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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谋求特权是极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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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4 18:46:1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谋求特权是极大的耻辱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栏目发表了《谋求特权是极大的耻辱》的文章。这一声呐喊喊得好。是对当今中国特权社会的一声尖厉提醒,对大少特权者们一次严正警告。在人人生而平等的今天,特权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有特权存在就不可能消灭剥削压迫现象,无法实现人人平等的美好愿望。我希望人民日报多发这样的正义之声,以警醒特权者们,从而加速文明和谐中国的到来。

   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当工人、农民、老师、医生或军人、官吏,只是社会的分工不同,都是一种工作。在解决自身及家人衣食住行的同时,都是服务于社会,为国家建设出力,创造社会公共财富。而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当人们进入暮年没有工作能力时,又从人们创造的社会财富中拿出部分资金,作为养老金,从而让每个人都能过上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幸福晚年。这样,人类就进入了一个高度文明和谐的社会。

   现在那些西方发达国家都较好地做到了这些,实现了社会的文明和谐。然而我们在朝这个目标迈进时,却衍生出了严重的特权现象,走成了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坎坷之路。工人农民本来都是体力劳动者,所处社会地位相同,对国家的贡献也相差无几。工人在企业中为国家创造财富,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同样是为国家创造财富。看过去庄稼一收获,家民首先是将粮食大车小车交给国家。自己却吃不饱,还要饿着肚子干活。工人有饿肚子干活的事吗?可就因为列宁说了句: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于是,工人农民这同一群体的兄弟,也成了领导领导与被领导的角色。当然这是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呢,工人相对于农民成了特权者。工人到了退休年龄有退休工资,可以衣食无忧,享受一个舒适幸福的晚年生活。农民则什么也没有。只能继续养儿防老的传统,靠儿女赡养。衣食毫无保障。即使到了今天,退休工人几乎以每年百分之十的速度增加养老金,农民每月也只能拿到几十元钱。这也叫养老金?当人也,狗也。

    国有企业工人跟政府官员应该说都是为国家工作。虽然工人干的是体力活,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政执法权力。但这只是分工不同,角色是可以互换的。然而在待遇享受上,政府官员相对于国有企业工人又成了特权者。别说平时待遇不一样,退休工资竟也别出心裁搞出双轨制。让政府官员退休工资远远高于退休工人。

    而政府官员内部,因为级别的不同,又有一般公务员与高干之分。高干相对于一般公务员又成了特权者。高干所谓退休只是不工作了而已,待遇享受那是样样不能少的。连死了都比一般公务员值钱。安葬费抚恤金,让一般公务员望尘莫及。更别说什么都没有的农民了。

   稍加观察不难发现,当今中国成了一个典型的特权社会。大官大特权,少官少特权,工人相对于农民同样有特权。这是古今罕有,当今世界仅有的现象。所谓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完全成了一句忽悠人的漂亮话。

    今天,人民日报终于发出了谋求特权是极大的耻辱的正义之声。但愿大大少少的特权者听到这一呐喊,能从中警醒。让自己良心发现,打破特权,从自己做起。再不要为了自己的特权,千方百计阻挠体制改革。让中国社会能真正文明和谐起来。人人平等,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衡阳柏坊铜矿     唐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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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5 17:33:06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看来,孙文黄兴这些革命者都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如果他们不搞革命,以武力推翻清朝政府,清政府必学日本,走君主立宪之路。中国也就和平过渡到了民主社会,哪有后来之乱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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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9 06:04:26 | 显示全部楼层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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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25 05:26:05 | 显示全部楼层
日本叫美国为米国,我们叫米国为美国。可见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对米国是何等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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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5 09:00:0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主义认为特权是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谋求的压迫人奴役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应当把所有谋求特权的人开除他们的党籍国籍球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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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5 09:04:24 | 显示全部楼层
封建国家的形成及其特点(散淡道人)

