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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史] 中国红军长征途中的"神灵之手"——上天暗助中共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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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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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8 21:05:0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minute5 于 2015-10-28 21:09 编辑

中国红军长征途中的"神灵之手"——上天暗助中共脱困


​要点简介:


              早在1934.10-1936.4,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R.A.Bosshardt)曾随中国红军一起长征,为肖克将军翻译贵州省法文地图,起到战局关键作用,560天转战5省。肖克一直怀念同勃沙特的合作,认为:“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                  
              离开红军后,1936.11.他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是世界上第一本红军长征秘闻录,作正面评价……! 星球事物各有轨迹、前定,上天常借人手行事,此书名公开向世界暗示此事实为上天借传教士之手暗助红军成功、借传教士之书向世界各方宣告天意!                  
              1951年,被召回国前,勃沙特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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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灵之手》勃沙特之其书其人与长征
                                            (转帖)   作者:李贤哲
         

         早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勃沙特曾随中国工农红军一起长征。离开红军后,他根据自己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红军长征秘闻录》(原名《神灵之手》)。1936年11月,这部作品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比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译《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勃沙特作为红军长征的见证人,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


《神灵之手》其书
            

        
          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门去中国采访、搜集史料。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将军(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时,肖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并拜托索尔兹伯里帮助寻找勃沙特。索尔兹伯里考察完红军长征路后,给肖克将军复信,表示将尽力寻找,并向其转达问候,如实在找不到勃沙特,也将尽力找到《神灵之手》这本书。后来,索尔兹伯里真的找到了《神灵之手》一书,并把该书寄给了肖克将军。

              
          不少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专家、学者得知此事后,也积极帮助查阅有关史料,并提供寻找线索。正当人们为之四处奔波时,山东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严强,从该馆朽坏了的地板缝中意外发现了侥幸躲过“文革”之灾的《神灵之手》(英文版)一书。后来,严强和其他人合作,把《神灵之手》翻译成中文,并把译稿送请原红六军团领导人王震(时任国家副主席)、肖克、左齐(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审阅核实。

            
         《神灵之手》珍贵的史料价值,引起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兴趣。直到现在,除了能从部分老红军,以及历史档案资料中搜集到当年红军长征的史料外,还没有从外国人,尤其是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那里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专家们认为,《神灵之手》的史料价值已超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两本书,它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独一无二的原始史料。


勃沙特与长征
               

        
                         

       当时的红军官兵,对于来华传教的洋人多抱有敌视态度,红军抓到勃沙特1897年生于英国的曼彻斯特,此前父母生活在瑞士。他10岁那年,一位英国传教士从中国返回曼彻斯特,介绍中国的情况。勃沙特听后,开始神往中国。为适应到中国传教的需要,勃沙特接受了各种训练,包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社会情况等。他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薄复礼,以示信奉克己复礼。1922年秋,英国教会派他到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8月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先期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投石问路……。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年幼的孩子、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加上6名中国女仆、厨师、挑夫,离开旧州前往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第二、六军团相遇,无意间闯进红军长征的行列。谁都没有料到,上帝居然将他们转送到红军长征的队伍!
                 

        当时,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黄平境内,在一小山村与勃沙特等不期而遇。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当场释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
        勃沙特等被红军扣押,于10月2日押解回旧州。不仅以为这些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是“西方间谍”,更主要的是从突围西征以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却越加奇缺,认为传教士有条件、有办法帮助搞到药品和经费,所以决定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
      
        当晚,勃沙特夫妇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他的妻子睡在一张木板拼起的床上,勃沙特睡一把南方式躺椅,而同一房间的红军士兵则直接睡在潮湿的地上。红军安置好他们后,立刻送还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经审讯,红军出于人道主义,释放了两名已婚妇女、两个小孩、女仆、厨师、挑夫,只扣留了勃沙特、海曼、埃米3人,规定在交纳70万元赎金后,方可获得人身自由,此前必须跟着红军走。

