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民国”源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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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承认朝鲜独立，1898年，清政府派遣徐寿朋出使韩国。在徐寿朋递交的国书上开头就写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

这意味着大清国对韩国独立的认可。

1910 年8月22日，日本又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整个朝鲜半岛。

日本侵略军1910年8月占领朝鲜半岛，韩国（当时的朝鲜半岛尚不是今天的朝鲜与韩国的格局）民众奋起抗日。国破家亡，金瓯残缺，韩国爱国志士踏上了漫漫的流亡之路。有着浓郁怀旧情结的中国，以博大的宗主情怀，满腔热情地支持着韩国人民光复故土，重建家园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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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6 21:15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弄口

 

                          来自上海的真诚  fficeffice" />

与韩国一衣带水的中国也成了韩国民众的抗日根据地，除了东北是其主要活动地点外，韩国民族主义者还于1919年9月在上海组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虽然从1932年起在中国各地流亡了七年之久，但是一直坚持策划各种反日活动，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后，许多流亡海外的韩国爱国者便开始了不屈的反日复国斗争。为了消除各自为战的局面，他们谋求将原先几个分散设立在海参崴、韩国汉城等地的临时政府统一于一处。但这几个地区不是易受日本殖民当局的破坏，就是比较偏远，在综合比较、考虑了地理位置、群众基础和安全性等因素之后，拥有对外交通便利、韩侨众多和可作为 “避风港”的租界等有利条件的上海，成为了韩国志士们的最终选择。

 辛亥革命之后，上海光复，陈其美出任上海都督。

1912年2月，陈其美向流落中国的韩国爱国人士申圭植表示：“敝国虽云革命成功，前清积弊成痼，内政外交，国几不国，如非从根本上涤革其污浊，则所谓成功者，便同镜花水月而已。”“友邦同志，始终协助努力进行”。

和当时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特别向申圭植表达了对韩国独立的关注，称：“生平以扶倾救弱为职志，故常以爱敝国之心爱贵国，以忧中国之心忧韩国，不仅贵国也，每念安南、印度，若痛在己，似属侈谈，实出良心。至于贵国事，尤为切肌。”

后来，陈其美曾在韩国在沪志士会上发表演说，勉励韩国志士努力奋斗：“谁谓秦无人，三韩光复，实今日满堂诸同志负之。"他表示将"随诸君子之后，帮助其万一”。 

 

 

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卯时-1916年5月18日）.jpg (4.28 KB)

2009-6-26 21:20

陈其美（1878年1月17日卯时-1916年5月18日），汉族,字英士，浙江吴兴人。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革命元勋，青帮代表人物，于辛亥革命初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右股肱。弟陈其采，字蔼士。兄陈其业，字勤士（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陈其美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为蒋介石拜把之兄，将蒋介石引荐于孙中山。后为人暗杀。孙中山高度赞扬陈英士是“革命首功之臣”。

       

  

中国东北地区是韩国人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主要场所，韩国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独立军武装斗争在东北地区十分活跃。fficeffice" />

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东北地区有七十多支独立军部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金佐镇的北路军政署军、洪范图的大韩独立军、李相龙的西路军政署军。

后来，又通过组织韩国独立党而建立了韩国独立军，通过组织朝鲜革命党而建立了朝鲜革命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

这一时期，独立军进入韩国境内袭击日军980次，在中国东北与日军交战132次，洪范图、李相龙、金佐镇三部统合编成的大韩独立军团兵力达3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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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6 21:31

 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发现一处在二战期间曾被大韩民国独立军将士用作栖身之所的洞穴。

                          