君主专制现象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严格说,它并不自秦汉始。早在国家形成时期的商周时代,君主便拥有极高的权威了。《尚书》中保存了不少那个时代王的诰命,透过这些诰命可以看到这些君主大多是一副专断独裁的面孔。全国的臣民包括贵族,都要绝对服从王的旨意。商代盘庚迁殷的故事就很形象的说明了这一点。史载,商王盘庚计划迁都于殷,但许多贵族平民留恋故土,不愿迁徙,盘庚便对他的臣民们发出了严厉的威胁:违反王命者不仅自身要受诛杀,连子孙也要遭殃!像这类一人专断的恫吓,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它反映了君主在当时国家中拥有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表现了君臣之间的关系显然与民主政治或贵族共和相去甚远。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从文明刚刚到来之初,就走上了一条君主专制的道路,而所以会走上这一道路,我们认为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一、血缘宗法关系------君主专制的起点
众所周知,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族制度,曾长期存在于我国的阶级社会。在古代中国社会,当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从而使国家成为一种社会需要时,以前的原始氏族组织机构却仍未瓦解,它只是在功能上适应了新的需要,开始以原始氏族机构履行国家职能,即原氏族机构变成了国家机器。例如商代,当商人进入阶级社会后,其统治部族内部尚保留着氏族组织。据今人研究,在商王国内,社会组织内部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血缘纽带关系并没有切断,当时支撑商王朝的社会支柱就是商族内的诸商人宗族,特别是同姓宗族,商王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与商族共同体内的亲族组织是相统一的。周人的情况则更为典型,周王朝社会政治制度的形式是所谓宗法分封制。在这一制度下,周王子自为大宗,分封出去的各诸侯则为小宗;诸侯分封之后,又在其所辖的封域内封其子弟亲属功臣为卿大夫,受封之卿大夫又如法炮制,建立侧室或分族。这也就是所谓的“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在这里,卿大夫以邑为家,诸侯以国为家,天子以天下为家。周天子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士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政治关系,另一方面也是血缘宗族关系。作为统治者来说,周王是君主;而作为族的统率者来说,周王则是宗主。每个在血缘关系中处于不同等级差别地位的家族,同时就是国家政治结构的不同环节。由此可见,血缘宗族关系在古代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受到破坏,而是和政治关系联系在一起,政权与族权、君统与宗统结合到一起了。
二、军事争夺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
众所周知,军事在古代社会一直是政治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军事与宗族祭祀同样占着显要位置。在私有制初期,在生产技术没有出现革命性突破的情况下,要想扩大自己的财富,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广占土地和人口。而占有的手段和方法就是暴力掠夺和军事争夺。所以,经常性的征服屠杀掠夺,以及随之而来的奴役压迫剥夺,自然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常规和历史课题了。回顾上古的历史,不难发现,国家的形成、王朝的建立,往往都伴随着不同部族间的战争。例如商王朝,商本是一个七十里的小邦,成汤之时首先对邻国葛进行征伐,“汤一征自葛始”,他在灭葛之后,将葛的土地人民财物全部占有,从此开始对外扩张,“十一征而天下无敌”,最后推翻夏王朝,建立起邦畿千里的商王朝国家。西周的发展史也不例外,“文王以百里始”,直到灭商之时,尚自称是小邦。但随着武王灭商、周公东征等活动而迅速发展起来,建立了比商朝更加庞大的国家。商周国家,其实就是军事征服的产物,而恰恰是这类在征服中产生的王朝,特别容易走向君主专制道路。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历史,一直充满着军事争夺、武力兼并的事实。不仅仅是在国家形成的商周时代,以后的每个封建专制王朝,几乎都是靠刀剑砍杀出来的,诚如刘邦所说的“马上得天下”。不容否认,政权由军权派生出来这一事实,对强化君主专制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三、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
上古三代在军事征服中建立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君主专制,在周代发展到了顶峰。其典型形式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分封制。然而,也就在这个时候,这种形式的君主专制的弱点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按照宗法制度的原则,小宗为大宗的臣属,他们对大宗君主必须服从,而这一大宗又同样是更上一级领主的小宗,对其上级大宗也必须遵从。这样层层服从自己的君主大宗,最后都服从作为天下大宗的周天子,从而构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统治序列。这就是宗法分封制的君主专制形式。然而,这种君主专制形式本身存在一个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即按照这种原则所行的分封,臣属得到封土,可以建立自己的宗族政权。当他们一旦受封,立即成为本族的大宗宗子,成为那里至高无上的君主。在他的宗族里不得再有高于他的势力,一切人都必须服从臣属于他,而不得臣属于任何人。这样一来,实际就意味着实行宗法分封制度的君主,在分封出的这块土地上,反倒不如他的臣属有权威,那个小宗宗族中的人并不臣属于他,而只臣属于他的臣。以春秋时代卿大夫宗族与诸侯的关系为例,春秋时代各国的卿大夫,是被诸侯国君按宗法分封原则受封的贵族,因此卿大夫是以诸侯国君作为自己的大宗君主的。然而,当卿大夫受封之后,实际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家族从诸侯公室宗族中分立出来。在这个新产生的宗族中,是卿大夫而并非是诸侯国君对那里的全体族人庶民拥有至高无上的君权权威。而这些卿大夫宗族之人,也只把卿大夫当成自己的主人,他们只服从于卿大夫,即自己的族长,除此之外不臣属于任何其他人,哪怕是主人的直接上司------诸侯国君。
