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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文明社会原理(连载: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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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5 09:07: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第二节  原始风俗的公律、定律、法则
为了最终能对文明社会的风俗系统有一个深刻充分的了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中都有哪些重要的公律、定律和法则。无论人类的各个原始社会相互之间有多少差别,它们之中也存在着本质上相通的某种东西。首先,原始社会中的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严格按照前辈流传下来的标准做法行事。这些标准做法无疑是前辈的人们在长期的生存活动中偶然发现并逐步总结积累下来的,里面大多包含着血的经验和教训。正因为采用这些标准做法才使祖先们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了下来,所以,我们(当下的原始人)要生存下来,也必须严格按照这些标准做法行事。由此,就产生出了原始社会的一个最根本、最重要的公律:一切遵循过去的做法,也就是说要“遵循先例”。换句话说,除非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因素,否则,一切和过去的做法不同的有意的尝试、试验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有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甚至会导致全体原始社会的灭亡。那么,某件事有没有类似的先例,以及先例又是怎样的呢?这些问题的解决显然只能请教年长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知道。由此就派生出了原始社会的一条重要定律:遵从长者的决定。长者说先例是怎样的,就是怎样;长者说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在许多新的情况下,人们遵从了长者的劝告,按照长者的意见去做了某件事,却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或没有得到长者所允诺出现的好处,却反而得到了坏处,例如恰巧被雷击死、或被蛇咬死;而有的人由于某种偶然原因没有按长者的意见去做,却没有得到预期的坏处,反而安然无恙地活着,这又怎么办、该如何解释呢?我们现代人当然可以判断出这是由于老人的意见出了问题、老人们判断错了,但原始人是不会这么去想的,他们会认为这是由于得罪了神灵。于是,这又产生出了另一条原始风俗定律,即:顺从神意的安排。这个第二风俗定律实际上与遵从长者的第一风俗定律也是有些矛盾的,不过面对神意(实际上是自然界中不可避免的偶然性),大家都同等地无奈,同等地接受,同等地顺从(包括老人们)。
从这两个风俗定律出发,在长期的发展中,又可以派生出两个重要的原始风俗法则。其中一个风俗法则就是:先到者先得。这个法则的派生路径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为什么要遵从长者呢?为什么不能遵从年轻人的某个尝试性建议呢?因为老人出生在前,而年轻人的出生在后(原始人是不知道发生在多少千年之前的某个具体的血的经验教训的),也就是要听从先到者的,不听从后到者的。进一步地,如果某件东西,某个物品,有人先发现,有人后发现,或有人先抓到,有人后抓到,那么,这个东西就应该归先发现或先抓到的人所有。这就是从“遵从长者”所派生出的“先到先得”的第一风俗法则。同时,从大家都同等地顺从神意的安排这条定律出发,人们又往往能发展派生出另外的,与“先到先得”的法则几乎完全相反的另一条风俗法则,这就是“大家轮换派位”的第二风俗法则。具体的派生逻辑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当某个新事物产生,例如部落第一次召开大会,需要一个氏族首领当主持人时,人们会倾向于占卜,由神裁定。第二次开会时依然占卜,这时当选的往往就会是另一个氏族的首领。这样长期下去,人们就会发现,与其费时力占卜求神,不如干脆轮流主持好了(成本最低)。这样就逐渐形成公平轮换的法则。
除此之外,原始社会还有许多具体规则,例如“一视同仁”的规则。这个规则的派生路径我们可以这样来考虑:比如,现在有许多东西,例如苹果,需要在全体社会成员间进行分配,显然,如果你先分给了第一个人两个苹果,那么,你也就要分给第二个人、第三个人同样两个苹果,因为要遵循第一个人得到两个苹果的先例(根据原始社会最高公律)。或者,如果某个社会成员因为做错了某件事而受到了某种处罚(比如打三下屁股),那么,今后另一个社会成员做了同样的错事,根据遵从先例的原则,就应该接受同样的打三下屁股的惩罚。这样长期发展下来,就必然会派生出“一视同仁”的规则来了。实际上,循此,还可以进一步派生出我们所熟知的原始社会中常见的“同态复仇”规则,即,你打断了别人的一条左腿,那么,为了惩罚,也必须“一视同仁”地打断你的一条左腿;你弄瞎了别人的一只右眼,那么,也必须同样弄瞎你的一只右眼。
细心的读者已可看出,“先到先得”与“一视同仁”这两条风俗,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是相互矛盾的。比如,如果一个人拣到了某些物品,根据“先到先得”的规则,他似乎可以把它据为己有。但根据“一视同仁”规则,他又似乎应该把它分给众人。怎么办呢?还是只能遵循先例。例如,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在最远古的时代,一个猎人意外获得了多余的肉类,他是无法保存的,只能任由别人前来分享(若坚持不让人分享,则整个群体不易在生存竞争中存活下来),以至最终形成先例。
下面为了对原始社会风俗习惯中的公律、定律、法则有一个全面、整体的了解,我们把它们图示如下:
遵循先例(公律)
顺从神意(第二定律)
遵从长者(第一定律)
轮换派位(第二法则)
先到先得(第一法则)
遇事抽签(基本规则)
遇事排队(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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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6 09:40:2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36)
第三节  文明社会的风俗
我们再来看一下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与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有何不同。虽然文明社会和原始社会同样具有着风俗习惯这个社会系统,但这两种社会的风俗习惯系统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表现在两种风俗的具体规则有不同之处。例如,原始风俗的最高原则是“遵循先例”,而文明风俗的最高原则,在文明社会分工可变的强大影响下,变成了“世移俗易”。除此之外,许多其它规则也有变化(详后)。其次,原始风俗和文明风俗还有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原始社会中,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受着风俗习惯系统的强大影响,并且唯一只受这一个系统的影响(原始社会中没有其它的社会工具系统);而在文明社会中,一个人在成年之前仅受或主要受风俗习惯系统的影响和制约,但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他就不仅仅受风俗习惯系统的影响,他的行为举止还要受到另三种社会工具系统力量的制约和作用(在第二章的讨论中,为了简便,我们曾把风俗习惯对人的心理的影响与理念系统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合并为一种力量)。或者换句话说,在原始社会中,风俗习惯对一个人有绝对的权威,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而在文明社会中,风俗习惯对一个人仅有相对的权威,对他的一生虽有重要的影响,但并不具有绝对性的影响。
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另一个不同是,在原始社会中,风俗习惯是十分纯粹的,里面没有明显的理性因素(逻辑推理)在内。也就是说,在一个原始社会中,不同的、具体的风俗习惯准则大都是彼此独立的,相互之间没有必然的、明显的逻辑因果关系或逻辑统属关系,且都是“古来如此”。而在文明社会中,虽然一个人在成年之前仅受其父母所施加的风俗习惯的影响,但由于其父母已是长期生活在文明社会中,处于文明社会所具有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制约影响之下,或其本人就是三大系统中某个系统的成员,因此其父母的行为规范里面已经搀杂进了或多或少的行政系统规则、市场系统规则和理念系统的信条,他们在规训自己的孩子时,不自觉中也会把这三大系统的基本规则观念连带进去。换句话说,文明社会中的少年儿童从小所面对的风俗习惯系统之中,已或多或少地带有一定的三大社会系统的规则观念在里面。也可以这么说,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中已多多少少带有了一些理性的因素(三大社会系统各自的不同规则系列中有着内在的逻辑派生关系),而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则无。总之,原始社会风俗习惯的来源仅仅是人们在应对各种偶然具体事件中所累积起来的经验教训,而文明社会风俗习惯的来源则有两个,一个是经验积累,另一个是三大工具系统的规则体系。这也就是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与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之间的本质不同。
当然,原始社会的风俗与文明社会的风俗还有其它许多的不同。例如,就风俗的具体内容来看,一般来说,在原始社会的风俗中往往还残存着大量的动物界中所通行的一些法则,而在文明社会中,尤其在文明社会完全成熟之后,这些动物界的法则基本上已经大大减弱甚至完全消失了。例如来自动物界弱肉强食法则的奴隶制,在原始社会始终大量存在,在早期文明社会中也大量存在(希腊、罗马),但在成长中的文明社会中逐渐开始减少,而在成熟的文明社会中则基本消失了(无论是来自于战败俘虏的奴隶制,还是来源于债务的奴隶制均是如此),原因就在于这些法则和文明社会中的三大系统的某一条或某一些法则产生冲突。再比如,原始风俗中的“遵循先例”是绝对的,铁板一块的,而在文明社会中,由于受到行政定律“命令可变”的长期影响,遵循先例就演化成了“遵从经验”。如果经验证明遵循先例总是失败,那么人们就会放弃先例而按照新的经验教训的提示去尝试新事物。并且,长期发展下去,这种“勇于放弃先例”本身也会成为新的风俗而被后人继承,就像日本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日本先是放弃自己的先例学中国,后又放弃中国的先例学西方,以致形成了一种勇于放弃先例的风俗)。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中已融入了三大社会系统的规则系列,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现行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规则都会进入风俗习惯,而是说,只有那些已经有了较长的存在时间(如四代人以上,详后),且已经完全成熟了的、经过了考验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规则才能进入风俗习惯。而那些时间不长,还不成熟,正在摸索试用中的较新的派生规则均不能马上进入风俗习惯。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文明社会的三大规则系列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展到了十步的话,那么能够进入风俗习惯的规则系列充其量只能有两三步、三四步。
下面,我们把文明社会风俗系统的律则图示如下:

世移俗易(公律)