　　1924年12月，抚松县发生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为平常，但后来却极为轰动的事情，使抚松县在几十年后成为一座边陲名城。
　　抚松县来了一位朝鲜人。由于日本占领了朝鲜半岛，与朝鲜毗邻的抚松县成为了越来越多朝鲜人的聚集地之一。来的那位朝鲜人便是朝鲜著名的独立运动领导人，20多年后诞生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国领袖金日成的父亲金亨稷。
　　抚松县有一大户人家，主人叫张万程，是个开明、与人友善的绅士。后人评价他是“一个农民式的财主，或者说一个财主式的农民。一个老板式的伙计，或者说一个伙计式的老板”。
　　经人介绍，金亨稷和张万程相识，并成为了知己。他们的儿子当时13岁的金成柱（即金日成）与12岁的张蔚华一起就读抚松第一小学，成为了同桌好友、莫逆之交。
　　在今后长达十几年的岁月里，受金日成革命思想的影响，张蔚华从一个富家子弟逐渐变成了一个革命战士，开展了很多革命活动，支持着金日成的抗日斗争。
    张蔚华和金日成一起写文章，刻钢板，搞油印，于1928年1月15日创办了革命报刊《新日》。后来，朝鲜劳动党党史研究部门确认这是朝鲜现代革命史中第一份革命刊物。
　　1928年冬，金日成因进行反日宣传被捕，张万程以社会贤达的身份竭力营救金日成出狱。
　　1930年夏，金日成在火车上遭密探跟踪而处境危险，张蔚华挺身而出，掩护金日成躲过密探。由张蔚华安排，张万程在车站用带蓬马车接站，迅速摆脱了日本鬼子的追捕，使金日成转危为安。
　　1930年秋，张蔚华向金日成带去了12支手枪，这是金日成展开抗日活动以来得到的第一批武器。
　　1931年，张蔚华向金日成又带去了40条枪。为了搞到这些枪，张蔚华动用了家里一大笔资金，得到了父亲张万程的有力支持，因为张万程知道这些枪是送给金日成的，金日成要这些枪是为了抗日，而日本鬼子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在那个铁与血的年代里，枪就是生命。有时候为了夺取敌人的一条枪，要牺牲多少战士的生命；有时候为了保护革命队伍里的一条枪，要牺牲多少人民群众的生命。在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道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中，枪就是生存和胜利的基本保障。
    张蔚华送给金日成的枪，对金日成建立抗日游击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1993年，金日成在接见张蔚华烈士遗属时阐述过这种重要作用，他说：“没有张蔚华送的枪，就没有今天的朝鲜人民军。”
　　1932年4月25日，金日成在安图县成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金日成被选为队长兼政委。“反日人民游击队”是朝鲜人民军的前身，它的成立象征着朝鲜人民革命武装的正式诞生。4月25日被朝鲜党和政府确定为朝鲜人民军建军节。
　　同年，金日成亲自介绍张蔚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之后，两位年轻的异国朋友各自在不同的战线上为打倒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而战斗着。
　　金日成战斗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最前线。他率领的“反日人民游击队”不断壮大，于1934年3月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有时也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名义进行活动。
    后来，中朝两国在东北的抗日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朝鲜人民革命军被编为第二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活动时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到朝鲜人居住区或到朝鲜国内活动时称朝鲜人民革命军。
    这支军队执行两项任务：一是为朝鲜独立而战斗；二是在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支援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张蔚华则以其特殊的背景为掩护开展地下抗日活动，开了一家“兄弟照相馆”和一家“兄弟书局”。
    张蔚华办“兄弟书局”是为了给抗日部队印刷宣传品方便。抗日部队搞宣传工作需要纸张，而日本人对纸张封锁得很严，严格控制纸张流入抗日部队，张蔚华以“兄弟书局”为掩护，可以搞到大量的纸张文具，送到抗日部队。
    “兄弟书局”实际上是张蔚华向金日成领导的抗日部队提供各种物资援助的据点.
1937年7月，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0月下旬，曾经和张蔚华与金日成很熟悉的一个朝鲜人郑学海找到了张蔚华。谈话中，张蔚华无意中透露说知道金日成住哪儿，前不久还派人给他的部队送过粮。
    祸从口出。等到张蔚华开始警觉时，已经来不及了。郑学海已经叛变。张蔚华被捕。在监狱里，他和所有的革命烈士一样受尽折磨，遍体鳞伤，但文弱的他显示出的是革命党人的铁骨铮铮。
    过了3天，张蔚华被保释出狱。父亲在家里向他说了日本宪兵队同意保释的三个条件：保释期为一个月；保释期间张蔚华要继续反省并交代金日成的去向；随时听候宪兵队的传讯。张蔚华明白了：日本鬼子同意父亲保释要求并不完全因为钱，而是顺水推舟部署了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计划——通过他诱捕金日成。
　　张蔚华想到了自杀，为知己者死，虽死无憾；为抗日而死，虽死犹生。27日，在“兄弟照相馆”，张蔚华取出笔墨，给金日成写了封告别短信：“郑学海叛变。敌人正派特务秘密侦察朝鲜人民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万望从速将司令部转移别处为要。
　　永别了，成柱，我的朋友！
　　永别了，成柱，我亲爱的战友！”
　　恰好此时一位地下党人宋庆泽来照相馆，张蔚华让他火速将信函交给金日成。
    照相馆有比砒霜还厉害的升汞，这本是用来加厚照片底版的化学物品。当时照黑白片时没有测光表，如果底片照薄了，就用升贡加厚。他打开装有升汞的瓶盖，喝下去了，坐在椅子上。不一会儿，一位伙计来照相馆，发现他脸色越来越不对，便立即叫来了家人。
    日本特务和医生也闻讯赶来了。大家明白了。日本特务和医生不一会儿就离开了。
    张蔚华断断续续地对妻子王雅清说：“孩子他妈……别哭了,我没有什么遗憾的……遗憾的是没能手拿枪杆同金日成将军一起抗战到底。但我用自己的一死，换取同志们的安全，报答金将军对我的信任和友情，值得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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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6 22:24