               
         在红军里,勃沙特先后接触肖克、贺龙、王震等红军首长,印象最深的是肖克军团长。

      当时,奉命先遣西征的红6军团在贵州施秉、黄平之间抢渡大沙河,突破了防堵力量薄弱的黔军阵地,乘机袭占了黄平老城。在一所法国教堂里,得到一张1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对于刚入贵州,道路不熟且缺向导的红6军团无疑是无价之宝!  萧克将军如获至宝,他急需人将此图译成中文,于是请来勃沙特。勃沙特懂法文,能讲一些中国话,却不会写中文,于是由勃沙特读中文,萧克在地图上标记,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译成中文标记。交谈中,萧克不仅掌握了许多对军事行动有用的材料,也了解了勃沙特的身世,到深夜三更,两人才把地图译完。  后来,就是用这一地图,萧克、王震选择了与贺龙红3军会合的方向!
               

        克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中学课本上的地图,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后,勃沙特帮助译成了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益的情况,对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了我们在贵州行军作战的好向导!

               
        由最终的《神灵之手》的书名,可以基本判断:是上帝要借传教士之手帮助55天艰苦征战、道路不熟的红军!并为西方世界留下介绍红军内情的第一手资料!

               
         对红军的所作所为,勃沙特写下不少赞誉之词:“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我和海曼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

               
​         但勃沙特、海曼却并非“善茬”,面对红军要求其给教会组织写信索要罚金、或红军所需的等价急需物品时,欺负红军不懂法文,借机夹带情报、信息,以至于每次送信出去后,敌人的飞机就来骚扰、轰炸红军驻地。1934年12月17日,圣诞节即将来临,渴望自由的勃沙特唆使海曼一起出逃,又被红军抓回。同月底,红军分别以3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18个月。

               
          因长时间无法获取赎金,红军表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甚至可以减少赎金。

          对于红军提出的罚金等条件,教会一拖再拖、数目上也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减到1万元,红军最后甚至还允诺不能少于6000元。但教会声称可提供6000元作伙食费,而不是什么赎金。红军同样出于政治等目的,非要教会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交纳哪怕是少量罚金或物品,只要说明问题性质,就立即放人,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 直到1935年11月18日,负责营救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才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药品、物资和钱,因为“只送来了一半的钱”,红军只先期放了海曼。次日,押着勃沙特一人继续长征。
               
​         在长征途中,勃沙特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此外,红军虽生活条件恶劣,但尽量照顾勃沙特的外国习惯和习俗,在饮食和生活上想尽办法来满足他,令他非常感动。也使他由红军的一个敌视者变为一个坚强的同情者和忠实朋友。他对被红军拘押的经历一点也不感到反感。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湘西向贵州西部长征,在云贵地区传教多年并熟悉地理民情的勃沙特随军行走,向部队介绍当地的情况。在乌蒙山回旋战时,勃沙特不幸染病,红军不仅专门为他找了一匹马驮着他走,还特意找来中医为他治病,后来还派出担架员抬着勃沙特翻山越岭。耳闻目睹红军的真实情况后,勃沙特深受触动,曾多次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
          1936年4月12日,在红二、六军团即将由云南北上川康,强渡金沙江北上,考虑到路途艰难,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决定释放勃沙特。军团长肖克亲自向勃沙特宣布释放令。他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

               
         勃沙特就要离开红军了,肖克和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为勃沙特饯行。被俘后在红军当教员的国民党军中将张振汉、跟随部队长征的贵州知名人士周素园也来作陪萧克还亲自下厨,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设“家宴”款待勃沙特等人,大家不分等级就座,厨师也不按程序上菜,气氛轻松,无拘无束,谈笑声不断。席间,大家对勃沙特今后的去向提出建议。肖克将军甚至说,不反对勃沙特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席间询问他需要多少路费?他提出需要4块银元,当即有人拿来10块银元,供他上路,并特别关照他如何前往昆明……。12日,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勃沙特带着万千感慨,离开了曾与他朝夕相处的红军官兵,踏上归途。               

         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达560天,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合一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去了昆明,但他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游玩上,而是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
         在他人的协助下,勃沙特整理出一本长达12章、共计288页的英文回忆录。
         对于被红军扣留并押上长征路,勃沙特不但没有怨恨,反倒饱含热情地以自己的亲历赞扬红军,甚至还大胆呼吁年轻的基督徒要学习红军精神,以红军那种简练有效的办法,重视穷困的民众,并和穷困民众同呼吸,共命运!
               