遵从三大系统的公律
参照惯例




遵从三大系统的定律
尊重长辈;顺其自然




遵从三大系统的法则
先到先得;轮换派位

遵从三大系统的基本规则
排除决定;抽签决定

   
从上面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始风俗规则系列中的“平均分配”、“遵从长者”、“神裁法”、“同态复仇”等等,均已在文明社会的风俗规则系统中消失了。原因就在于,这些旧的风俗规则在本质上与三大社会系统中的规则系统(“等级制”、“阶级制”、“服从共同意志”、“接受检验”、“自愿交换”等等)是相互矛盾的,从而被后者逐步取代了。与之相对照的是,原始风俗中的“遵循先例”、“先到先得”、“轮换派位”、“排队决定”、“抽签决定”等,却在文明社会的风俗中部分得以保留。原因就在于,在许多三大社会工具的系列规则无法覆盖的领域中,还得要靠这些规则来维持秩序。当然,不用说,这些保留下来的原始风俗,其精神实质已经有了一些变化,去掉的是与三大系统相矛盾的部分,保留下来的都是与三大规则系列的精神实质相互兼容的部分。比如,“遵循先例”在原始社会中是指一切均要遵循先例,而在文明社会中则是指,在有行政命令时、或有合同契约时、或能以理服人时,就服从命令、遵守合同、服从道理,只有在既无行政命令,也无合同约束,又讲不出什么道理的情况下(或讲明道理的成本过高),大家才去“参照惯例”。可见,文明风俗中的“参照惯例”与原始风俗中的“遵循先例”是有着本质的不同的。推而广之,原始风俗中的“先到先得”、“轮换派位”、“抽签决定”、“排队决定”等等,凡是在文明风俗中得以保留下来的部分,也均是如此。
    另外,从上面文明社会风俗的图示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大社会系统中不同层次的规则,也相应居于风俗规则系列中的不同层次。也就是说,在三大工具中影响大的规则,在风俗系统中也居于影响较大的地位,在三大工具中影响较小的规则,在风俗系统中也居于影响较小的地位。这里的道理不难理解,例如,拿行政系统来说,“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个最基本的原则是相对最容易理解并最容易在全体人员之中达成共识的,因此它进入风俗系统的时间要早得多。而两条“命令可以改变”和“命令必须明确”的行政定律要达成共识相对就困难得多,且这两条定律之间本身就是相互对立、矛盾的。因此,对这两条定律最终达成共识并同时进入风俗习惯的时间就要晚得多。同理,两条行政法则进入风俗的时间就要更晚,且在实际生活中,对其产生歧义的可能性也最大。(例如不同等级之间的物质差别定在多大为适当?)
最后需说明的是,尽管在文明风俗系统的第二规则系列之中也存在着许多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定律、法则等,但这种矛盾和对立和原始风俗中各种不同的行为准则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属于在第一均衡原理控制下的辩证的对立统一,而后者则属于纯粹的因偶然因素导致的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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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8 16:48:51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37)
第四节  文明风俗的功能
    我们在第一章讨论文明社会时,曾经指出过,动物社会的传承延续主要靠的是先天性生物基因的遗传;人类原始社会的传承延续则主要靠的是后天的“获得性经验遗传”, “获得性”主要靠的是偶然因素,而“经验遗传”主要靠的就是遵循先例的风俗习惯。文明社会的传承延续则不然,它一方面靠的是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的复制遗传机制,另一方面靠的也是风俗传统的遗传延续。当然,正像我们在上面所指出过的,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中,已搀杂了或多或少的社会三大系统的各自的最最基本的游戏规则,因此它的内蕴与原始社会的风俗相比,已有了根本的不同。因此,综合起来看,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文明社会的传承延续主要靠的是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本身的复制传承的“本能”。
    那么,文明社会中的风俗系统主要有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呢?显然,它的主要功能已不再是“传承延续”,尤其在文明社会已发展了一段时期,三大社会系统的力量已经大大超过了风俗传统的力量之后,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在文明社会中,风俗传统的主要社会功能已经起了变化。简单来说,它的主要功能已变成了保持整个社会的稳定。也就是说,风俗习惯已从原始社会中那种一身而二任的“传承”系统(主要功能)和“稳定”系统(次要或派生功能),渐渐变成了文明社会中同样一身而兼二任的“稳定”系统(主要功能)和“传承”系统(次要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文明社会风俗的主要功能——稳定。我们知道,文明社会有三大社会工具,但既然是“工具”,它就存在出现故障而失灵的可能性。拿行政指挥系统来说,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整个行政系统突然瘫痪,造成了一种“无政府状态”,出现了权力真空;或者拿市场交换系统来说,如果由于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泡沫或某个恶意的金融诈骗而导致整个市场经济信用体系的崩溃;再比如理念系统,由于某个理论家的能言善辩及一些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方面的机缘巧合,从而使一种极端错误的偏见暴发流行,使整个文明社会一下陷入偏执失控状态,甚至有可能造成整个狂热社会群体灾难性的毁灭;在以上种种情况下,显然,我们就需要一个最基本的社会稳定系统,来保障在上述种种社会灾难突然发生时,整个文明社会不致一下彻底毁灭。而要保持文明社会最基本的生存延续,或者说保障整个社会中人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的社会行为准则的底线,这就要靠风俗习惯及传统观念的作用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整个文明社会在出现大的社会工具系统灾难时,最多只能倒退一半(例如从十步退到五步),而不致于倒退到完全的原始社会的状态(由于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中已包含了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带来的最基本的理性规则因素,因此文明社会决不会完全倒退到原始社会状态),并能够在三大社会系统恢复运转后,整个文明社会能迅速恢复至原来的正常发展状态(这其实也是经历过战争严重摧残的文明社会,能够在战争结束后较迅速恢复过来的根本原因)。让我们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来说明这个道理:这就好比虽然人类发明创造出了汽车这个高效的代步工具系统,但人们决不会因为有了汽车就轻易废弃掉自己原有的徒步行走的能力。因为一旦汽车系统出了故障,在排除掉这个故障之前,我们还要依靠徒步行走的能力来保障我们最基本的生存运动。
在人类历史上,这种靠风俗系统来挽救整个文明社会免于彻底崩溃的例子时有出现。例如,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一段黑暗时期中,整个西方社会就依靠基督教信仰中所包含的具有文明因素的风俗传统才得以维系存在下来。灭亡后的罗马帝国并没有一下子退回到原始社会去,而仅是倒退了一大截而已。又比如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整个社会几近瘫痪,这时罗斯福总统通过无线电广播发表了他那著名的“炉边谈话”,用诉诸全体人民的最后良知(风俗习惯中的经济伦理底线)的方式挽救了整个社会的金融信用体系及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从而避免了整个社会的彻底崩溃。再比如中国的“文革”时期(尤其是初期造反阶段),由于市场及理念系统极弱,而行政系统又突然瘫痪或半瘫痪,整个社会一下陷入无序混乱的状态,这时,也是靠着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里面有大量的传统的风俗伦理信条和最基本的行政公律原则),才使人们有了一个最基本的行为准则底线,从而避免了整个社会的彻底崩溃。
除了上面我们所说的,当社会工具系统瘫痪时,风俗系统可以起到某种稳定作用并使之重新起动的传承作用之外,实际上,风俗系统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在三大社会工具系统正常运转的时候,也还是在起着一种稳定社会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在原始社会中不十分需要稳定系统、而在文明社会中却十分需要这样一个“稳定系统”呢?其根本原因在于原始社会中没有三大社会工具,而文明社会却具有那三大社会工具。尤其是在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文明社会中更是如此。我们知道,行政决策及理念指导都有可能具有极大的突变性,这可从它们的运作坐标图中的垂直向上的线段中看出,而假如社会中没有风俗系统对这种社会突变的可能加以一定的约束的话,那么,社会分工组织的发展变化就有了“突变”的性质,也就是具有了相当于赌博的性质了。这将带来两方面的严重危险。其一,假设行政决策失误或理念指导失误,则整个社会将一下子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也就是说,整个社会虽然有可能因为有社会工具而进步得更快,但也有可能一下玩完,放在唯一篮子里的鸡蛋会全部打破(这就好比生物界中的基因突变,有可能导致更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也有可能导致更不适应环境而加速灭亡)。其二,即使行政决策和理念指导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变化,拐弯过猛,也会引起巨大动荡,甚至导致翻车、翻船。显然,这时,还需有一个“遵循先例”的风俗系统来牵制一下更稳妥一些。我们在第四章分析行政系统的“命令必须可行”规律时;在第五章分析理念系统的“有效提供”规律,曾讲到理念指导方案要符合当时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时,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的具体底线、具体标准,实际上主要就是由风俗系统来提供、来判断的。
此外,由于文明社会的风俗系统中有一半的内容都是来自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最基本的律则(参见前面文明风俗的律则派生图),因此,文明社会的风俗也就天然具有了传承文明因素的功能,这里我们就不再详加论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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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8 21:23:05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讲的好,写的东西值得认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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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9 06:4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38)
第五节  影响风俗强弱的因素
    我们都知道,不论是原始社会还是文明社会,在各个不同的彼此独立的社会中,往往风俗习惯的影响力的大小并不一样,有的社会风俗习惯的力量很强大,有的社会风俗习惯的力量则相对不那么强大逼人。一般来说,在风俗力量相对弱小的原始社会中,文明社会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容易生长发育出来,而在风俗习惯的力量异常强大的原始社会中,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则相对不容易生长发育起来,或者虽然生长发育起来了,但却具有极大的畸形性。那么,决定风俗习惯力量大小的因素都有哪些呢?
首先让我们从风俗习惯本身的特点来分析。我们知道,风俗习惯的最高原则是“遵循先例”,一般规则是“服从长者”。而且,我们知道,风俗习惯系统主要是依靠环境舆论的作用,它诉诸的是人的外在心理需求,而并不是靠暴力(如行政系统那样诉诸人的安全需求)或理性(如理念系统那样诉诸人的内在心理需求)及财富(如市场系统那样诉诸人的生理需求)来起作用。而只有当一个人长期或永久地固定生活在某一个地方的某一群人当中,这个地方的这一群人的舆论环境才能对他产生(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假若这个人的生活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一会儿在甲地,一会儿在乙地,一会儿在丙地,一会儿又回到甲地,那么,甲乙丙三地的社会舆论环境对他就都不具备绝对压倒性的影响,或者说这三个地方的舆论对他的影响都不大(“耳不听不烦”)。再加上我们以前所说过的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因偶然的因素往往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不同地方的风俗习惯往往正相反,那么这个到处流浪生活从而“见多识广”的人的头脑中就更不容易产生一成不变的强制性的心理定势。也就是说任何地方的风俗习惯都不会对他产生强大的心理影响。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由于甲、乙、丙三个地方的人都不把这个到处流浪生活的人看作是自己本地方的人,也就是说,都只把他看作是临时的外地客人,因此,对他的某些违反本地风俗习惯的做法就会予以容忍、原谅(因为这样做并不会影响他们自身的自我肯定)。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社会中,流动的社会成员越多,流动的地域越广,流动的频率越强,则该社会的风俗习惯的影响力越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假设在一个社会中,风俗习惯的存在不仅仅靠口耳相传,而是和一些有固定程序的仪式紧密结合在一起,那么,一般来说,在该社会中,风俗习惯的力量就要大大加强;与之相对,如果在一个社会中风俗习惯的产生仅仅靠口耳相传而并不结合有相应的礼仪程序,那么这个社会中风俗习惯的力量就要大大减弱。这其中的道理就像行为心理学所揭示的那样,神秘的仪式可以使人感到风俗的威严,格式化的程序动作可以对人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例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犹太教都有着一套固定的礼仪程序,人们每天照办无误,从而对人们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力。相对而言,佛教和道教的礼仪程序则较弱,因此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弱。当然,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如果某种风俗习惯的礼仪程序过繁过重、以致超出了一般人的应付能力,影响了人的正常生活,使人不胜其烦,那么,人们就会在实际生活中对这种过于繁复的仪式采取虚假敷衍的态度,这样久而久之,反而减弱了这套繁复仪式的威严和影响力。例如公元前后时期的古罗马社会中传统的风俗礼仪就是如此。
除了以上两个主要因素之外,正像我们前面也曾论述过的,还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也可以对风俗习惯的力量产生影响。例如,虽然许多风俗习惯的要求完全是不合理的、没有道理的,但恰恰因为纯属偶然的机缘,遵从了这些风俗习惯,人们就经常得到了预期的效果,于是,这些特定风俗习惯的力量就得到极度的加强。相反,如果人们反复遵从一个风俗习惯的要求行事,但是阴差阳错总是没有得到预期中的效果,那么这个风俗习惯的力量就会大大减弱:虽然人们出于谨慎和“宁滥勿缺”的原则还会在表面上遵守它,但在心里已经不那么看重它了。当然也还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某个社会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而一时无法克服,人们在“慌不择路”、“病急乱投医”时,甚至也会把一些早已废弃了的古老的风俗习惯搬出来救急。例如,当古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反复被迦太基的天才将领汉尼拔打败时,罗马城在情急之下就又恢复了用活人做牺牲的古老的祭祀风俗。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下某个风俗持续的时间长短以及该社会的结婚年龄及家庭结构对该风俗力量的巨大影响。我们假定某个社会每个人平均结婚生子的年龄为30岁,且一个人年富力强的时间也为30年,那么,一般来说,当某项新制度推行了30年时,我们就可以认为这项制度开始成为某个新风俗了。再假定这个社会的家庭结构大多是三世同堂的,而一个少年儿童不仅要受父母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同住一起的祖父母的影响,因此,当某项制度推行了60年,那么,儿童从父母及祖父母之处所接受的教诲就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也就是说,这个新风俗的力量被加强了。也可以说,这时风俗的力量几乎加强了一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风俗加强的速率要相应减弱,例如某个风俗推行了100年和推行了200年之间,其强度变化不大,除非这个社会的家庭结构变成四世同堂或者五世同堂的情形了。换句话说就是,某项新制度推行后能否最终形成为全社会的一项风俗,以及这项风俗最终会形成多强的力量,除了取决于这项新制度推行延续的时间长短外,还要取决于在全社会中的每户居民的家庭结构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以数字10代表一个新风俗的最终形成及其一个强度单位,那么家庭结构对新风俗的形成及对其强度的影响可从下表粗略看出:

      延续时间
家庭结构

























二世同堂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三世同堂
8
10
20
20
20
20
20
20

四世同堂
6
  8
10
20
30
30
30
30

五世同堂
4
  6
  8
10
20
30
40
40

举例来说,在只有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的二世同堂家庭中,子女只受父母的影响,因此一项新风俗只需一代人就可形成。而在三世同堂的家庭中,子女还要受到祖父母的影响。祖父母是没有这种新风俗的,因此父母的新风俗对子女的影响就要减小(被祖父母的旧风俗抵消一部分),假设由10减小为8。(同理,四世、五世同堂的家庭相应减小为6和4)只有当具有旧风俗的祖父母死去,原来具有新风俗的父母变为了祖父母,新风俗才能最终确立。并且,此时,由于父母和祖父母都用同一项风俗教育子女,这个风俗的教育效果我们可以假设就加大了一倍。那么,从上表可以看出,对以四世、五世同堂的家庭构成的社会来说,一个新风俗的完全形成约需要三代、四代人的时间,而对于二世、三世同堂的社会来说,仅需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够了。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要彻底消灭一个旧风俗,对四世、五世同堂的社会来说,大约需要花费三四代人的时间,而对于二世三世同堂的社会来说,仅需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够了。
(图表扭曲变形,搞不好,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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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9 12:41:48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讲的好,我补充一句。就是讲,现代社会,风俗对人的影响,和上年纪人影响力的下降,在于知识更新的加快和互联网的应用得到普及。知识获取和更新速度上,老年人优势变小。这个,可以在身边方方面面中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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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0 17:01:15 | 显示全部楼层
锅笑棚 发表于 2016-5-9 12:41
讲的好,我补充一句。就是讲,现代社会,风俗对人的影响,和上年纪人影响力的下降,在于知识更新的加快和互 ...

