这同样需要人民的支持和掩护。
因此战术是次要的，只有深刻理解游击战争的人民性质，才能真正理解敌后战场。
这一点不禁让人想起古龙的名言：最了解你的人，不是你自己，而是你的敌人。
倭寇对抗日人民游击战争的切身之痛，比我们自己要深刻的多。
这本书里还可以看到国军的通敌投降的很多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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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以看到倭寇和国军夹击共军的史实，比如在决定河北命运的1939年，当共军和国军石友三（高树勋）部决战时（石友三是亲日军阀，当时已经和倭寇秘密勾结，后来更公开投降，结果被部下高树勋诱捕活埋），倭寇出兵协助石友三部作战，当冀中共军吕正操部南下追击石友三部时，倭寇将吕部击溃。比如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倭寇的大量勾结，共同剿共的事实。比如山东国军荣子恒等部大量投降日军（山东伪军高达20万）。
某种意义上，华北抗战的领导权，是部分国军将领的卖国投降的行径拱手让给共军的。山东共军即使在最后也不到二十万人。
此外这本书还提到了倭寇和共军之间的经济作战，对帮会的利用等等很多问题，应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却很容易被我们忽视。
日方的这本书关于百团大战的评论也是非常珍贵的。按照大陆官方的宣传，百团大战简直就是完美得不行。可是令人奇怪的是，百团大战同时又是彭德怀的一条罪状。
既然是这么一场完美的战役，彭德怀何罪之有呢？
看完日方对百团大战的评论，我们才能对百团大战有更完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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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北治安战》里我们可以看到——
从军事角度说，正如倭寇指出的，百团大战是共军高估自身实力，而过早发动的一场大战，战斗中，共军将三年缴获积累的物资器材消耗殆尽，以至于难以为继。在战斗中，也暴露了习惯于游击战争的共军，不适应正规战，军官士兵都缺乏必要的素质，以至于倭寇后来缴获的共军文件里总结的百团大战的经验教训，居然大部分是基本的军事常识。
从军事角度来说，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确实是错误的，不合时宜的。在当时的中国，就算是国军，其装备弹药都大量依赖于外援，更何况被倭寇和国民党双重封锁的共军。
共军如果不能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弹药来弥补战斗带来的损耗，那么这场战斗就是不应该打的，这样打，只会使得军队越打越弱，最终被消灭，而使得民族抗战的事业一起葬送掉。
以当时共军的实力，发动百团大战这样的战斗，虽然取得了一般意义上的军事胜利，可是所缴获的武器弹药不足以弥补共军的损耗，这对于共军的实际情况来说，就是一场严重的军事失败。
因为共军很难从别的方面得到补充，如果不能从敌人手里缴获补充，那就是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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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所谓胜利，是难以为继的，是皮洛士（古希腊国王，远征意大利，因为无法从当地补充兵员，所以尽管屡战屡胜，最终却失败）式的胜利。
难怪一方面对外宣称胜利，对内却对彭德怀意见很大。
从当时的军事角度来说，共军仍然应该进行自己擅长的游击战，不断消灭敌人，缴获武器，壮大自己。等到共军有足够的步枪（而不是大刀），有足够的重武器，从而有力量在大规模战斗中缴获多于损耗的时候，才是共军转入正规战的时候。而那是1943年以后才具备的条件。
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说，也正如日方所承认的，百团大战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战斗。
日方战史指出，正是百团大战，使得倭寇在1940年诱降蒋介石的工作流产，在政治上的意义很大。
因此我们回头看去，即使历史重演，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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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明知道百团大战将对共军带来严重的损失，可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公开投降的危局，是不是也只能不顾一切地发动来拯救抗战呢？
百团大战是一场不应该打，却不能不打的战斗。
这本书里多次说共军消极避战，如果从字面上理解，会有很多右右们如获至宝的，但是如果我们多看两行字，就会看到，倭寇评价共军的“消极避战”只是说共军不和倭寇硬碰，而并不是指共军不作战，只是因为共军拒绝以大刀长矛向倭寇正面挑战接受倭寇的优势炮火的屠杀，只是因为共军选择以游击战方式杀伤敌人，于是恼羞成怒的倭寇就说共军消极避战。