​         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便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神灵之手》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同年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早已向世界披露中国工农红军一年多了。由于战乱,《神灵之手》的英文打字稿被毁,书也未再版。直到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才重写了这段经历,并定名为《指导的手》。英文本面世以后,该书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39年勃沙特再回中国传教
         
          1939年,已返回欧洲的勃沙特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据盘县教友唐荣涛介绍,勃沙特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中文名字为“薄复礼”,便是取自孔子的名言“克己复礼”。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勃沙特使用的药品,由贵阳内地会购置,他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个病人,有时还用草药治病。他身边带有一本英文版的草药书,时常爱不释手地学习。
          1945年夏天,驻盘县美军兵站送给他许多药品、器械,使他给当地人看病的条件得到改善。盘县解放初期,勃沙特还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

          勃沙特的妻子在当地推广新方法接生,一天要帮助接生3、4个孩子。她还耐心向信徒张福光、方桂仙等人传播接生技术,张福光因此成为盘县颇有名气的助产士,后来还担任了当地接生站的站长。1948年至1949年期间,勃沙特在盘县创办了“明恩小学”,学制为1至4年,招收学生50余名,以信徒子女为主,也有不少贫穷人家的孩子。
          1951年,勃沙特与妻子被召回国。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临行前,勃沙特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               

           1985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终于最先在英国把勃沙特先生找到了。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携夫人前往勃沙特住所进行拜访,并转达了肖克将军对他的问候。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找到了勃沙特。肖克将军得知勃沙特先生近况时,非常高兴。1986年5月27日,肖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
               
          信的内容是: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红军的信仰是共产主义,而勃沙特的信仰是
耶稣基督!
西方牧师勃沙特跟随红军560天,产生了心灵共鸣理解深刻!

              
           作者作为传教士,自然不赞成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不过这部回忆录以亲身经历如实说明了红军纪律严明和得到人民拥护的情景,对西方人了解长征还是起到了有益作用。


       萧克将军一直怀念同勃沙特的合作,认为:“他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直至1986年,萧克经过多方找寻,得知勃沙特还在世的消息,又特地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问候。

       关于红军的长征,很多人作过评价。真正理解长征,则是读过勃沙特的《神灵之手》以后。

           
          毛泽东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毛泽东对长征的评价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他没有回答红军为什么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红军为什么会成为英雄好汉。这个答案,勃沙特找到了。

       勃沙特虽然被扣留、被红军索取赎金,但他不认为红军是土匪,反而在书中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是一些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的人”,“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的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红军已经超过两万人,他们大多数在二十到二十五之间。他们正年轻,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激情!”


       勃沙特对红军的理解如此深刻,细想起来也不奇怪。勃沙特本人就是受宗教的影响来中国传教的。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十分贫穷、交通很不发达的贵州传教近30年。他经历千山万水,路途艰辛这是肯定的。途中还经常遇到土匪、强盗,生命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他还在中国得过伤寒,在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被红军扣留18个月,随红军长征。


       1940年已回英国3年多的勃沙特,转道美国(因家人不同意他再到中国)又到战火纷飞的中国,继续他传教生涯。他之所以能不畏一切艰难险阻、义无反顾,就是因为有宗教信仰的支撑。因此,当他看到一支有崇高信仰的队伍时,他产生了共鸣,他对这支队伍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红军是伟大的,他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勃沙特也是伟大的,他不但经历了红军的长征,而且还经历了自己传教的“长征”。支撑他们完成伟大壮举的是他们各自的信仰。

       红军的信仰是共产主义,而勃沙特的信仰是基督耶稣!