金日成（左一）、季青（左二）、崔贤（右二）、安吉（右一）在小部队活动时期

[ 本帖最后由 天斌 于 2009-6-26 22: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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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6 21:36

                
    1919年4月10日，朝鲜独立党人在上海建立韩国临时政府和临时议政院，领导国内及海外的独立运动。1919年改组后统一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终于在中国的上海成立，此后直至1932年，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存在于沪的13年里，它始终以上海为中心积极从事韩国独立运动。韩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曾是这个政府的成员，如安昌浩、金九等，现在的马当路上还有它当年的遗址“普庆里4号”。fficeffice" />

由于上海当时是中国对外文化交往、舆论的重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仅在上海创办了《独立新闻》《震坛》等刊物，还时常向《申报》《时报》等沪上一些知名报纸投文，以加强宣传。

韩国临时政府1919年一成立就设立了军务部，曾经尽力想把活跃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各支独立军部队置于其统辖之下，但是未能如愿。

直到1924年，韩国临时政府设立“陆军驻满参议府”，有些独立军部队接受了韩国临时政府的管辖。但它仍未能把所有的独立运动力量都置于它的统率之下，因为东北距上海很远，而这些独立军里又有许多对韩国临时政府不满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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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20日，韩国临时政府派代表携李承晚致孙中山密函到广州，要求南方政府支持韩国独立运动。同年9月，韩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议决，特派国务总理、代理外务总长申圭植为专使，携带国书，与中华民国护法政府洽商承认韩国独立事宜。

孙中山表示，对于流亡中国的韩国临时政府"自应予以深切同情而加以承认"，并通令护法军政府所属各军校尽量吸收韩族子弟接受军事教育，并承诺"北伐计划完成以后，当以全力援助韩国复国运动"。 

       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演说称："日本之待高丽，异常苛酷。高丽人本富有革命精神，不甘受制，处心积累，为独立之运动者已久。日本虽防之綦严，然若高丽人始终坚持，则必有能达目的之一日也。"         
       1922年，孙中山在接见申圭植时说："中韩两国，同文同种，本系兄弟之邦，素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辅车相倚，唇齿相依，不可须臾分离，正如西方之英美。""对于韩国复国运动，中国应有援助义务，自不待言。"        
       斯时，推动韩国摆脱日本殖民统治已经成为政界的广泛共识，张作霖、吴佩孚、唐绍仪、唐继尧等人也都为韩国独立出谋划策，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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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6 21:39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主要成员合影

                          

1923年在广州大学创办伊始，即免费招收韩国青年入学，以便养成韩国复国人才。这一方针，为后来的中山大学长期继承。1925 年，主持韩国义烈团工作的金元凤由北平南下，找到在上海秘密进行黄埔军校招生工作的陈果夫，请求入军校接受军事教育。陈果夫欣然应允，发给金元凤一行18 人每人20 块银元和赴广州的船票。到广州后，凭陈果夫的介绍信被编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金元凤化名崔林，被分配到步兵科学习。自第一期至第第五期，黄埔军校共招收韩籍学生34人。实际上，在黄埔军校学习的韩国人远大于这个数字，由于他们汉语流利，而且使用汉名，很难为外人识别。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韩国代表吕光先向会议介绍朝鲜民族被压迫状况，真诚地表达了希望中国国民党拯危难，救黎民的迫切希望。大会发表的宣言对包括高丽在内的亚洲弱小民族的斗争给予充分评价，认为"此等奋斗，终必使帝国主义所施与之桎梏归于粉碎"。大会通过的《对外政策进行案》中，确定国民党对外的三项政策之一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会议决定，在广东设孙文大学，训练弱小民族的革命分子。         
       文中大，武黄埔。这一文一武两个学校，为韩国独立运动培养了大量的有生力量，播撒下了势将燎原的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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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视外交活动为其工作之重，在它制定、颁布的《施政方针》中就指出了这一活动的意义：“为使世界各国认识到大韩独立对维持世界和平之重要，同情我民国……”