感谢评论!我同意你的补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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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0 17:03:58 | 显示全部楼层
文明社会原理(39)
六节  原始风俗与三大社会系统的亲和性
我们已经知道,文明社会与原始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文明社会中产生了行政、市场、理念这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可想而知,当这三大社会系统最初萌芽产生出来时,它们必然会受到社会中原有的风俗习惯的抵制。那么,原始风俗习惯对三大社会系统的抵抗强度是否一样呢?哪个社会系统与风俗习惯具有一定的亲和性或兼容性,而哪个社会系统又与风俗习惯不具有或很少具有亲和性或兼容性呢?本节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先来看行政系统。我们知道,行政系统的显著特点是“命令与服从”,且讲究整体(集体)利益,并要求成员的固定的隶属性(非流动性)。从这几方面看,行政系统与风俗习惯有着天然的亲和性,因为风俗习惯也讲究服从,讲究整体利益,其人员也具有非流动性。区别只在于行政系统要求服从单一的“共同意志”的指挥,而风俗习惯则要求服从传统惯例的指挥或服从最懂得风俗惯例的长老们的指挥。但无论如何,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和矛盾并不大,反正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我们知道,行政系统还有另一个重要特点,即其共同意志所下达的命令具有极大的可更改性。而风俗习惯则恰好相反,人们所遵从的传统习惯具有极强的不可更改性。而且,若行政系统进一步发展了的话,其“共同意志”的继承方式(往往是低成本的世袭制)以及征收赋税供养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做法、特别是从上到下的等级制,所有这些和风俗习惯的推举部落首领的方式以及所有社会成员均自食其力、尤其是全体部落成员的权利均等的做法也会发生极大的冲突。从这方面来看,行政系统和风俗传统又有着一定的不亲和性。综合起来看,行政系统和风俗习惯的亲和性使得前者有可能从后者之中生发出来,而不亲和性又导致这种成长生发具有相当的艰难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首先,市场系统要求自由交换、私有制和人员高度的流动性,以及冷酷无情的竞争和优胜劣汰,所有这些原则上都与风俗习惯系统的对外掠夺性(抢夺外族财物而非交换)、公有制、人员的固定性,以及亲情性、从众性和互助性完全相反,因此,似乎可以说市场系统与风俗习惯有着天生的对抗性和非亲和性。但若我们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市场系统和风俗习惯还是有着一定的亲和性的(否则市场系统压根就产生不了)。这种亲和性就在于原始社会中的人们在风俗习惯的安排下也有着或简或繁的分工协作,男子去打猎,妇女去采摘或种植,老人照看孩子和火种、住所,等等。总之,原始社会中的人们彼此之间也存在着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不是以显性的物与物相交换的方式出现,而是以隐性的劳动与劳动相交换的方式出现。换句话说,风俗习惯与市场系统在彼此交换所有物(劳动)这一点上在暗地里也是相通的。而且,更进一步地,市场系统排斥暴力强制,风俗习惯在一般情况下也在内部排斥暴力强制,在这一方面,市场系统和风俗系统也是相似的。尤其是,市场系统要求信任中介、遵守合同,而原始风俗也要求重承诺、戒谎言,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有着相当的亲和性。最后,在晚期原始社会中,为了避免社会成员之间因争抢配偶导致争风吃醋的冲突而制定的一夫一妻的制度,也或多或少有助于人们产生出“你的”、“我的”等私有观念,这一点也是和市场系统所要求的私有制有着一定的亲和性。总之,市场系统和风俗习惯有着较大的不亲和性和较小的亲和性。另外,和行政系统一样,市场系统和风俗习惯的亲和性导致前者可以产生出来,而不亲和性则使这种产生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理念系统。非常明显的一点是,理念系统和风俗习惯都是靠“观念”来指导人们的行为,区别只在于理念系统的观念来源于其系统中某个理论体系的逻辑推理的最终结论,而风俗习惯的观念则来源于古老传统。那么理念系统和风俗习惯的亲和性又如何呢?这要看具体的情况。如果某个理念系统中的某个强势理论体系是通过归纳总结现有的各种风俗习惯的信条而产生出来的(这里的前提条件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在原始的风俗习惯中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过大的自相矛盾的信条),或换句话说,该理念系统的主流理论体系的最终结论和原有的风俗信条完全一样或基本一样,那么不用说,这个理念系统就和原有的风俗习惯有着巨大的、甚至百分之百的亲和性。相反,若某个理念系统中的强势理论体系是靠着演绎推理或完全独立的和旧风俗不相干的归纳推理产生出来的,而且它的最终结论和原有的风俗信条完全不同或基本不同,那么,不用说,该理念系统就和原来的风俗习惯有着百分之百的不亲和性或水火不兼容性。(在这种情况下,理念系统若没有外部力量的帮助或社会上突然产生出了巨量的心理补偿诉求,则几乎无法产生。)当然,如果碰巧,理念系统的结论和风俗传统的信条有一半相符,有一半不相符,那么这个理念系统和风俗习惯就是半亲和的。总之,如果说行政系统、市场系统与风俗习惯均有着半亲和与半不亲和性的话(行政的亲和性较多、市场的亲和性较少),那么理念系统则除了半亲和与半不亲和的可能之外(如基督教的一神论和风俗的多神论不亲和,但基督教的人人皆兄弟的观念却和风俗的血缘观念相亲和),还有着百分之百的亲和与百分之百的不亲和这样两种极端的可能性。当然,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出来,在整个理念系统内所并存的各种理论体系之中,如果有的理论和风俗习惯有着极大的亲和性,有的理论与风俗习惯有着半亲和性,有的理论和风俗习惯有着极大的不亲和性,那么,在没有外来力量(别的社会系统或别的文明社会)影响的情况下,最终胜利并占据强势地位的理论体系必定是亲和性最大的那一个。而且,这个理论体系做为整个理念系统的代表,一旦占据了强势地位,就往往变得神圣而不可动摇。这方面的例子最典型的当属古印度文明中的婆罗门教的种姓理论,由于其和风俗习惯的巨大亲和性而几乎变得不可动摇以致一直延续至今。如:婆罗门种姓理论主张多神崇拜,风俗习惯也信奉多神;种姓理论讲究分工基本不变,四大种姓各司其职,风俗传统也讲究分工基本不变,男渔猎女采植;种姓理论根据外观肤色来划分身份等级,风俗习惯根据外观形态来划分人兽之别;种姓理论讲究服从祭司婆罗门,晚期风俗习惯讲究服从代表神裁的巫师巫术;种姓理论包含种种礼仪程序,风俗习惯也讲究礼仪程序,等等。至于强大的等级分明的种姓制或曰奴隶制,则由于是因外部的征服带来的,不是在原始社会成员内部自发产生的,所以虽和风俗习惯中所有成员平等的观念相冲突,但由于符合原始社会中所大量遗存的“弱肉强食”的动物界规则相一致(详见本章附录),所以也能被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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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40、41、42)(略)
原理(43)
第七章  文明社会的组建和结构

在前面的几章中,我们分别考察了文明社会中三大社会工具系统(若加上风俗传统,则是四大社会系统)各自的功能特点、运行中的均衡原理及系统内部的矛盾冲突。现在,我们就可以着手来研究由这些工具系统所构成的整体文明社会了。
这里,首先就遇到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我们能否仅仅依靠其中的某一个工具系统来组成一个单质性的文明社会?例如,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都具有(低成本地)组织社会分工协作的功能,那么,我们能否单靠一个行政系统或单靠一个市场系统来完成文明社会的分工协作呢?如果能,用这种方式组成的单一结构的文明社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不能,原因又在哪里?
若从历史事实来考察的话,人类所建立起的各个文明社会几乎都是三大社会工具系统兼而有之的,那么,文明社会必须是复合性结构的吗?必须由多个社会工具系统来共同构成吗?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这多个社会工具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进一步的,对于复合性文明社会中的某一个社会工具系统来说,外工具系统的存在和渗入,是有利于其本身功能的更好发挥还是相反?本章我们就来详细讨论一下这些至关重要的文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第一节  行政向市场的转化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单质性的、或者说单一组织结构的文明社会是否可行,即:单靠行政系统或单靠市场系统是否能完成一个文明社会的分工组织工作。
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我们知道,行政系统是靠一个“共同意志”来发布可变化的指令,全体社会成员都服从这些指令,从而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分工协作。但我们知道,即使在文明社会的早期,工作的种类也有一定的数量了,不是只有有限的几种。其次,人的寿命是很长的,不是只有一天。
这样一来,整个社会每天都要面临着所有社会成员的复杂的分工协作的组织问题。例如,从理论上来说,共同意志可以下达指令,第一天,要求甲去做A工作,乙去做B工作,丙去做C工作,等等;第二天,又要求甲去做B工作,乙去做C工作,丙去做A工作;第三天,再要求甲去做C工作,乙去做A工作,丙去做B工作。这样做的好处是,共同意志可以每天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状况(如身体是否健康),来给其分配难易程度不等的不同种类的工作,或指挥大家轮流去做那些劳动强度稍大一些的工作,以体现公平(行政的基本规则)。
但这里隐含着两个先决条件,即:首先,这个文明社会的工作种类不能过多。如果这个文明社会的工种过多,比如超过了三位数(达到“百”这个数量级),那么,“共同意志”要是每天都针对每一个社会成员发布这一系列的多达数百条的分工协作指令的话,将不堪重负也不胜其烦。一句话,成本太高。其次,A、B、C……这些种类工作的技术含量都不能过高,或它们之间得有很大的技术共通性,否则每个社会成员每天都要去学习掌握一种新的技术,也将导致成本太高。尤其是在分工协作中的高难度工作种类很多(超过百这个数量级)的情况下,成本更高到几乎不可承受。
那么,人们能想到的最合理的办法、也是成本最低的办法会是什么呢?显然,最合情合理的解决办法将是:“共同意志”只在最初第一天发布指令,然后,全体社会成员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以至在更长的时间里,都按照这最初第一天的指令去做。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甲每天都去做A工作,乙每天都去做B工作,丙每天都去做C工作,从而把分工协作大体固定下来,不再反复地每天变来变去。除非有特殊的或紧急的情况发生,或出现了新的技术发明,共同意志才临时发布新的命令进行调整。这样做的结果是化繁为简,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因每个人每天干同一件工作,会增加其熟练程度和经验)。
但这样做带来的后果是,当一个人或一些人每天、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反复做同一种工作的话,这种行为本身就会对这个人或这些人的心理产生影响。一个直接的影响后果是,他们会把这件工作逐渐当成自己的专有职业,不容别人来插手;同时他们也会把为完成这项工作而分配给他们使用的资源当成了自己的专有财产(私有财产),不容别人来分享。只要这段时间足够长(几个月甚至几年),那么,当共同意志出于某种原因(例如公平的原因)要重新分配工作,或重新调配资源时,就会遇到这些人或明或暗的抵制。也就是说,行政系统的原则和定律、法则等将不再能完全起作用了,或至少部分地失灵了:指令不再被无条件百分之百被遵守,资源财产也不再完全属于共同意志所有了。
那么进一步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答案是,会出现市场系统的定律和规则,即:要调换某两个人相互间的工作,必须要被调换的双方两厢情愿;要调配调拨资源,必须要用基本同等价值的东西来做相应的补偿。总之一句话,如果一个行政系统中的工种规模超过了一个限度,或一个社会的不同工作者之间分工协作的技术复杂程度超过了一定限度,那么,行政系统就会不得不依靠市场系统的帮助来组织社会分工,否则它就要承担几乎无限大的行政管理成本了。
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感受到上述现象的存在。先说一个现代的军事上的“化公为私”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当1936年红军渡过黄河东征时,由于种种原因,红五军团的人员损失较大且所招新兵不多,而红一军团损失不大且招兵情况相对较好。于是,东征回来后,中央决定从红一军团调拨一部分人员去充实红五军团。此举马上遭到了红一军团领导的抵制,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把原本属于全体公有的、只是分配给他们使用的红军战士视为(红一军团的)私有财产了。
在异常艰险的、大敌当前的生死环境下,在行政规则最易充分体现的军队组织中,尚且会产生行政规则失灵的现象,那么,在和平的、条件优裕的环境中,这种行政系统部分失灵的现象会更容易、更频繁地出现,就是可想而知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经常反复出现的现象。在中国的古代,土地在理论上来说一直属国家所有(皇帝所有),只是在每个王朝建立初期时分配给农民使用。这种分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层层分封(封建制,如商周时期),另一种是国家对农民直接分配(中央集权制,如秦以后)。但不管是哪种分配方式,使用的时间一长,“公有私用”的土地就慢慢演变成了封建主或农民“私有私用”的土地了,并且彼此之间可以按市场规则进行买卖、交换了①。
另外还需强调说明的一点是,一个行政系统的规模一大,不仅会破坏公有制的行政规则,而且也会破坏“均等”的行政规则(指同一级别内的均等)。就拿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生产责任制来说,农民承包国家的土地一定30年,在这30年中,生不补、死不退。如果按行政系统的均等规则来看,应该生补死退才正确,才公平。但这样做的管理成本太大,必须年年重新分配土地才行(姑且不考虑过于频繁的分配土地会影响农民改良土壤的积极性)。而分配土地更是一个比分配日常工作难度大得多的事情,所以只好不管那些行政规则,一定30年不变,按市场和风俗的规则来行事了(私人继承,先到先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纯行政系统的组织,它的规模上限大约是多大。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的规模,以及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封建庄园制的规模。通过这两个时期的历史实践可以看出,如果靠纯行政的方式来从事哪怕非常简单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农业生产,其规模也只能以几十户人家(生产队)为限,如果是几百户(生产大队)就相当困难了(成本过大),而要直接管理几千户的人家(人民公社)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了。欧洲中世纪时期的庄园有限,而中国人民公社级别上的一平二调推行不下去,道理都在这里。
当然,如果非要依靠纯行政系统来组织社会生产的话,还有一个变通办法,即,以大量的小的行政系统做为一个个“行政细胞”,然后再以这些小的细胞为单位组成大一点的“行政集团”,再由这些大一些的行政集团组成整个社会的行政系统,就像军队系统实行的那样,班、排、连、营、团、师地一层层叠加上去。但这样做的结果依然避免不了“私有化”。无非是小的“私有化”(个人的私有制)被大的“私有化”(集体所有制)所代替而已。在这些大大小小的行政细胞、行政集团之间,同样要实行有偿自愿交换的市场原则才行,同样要依靠交换的媒介(货币)才行,就像当代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现在的朝鲜那样。其次,要想让那些自成一体的“行政集团”踏实地服从行政系统总领导的指挥,任劳任怨地为总领导“打工”,也必须给他们甜头才行。也就是说,要给他们某种物质利益以交换他们的“服从”,就像市场系统那样和他们打交道才行;甚至有时还要靠风俗系统中的个人恩情因素的帮助。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由于人的因素(精力有限),由于成本原理的作用,同时也由于提高效率的要求,任何一个纯行政系统的规模都不能过大,都有一个由当时的技术水平所制约的最大限度。一旦超过这个限度,行政系统内部就要出现市场系统的要素,或者说,这个行政系统就要逐渐向市场系统转化。
那么,行政系统有没有这样一种趋势:它始终能把自己的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之内呢?我们的答案是,无论是从理论上来分析,还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考察,行政系统自身,都缺乏这样一种限制自身规模的趋势,而且正好相反,所有的行政系统几乎都存在着一种不断扩大规模的倾向。
首先,从外部的环境因素来看,由于存在着众多的各自独立的人类社会,而这些人类社会之间又难免最终相遇而发生冲突。在冲突发生时,又往往是人多势众的一方占有优势,于是,这就促使每个独立的行政系统都会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规模(通过联合或兼并的方式)。无论东方西方,早期历史上都出现过部落联盟,近现代则不断出现军事联盟,道理就在这里。
其次,从一个文明社会的内部来看,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指挥下的分工协作必能带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而带来整个社会人口的繁殖增长,从而自然而然地增大了行政系统的规模。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可参考上世纪中国人民公社时期的大寨大队,在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陈永贵强有力的行政指挥不仅使大寨人能生存下去,而且还带来了整个大寨人口的增长。总之,无论从外部看,还是从内部来分析,任何一个健康的行政系统都有不断扩大自身规模的趋向,从而其向市场系统的转化趋向也就是必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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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3 11:10:5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44)
第二节  市场向行政的转化
下面我们再来考察纯市场系统的文明社会是否可行。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看清。我们依然先从外在的社会环境来看。我们暂且撇开治安方面的因素(如海盗、强盗等)不谈,那些过度竞争、无序竞争以及恶意欺诈、囤积居奇、垄断市场等也撇开不谈,单只从良性的技术进步所必然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来看,以及使整个社会的经济及时摆脱短缺缺口或通胀缺口的需要来说,再加上在市场经济中必然要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正常经济纠纷的强制性解决、以及各种各样的技术性标准的强制性统一需要来看,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独立于自愿交易的双方且具有一定强制力的第三方——行政系统的参与和帮助。尤其是当市场系统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单只货币信誉的维持这一条,就离不开行政系统的力量(人不能永远依靠黄金来交换,且不说交换的成本,单说黄金的存量也是有限的,无法随时满足市场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
我们再从市场系统的内在机制来考察一下。我们知道,由于竞争的原因,作为交换中介的厂商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或为了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他们或迟或早都要走上扩大生产、追求规模效益这条路。这就要求建立大的工厂、大的公司。在这些大的工厂、大的公司内部,众多的工人、职员在总经理的统一指挥下进行严密的分工协作。在这时,这些大的工厂、大的公司,已经成为了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小行政系统,在其内部,是严格按照行政系统的定律、法则、规则来运转的(一切服从总经理的命令)。换句话说,随着市场系统的发展、扩大,在市场系统内部的基本层次上,它已经转变为行政系统了。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具有了一定规模的大工厂、大公司,为了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或为了更好地规避原料市场及销售市场的波动所带来的风险,就会进一步向上、下游产品领域扩展,联合或兼并上下游企业;更进一步,为了规避生产单一产品、或从事单一行业所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这些大的企业、大的公司还会从事跨行业的渗透、发展。如果纯粹从理论上来推导的话,那么,在市场系统自身自由竞争的长期作用下,如果没有非市场系统的“反垄断法”,最终整个社会就会被少数几家、甚至完全被唯一的一家巨型公司所垄断。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系统就都摇身一变,转化成为一个行政系统了。
而在这种市场系统向行政系统转化的过程中,市场规则也逐渐被行政规则所取代。例如,从外部来看,当一个私人个体企业为了竞争需要而和别人进行联合、成立一个大的股份公司时,那些过去原本由他自主决定的事情,现在却要由全体股东大会投票产生出的临时“共同意志”来决定了(例如著名的国美电器,原来是黄光裕一人说了算,现在是全体股东大会的“共同意志”说了算)。再如,从一个大企业内部来看,为了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它要推行职工持股制,也就是变企业法人所有制(私有制)为全体职工所有制(公有制)。
当然,在那些小公司向大公司转化的过程中,根据我们在讨论行政系统的发展趋势时所说的,这些由市场系统中的个体交换中介、个体生产者转化来的各个小的行政系统,当它的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其本身又要开始吸纳市场系统的规则,或者说又要开始其自身向市场系统的“再转化”过程了。例如,一个巨型公司的各个分公司之间也要进行独立核算。而分公司内部的各部门之间,甚至具体到各个班组之间也要进行独立核算。最极端的作法,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之间,在核算的成本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也会走上独立核算的市场之路。更进一步,如果一个由几个有关联的企业合并成的总公司的规模过大,其内部的行政管理成本超过了其合并前的相互间的交易成本的话,那么,这个总公司甚至还会重新分解剥离为(市场化为)几个各自完全独立的小公司。总之一句话,正像一个大规模的行政系统出于节约成本的原因会在其内部的不同层次上市场化一样,一个大规模的市场系统出于追求效益(效率)的原因,也会在其内部的不同层次上行政化。两者之间的唯一区别是,行政系统的市场化是不情愿的、被迫的,是为了规避无法承担的巨大成本;而市场系统的行政化是主动的、心甘情愿的,是积极追求更大利润的结果。