       两种信仰的共同点是:“人类友爱、扶贫济困、心灵一家”!

                    
                *                   *                   *

         
          世界共产主义理想的兴起,也有宇宙能量根源!其中心能量是天人合一的“人类友爱、扶贫济困、心灵一家”!——实乃宇宙根源性的政治大道!


          宇宙是一个“全息统一”的工程设计,宇宙之神与一切生命心灵相通、以此设计控制宇宙万物的培养、生活。无神论只是一时小节,将因时间、眼界而改变……。例如毛泽东晚年重病后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曾喜乐相告:“我和上帝有个约会”! 2003年后,中国世界观早已成长演进为政治上进退自如、体面灵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发展观”! 星球天道有前定,上天允许无神论先行于世界,是最全面充分的利用人间正、反两种力量广告性的激发人类深度思考、激发生命内心深层反弹力的管理艺术,最终,“物极必返”!——这是宇宙政治管理上创造最后更伟大成果的神圣智慧!
  

      中国共产主义理想,源出于亚洲宗教——《圣经》“上帝选民”犹太血统的马克思、列宁……! 俄中友谊之间有一根神圣神秘的能量连线。


          宇宙之神一直以慈爱心“光照、养育”自己所创造的宇宙生命,故人们常说:“上帝是爱!上帝在人心中!”

      《圣经》信仰6000年不倒、拥有23亿信众的最大秘密——是很多信众真实感觉到了上帝神爱!


           一切真心乐于助人、扶贫济困的人,事后都能感到内心流进、充满一股喜乐!身心安乐! ——这是一种滋养灵魂生命的优质能量!

       同样,中国道家修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要做好事千件,以赢得天爱……助力生命优化飞升!
           同样,对世界广大贫困人民的真诚爱心——让中共与神爱相通、赢得宇宙助力!1949年成功建立新中国!

  
           最终,人类思想将因时间、眼界的扩展,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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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人们常说:“细节决定成败!” 有些细节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往往暗藏玄机。也许,你就是因为疏忽了一个小小的细节,而错失了人生旅途上的许多机遇。

          作为中国中央红军先遣队的红6军团因善待传教士,获得宝贵的军事地图,长征成功!

          而红10军团误杀传教士,突围失败……。

         
             战乱年代,红军内部肃反,曾误杀很多红军官兵……,同样,因当时的红军官兵,对于来华传教的外国人多抱有敌视态度,在红军中也存在误杀传教士现象。

         1934年12月6日早晨,方志敏红十军团下属第十九师在寻淮洲领导下占领旌德县城。12月8日早晨,美国基督教中国内地会青年牧师师达能夫妇(1906-1934,28岁、27岁)被带到县城西南24公里的庙首镇庙首街上执行死刑……留下一个3个月大的女婴。师达能夫妇是基督教中国内地会第73、74位在中国殉道的宣教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

         红十军团“12月10日与十九师会合於黄山东南之汤口地区。……13日,我们沿屯溪至青阳的公路向北转移,经乌泥关进到黄山东麓谭家桥地区。”(《名将粟裕》,23页)寻淮洲12月在这次谭家桥战斗中牺牲,方志敏则於1935年1月24日下午1 时(《方志敏文集》,106 页)在皖南陇首村被俘,1935 年8月6日在南昌被杀。  

​             细节决定成败!当为后世借鉴。



​附录(2):

红军将领回忆:被当作“西方间谍”押上长征路的外国传教士

   
        

     作为萧克、王震麾下的一名女兵,戚元德(1905~1974)与李贞、陈琮英等人一起,随同红六军团参加了长征。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1934年8月先期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投石问路。
         戚元德时年29岁,曾在九江、开封、上海等地长期从事地下工作,进入中央苏区已两年多。她先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担任机要科长,后在湘赣苏区苏维埃主席团任秘书长等职。1934年8月初,她和丈夫吴德峰一同调到红六军团工作。吴德峰任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她任保卫局党总支书记。长征中,夫妻二人都曾与外国传教士直接打交道,因而也都被写入《神灵之手》这本书中。