春秋中期以后情况有所变化,一些诸侯及卿大夫的世族内部停止了新宗族的产生,他们开始不再把兼并来的土地庶民像过去那样分封出去,而是设立郡县,然后派家臣去充任那里的官吏,直接为其进行管理。家臣与分封出的小宗不同,他们没有自己的宗庙,不能自统一宗,死后也只能祀诸主人的庙内;与此同时,为这些诸侯大夫效力的家臣官吏们,也不再像以往的受封者那样拥有自己的封土。这样,他们便失去了独立的资本,其命运完全操之于君主之手,成为简单地为君主服务的工具,从而消除了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旧式君主专制形式下,一人亦臣亦君的矛盾,实现了真正的君主独裁。
历史进入战国以后,这种集权形式继续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郡县,在直属国王君主这种属性上,比春秋时期更为显著。君主通过对郡县长官的直接任免,把地方政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战国时代,各国虽然都保留了封君制度,但已不同于春秋以前的分封制。这时的封君一般不再世袭,他们的权力要受到国王派去的“相”的监督。在经济上,他们虽然仍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对其领地一般也仅食租税而已。过去世卿大夫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大部分都已失掉了。各国君主为了加强集权,还实行了符玺制度,即用符来控制武官,以玺来控制文官。玺印同时也是行文书的证据,通过它君主可以号令四方。与此同时,还进一步完善了一系列对官吏的奖惩考核制度,如爵秩制度、俸禄制度、上计制度等等。这样,一种崭新的以官僚和行政体制为基础、区域性的君主专制政体便初具规模了。
战国时期,这种集权专制形势的发展,同样是与激烈的兼并战争相伴而行的。以后,就在这些区域性的君主集权国家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的战争中,最终由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秦王朝。从此,全国上下一切大权全都由皇帝一人总揽。正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君主集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秦汉这种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形式,终于在中国政治史上确立下来。
如果说上古时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宗法形式的君主专制还是初级的,那么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就可以算是一种高级完善的君主专制形式了。那么这种集权形式有哪些特点呢?
其一,它确立了君主在全国范围的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以及绝对的权力。
其二,所有庞大的国家机器都是君主的办事机构。秦汉时期,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在中央官僚机构中,皇帝以下最重要的官职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宰相)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太尉(军机大臣)是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协助皇帝处理全国军务,但不能擅自调兵;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并协助丞相(宰相)处理政务。三者互相牵制,三公之下设有“九卿”,九卿之下设有各郡县(州府)衙门。秦朝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0郡),每郡置郡守,掌管全郡事务,是一郡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受中央政府节制,郡守之下置郡尉,辅佐郡守并分管军事,又置监察御史掌管监察事务,是中央在地方上的耳目。郡以下设县,县设县令,掌管全县事务,受郡守节制,其下设乡,乡下设里。在里中,实行一人犯罪,邻里连坐的“十家为什,五家为伍”的什伍组织,从而达到君主对全国的有效统治。隋代之后,在这个结构上又有所调整完善,实行了“三省六部”制,元代时期在地方上出现了行省等等。总的说来,其基本结构及其功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这种封建专制是以它对个体小农的残酷剥削压迫为基础的。在政治权力干预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掌握权力的皇权集团可以为了自身利益,利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农民的家庭形态以及农民家庭人口的再生产。例如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中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隋代初年为了防止容隐赋役,也下令强迫堂兄弟以下亲属分居,自立户头;清代康熙实行了旨在鼓励小农人口增长的“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当然政府干预有正反两方面作用,但往往弊大于利。由于古代国家政权过多干预农民的生活,中国农民阶级的生存状况与集权政府关系极为密切。这使得他们家庭生活以至于经济命运完全不能取决于自己,而要系于皇帝一人手中,即取决于掌握权力的君主是贤明或是昏庸。由于战争军事或其他政治需要,政府往往对农民横征暴敛、滥用民力,不断破坏着小农经济的稳定。在兴修长城、运河、水利枢纽、军事设施、宫殿楼阁、城池建设等大型工程方面,动辄动用百万农民劳动力,消耗损害着农民最基本的休养生息的劳动权利。虽然有些工程是对于国家是必须的,但多数是皇室奢侈、军事扩张的需要。尤其战争不仅消耗人口,还花费了大量国库存银,往往耗费国家资财,最终民怨沸腾、民不聊生。