此时正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便乘战后各种国际会议召开之际，积极活动，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呼吁国际社会对韩国人民独立主张的支持。

巴黎和会期间，临时政府外务总长金圭植向大会递交了《独立控告书》，大量列举了日本对韩国的侵略事实，请求取消日韩合并条约，韩国脱离日本束缚，改建为独立国家，并将之印发给与会的各国元首、代表及报社与通讯机构等。

在随后举行万国社会党第二次会议、华盛顿会议之时，韩国临时政府不但也都提交了请愿书、请求书，要求承认大韩民国为完全独立国家、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而且还通过所设巴黎委员部、欧美委员部等驻外机构印发了许多宣传小册子、读物，分发给外国民众。

在临时政府争取外援的过程中，与其相邻中国是重点对象，而随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进逼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与韩国之间的互助合作也逐渐多了起来。

1921年，孙中山曾在广州接见了韩国临时政府的特使，双方政府互相承认，正式建交。后来，韩中人士先后在汉口、长沙、安庆、上海、广州等地成立了以“互助精神谋韩中两国人民的幸福”为宗旨的韩中互助社、韩中协会等韩中互助组织，其中，韩中互助社上海总社韩方人士几乎都是临时政府成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临时政府随即召集旅沪韩人各团体举行会议，决议组织上海韩人各团体联合会，并发表通电，宣称要做中国抗战之“先锋”。“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韩国临时政府又动员上海的韩侨、韩人团体捐资捐物，组织救护队等，支援前线的中国将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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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6 22:14

大韩民国国父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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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完成之后，国民政府更加专注支持韩国独立运动。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发表了《为援助韩国革命致全国各级党部及民众团体通电》，痛陈中韩之间的血肉亲情，表达了与韩国"共存共荣"的坚定信念。"（韩国）隶属中国藩属，考之典籍，其血统相传，犹是殷商裔胄，实为吾华族之一支，其正教所出，多沿汉唐规制，显系我邦文化之流派，化之礼仪，应于吾人深相结纳，共存共荣，庶可光耀前庥，为炎黄子孙延不绝生命放异彩。"         
       早年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的韩国独立组织主要有两大派：一派领导人为金九，另一派领导人为金元凤，也就是金若山。金九被韩国尊为"国父"，他年龄较大，受韩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在韩国国内素孚众望；金元凤则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他的人马年纪普遍较轻，思想比较进步，深受国民党军方的器重。除这两大派系外，在华从事韩国独立运动的还有许多小派系。          
      1932年，蒋介石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及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滕杰分别开展援韩工作。同年4月，力行社成立了以干国勋为主任，桂永清等为委员的东方民族复兴运动委员会，确定以"济弱扶倾"精神为宗旨，优先援助中国周边地区的韩国、越南、印度等被压迫民族。        
      迫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满足于学校模式培养革命人才的金元凤向力行社提议举办文武合一的革命干部学校，训练政治军事干部。

该提议经蒋介石批准，交力行社书记长干国勋执行。

       1932年10月20日，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第6队"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在力行社的训练基地南京汤山善祠庵开学，中方负责人何应钦、滕杰，韩方负责人金元凤。首批培训学员40人，6个月为一期。主要培训训育、政治、军事等三方面课程。训育着重于生活管理、革命精神和革命人生观的培养；政治主要有朝鲜历史、朝鲜革命运动史、义烈团史、各国革命史、世界政治和经济、三民主义等；军事主要是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特务工作、爆破、炸弹制造，以及突出性技能等。1933年4月22日，经过魔鬼般的培训，第一期只有26名学员毕业。他们毕业后，立刻被金元凤派往上海、北平、天津、东北以及韩国工作，其费用除少数人由韩侨资助外，都由国民政府负责。1933年9月17日，第二期培训学员54人，第三期培训学员44人。后由于日本政府的干涉，学校被迫停办。     

 

 

                            
 