旧州城,众教士成为“囚徒”

      
        1934年10月2日,红六军团经过55天的艰苦征战,进入贵州黄平境内,于当日八九点钟攻占黄平老县城——旧州。
       旧州城东,有一所幽静的天主教堂,院内建有一座德国式的高大宽敞的礼拜堂和一栋中国式的普通教会学校,后面还有一栋外观别致的二层楼房,四周设有走廊和木雕栏杆。加拿大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旧州教会牧师阿诺利斯·海曼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就居住在那栋二层楼房里。
       9月30日,瑞士籍英国传教士阿米弗雷德·勃沙特夫妇及其雇用的中国女仆、厨师和四个挑夫一行,经由安顺等地风尘仆仆返回镇远(即他们所在的教区)。一路上,他们选择的都是小路,“只想尽快赶到海曼那里过礼拜日”。这一天是基督教举行礼拜的日子,勃沙特夫妇与海曼夫妇一起,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快乐而宁静的礼拜日”。
       第二天,勃沙特夫妇一行八人离开旧州,继续踏上回镇远的小路。他们一行离开旧州后,在一个小山村附近跟红军不期而遇,当即被红军扣押。勃沙特怎么也想不到,全能的上帝居然会将他们夫妇转送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队列之中。10月2日,勃沙特夫妇一行被红军押解到了旧州。
       被红军看管起来的外国人总共有七人,即勃沙特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当时,红六军团正处在紧张的行军作战中,抓到这几个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当然不能轻易放过。另一方面,红六军团从突围西征以来,艰苦转战多日,伤病员日益增多,药品和物资奇缺,军团领导晓得这几个外国传教士有条件也有办法搞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让他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赎金或与之相等价值的物品。根据当时商定的办法,他们大小七人必须交纳赎金70万元,方可获得红军的释放。

        有关这一涉外事件的历史背景,戚元德回忆说:“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以宗教迷信欺骗麻痹教友,进行反动宣传,指责我们是‘洪水猛兽’、‘土匪流寇’,是‘红祸’。我们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与反动政府一起撤退,视我们为敌。因此,我们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只要他们认罪,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只要交纳罚金,支持红军革命、抗日救国,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      

      
        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时年37岁,瘦高个儿。1922年秋,他受英国基督教会派遣来到贵州,从事传教布道活动,时在镇远福音堂担任牧师。他的妻子罗斯·波斯哈特,在镇远教会从事医疗工作。
        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他们都自称是各自教区教堂的神职人员,而跟随勃沙特夫妇的六名中国人,则是被雇用的女仆、厨师、挑夫。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决定将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被扣留下的两男一女传教士,必须跟红军走,等到交纳了70万元赎金,即可获得人身自由。


戚元德为洋小姐编打了一双布“草鞋”

      
        长征途中,但凡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尤其是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和电台技术人员,以及沿途拘押的土豪劣绅,包括红军内部的犯罪分子,都交由军团政治保卫局看押和审理。
       保卫局局长吴德峰,时年38岁,长期从事秘密交通联络和政治保卫工作。他负责对这几名外国人的看押、监管、审讯,以及与外界沟通联络、督促交纳赎金等工作。他的妻子戚元德也参与了这一工作,尤其是对埃米小姐的监管。
       勃沙特、海曼和埃米小姐,都被列在特殊犯人的监管保护之列。
       在被看管期间,勃沙特对保卫局的组织机构、名称及领导人的姓名知之甚少。他把吴德峰称为“法官”或“吴法官”,对戚元德则以“法官的妻子”相称,根本就不知晓他们的名字、职务和身份。勃沙特在他的自传体回忆录《神灵之手》一书中写道:“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妻子被释放后,勃沙特的顾虑打消了。

      
       对于埃米小姐,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回忆说。
       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戚元德还把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勃沙特和海曼。
       对红军中的妇女,勃沙特以其独特的视角,也曾写下不少赞誉之词。他在称赞别的女性时,仍念念不忘“法官的妻子”,他说:“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他认为红军中“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然而,当他听到某些妇女偏激的议论时,也不禁发出感叹:“在这支队伍中,我们也首次领教了那些有趣的女共产党人的锋芒!”