以上我们分别论述了行政系统向市场系统的转化以及市场系统向行政系统的转化,假如所述不无道理的话,那么,会不会直接导致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即,两者之间转化来转化去,不就成了同一个东西了?市场系统等于了行政系统,行政系统等于了市场系统。笔者经过深思熟虑,确实不得不有条件地承认这一点,即:行政和市场,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是一件事物(组织分工协作)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属性,抑或是一个连续谱系的两个端点。打个比方,就像物理学中的时间和空间、能量和质量、波动性和粒子性相互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一样,市场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也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前面我们论述了大规模文明社会中的转化现象,下面我们再来具体详细地分析一下一个最简单的由甲乙两个人组成的小型社会。假设甲乙两个人每天都出发去采集蘑菇,为了提高效率,某天甲对乙说,咱们别都走同一个方向吧,这样收获率低,能不能你往左走,我往右走,这样两个方向的蘑菇就都能采集到了。乙想了一下,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在这种情形下,甲和乙之间的分工协作就是采用的市场系统的方式:自愿交换。甲用自己的向右走采蘑菇,交换乙的向左走采蘑菇。
但假如情况不是这样,有一天,甲乙两人正在一片稀疏的林中散步,突然前面跳出来一只老虎。紧急之下,其中一个大喊一声“你往左跑,我往右跑!”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人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更不可能去协商谈判,为了生存,他会毫不迟疑地向左跑。在此时,甲乙两人之间的分工协作就是行政系统的方式:一个人发布命令,另一个人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换句话说就是,在一般的一点也不急迫的情况下,甲乙之间的分工协作更倾向于采取市场系统协商合作的方式,而在异常紧急的情况下,则更倾向于采取行政系统指挥服从的方式。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同样是“你往左,我往右”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在某些情况下,它会表现出市场系统的属性,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又会表现出行政系统的属性。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行政系统中的“权威”和市场系统中的“信誉”,看看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相互转化。从大量的历史事例和我们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都可以观察到,再厉害的行政权威都必须以一定的“信誉”做为它自身的基础。拿最讲等级服从的军队来说,如果一个军事指挥员总是打败仗,以致使士兵们对他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不再信任他了,那么,无论他手中握有多大的权威,也将无济于事——或者士兵们大量逃亡,或者他自己辞职下台,两者必居其一。再拿市场经济中的“品牌”来说,一旦人们对它建立起了信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品牌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了强大的权威,以致于能够“强迫”人们只认它这个品牌、并不断心甘情愿地购买它。甚至当这个品牌由于各种原因而经营不下去时,它也能像行政系统中的权力移交一样,把这个“品牌”的权威(一个信誉的空壳)转交给别人继续经营。总之,行政系统中的权威和市场系统中的信誉也是可以并经常地互相转化的。
最后我们再说一个行政规则和市场规则相互渗透的例子。比如,我们平常总是说在进行管理时,要“恩威并重”,奖励和惩罚并举。在这句话中,“恩”和“奖励”,就更多地带有市场系统中利诱的性质,而“威”和“惩罚”则更多地带有行政系统威逼的性质,由此,我们也可知道行政和市场之间须臾不可离的一面。
当然,无论我们怎么论述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我们都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即认为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实际上是100%的一回事。这又像物理学中的能量和质量、时间和空间、波动性和粒子性虽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但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不是同一个事物一样,行政和市场在大多数条件下,在大多数情形中,还是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的,是有着两套截然不同的规则系列的两种工具、两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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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45)
第三节  理念、风俗的不可或缺
    我们在前面第五章中曾讨论过,理念系统由于成本过大的原因,不得不依赖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来实际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对于理念系统来说,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接下来就会有一个问题: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文明社会,仅仅依靠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而不要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的帮助,是否可行呢?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一个文明社会的组织分工协作的系统也同样离不开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的帮助。我们下面就来论述这一点。
先看理念系统的不可或缺性。首先,我们知道,当人类刚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习惯于原始风俗的人们还一时无法习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想办法创造出一个能使人服从命令的“社会舆论”来。这一点,许多近代的思想家们都认识到了,例如,西方的思想家休谟就说过:“对于那些以哲学眼光来考虑人类事务的人来说,没有比看到大多数人轻易地受最少数人的操纵,注意到人们以不言明的顺从而放弃自己的感情,并转变为维护他们领导的利益更令人惊奇了。当我们寻思这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是通过什么方法得以实现的时候,我们发觉,因为,力量总是在被统治者这一边,统治者只有舆论支持他们,而没有任何别的。正是以舆论为基础而建立起政府,这一准则延伸到最专制最尚武的政府,也延伸到最自由、最民主的政府。”②也就是说,那些古今中外的国王们往往要依靠理念系统的帮助来使人们能够顺从地服从命令。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代表“共同意志”的君主掌握了暴力工具,例如军队和警察,就可以强迫人们服从自己的命令。但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即,首先这些军队必须服从你的命令去镇压百姓才行。而怎样才能使军队首先服从命令呢?还是得有舆论帮助你训练军队才行。实际上,这一点,远古的人们也认识到了。例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周易·彖》)不仅东方,西方的古希腊、古罗马的君主们也同样信奉:“有神则资利用”(奥古斯都)。到了后来,则更进一步,“为君者不必信教,而不可不貌示笃信”(马基雅维里)。同样,与之相对应,为了防止君主们胡作非为,人们也要借助舆论的帮助来约束君主。尤其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当人们还没有发明出用诸如三权分立的机制来制衡“共同意志”的绝对权力时,更是如此。例如,人们往往借助神道(天谴)来谏诫帝王们③。
其次,从一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以行政系统为例,我们曾说过(第五章第七节),理念系统主要是通过对行政系统中最高共同意志的影响,来间接作用于整个行政系统以至于整个社会的。但这主要是指行政系统规模较小时的情况。而当一个行政系统的规模相当大时,则不仅其“最高共同意志”的决策要依赖理念系统的帮助,而且,其整个行政系统自身的存在本身也需要理念系统的帮助了。原因就在于,当一个行政系统的规模足够大时,那么充当整个社会的“共同意志”的个人,其自身的能力就不行了,他必须依赖其他人员的帮助。从横的方面(不同领域的事物)和纵的方面(不同地区的事物)来看,均是如此。也就是说,他必须依赖一个庞大的行政官僚群体(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来帮助他具体实现对整个社会的协调管理。而要使这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各自有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观念,且个个精明优秀的官员群体们“万众一心”,他就需要有一个理论体系来把这些官员们的思想意志基本统一起来。
只有统一了思想,才能统一行动(反之,道不同,不相与谋)。例如,当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靠马克思主义(一个庞大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来统一所有行政官员的思想意志。在古代中国,则是靠孔孟的儒家理论体系来统一各级官员的思想行为。另外,我们前面第三章中也说过,行政系统的规则之一就是要统一社会舆论,而统一社会舆论的前提也要有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而这个基本的社会共识也只能来自于一个基本的理论体系(无论这个基本理论体系的创建者是行巫术的神婆巫汉,还是追求真理的严肃的思想家)。总之一句话,无论是从行政系统的自身管理需要来看,还是从行政系统管理整个社会的需要来看,它都离不开理念系统的帮助。
    我们再从一个更具体的行政规则来看一下。我们知道,一个行政系统要想有效运转,就必须确保各级官员的权威,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但我们同时也知道,从外观上来看,人们大体一样,从智力上来看,尤其在古代,人们也大体上一样。再加上传统的平等风俗,那么,要使整个社会的全体人员都各安其位,承认并遵守等级制,可想其难度会有多大。也正因为如此,人类历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大思想家,他们经过深思熟虑,认识到了等级制的必要,并想出了种种理由,创造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来为这种不平等但却必须的制度进行辩护,正因为有了这些置身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属于独立的理念系统的思想家们的不懈努力,才勉强做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安分守己,各安其位,承认了不平等的现实,接受了等级制为“天经地义”,从而从根本上确保了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转。
最后,我们再从理念系统自身的功能——对社会的校正指导作用的角度,来分析一下理念系统的不可或缺。我们知道,在第一行政定律“命令可变”的基础上,理念系统主要是通过对行政系统的共同意志的决策正确与否的分析,来提出它自身对社会的校正指导建议的。那么,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能否从行政系统自身内部,分派出一些官员来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并观察研究社会现实(各种行政决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从而对共同意志提出政策建议,以达到对整个社会的校正指导作用呢?事实上,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人们也曾多次认真尝试过这种办法,例如当代的众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内,都有专门的理论研究部门和宣传部门。但实践后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因为,这些“行政系统内部的思想家”们,有着自己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首先,做为行政系统中的一员,他们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必须维护“共同意志”的权威,包括他所做出的决策的权威;其次,他们做为思想家的身份,又要求他们做为理念系统中的一员,必须对社会现实负责、对自己所信奉的理论体系负责,而不能考虑行政决策者的威信。这就构成了一对不可解决的矛盾,你要么对真理负责(自认为的真理),你要么对“共同意志”负责,二者必居其一。除非共同意志所做的每一个决策,都百分之百符合你所信奉的那个真理,否则,这一矛盾就无法解决。
由此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即,身在行政系统之中的理论家们,他们要么是大力给那些他们所认为正确的行政决策寻找并提供大量的理论根据;要么就是对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行政决策保持沉默,以尽他们“服从组织”的职责。总之,无论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他们实际上都已无法履行其做为理念系统职责的功能:对社会的校正指导作用(在第一种情况下无需他们的指导,在第二种情况下又得不到他们的指导)。而只有当这些思想家们完全脱离开行政系统,他们才能克服这对矛盾,他们才能只对真理负责而无需对行政领导负责。也只有这样,他们的建议才能真正起到校正指导作用,并且不会损害行政系统的权威。(自家人的反对会影响到家长对其自身属员的权威;外邦人的反对影响不到家长对其自身属员的权威。例如,这个比喻也许不十分恰当:彭德怀的反对会严重影响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而蒋介石的反对丝毫不影响毛泽东在党内的威信。)
如果说行政系统主要是和理念系统之间存在着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的话,那么,市场系统则主要是和风俗系统之间存在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举例来说,市场系统的第一定律要求“契约不得违反”,那么,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它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显然,它只能依靠风俗系统中的“不得说谎”、“信守诺言”、“遵守誓言”的传统来做到这一点(在文明社会的早期,在签定合同、审理案件时,当事人往往都要进行宣誓,这即是风俗传统的遗留)。和行政系统不同,市场系统中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决策者,而是有着成千上万的、各自独立的决策者,要想让这成千上万的决策者都去信奉理念系统中各不相同的理论体系中的某一个理论体系,实际上几无可能。那么,如何保证这成千上万的决策者能在各自的交换行动中共同遵守一个最起码的准则(道德底线)呢?显然,这只有依靠文明社会所由脱胎而出的那个原始社会风俗系统的帮助。只有这个相对单一、相对统一的风俗系统,可以保证市场系统的正常运转。
举例来说,市场系统要求无条件地信任中介,那么,尤其在市场系统产生的早期,怎么才能保证身为中介的人们不滥用这个信任呢?(一旦滥用,刚刚诞生的市场系统必定夭折。)这就要靠风俗传统的帮助了。正因为在原始的风俗和文明的风俗中都有不说谎话,不欺诈的普遍要求,而在早期的文明社会中舆论还保留着强大的压力(影响力),这才保证了文明社会、尤其是早期文明社会的绝大多数市场中介们能自觉地约束自己,不滥用人们的信任,从而使市场系统得以健康地萌芽并逐渐发展起来。
而在市场进一步发展、并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之后,一方面,也只有经常依靠传统风俗中亲戚互助、邻里互助的因素,才能使整个社会不至立刻分崩离析(例如中国的宋代,市场系统相对发达,政府便大力推广家族互助制)。另一方面,或者由于阶级制(贫富差距)是缓慢地、逐渐地产生的,人们就容易在历来如此的风俗中平静地接受它;或者,由于经商的不确定性因素十分巨大,虽然人们有可能一夜暴富,但也可能一夜暴贫,因此,人们也能够在接受“天意神裁”的传统中平静地容纳这变幻的阶级制。
总之,换句话说,正像早期行政需要一个与其并列的、独立的理念系统的帮助一样,早期市场系统也需要一个与其并列独立的风俗系统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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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5 09:56:4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46)
第四节  四大系统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
除了在本章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叠加之外,在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也存在着这种类似的相互转化、相互渗透、相互叠加的现象。我们在前面说过,理念系统的规则之一要求“有效提供”,而有效提供的要求之一就是任何一个决策建议都要考虑到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这实际上就是要考虑到风俗习惯对人们的心理的强大影响。我们还曾说过,理念系统的四个思想来源之一就有风俗习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任何一个理念建议中实际上都已包含了风俗习惯的影响,存在着风俗的渗透。而从风俗习惯本身来看,我们知道,文明社会的风俗中存在着大量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公律、定律、法则的积淀(参见文明风俗系统的第二定律及第二法则系列),而三大工具系统的公律、定律、法则等即是文明社会中理念系统的最重要的来源。换句话说就是,在风俗习惯中,也存在着大量理念系统的渗透和影响。一句话,风俗系统和理念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叠加现象。
下面我们再来具体分析一下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的相互转化。先说一下理念系统向风俗系统的转化。首先,我们可以设想,假设有一个十全十美的理论体系在长期的实践检验中最终胜出,并得到了世世代代全体社会所有人的信奉,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实际上就已经演化为一个风俗系统了。后代的大多数人们已经没有必要再花费精力去研讨它究竟为什么正确,而只要低成本地选择“遵循先例”就行了。其次,我们曾经说过,文明社会理念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三大工具系统的规则系列。而某个社会工具系统的最基本的公律、定律、法则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在长期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无可争议的,那么,社会中的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会把这些公律、定律、法则等等做为血的教训,向自己的后代反复灌输,从而就会使这些最基本的规则潜移默化为文明社会的风俗习惯了。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转化为风俗的基本规则,往往是以变化了的形式出现的。举例来说,中国风俗中评论一个孩子是好是坏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听话”。中国的家长反复教育孩子要“听话”,那么,这个“听话”的本质含意是什么呢?实际上,“听话”的本质含意就是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也就是要遵守行政系统的最根本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希望或者是要求小孩“听话”的风俗是从理念系统中所包含的行政规则转化来的,“听话”风俗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理念。
再比如,中国的父母,无论是居住在繁华的城市,还是居住在偏僻的乡村,也不管是富是穷,大家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小教导自己的孩子要好好念书。这俨然是全民族(汉族)共同遵守的一个风俗。但实际上,这个风俗也是从理念系统中的行政规则之一“等级制”转化来的。“好好念书”(学而优则仕)的本质含意有两个,一个含意是这个社会应该、实际上也是分成等级的(行政规则);另一个含意是“我们要成为高等级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好好读书”的风俗,是等级制理念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也就是等级制的理念转化成了风俗。再比如,来自市场规则的“自己对自己负责”、“自主做决定”等的理念,就会派生转化为与血亲继承制相对立的“遗嘱继承制”的风俗习惯,等等。