不过如此而已。
下举一例，这是倭寇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在1941年扫荡晋察冀之后的感想——
“一、有关共军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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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术
1.共军回避交战，采取退避战术，专心致志保存其战斗力。加以支援共军的民众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巧妙地传递情报的能力，并有可怕的谍报组织，因而想要捕捉歼灭共军，至为困难。由于此种情况，在作战中使敌方的损失不大，我方的死伤也极少。关于指导退避作战的具体事实，据俘虏称，与日军发动作战的同时，聂荣臻向全军重申了：“敌进我退，敌去我追，敌多我避，敌少我打”的指令。在党、军及行政机关的全面统制下，确定了退避的部署。命各机关分散混入部队之中，在严密的保卫下，先行退避，显示出党、军、政三位一体的作风。
2.为了在冀中地区实行退避战术，中共在修建地道及其它隐匿设备方面，付出的心血确实惊人。
3.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围歼。其负责掩护主力退却的部队，即使兵力薄弱，也必进行顽强抵抗。
4.共军在进行袭击、伏击、防御战斗之际，特别注意选定有安全退路的地点做为战场。由于共军在险峻山地行动敏捷，尽量避开驮马可能通过的地区，多在山后小路进行夜间活动。
5.共军常潜伏于离开主要交通道路的山中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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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当宿营时，通常不在大的村庄，而分散于小村或山中。
7.共军哨兵在退却之际，有故意向与主力相反方向退避的倾向。
8.为了便于退避，有时使用石头等做为秘密路标。”
可是倭寇所谓的共军消极避战，并不能拿来作为污蔑共军的证据。
如果有人非要拿着大刀长矛的共军去正面接受倭寇优势炮火的屠杀，我倒认为，那才是卖国贼的行径。
再有，《华北治安战》千方百计地掩盖日军的伤亡，夸大对共军的杀伤，这也经常被右右们作为论据来证明共军游而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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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是明显不足为据的。
当日军拿着“死一人，伤五人”的所谓激烈战斗来吹嘘自己的勇敢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句了，难道“死一人，伤五人”这样的战斗能算是“激烈”？这样的战斗也有“勇敢”可以吹嘘？
日方过分地缩小自己的伤亡数字，结果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反而令人发笑。
而且，如果以日方数据来说的话，个人认为不但不能贬低共军，反而抬举了共军。
按照日方的数据，即使是对国军的大会战，也只不过伤亡数百。
比如投入中国的唯一一个机械化师，从而取得昆仑关大捷的桂南会战，倭寇方面自供的伤亡也只有两百多人，同时却又承认死了三个联队长和一个旅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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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冀中五一反扫荡，倭寇同样承认死了160多人。
如果右右们企图以日方数据为据来贬低共军，那是非常可笑的。
这不仅贬低了共军，连国军也贬低了。
事实是，日方的数据恰恰证明了，共军的游击战虽然不起眼，其战果却可以和国军的大会战相媲美。而大会战只有二十二次，共军的反扫荡却是没完没了的。
另外在《华北治安战》上册的结尾，在发生了华北中条山会战的1941年，华北日军在广播里承认，本年度最大的战斗不是中条山会战，而是对鲁南沂蒙山共军的扫荡。
而在这之前，当书中对鲁南扫荡规模进行比较的时候，也不是拿中条山会战做比较，而是拿华北方面军对晋察冀边区的扫荡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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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充分说明了，在1941年的华北，至少共军在晋察冀边区和鲁南沂蒙山的反扫荡作战，是比所谓的大会战规模更大的战斗。
因此这再一次证明了所谓大会战除了投入的资源更多、伤亡的人数更多、损失的物资更多之外，并不见得比敌后反扫荡好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