成为红军累赘的洋小姐被无条件释放

      
         由于性别相同的缘故,戚元德对埃米小姐总是给予特别关照。行军途中,埃米小姐走不动或不肯走时,戚元德就想办法将马背上的物资分散给战士背上,而将马匹牵来让埃米小姐骑乘。谁知这名洋小姐胆子很小,平时看见个老鼠、昆虫什么的,都吓得大叫几声,压根儿就不敢骑马,戚元德想扶她爬上马背也扶不上去。可埃米小姐又赖着不肯走,戚元德就用一把竹椅穿上两根竹棍当做滑竿,让战士们抬着她走。
        有一次行军遇到一段险路,一边是悬崖断壁,怪石嶙峋,一边是万丈深沟,险峻万分,一条羊肠小道非常难走。红军指战员很快都走了过去,可埃米小姐却吓得两腿发软,又哭又喊的,站都站不起来。两个战士一前一后帮着扶着,她都不肯挪动。负责看押的几名战士,早就被这个胖女人弄得不耐烦了,打心眼里讨嫌这个“累赘货”。
       于是,有人向吴德峰和戚元德提议,干脆将这个外国女人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吴德峰坚决不同意,强调说这个女人罪不至死,在这荒山僻野之地,扔下她不是被饿死冻死,也会被野兽吃掉。最后,他们用床单做了个大网兜,把埃米小姐的手脚捆绑在一根木杠上,由两个战士将她抬过危险路段。可这个女人哭闹不停,也不听从指挥,眼睛中流露出惊恐的神情。戚元德不得不亲自动手,将埃米小姐的两只眼睛用毛巾蒙住,这才连哄带骗地将她抬了过去。
       行军路上,勃沙特对掉在队伍后面的埃米小姐,在《神灵之手》中叙述道:“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使我唯一能放心的,是忠实的厨师苏思林(音译)跟着她,如果她不行了,苏会帮助她的。”
       在行军中不断制造麻烦、惹人讨嫌的埃米小姐后来在穿越一座险要隘口时,差点让随身保护她的战士坠落深涧之中,连她自己也吓得昏倒在地。她已成了红军行军作战中的严重拖累。一周后,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尽管还没有获得一文赎金,红军还是决定无条件地将她释放。戚元德回忆说:“临走时,她对我们表示千谢万谢。我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致谢。”
       然而,勃沙特却不相信,他说:“路越走越难,但我们一直走到天亮。这时,埃米小姐的卫兵从后面追上来,用过去常用的处决某某时的那种口吻,平淡地告诉我,埃米小姐已经被释放。”勃沙特“疑窦丛生”,怀疑和担心埃米小姐的命运,对红军战士的话不肯相信。数月之后,奔走于基督教会与红军之间的两个中间人,为勃沙特、海曼带来几封信件,证实了埃米小姐的获释,这才使勃沙特“心中感到十分宽慰”,“对埃米小姐生存与否的久久挂念才冰释于怀”。