当然,不仅来自三大工具规则系列的理念可以转化为风俗,来自其它领域规则的理念也可以转化为风俗。例如近代日本和德国都有尚武的风俗,实际上这个风俗的来源就是理念系统中所涵括的来自生物界的“弱肉强食”的规则。
不仅理念系统中的规则观念可以转化为风俗,同样,风俗也可以转化为具有逻辑体系的理念。实际上,理念系统中的许多观念、规则,往往首先来源于生活实践中的“约定俗成”,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之后,才由思想家们进行抽象总结,将它们上升为理论高度。当然,一旦上升为理论之后,这些来自风俗的理念本身,又往往会加强原有的风俗,以致自己最后也演化成了一种风俗。也就是说,风俗和理念之间的相互转化,往往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以致时间长了之后,分不清到底谁先谁后了。最后,不仅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可以相互转化,而且,理念和风俗系统还可以转化为行政及市场系统。就像一个人的安全需求、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相互之间可以转化一样(见第二章)。我们在前面几章的分析中曾指出过,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及风俗系统之间有着很大的亲和性(行政讲服从命令,理念讲遵从真理,而风俗讲听从老人),这就为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向行政系统转化提供了先决条件,或者说前提。再加上行政系统又可以转化为市场系统,因此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也就可以最终转化为市场系统。
首先,如果信奉某种风俗的人群,随着数量的不断增加,所居住的空间不断扩大,不断解体为一个个相互独立的新的人群,而这些众多的新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先是演化生成许多风俗大同小异的人群,后又演化生成许多风俗小同大异的人群。并且,这些人群中的每一个,都坚信自己所信奉的风俗是优秀的、正确的。但实际上,从整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些众多的不同的风俗已经演化为一个理念系统了:每个独特的风俗就是理念系统中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
其次,在历史上,风俗系统转化为行政系统的例子(部落长老演化为行政首领)以及不同部落间相互交换赠品演化为市场交换系统的例子均很常见,为了节省篇幅,我们这里仅再以理念系统转化为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情况简单说明一下。一般来说,在一个理念系统中,每一个理论体系都本能地想战胜其它理论体系而成为思想界的霸主。在这种自我心理的驱动下,同时也由于理念系统的不易妥协的特征(见第五章),再加上天生的戒备心理,每个理论的信奉者们几乎都会不由自主地具有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武装的、按行政模式组织起来的集团的趋势,以与其它理论体系的信奉者相抗争。历史上伊斯兰教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鲜明的例子。退一步讲,即使不走武装的道路,某个理论体系的信奉者们,随着信众们的不断增加,也会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的准行政组织,历史上基督教会的产生就鲜明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当代生活中理念系统转化的例子。我们知道,当代先是盛行于西方后又逐渐推广到全世界的绿色和平组织,在其最初起源时,只是一些具有相同理念的志同道合者的小组织。但随着其理念的广泛传播,随着志愿者的不断增加,以及捐款资助者的不断增多,其自身的管理问题、整个组织做为一个有机的集体的高效运作问题,特别是捐款的收集、分配、监督等等涉及经济的问题,以及“绿色和平”这个名称的专利使用权问题,等等,都逼迫着绿色和平组织或者转化为一个准行政组织,或者转化为一个准市场公司来运作,而其自身也终于实现了这种转变。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转化方式,即,某个系统自身并不全部转化为另一个系统,它或者是自身的某一部分转化为另一个系统,或者是促使自身之外的某一社会群体转化为另一个系统。例如,一个行政系统随着规模的扩大,其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就要求其自身有一部分人抽出时间去专门研究形而上的理论问题,同时也需要社会上能为其提供各种各样的理论“参谋”,而所有这些都会直接、间接地促成着一个理念系统的出现。市场系统也是一样。随着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随着陌生人之间交易纠纷的不断增加,随着非正当竞争手段的不断涌现,随着第三方仲裁机构所需的强制权力问题的出现,更随着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搭便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一切,都或者要求市场系统中的某一部分中介转化为行政管理系统,或者要求市场系统之外的社会为其提供一个公共服务行政系统。当然,它同时也要求社会上出现一个理念系统,以便为整个市场系统越来越复杂变幻的大量的交易规则提供理论上的解释,例如为自由贸易主义或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等等。
但需要指出的是,上两节我们所说的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转化是在正常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而现在我们所说的理念或风俗系统转化为行政系统却不是必然发生的正常现象,而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情形。例如在行政上出现了真空时,或社会上一片混乱时。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历史上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刚产生时,无疑只是一个理念和风俗系统(可以简称为理—俗系统,详后),但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特殊混乱时代的出现,基督教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具有严密的教阶等级制的准行政系统。而伊斯兰教则随着暂时的政治真空,随着自己在空间上的扩张征服而发展成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实际上,近代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样如此,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了旧秩序的瓦解,造成社会混乱,从而促使马克思主义产生。刚产生时,马克思主义也属于松散的理念系统中的一个理论流派,但随后就发展成了一个有严密组织的准军事系统(夺取政权之前)和强有力的行政系统(夺取政权之后)。当代的例子如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也是在先是苏联入侵,后是美国入侵导致的混乱之中,由理—俗系统转化来的。因为毕竟,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具体的的分工协作,最终是都要靠行政和市场系统来落实的。
在上一节和本节之中,我们讨论了,随着自身的发展,行政系统会向市场系统转化、市场系统也会向行政系统转化,理念系统会向风俗系统转化,风俗系统也会向理念系统转化。而且,进一步地,行政和市场系统,也会向理念和风俗系统转化,理念和风俗系统也会向行政和市场系统转化。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得出以下的初步结论,即,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不管其最先产生的是哪一个社会工具系统,最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规模的扩展,它都会最终转化为四个社会工具系统同时具备的文明社会。或者说,任何一个文明社会的结构,都将是四大工具并存的复合式结构,单一式结构的文明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在世界上,无论是行政系统多强大的国家,也都不可能取消货币,无论是市场系统多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取消政府)。
总之,我们的猜想是,只要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社会工具系统,那么,另几种社会工具系统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了,问题只在于是早还是晚。在第一章中,我们对文明社会下定义时,只以出现三大社会工具系统之一为判定标准而不以三大社会工具同时具备为标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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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6 09:30:0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47)
第五节  三大社会系统的结构性互补
以上我们讨论了单一的社会工具系统往往需要其它社会系统的帮助,以及整个文明社会倾向于转化为一种多元的结构。那么,这就直接产生出一个问题,即,任何一个社会工具系统,当有外工具系统与其并列存在时,或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借助于外工具系统的某些特性时,这会更有利于其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还是会不利于其自身社会功能的发挥?换句话说就是,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单一的社会结构,哪一个更合理,更有益?这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些赞成行政系统的思想家,往往把行政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些不足归因于是(残存的)市场系统在那里捣乱;而另一些赞成市场系统的思想家又把市场系统所表现出的不足归因于是(多余的)行政系统在那里捣乱,如果“无政府”就好了。那么事情真的如此吗?本节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在前面分别具体讨论各个社会工具系统时(第三章~第六章),曾指出一个社会系统要想正常运转,就必须遵守其自身的各种定律和法则,而且要遵守系统内部的“第一均衡原理”,即,该社会系统中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因此,只要我们弄清楚了外系统的存在会对某一社会系统自身内部的定律、法则以及其“均衡原理”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也就能大致判断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的情况。一个行政系统要想长期正常运转,就必须在第二法则(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和第一法则(确保各级官员的等级权威)之间保持一种均衡。但我们知道,无论是确保实施第一法则还是确保实施第二法则,都是需要付出实际成本的。而我们又知道,行政系统就其自身来讲,在一般的非紧急的情况下,它是低效率的,也就是说,它负担这个成本的能力非常有限。尤其在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行政系统往往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遵从第一法则确保各级官员的高物质待遇而影响第二法则;那么遵从第二法则确保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水平而不下降违反第一法则。由于政策制定者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宁愿维护第一法则而违反第二法则。例如古埃及文明,统治者为了维护第一行政法则而修建的过于巨大的金字塔,就使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从宏观长期来看最终严重影响了古埃及文明的正常运转。
而我们知道,一个市场系统的存在,会有利于社会分工效率大幅度、持续地提高,那么,我们可以合理想象,如果在行政系统之外存在着一个市场系统,那么,行政系统的这个维护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的成本实际上可以通过商业赋税而由市场系统来承担,从而就能确保行政第一法则和行政第二法则之间长期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
一个市场系统的存在,不仅有利于第一行政法则和第二行政法则之间保持均衡,而且还有利于第一行政定律和第二行政定律之间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我们仍以对行政系统性命攸关的赋税征收为例。我们知道,从理论上来说,一方面行政系统应该根据自身当时的需要灵活地征收赋税,需要多征就多征,需要少征就少征(行政第一定律:命令可以改变);另一方面,行政系统还应该根据当时人民的实际生产情况可以多征就多征(丰年),不能多征就少征(灾年)。但是根据“命令必须明确”的第二行政定律,行政赋税的征收又必须每年有一个确定的绝对数额④,不能随意加征或减征。这就造成了一个第一行政定律和第二行政定律之间难以解决的矛盾。
但如果存在着一个较完善的市场系统的话,行政系统就可以通过只对市场系统中居于少数的中介阶层进行按比例的征税来解决这一矛盾⑤。整个社会生产发展了,必然导致社会财富相对集中于大大小小的中介们手中,这表现为中介阶层的利润大幅增长,从而导致按比例征收的行政系统的收入大幅增加;生产停滞了,中介阶层的利润大幅下降,行政系统的收入也会相应调整下降。即使遇到紧急情况行政系统需要额外多征收一些税收,提高了税收的比例,那么,直接受影响的是中介阶层,他们的利润率会降低(但仍有利润),而不会直接导致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准急剧下降,从而避免灾难性的社会动荡,也间接保障了第一行政法则和第二行政法则之间的大致均衡。或者换一个习惯性的说法,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这种结构性互补合作,就可以彻底解决行政系统老大难的“财政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的情况。首先,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它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的实现,将越来越困难,而不得不越来越依靠行政系统的帮助。比如,拿市场第二定律“不得违约”来说,在市场系统刚诞生时,交换者之间彼此相对熟悉,市场第二定律还可以依靠舆论的力量来保障。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交换的地域范围越来越大,交换者双方越来越陌生,同时风俗传统的力量越来越弱,这时,就渐渐地无法靠传统舆论的力量来彻底保障市场第二定律的贯彻执行了。而且,随着市场系统的发展,中介的层次不断增加,违约带来的影响、后果也越来越严重,这时就只有靠行政系统出面来确保第二定律的实现,以及处理善后事宜了。
再拿第一市场定律“交换者必须彼此提供有关交换物品的充分的相关信息”来说,在市场经济的早期,交换的双方可以面对面地仅凭各自的肉眼和经验就可以充分获得对方所提供物品的相关信息。例如对方提供的一棵白菜是否新鲜完好、或对方提供的一个扁担是否结实,人们都可以仅凭肉眼观看或手的触摸就能得知。但这种方法在市场系统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中已经完全行不通了。我们现在到超市中随便买一件物品,例如一袋奶粉,虽然说明书中详细列出了它的产地、原料来源、配料比例、营养成分、生产者的姓名地址等等,但我们普通的顾客已经无法仅凭肉眼就判断出说明书上所提供的信息是真是假,更无法判断出里面是否掺杂了对身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即使某个顾客有知识有能力,他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对这袋奶粉进行化学实验分析,因为那样做的成本太大。更何况人们每天要买的东西多种多样,决不仅限于奶粉一种商品。那么怎么办呢?怎么才能确保第一市场定律的实施呢?从全社会节约成本的角度来看,只能找出一个具有权威且具有强制力的代理机构,由它来代替那些成千上万的购买奶粉的顾客,对这个厂家生产的奶粉进行统一的测试、调查,以确保其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权威的统一代理机构就是置身市场系统之外且有权进行惩治的行政系统,具体来说就是行政系统中的工商管理部门和食品安全卫生监督部门。正是靠了它们,才确保了市场第一定律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系统中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的实现问题。先说市场第二法则“信赖中介”。我们已经知道,除了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载体的中介(定期集市)能够天然地获得人们的信赖之外,以物质为载体的中介(货币)和以活生生的自然人为载体的中介(厂商法人)都不易获得人们的绝对信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物质的中介——货币,是依靠某些自然物的不易获得性(不易造假性)来获得大家的信赖从而担当起中介功能的(如金银),而活生生的人的中介——商人,则是依靠大家对他(她)的熟悉了解(亲朋好友及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而获得担当中介功能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人们所交换物品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远,交换的时间差也越来越大(再也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以金银及熟人来担当中介显然越来越不方便、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纸币及信用担保制度的出现就是必然的了。但纸币制度及担保人制度追究到最后都需要有一个最终的担保人,最终的值得信赖的中介幕后人。显然,这只有求助于行政系统才行,只有置身于市场系统之外,并具有权威的行政系统才最有资格和能力充当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系统才能最终保障第二市场法则“信赖中介”的彻底实现。这一点在当前自2008年起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市场系统中的巨型金融机构纷纷失信宣布破产之时,为了防止整个经济系统彻底崩溃(通俗地说,就是各大银行太大了,已经不能让它倒闭了),各国就只有依靠政府出面,或者以注资或者以收购重组的方式来“强行”重建这些巨型金融中介们的信誉了。
再看第一市场法则“确保广大最终交换者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我们知道,在市场系统萌芽时,人们交换物品只是一种“副业”,如果交换不能使自己的生活得到改善,人们不交换就是了。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交换逐渐变成主业,尤其在当代,任何人要生存,都不得不和别人交换了。例如现在人们无论中学毕业还是大学毕业,都面临着一个“找工作”的任务。而由于市场竞争的原因,做为中介的厂商们,总是要尽可能压低雇员们的工资,虽然他们自身也知道,大家都这样做的结果会最终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并最终也损害自身的利益。但由于做为中介的厂商们数以千万计,让他们相互之间去达成一个协议来统一提高各自雇员们的最低工资显然不可能。这时就需要有市场系统之外的一个中立的权威机构来强制性地、每隔一段时期就统一提高整个社会的最低工资水平。显然,这个机构也只能由行政系统来担任,也就是说,一个行政系统的存在,保障了市场第一法则的真正实现。(当然,一个强大的工会组织也能在某种程度上保障第一法则的实现,但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个机制保障成本过高。由于工会不是中立的第三方,且其具有的手段主要是罢工,因此,在全社会的生活都高度牵连在一起的情况下,即使是局部的罢工也会导致社会动荡,尤其在当前,甚至会导致整个社会瘫痪。)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理念系统。首先,一般来说,一个独立存在的理念系统,有赖于这样一个前提,即社会上有其它独立的社会分工协作系统存在。因为一般来说,理念系统自身并不拥有养活自己的物质手段(观念不能当饭吃),除非它本身兼具了行政系统或市场系统的某些特性(例如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那样,自己征税)。其次,一个宏观的行政系统的存在,一来,为理念系统的各种理论提供了一个高效的应用场所;二来,行政系统“命令可以改变”的特征,又可以在实践中确保理念第一定律“接受实践检验”真正得到落实。(“检验”,显然更需由独立的外系统做为第三方来实行。如果没有外系统的存在,理念系统内部的争论,是无论如何也争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在人类文明的早期,更是如此)