        尽管日韩力量悬殊，但这时的韩国临时政府不畏艰难，与日寇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斗争，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其中，尤以“虹口公园炸弹案”影响颇大。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进犯上海。战后，日方为向世人炫耀其武功，决定于4月29日日本“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的这天，在虹口公园举行隆重的“庆祝淞沪战争胜利大会”，届时日本许多军政要人均将参加。
       得知这一消息后，曾在淞沪抗战中率军奋勇抵抗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和蔡廷锴非常愤慨，他们求见了老上司、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任京沪卫戍司令的陈铭枢，要求他能出面加以干涉。陈铭枢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此举未必会成功，而采取军事行动又有不妥，因为英美等西方国家已介入中日战事调停，不如派人混入会场进行破坏，以挫其嚣张气焰。于是，他亲赴上海，与“暗杀大王”王亚樵商议此事。鉴于日本当局对中国人严加防范，庆祝会会场不准中国人入内。王亚樵便提议，请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协助。他找到了与自己私交颇深、有韩国“革命巨子”之称的安昌浩，向其表示了中国方面有破坏日本庆典之意，希望与中国有共敌的韩国兄弟能给予帮助。安昌浩当即答应，并将此事转告韩国临时政府的重要领导人金九，金欣然应允并开始物色执行这一任务的合适人选。随后，陈铭枢等人还提供了此次行动的活动经费及善后费用。
       尹奉吉，号梅轩，自幼聪慧过人，早年在韩国就投身于抗日活动。来到上海后，他一直在寻找报效祖国的机会，后与金九结识。在交往中，金九深感尹奉吉意志坚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赤胆爱国的热血青年，且尹通晓日语可作为掩护，便将此重任托付于他。1932年4月26日，尹奉吉在正式加入金九组建的专事暗杀日本侵略头目和破坏其重要机关的秘密组织“韩人爱国团”时宣誓：“我以赤诚恢复祖国独立与自由，为韩人爱国团之一员，并誓死屠戮侵略中国之敌方将校，特此盟誓！”
        另外，金九等在中国友人的帮助下，也为这次行动准备好了杀伤力大、隐蔽性强的武器。此时，日本人办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称：凡参加天长节盛典的日本侨民都要携带一面日本的太阳旗，并可自备一个午餐饭盒和一个水壶。金九闻讯就让王雄（韩国人，原名金弘一）联系上海兵工厂的中国朋友，请他们帮忙设计、制造了外形完全像日式水壶和饭盒的烈性炸弹。其间，为保万无一失，那些兵工厂的有关人员对炸弹性能反复进行了数十次的引爆试验。而尹奉吉举事前也多次来到虹口公园实地考察，以熟悉地形和庆祝会会场的布置情况。
       1932年4 月29 日早晨，身着新西服、一副日本阔少打扮的尹奉吉带着“水壶”和“饭盒”，手中摇着太阳旗，混入了虹口公园会场。当日公园里满是人群，按照日方“祝捷大会”安排的程序，首先进行的是日本军队的阅兵式。此时在检阅台上耀武扬威的有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义则大将、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驻沪总领事村井、日本居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及秘书长友野等日本高级军官和官员，而前三人正是侵沪战争中指挥日军屠杀我国军民的刽子手，美英等国驻沪领事也先后到场。
       阅兵式至中午时分结束，各国领事则因本国政府已宣称在中日冲突中严守中立，只参加天长节庆祝活动，而回避“祝捷”的内容，故而他们纷纷离场，检阅台上剩下的都是日本的军政官员了。
       接着，河端、村井相继致辞庆贺，伴随着日本国歌声的响起，大会正进入高潮。这时，尹奉吉突然冲出人群，取下肩上的水壶型炸弹，奋力向检阅台掷去，一声巨响过后，刚才还趾高气扬的那班日本军政要员在爆炸中死伤一片：白川义则身中弹片无数，后死于医院；野村一眼被炸瞎；植田被炸断右脚；河端破腹顷刻丧命；重光葵失去一条腿，后来只能在病床上与中国签署《淞沪停战协定》；村井、友野皆负重伤。

       尹奉吉本想用另一颗炸弹自尽，但未及下手便被逮捕，1932年12月19日牺牲于日本金泽，时年24岁。金九则在褚辅成等中国爱国人士的救助下，随后辗转于浙江嘉兴、海盐等地，继续斗争，而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也被迫迁出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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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6 22:31

尹奉吉在韩国国旗下宣誓

 

存在于鲁迅公园的纪念碑.jpg (46.85 KB)

2009-6-26 22:31

 

存在于鲁迅公园（即虹口公园）的纪念碑

[ 本帖最后由 天斌 于 2009-6-26 22:3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