从一位红军战士的脚上“没收”了一双鞋给勃沙特

      
        埃米小姐被释放后,只剩下勃沙特和海曼两名传教士。勃沙特回忆说:
       行军路上,他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
       “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红军很体贴人,凡遇到危险路段,总会有人走出队列帮我们一把。”
       “在行军爬山时,他们允许我抓着马的尾巴,这对我爬最后的那座高山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次乘船渡河时,发生撞石沉船事故,“海曼没有爬出沉船,随船漂到了下游,后来红军把他救了上来”。
       “在外宿营,当红军官兵们睡在潮湿冰冷的泥地上时”,他和海曼“却得到了难得的铺草和门板”。
        有一次胃痛,“红军为我单独熬了米粥,加了些白糖,让我慢慢地喝”。
       “我患了重病,天天高烧不退,危在旦夕。”“卫兵们非常关心,问我想吃什么。先前,我曾在桑植街上看到卖柑橘的,但没有钱买,我说想吃那个,于是他们很快为我买了些大柑橘……”
       “吴法官很可能注意到我们衰弱的情况,晚上,他命令卫兵给我们买只鸡补养一下。卫兵从那对老夫妇房东家里买了只鸡……”
        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后,在由四川酉阳前往湘西的路上,为摆脱敌军的堵截,部队进行了连续多日的急行军,非常疲惫。勃沙特回忆说:“这段行军太累了!法官的妻子可能感觉出了这个原因,她答应将为海曼和我找匹马。三天后,大概是到了湖北境内,给了我们一头骡子,我和海曼每人各骑它三分之一的路,但这招致了骡子主人的不满。”“不久,又将一头骡子给了海曼。”1987年,时年90岁高龄的勃沙特老人,仍念念不忘地对来访者说:红军对他“很好,很好”,因为他大部分时间都能骑马,而且还给他配备了一名马夫。


勃沙特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我们较量”

      
         被看押期间,勃沙特总是在不断地耍小聪明,甚至与“法官”抗争,给红军审讯和看管人员带来不少麻烦。
        1934年12月,勃沙特、海曼被押解到了塔卧。这个山乡小镇,地处永顺县东北,北邻桑植县,因其山形如宝塔卧地,故名塔卧。此时,圣诞节即将来临,勃沙特渴望自由之心尤为迫切。于是,冒险逃跑的念头油然而生。勃沙特回忆说:“节日来临,单凭想与家人团聚这一点,就足以刺激我们去做逃跑的尝试。”12月17日晚,勃沙特唆使海曼跟他一起从塔卧逃了出去。最终,他们还是被红军抓了回来。
        数日后,红军在塔卧举行了有数千军民参加的公审大会,分别以三项间谍罪判处海曼有期徒刑12个月,勃沙特则为18个月。之后,在无法获取赎金的情况下,红军提出“愿将赎金折换成一张所需的弹药、电台、电池及药品的货单”,如“能得到两挺高射机枪的话”,将会减少赎金。
        戚元德回忆说:“这期间,我们曾多次敦促他们给派出他们的组织、上司和所在教会头目写信,索要罚金或我们所需的等价急需物品。开始,他们并不老实,欺我们都是‘土包子’,不懂洋文,借机夹带情报、信息,拒绝交纳罚金,甚至每次送信出去后,敌人的飞机就来骚扰、轰炸我们驻地。所以后来决定,他们的信必须用英文写,因吴德峰和我在读师范时学过英文,并教授过英语课。德峰的口语发音不准确……但他看书读报、阅读文字能力,确实还是有相当水平的。小传教士(指勃沙特)曾几次耍小聪明,在文字上与我们较量,都被德峰检查时一一点破,后来他们再未敢利用写信耍更多花样了。”