另外,理念系统要具有独立性(独立于行政系统),那么,显然,它必须依靠市场系统来养活了。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当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及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之中,那些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们一方面要依靠市场系统中那些大富翁们的资助才能安心地开展自己的研究,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也要依靠市场系统中的那些以谋利为目的的印刷出版商们的投资发行,才能最终和广大的读者见面,并最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
总之,一个行政系统的存在,客观上产生了对不同的“指导建议”的需求,使理念系统有了用武之地;而一个市场系统的存在,则不仅能保证这些指导建议能够实际产生出来,而且还能保证这些“指导建议”的“多元化”(即使出版商本人不认同某个理论,但只要社会上有人认同,能赚钱,出版商也会拼命发行它),也即使“多项备选”的理念第二定律能够真正实现。
最后,一个风俗系统的存在,又在客观上对这些“多元化”的建议进行了初步的筛选,从而使理念系统的第二定律中所要求的“有效可行”规则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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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48)
第六节  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合作
    我们又经说过,不同的社会工具遵循着不同的律则,这些律则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因此,理论上的结构性互补合作是否真的能实现?本节,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这个问题,一个方面是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另一个方面是这种合作的必要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客观上实际合作的可能性。首先,从理论上来说,假如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都是抽象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存在实体的话,那么,这两大社会系统之间确实不存在任何全面合作的可能性,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这就像肢体行动语言完全相反的两种动物永远不能成为好朋友一样)。但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分析过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抽象的、能自身独立存在的行政系统实体和市场系统实体,而只存在由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所组成的行政实体(系统)和市场实体(系统)。也就是说,行政系统的规则和市场系统的规则之间虽然没有共同语言,但行政系统的物质载体(一个个具体的人)和市场系统的物质载体(一个个具体的人)之间,却是有着相当多的共同语言并可以相互理解的。例如,所有的人都具有基本相同的欲望、需求,自小都受着风俗习惯的影响,并同时承受着三大社会系统规则的共同作用,甚至有的人就先后在三大社会系统中都工作过。所有这些,都为彼此对立的社会系统之间的互补合作,提供了一个可能、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⑥
其次,虽然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最根本的原则(公律)是完全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但这并不排除它们所派生出来的次级、次次级行为规则中,会出现彼此规则兼容相通的情形。即使拿完全对立的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的根本公律来说,在行政系统的“服从”规则中,就有和市场系统的“交换”规则相通的地方。例如,既然(百姓)我服从了你(官)的命令,那么,做为你发布命令的一方就有责任保障我的人身安全。这也可以看作是我用“服从”交换来了“人身安全”,也是一种市场的“自愿交换”行为。再比如,各层级的官吏对上级虽然“卑躬屈膝”,但却交换来了对自己的下级的“趾高气扬”。总之,彼此相互对立的系统规则在某个局部、某个方面,也会有交叉重叠的地方。这就为彼此理解、彼此合作提供了某种可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不同社会系统之间产生合作的必要性。除了上一节所讨论过的结构性互补之外,我们再从缓和社会系统内部的冲突的角度来进一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安全需求是人们的第一需求。如果做一件事情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还不足以促使人们去做这件事情。只有做一件事情可以使人们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人们才会积极地去做这件事情。正像我们在分别研究三大社会系统各自本身的特点和内在冲突时所看到的,任何单一的社会系统内部各个具体的物质载体(活人)之间的斗争有时非常剧烈,甚至是你死我活。而且,由于彼此之间由信息不通所产生的猜疑(警戒心)又是无法根除的,因此,就有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情形,即,彼此势均力敌,又不想两败俱伤,或不想一旦挫败就必死无疑的人们,希望能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裁判来仲裁或调解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不仅能使胜者少付出代价来实现掌权或在竞争中胜出,也能使挫败者至少还能在本系统之外作为一个普通社会成员而存活下去。
先举一个行政系统中的例子。我们知道,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行政系统中的“政治局会议”制度(民主集中制)似乎是一个较完美的制度:既有精英们的集思广益,又有统一行动的力量。但这里有一个缺陷,就是当精英们集思广益,发表各自不同看法时,很容易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就像前苏联早期政治局以及当代中国前期政治局那样。这里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上不存在别的社会系统,因此在行政系统的内部斗争中一旦失败,则无处可去。这必然导致各自都没有退路的双方残酷斗争的出现。因此,政治局制度就非常容易演化为两个变种,一个是演化为个人集权制、家长制,如斯大林;另一个是演化为“一团和气制”,如前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局(据说,为了避搞阴谋之嫌,政治局委员之间,包括彼此的秘书和家人在内,均不得有私人接触,如不得串门、一起吃饭等等)。
个人集权制固然有很大弊端,而一团和气,大家谁也不发表创见,彼此相互附会,整个政治局死气沉沉,无所作为,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就好比足球比赛,彼此恶意犯规、无限升级犯规,导致人身伤害固然不好。但如果大家一团和气,谁也不犯一丝一毫的规,以致没有了拼抢,那也丧失了足球比赛的活力。显然,要想保持足球的活力而又不失控制,一方面,就需要一个裁判来掌握尺度。同时,除了足球,社会上还要有其它职业存在,以使大家都有退路。那么显然,这个公正无私的裁判只能由第三方来担任,而退路也需由第三方来提供。同样,一个行政系统内部彼此斗争的双方,也需要一个公正的裁判,而这个裁判也必须由另一个社会系统中的人们来担任,退路也必须由另一社会系统来提供。
同样,市场系统的内部也是如此。例如,在彼此利益紧密相关的不同生产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之间,一旦产生矛盾、纠纷,往往很难调和。一方面每个人都有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本能,另一方面,每个人囿于自身的地位和视野,很难换位为他人思考。这就像相邻的两个国家产生了复杂的领土争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样。再比如,正常的市场竞争,也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恶意竞争(倾销)和联合垄断。此时也往往需要置身事外的第三者——另一社会系统中的人来充当裁判。这就好比几个同样急着赶路的汽车司机在十字路口相互卡在一块儿,谁也不能证明别车该先给自己让路、谁也不能证明自己不该先给别车让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听从外系统的、自己没有赶路任务的警察来裁判谁该给谁让路。裁判一方面可以协调对立双方的利益,避免事态向失控方向发展,造成两败俱伤。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市场正常的竞争机制的失灵或丧失。
理念系统当然也不例外,其内部的各个理论体系之间的竞争更需要非理念系统的第三方来当裁判。在第五章中我们曾讨论过理念系统内部各理论派别的不妥协性以及冲突的残酷性。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上,这种不同宗派之间的冲突往往以暴力(消灭对方肉体)的方式一再表现出来。即使到了当代(21世纪),在一些理俗系统(详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这种你死我活的冲突仍然不断。以致于不得不靠军队的赤裸裸的更大的行政暴力来压制住这种不同教派之间的剧烈冲突。例如埃及2013年发生的军事接管(反面的例子则有伊拉克的萨达姆登台后,由于缺少了第三方对各系统之间的制约,导致伊拉克境内恶性自杀式暴力活动不断出现)。总之,三大社会系统中的每个系统,都需要另外的社会系统的帮助(当裁判或提供退路)来解决本系统内部的剧烈冲突,这就在各系统之间产生了彼此合作的必要性。
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三大社会系统之间的有效合作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在需求之外,还必须有适宜的外部条件,合作才能真正地实际产生。外部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某个社会系统内部,处于对立的双方(或几方)势力,力量要大致均衡。如果某一方的力量过于强大,那么他就不会需要外系统的帮助,更不需要什么裁判,它只要直接吃掉对立的一方就行了。二是从某个文明社会内部来说,几个社会系统的力量要大致均衡,不能有任何一个系统处于过于强势的地位。只有在谁也吃不掉谁的情况下,彼此相互尊重的、互利的合作才有可能产生,并稳定发展起来。否则处于强势的社会系统在遇到危机时首先会想到把困难转嫁给外系统,甚或干脆一口吃掉外系统,从而来暂缓自身的危机(这就好比几个汽车卡在十字路口,但其中的一个司机有枪,过于强大,他会本能地自己站出来当警察,用枪强制别的司机给他让路)。三是在文明社会的外部,不能有过于弱小的文明,否则强势文明也会把危机转嫁给那些弱势文明,从而使强势文明内的各个社会系统失去了合作的必要。例如在古罗马时期,罗马的行政系统只需靠征服弱小文明来解决自身的(例如财政)问题,而不必求助于外系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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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8 15:11:25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49)(略)
原理(50)
第八节  不同的外系统对三大系统不同律则的影响
    我们讨论了文明社会单极结构的不可能,以及两极结构的重大缺陷。同时,在前面我们分别讨论各个社会工具系统时,已经指出,在每个工具系统内部,不同的定律之间,不同的法则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整个工具系统才能长期有效运转。
实际上,不仅外系统的存在有助于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克服其内部的缺陷,而且,更进一步地,或者说更严格地来考察,不同外部系统力量之间的均衡则更有利于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克服自身内部的缺陷,或者说,外部系统力量相互间的大致均衡,是使其内部的不同定律、不同法则之间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的条件。例如:A、B、C三个社会系统,B和C之间力量的均衡,有助于A内部的不同定律、不同法则之间保持均衡。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行政系统。行政系统的第一定律是“命令可变”,它与理念系统的第一法则“可以反悔”是比较相近的,也就是说有相通的地方,因此这个行政第一定律相对来说会得到理念系统更多的理解和支持。相对照来说,它不太容易得到市场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市场系统的第二定律“不可违约”有相互抵触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行政第二定律“命令必须明确”,它与市场系统的“不可违约”有相通的地方,因此它较易得到市场系统的更多支持。但它相对来说不太得到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理念系统的第二定律“多元并存”有相互抵触的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行政法则。第一行政法则“确立指挥者的等级权威”和市场系统中的第二法则“依赖中介的威信”,有相通的地方,因此,较易获得市场系统的支持。与之相对照,它不太容易获得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理念系统中的遵从真理的公律相矛盾(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而第二行政法则“确保安全”由于和市场系统的第一法则“确保生活不断改善”有相通的地方,因此不易获得市场系统的支持。但它却较易获得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理念系统中的“接受检验”也好,“多项备选”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确保安全。
我们再来看市场系统。市场系统的第一定律“相互提供有关信息”较容易得到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与理念系统中的“言论自由”的规则有较多的相通之处。但它不易得到行政系统的支持,因为它与行政系统中需“保持领导者的神秘性”规则有相互抵触的地方。市场系统中的第二定律“不得违约”则较容易获得行政系统的更多支持,因为它与行政定律“命令必须明确”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它较少得到理念系统的赞成,因为它与理念系统中“可以反悔”的法则有相互抵触之处。再看市场的法则。市场第一法则“确保物质生活不断改善”较容易得到行政系统的理解,因为它与“必须确保安全”的行政法则有相通的地方。但它较难得到理念系统的支持,因为它与理念系统中必须“遵循真理”的侧重精神生活(内在需求)的最高公律没有相通的地方。市场的第二法则“必须依赖中介”较容易得到理念系统的赞同,因为在理念系统中,人们也多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中介”(理论家和宣教者们)来了解真理的。但它却容易遭到行政系统的阻挠,因为它所导致的“阶级制”(贫富差距)一方面和行政系统所主张的“等级制”(上下尊卑)有冲突,另一方面也和行政系统所追求的“共同富裕”有矛盾。
    理念系统也一样。理念系统第一定律“接受检验”较易得到行政系统的支持,因为它和行政第一定律“命令可以改变”有相通之处。而理念第二定律“多元并存”(多项备选)则较易得到市场系统支持,因为它和市场系统中司空见惯的众多的出售者和众多的购买者并存有相似的地方。行政系统则主张一元制领导(命令必须明确)而本能地反对“多元并存”。理念第一法则“可以反悔”也同样容易获得行政系统的理解和支持。而理念第二法则“互不干涉”则更容易获得市场系统的理解和支持,因为它和市场系统中所存在的那些彼此各自独立、互不干涉的众多中介和众多消费者有相似的地方12。
    以上我们主要是从抽象观念的角度讨论了某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相互对立的不同定律和不同法则与其它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下面我们再从实际的“物质关系”角度来考察一下。
具体来说,例如,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均衡有利于理念系统内部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因为,一方面,只有市场系统的存在,才能使行政系统出于统一意志的需要企图禁止不同理论体系共存的做法变得成本过高(例如,封杀“禁书”,若所有的印刷厂都是国营的,则只需下一个行政命令即可,成本极低。若存在属于市场系统的众多私营印刷厂,则查禁的成本以指数规模迅速增大),以致事实上无法完全实现,从而使“多元并存”的理念第一定律得以实施。另一方面,只有行政系统的存在,才能使“接受检验”的理念第二定律实际实施时不致成本过高。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系统和行政系统的力量大致均衡的话,那么,一般来说,理念系统内部的两大定律之间也必定会大致均衡。
再比如,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的均衡,有利于行政系统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的均衡(也有利于市场系统内部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的均衡)。因为,理念系统的分析研究为命令可变的第一行政定律提供了依据,而风俗系统的惯性则为命令必须明确(相对稳定)的第二行政定律提供了依据。只有理念系统和风俗系统之间的力量大致均衡了,才能在客观上长期保障行政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保持均衡,而不以领袖个人意志为转移。
而且,再换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从物质与精神(心理)这两个角度同时来考察(人是同时具有物质需求与心理需求的生物),我们也会发现外系统力量的均衡,有利于本系统内部的均衡。例如:市场系统的存在,有利于在物质上保障行政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理念系统的存在则有利于从思想上保障行政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一方面要君君臣臣,一方面要民贵君轻);而反过来,行政系统的存在有利于从物质上(法律制度上)保障市场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如制定最低工资法);理念系统的存在则有利于从心理上保障市场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的均衡(如克服仇富心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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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18 21:47:21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文章比较长,但说理推论严谨,远非信口开河和臆猜,有时间我一定细细读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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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9 09:31:0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51)
第九节  第二均衡原理
    总之,由于前面所述的方方面面的理由,我们似可综合总结出整个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原理,即,为了保障文明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行,为了使社会中每一个社会工具系统都能正常运转、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最大潜能,也就是每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之间、第一法则和第二法则之间都能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状况,那么,就必须尽量做到:
    1、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力量要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状态,即:行政力量=市场力量
2、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力量也要保持一种大致均衡的状态,即:理念力量=行政力量
3、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力量要保持一种大致的均衡状态,即:理念力量=市场力量
为了更形象一些,我们可以用图形将上述的结论示意如下。在下图中,我们假设等边三角形ABC的三条边分别代表不同的三个社会工具系统。其中两条虚线分别代表两个不同的外系统,一条实线边则代表本系统。












从图中可以看出,当两个外系统的力量相等时(AB=AC),本系统内部相互对立的第一律则(定律或法则)和第二律则也呈相等的状态(BO=OC)。我们再看下图:由于两个外系统不平衡,AC﹥AB,则它们对本系统的影响(两条线段在BC上的投影)也大不相同,从而导致在本系统中第二律则的力量要强于第一律则的力量。








同样,若反过来,AB﹥AC,则在本系统中第一律则的力量就要大于第二律则的力量,同样会导致本系统内部的失衡:










我们知道,某一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失衡,如果长期得不到纠正的话,将会最终导致这个社会工具的解体(详见第四章中“第一均衡原理”)。同样,如果某一社会工具遭到严重削弱甚至解体,那么这将极易导致另外两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失衡,并最终导致它们的解体。因此,从整个文明社会内部来考察,若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力量,大致处于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则不仅每个社会工具的寿命都将延长,而且整个文明社会也将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从而整个文明社会的寿命也将延长。
这个文明社会的结构性的原理,我们可以简称为文明社会的结构均衡原理,也可称为文明社会的第二均衡原理。符合了“结构均衡原理”,或者说,符合了文明社会“第二均衡原理”,文明社会就能健康发展、良性发展,违反了“结构均衡原理”,文明社会就会出现故障,出现运转失灵,甚至处理不好会导致整个文明社会的解体。当然,我们还应牢记,这个第二均衡原理从本质上来说,是为第一均衡原理服务的,或者说,是从第一均衡原理派生出来的。它对文明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影响第一均衡原理来实现的。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第二均衡原理”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的、可能的表现形式。我们从功能领域和功能机构的角度来具体分析一下。
首先,最简单的均衡形式可以表现为“恺撤的归恺撒,基督的归基督”。例如,在宏观社会功能领域中,政治领域完全或主要归行政管辖,经济领域完全或主要归市场系统运作,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或主要归理念系统来主持。
其次,稍复杂一点的均衡形式可表现为,在社会上众多具体功能机构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功能机构归行政系统主办,三分之一归市场系统主办,另三分之一归理念系统主办。例如安全领域中的医院,提供医疗救治的归行政系统组建,提供高层次保健服务的由市场系统组建,而研究疑难病症、研究新药物及医疗保健发展方向的,则由理念系统来组建。再比如经济领域中的企业,有的企业(事关生死的)归政府控制,有的企业归市场系统经营,还有的企业(如环保类的)归理念系统操办。再比如意识形态领域,拿报刊杂志来说,有的归政府办,有的归市场系统办,还有的归理念系统中的不同思想流派各自办。
再次,更复杂一些的第二均衡原理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中任何一个具体的功能机构,都由三大系统共同组建,并构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例如每一所法院,律师之类的都由市场系统提供,法官都由政府提供,而负责裁决的陪审团则都由理念系统提供。再如每一所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都由政府负责,流动资金都由市场系统负责(换回广告效应),而教师则都由理念系统负责。当然,还有人们非常熟悉的“三权分立”式的制衡量机制,在每一层级的政府机构中,执法由行政系统负责,立法由市场系统(通过院外集团,通过赞助选举)负责,而司法则由理念系统负责。
总之,三大系统相互制约、相互补缺拾遗的均衡原理,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而且,一般来说,在一个具体的文明社会中,即使是一个理想的、和谐的文明社会,往往上述的三大类均衡模式同时混合存在,只采取单一的均衡模式的文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成本及其它原因)。(图表搞了一天也搞不好,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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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19 09:34:28 | 显示全部楼层
锅笑棚 发表于 2016-5-18 21:47
文章比较长,但说理推论严谨,远非信口开河和臆猜,有时间我一定细细读两遍。 ...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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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0 16:25:4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52、53)(略)
原理(54)
第八章  文明内部的冲突

    在第一章中我们曾说过,文明社会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时常爆发激烈的大规模的内部冲突。实际上,在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当人类刚刚发明创造出三大社会工具系统之后,就开始出现以往原始社会中所没有过的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新的矛盾和冲突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新产生的社会工具系统与从原始社会所延续下来的旧的风俗习惯的冲突;第二类为各个社会工具系统自身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已经知道,这本质上是每个工具系统内部相互对立的不同定律、不同法则、不同规则之间的冲突);第三类为不同的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般来说,在文明社会刚诞生的时候,第一类冲突在社会中占了主导地位;在文明社会发展的早期,第二类冲突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文明社会逐渐向成熟发展的进程中,第三类冲突逐渐凸显了出来。第二类冲突,也就是各个社会工具系统内部的冲突,我们已经分别在前面的章节中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我们就来重点分析一下第一类和第三类冲突,即新生的三大社会系统和旧有的风俗习惯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工具系统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