        说到写信,勃沙特回忆说:“红军一再让我们给官方政府写信,他们同我们使用同一本字典斟酌词句,当然每封信上都要加上几句指责。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内,我们被要求一遍遍地复写那些信。结果每写一次信,飞机就出现一次,而我们则要迁移一次。”红军要求勃沙特在信中“承认自己是间谍”,而他却在“间谍”一词前面加了个“as”,即“当做”间谍。因此,曾受到吴德峰的严厉训斥。
        在“吴法官面前,放着我写的信和一本英汉字典,他平框眼镜后的眼中冒着怒火:念念你的信是怎么写的!确实用‘间谍’一词了吗?他命令我拿起字典查查看,并指着‘as’说:用这个词,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说是‘当做’间谍,你本来就是。他命令我改写。我告诉他,我不能违心承认。他生气了,大声喊:你就是间谍,你必须按要求写,否则就马上处决你……”勃沙特重新改写了一次,“吴法官仍不满意,他决定自己起草,然后由我抄成英文”。
       在与教会之间的书信来往中,对方在向红军提供赎金的期限上总是一拖再拖,在规定的数目上也是讨价还价。原定的70万元赎金最后减到1万元,红军私下还曾允诺,最低限度不能少于6000元。然而,教会在复信中却声称:可以提供6000元作为伙食费,而不是什么赎金。
       对此,戚元德这样认为:“对于我们提出的罚金等条件,教会出于政治等种种原因,一拖再拖,始终没痛快就范,并作出过不友好的回答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我们也同样出于政治等目的,非要他们低头认罪、赔礼道歉、交纳罚金或等价物品不可。哪怕是一分钱的罚金或物品,只要说明问题性质,我们就立即放人,否则就必须刑满到期才可以释放。”
       后来,当着两个中间人的面,将勃沙特鞭打了一顿,这才促使负责营救的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牧师贝克尔派代表从永顺县城送来部分药品、物资和钱。因为“贝克尔只送来了一半的钱”,所以只好先放走一个人。1935年11月18日,海曼先期获得释放。
       第二天,即11月19日,红六军团就开始了新的征程,押着勃沙特由桑植县出发了……


刑期已满,红军释放了勃沙特

      
       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开始了强渡金沙江之前的作战行动。4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攻占距离昆明四五十里的富民县城,另一部直抵厂口、沙郎附近活动,逼近昆明。当时,因战事紧迫,红军急于摆脱强敌渡江北上,同时也鉴于勃沙特刑期已满,念其为红军做过一些好事,例如帮助萧克翻译过一张法文版的贵州地图及一些外文报刊资料,还经过教会购买过一些急需物品等。萧克告诉勃沙特:“你是一个瑞士公民。我们知道,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所以我们决定放你走,明天就给你自由。”
       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这一天,红军破例摆了一桌酒席,作陪的有贵州地方知名人士周素园、原国民党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还有在石阡被捕的天主教堂神甫汉斯·凯勒等人,为勃沙特饯行。
       勃沙特回忆说:“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好消息就在饭桌上和吃饭的同时宣布了……吴法官的妻子、萧克将军和我们坐在一起。”“吴的妻子还弄了一大罐很甜的咖啡拿到桌上。”饭后,吴德峰还向勃沙特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勃沙特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法官叫来分管财务的同志,告诉他:给这个外国人十块银元”!
       两名外国传教士释放后,吴德峰、戚元德夫妇如释重负,感到特别轻松。在看管外国传教士的日子里,戚元德以她应尽的责任和辛劳,获得了一枚“十字把铜铃”的特别回报。她回忆说:“其中一个传教士临别时,为了感谢我和德峰一路上对他们的关照,还将身边带的一个传教用的十字把铜铃留给我们作纪念,后来给孩子们玩,保存至今。”


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戚元德历任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党支部书记,中共阜平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郑州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武汉市委妇委书记、市妇联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妇委书记,中华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兼干部部部长、女工部部长,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书记。1974年11月2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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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 23:57:33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这上帝也不全是老美一家的!
狐言乱语,姑妄说之,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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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狐禅 发表于 2016-1-1 23:57
看来这上帝也不全是老美一家的!

在中国,上天是指道教中的玉帝,天爷,天尊,民众有时也说上帝,与美国的上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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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联众 发表于 2016-1-3 10:01
在中国,上天是指道教中的玉帝,天爷,天尊,民众有时也说上帝,与美国的上帝不同。 ...

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众生同源,宇宙有一个中心,
宇宙有一个主宰者,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
小小地球人,共有同一位宇宙上帝,只是各国名称不同而已。


此乃地球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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