第一节  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划分的标准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类冲突——新生的三大社会工具系统与旧有的风俗系统之间产生冲突的原因。其实,产生冲突的原因很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三大工具系统各自所必须遵循的规则系列(原则、定律、法则、规则等等),与旧风俗的基本规则系列在总体上来看是相互矛盾的、彼此互不兼容的。我们可以随便举出几个例子,例如,行政系统的等级制规则、市场系统的阶级制规则就与原始社会的平等制规则相冲突。行政系统的“共同意志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以及市场系统的“中介所有制”(私有制)也与原始社会的社会公有制相冲突。再拿理念系统和旧风俗系统来说,旧风俗要求服从先例、服从长者,而理念系统则要求服从理性、服从真理,这也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冲突。
这些都比较好理解,下面我们重点再来看一下第三类冲突产生的原因。
一般来说,任何两个社会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两个社会系统各自的规则系列不同,彼此之间有着很大的对立性。而且,这种对立性往往很难调和,例如行政系统的规则和市场系统的规则就是如此。
我们已经知道,在某一个具体的工具系统内部,例如在行政系统之中,由第一行政定律及第一行政法则所决定的规则系列和由第二行政定律及第二行政法则所决定的规则系列之间,也会因具体的规则不同而产生矛盾和对立,但这种矛盾和对立相对来说存在着较大的可调和性或可妥协性。原因就在于它们彼此之间在所服务的最根本的原则上是没有矛盾的,服务的都是同一个根本公律(服从命令听指挥),因此双方的具体对立规则之间就存在着妥协、杂交的可能性。打个比方,这就好比篮球和足球,尽管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由于它们各自的根本游戏原则有着相似性(球进对方的“门”或者“篮”即胜),因此就存在着妥协的可能。如果非要把它们合并成一种类型的比赛的话,它们就会互相让步,妥协合并成一种类似橄榄球那样的可以手脚并用的比赛。(与之类似,乒乓球和羽毛球也可以合并成一种类似网球那样的比赛。)
但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之间,由于在根本公律上存在着对立,例如行政系统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与市场系统的自愿交换,因此彼此之间不存在相互让步、妥协合并的可能性。这就好比足球和排球、或者篮球和棒球之间,由于根本的游戏原则不同,彼此之间无法妥协杂交出一种兼有两者的新类型的比赛一样。
例如,再拿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的规则来说,行政系统的规则要求全体成员观念意识、价值取向的基本一致,以利于统一指挥和统一行动;而理念系统的规则要求多元并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行政系统的规则还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有、也只能有纵向的“条条”的垂直隶属关系,不同条条的社会成员之间不得有横向的联系和组织;而理念系统的规则却要求并允许不同社会成员按照各自的信仰信念的不同组成互不统属的、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块块”——社团。
最后,行政系统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都服从那个最高的“共同意志”的指挥,且“共同意志”的命令具有相当大的可反复更改性;而理念系统则要求全体信仰者都按照各自所认为的那个代表了“真理”的理论体系的观点和信条行动,且各个理论体系一旦建立起来就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及不可更改性(除非某个理论体系被彻底推翻,否则该理论的各个信条由于其内在的紧密逻辑关系而很难进行任意修正或更改)。我们由此可以想象得出,当这两大系统彼此的组成人员相遇时,将会发生对立和冲突。
促使不同的社会工具之间发生剧烈冲突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在一个文明社会的各种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中,至少从理论上来说,绝大多数的社会功能都可以由不同的社会工具系统来完成。例如,社会分工的组织,资源的调配,既可以由行政系统来做,也可以由市场系统来做,甚至还可以变相地由理念系统来做。再说得更具体一点,拿工厂、学校、医院、商店、公共交通、报纸、电台、邮政通讯,甚至军队、警察来说,行政系统可以办、市场系统和理念系统也可以办。当然,根据我们在前几章中的讨论,事实上,有的社会工具系统更擅长某些功能,而另一社会工具系统更擅长另一些功能,或在某些地点、时间、具体环境条件下有些社会功能更适合这个工具系统来办,另一些社会功能更适合另一个工具系统来办。但历史上的人们,尤其在文明社会发展的中早期阶段,是不会一下子就认识到这一点的。或者更本质地说,对于文明社会在结构上要保持各种均衡状态,人们是很难马上体会到的,往往需要付出惨痛的、流血的代价才行。再加上由于每个社会系统都是由活生生的生命有限的人所组成,每个人都有着自我肯定的本能,从而也使每个社会工具也都存在着自我肯定的本能、或保护自己的本能,都想承担尽可能多的社会功能,可是根本公律不同又不能合伙共办,因此,彼此之间进行争夺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本章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把文明社会中不同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冲突分为以下几类,即: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之间、行政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市场系统与理念系统之间的冲突;而旧风俗系统与其它三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我们把它归并到一大类中,也就是说,我们把文明内部的冲突简化为四大类来进行分析。在具体分析这四类冲突之前,我们先简略说明一下对冲突进行分类的标准。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方面是,看对立冲突的双方各自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各自的口号又是什么;另一方面是,看对立冲突的双方各自所依赖的主要社会力量是什么,这些社会力量又是依靠什么手段来进行组织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在此规定,假如对立冲突的双方所要达到的目的、所提出的主要口号分别属于(或主要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工具系统的规则体系,那么,我们就说,这对立双方的冲突属于该两个不同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冲突。举例来说,如果冲突中的一方要达到的目的、所提出的口号是“实行公有制”,而另一方要达到的目的、所提出的口号是“实行私有制”,那么,我们一般就认为这个冲突属于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又比如冲突中的一方要求实现“言论自由”,而冲突中的另一方要求“统一意志”,那么,我们一般就认为这个冲突属于理念系统和行政系统之间的冲突,等等。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方面。我们规定,如果对立的双方所依赖的主要社会力量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社会系统,或对立的双方用以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工具,那么,我们一般就认为这就属于该两个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举例来说,如果冲突的双方一方的成员大多来自行政系统,另一方的成员大多来自市场系统,我们就认为这个冲突属于行政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再比如说,冲突中的双方,一方主要以舆论宣传的手段来动员组织自己的社会力量(群众),而另一方主要以金钱为手段来动员和组织自己的社会力量,那么,我们就说,这个冲突主要属于理念系统和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上述这两个方面着眼所得出的判断是统一的,也是互相补充印证的。但也有极个别的情况,即,从两个方面着眼,会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例如从第一方面冲突的口号看,其属于行政系统与市场系统的冲突;从第二方面冲突双方的组织手段看,其又属于行政系统和理念系统的冲突),此时,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很可能,这是一个异常复杂、多重交叉的、牵扯到两个以上不同社会工具间的冲突。
    为了使我们的分析简化,突出重点,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将主要侧重于分析不同社会系统之间冲突的“规则之争”,而暂时不去考虑或较少考虑在冲突中的“人为因素”(个人利益之争)。我们这样做并不是要否认“人为因素”的重要性(由于社会工具由活生生的人构成,自身利益十分重要),而只是为了使我们的分析更加简洁,也更加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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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21 10:08:1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理(55)
第一节    旧风俗系统与其它三大社会工具之间的冲突
我们先来讨论风俗系统与其它社会工具系统之间的冲突。一般来说,这种冲突多发生于人类文明社会的早期历史之中,尤其以风俗传统与行政系统的冲突最为常见(行政系统是早期文明中最重要的社会工具,详《文明的演化》一章)。拿我们比较熟悉的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来做例子,如希腊伯里克利时代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中,国王禁止安提戈涅为她的哥哥举行葬礼,因为她哥哥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古老的社会风俗却要求安提戈涅为其兄举行葬礼,由此产生了行政系统与风俗系统的剧烈冲突。再拿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周厉王被逐事件来做例子:公元前8世纪中叶,周厉王为了解决皇室的财政问题,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把全国的“山林海泽”之利上收王室管理。但按照传统风俗,“山林海泽”之利是属于地方及民间的,这样,行政系统与风俗系统就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一开始是周厉王用暴力止谤,钳民之口,最后是国人暴动,驱逐了周厉王而代之以“共和”,风俗传统(在市场系统及地方行政系统的帮助下)最终取得胜利。
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中国早期文明史上非常富于戏剧性的例子。春秋时期齐国的某个国君非常荒淫无道,以致和大臣崔杼的妻子私通。这当然严重违反了几千年的风俗,于是这个昏君为崔杼所杀。事情还没有完。同样是按照风俗传统,当时的史官如实地记录下了这个事件,写明“崔杼弑其君”(即:崔杼违反了行政法则)。崔杼自然大怒,于是又杀了这个史官。继任的新史官(按风俗传统新任史官必须是前任史官的家族成员,在这里是其弟弟)依然坚持“兼笔直书”的风俗,于是再被杀。第三个史官(另一个弟弟)上来后,仍然坚持按风俗真实记录,毫不让步,结果崔杼只好做罢。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风俗传统具有多么大的力量,足以使下层级的行政官员杀死上级、上级不得随意任命新官员、下级官员可以不服从上层级的行政官员所下达的有违风俗的命令,等等。
除了上面所说的比较明显的例子之外,实际上还有许多不十分明显的例子,但若仔细分析,我们仍能在这类冲突的背后发现风俗传统的影子。让我们来看另一个中国早期文明史上的著名例子。我们知道,在周武王临死前,由于其子年幼,于是他委托周公来辅佐执政(摄政)。但这个行政决定实际上在某一方面是严重违反风俗传统的。因为无论是按照普遍的长者为尊的风俗,还是甚至按照刚被推翻不久的商朝的“兄终弟及”(按长幼顺序)的风俗,担任摄政的都应该是周公的兄长“管叔”,而不应该是周公。于是,这就引发了以周公为一方,以“管、蔡”为另一方的剧烈冲突,最终结果是实际力量及能力更强的周公获胜,风俗失败。另外,前面(第三章)我们提到的成文法的出现,也可以看作是行政系统和风俗传统之间的冲突、最终行政系统获胜的结果。如《淮南子·要略》所说:“晋之故礼未灭,韩国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后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后相谬,百官背乱,不知所用,故刊名之书生焉”。
    我们再来看一下风俗传统与市场系统之间的冲突。我们先来看美国历史上的两个较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是禁酒令。我们知道,美国早期的移民主要是信奉新教的清教徒,而按照他们的宗教传统风俗,是禁止饮酒的,于是就有了禁酒令。但这样一来,就影响了经营销售商们的利益,也就是和市场系统发生了冲突。经过反复较量,最终禁酒令被取消。再一个就是19世纪中叶美国的南北战争,南方畜奴的传统(风俗系统)与北方大工业的自由劳动力的要求(市场系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以市场系统的胜利而告终。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18世纪英国的圈地运动,它在相当大的成分上也是市场系统与风俗系统之间的一次剧烈冲突。一些领主及许多因商富裕起来的农民,强行或半强行地侵入按风俗传统来说是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共有的“公地”(山林荒泽),由此和贫困的农民产生剧烈冲突。最终,强势的市场系统取得了胜利。
    至于理念系统与风俗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更是经常碰到的。拿当代西方来说,西班牙有斗牛传统,这属于风俗系统,而与之对立并主张取消斗牛的环境、动物保护人道主义者就属于理念系统中的一支。再比如在中国的大都市中发生的是否禁止燃放鞭炮的争论,主张准许燃放的一派,就属于风俗系统,而主张禁放的一派就属于理念系统(环境保护、节约、安全等理性思考)。冲突的最终结果是达成妥协,有限制地允许燃放。当然,中国近代史上取消妇女缠足,主张婚姻自由(反对父母包办),也都是属于理念系统在反对某些它们认为不合理的旧风俗。
    最后再说一种比较复杂的冲突。在前面第六章的讨论中,我们曾说过,在文明社会中,三大社会工具系统的一些行之长久的规则也会渐渐地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风俗,而这种新的风俗和某些旧的风俗也会产生激烈的冲突。举一个中国文明早期的典型例子。我们知道,在尧、舜、禹的时代,行政最高统治者的继承是采取的禅让制(任命制),长期下来,这也就形成一种风俗传统了。但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无论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出现,还是由于行政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得不引入市场系统的规则,总之,私有制早晚得出现,继之而来的就是社会中血亲继承制的出现。时间久了,这个血亲继承制也会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俗。最终,在降低成本要求的推动下,这个血亲继承制的社会风俗也会渐渐浸入到重要的社会分工职位的继承上去。再最后,早晚有一天,这个血亲继承制的风俗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最高行政首领的禅让制(旧风俗)发生矛盾、产生冲突。我们知道,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这个冲突最终爆发就发生在大禹死后。大禹的儿子推翻了大禹靠禅让制指定的接班人,自己取而代之了,新风俗战胜了旧风俗。当然,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是新风俗背后的社会工具(规则)战胜了旧风俗。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种冲突类型,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原来由某个社会工具的规则所转化来的风俗,与该社会工具所产生的新规则所发生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当代文明中屡见不鲜。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市场系统中使用贵金属为货币的风俗与使用某个抽象符号(纸币)为货币的新规则之间的长期冲突。我们知道,货币本身实际上是一种中介信用的标志,这种信用在长期的试错发展中最终落实到以某个贵金属的稀有性(不易假冒仿制)做为担保。但随着市场系统的不断发展,以贵金属为最终担保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客观上已要求用一种政府发行的抽象符号为货币,以政府做为最终的信用担保者。但在旧风俗的强大影响下,这个新的规则极难建立。再加上政府本身的一些缺陷(刚开始时缺乏经验,且政府本身易腐败等),情形就更是如此了。
拿中国历史来说,从秦始皇的统一货币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最终发行面值和实际重量相符的五铢钱,其间经过了多次反复,最终才达成一定的妥协:货币由政府统一发行(统一担保),但不得使用抽象符号(面值与钱币的实际铜重必须一致)。再拿西方市场系统已经极度发达了的近代来做例子,确保贵金属货币制(风俗)的一派与取消贵金属货币制(新规则)的一派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拉锯战,最终还是首先达成妥协:可以使用纸币,但必须保证纸币可随时兑换成贵金属,也就是金本位制。又经过长期的发展,随着人们对抽象纸币的逐渐习惯,以及对政府制约力的不断加强,最终直到上世纪70年代,做为过渡措施的金本位制才开始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到现在也没有彻底退出,还具有相当的影响),货币一律由政府担保的抽象符号来担任。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风俗,尤其是由社会工具的规则转化而来的新风俗,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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