其四,封建政府在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精神文化)等等所有方面都施加强制性干预。道德原则、社会舆论、最后裁判权等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中,决定着对于人民是非功过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调查统计并制定和执行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户籍又称黄籍或黄册,“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加强户籍管理,从来都是历代统治者管理国家和控制人身最重要的措施之一。由于历代奉行“崇本抑末”之策,设律严厉打击一切不利于农业的社会活动,使商人需要的的货物买不进来,农民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音乐戏曲杂技等所谓末流人员团体如想求得生存,除非投靠权势为皇族皇权服务,否则只能采取到各处流浪乞讨谋生,学识渊博富有才气的人如果不在封建科举制度下求官谋职,很难在社会中取得职业获得生活来源。在很多朝代,国家下令“禁民二业”,凡是国家分予土地令其务农的人,就不允许他们从事捕鱼打猎等副业活动,“山泽江海皆有禁,盐铁酒茗皆有禁,布绵丝窠皆有禁,关市河梁皆有禁”。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曾经出现过工商业空前的繁荣,人们早已懂得“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门市”的道理。而贾谊却建议汉文帝“殴民而归于农,皆著于本”,用政治强制性使农民被动的与土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支配形态长达2000多年,将农民世世代代牢固锁定在土地之上。在社会生活方面,要求所有社会成员绝对服从封建统治中枢的意志,绝对保持行动和思想言论的一致性。而要实现这一点,仅仅依靠严酷的行政组织系统是不够的,还要依靠一整套严格严密执行的教化措施,让全国从上到下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遵守律条和禁律,即要做到“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普天下人全都能够以公灭私,丝毫不想自己,而一心想着君主社稷,这就是统治者最大的满足和成功,或许这既是孔子所谓的大同社会了。所以无论是夏殷乡邑制度的“八家共井”,还是周代乡遂制度的“五家为比”,其精神都是在于“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造成一个大家同呼吸共命运,共同效力国家的和谐社会。
其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统治者凭借建立起来的人身支配,要得到长久的统治,仅仅依靠强力的军事和政治手段显然远远不够,因此他们又将强大的铁腕深深插入经济生活领域之中,竭力把人民的生存命脉------土地控制起来,在漫长的农业时代,土地无疑是全社会赖以为生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垄断了这个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自然也就控制了全社会的经济命脉。总的说来,以权力占有地产或土地有以下几种方式:1.原始占有。2.投献。3.自买。4.豪夺。历代皇室地产一般属于原始占有,每一代王朝在开国之初,由于统治或军事集团政治上的胜利,从无到有建立起对于全国土地人民的最高占有,以及它旗下成员部分的私人占有;投献是贵族地主或官绅地主进行土地兼并的一个共同形式,不同之处在于:贵族地主所得投献通常可以通过向皇帝请封而获得合法地位,此类投献是没有政治根底的人投依权势以保护自身利益的手段。原始占有、吸收投献,都显然是在政治权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土地所有权,封建国家在扶植着地主土地所有权。另外还存在一小部分的买卖土地现象。但无论是封建皇帝无偿占有民田为苑囿寺田,还是贵族官绅兼并土地过程所支付的货币,不是巧取豪夺就是依仗权势进行威逼利诱,很少有贵族官绅拿着自己的俸银去购买土地。
其六,等级化社会分层,相对确立了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阶级虽然是存在的,但剥削与被剥削并不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那样泾渭分明。在这里,反映经济关系的阶级关系非常模糊,而反映政治身份的等级关系则要清楚得多。从上到下,一切人都是被各种等级固定着的,授职封官赋役劳作均有等级。
其七,官吏贪腐成为无时无处不在的社会丑恶现象,这是古代社会特殊的财富再分配形式。从表面上看,贪污并不合法。但贪污却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据史书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已有贪污受贿的案例;春秋时期官僚受贿行贿之事,《左传》多有记载;战国时期贪污现象更为普遍,韩非说:“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到了秦汉中央集权政体出现以后,贪污愈演愈烈,后汉左雄说:“乡官部吏......廉者取足,贪者充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吏也同样是“求纳财贿,不知纪极,生官死赠,非货不行”。在宋代,据包拯估计,当时官僚中“赎货暴政,十有六七”。明清时期贪污愈发厉害,邹辑在永乐十九年(1421)上疏皇帝,说当时“贪官污吏遍布内外,剥削及于骨髓”,有一首打油诗讽刺道:“来书萧索去时丰,官帑民财一扫空,只有江山移不出,临行写入画图中”。清代乾隆时期军机大臣和珅通过贪污受贿,积累库银达10亿两;嘉庆道光之后,吏治更是每况愈下,官吏贪污受贿之风比前朝更甚。纵观2000多年中国政治史,可以说是一部封建官僚的贪腐史。
其八,手工业和商业是仅次于农业的重要经济部门,处于封建专制政治态势下的工商业,具备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官营形式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即为官所有,为官所管,为官所用;二是官营体制造成了长期的保守封闭状态和长期停滞局面;三是民营工商业极少政府保护,反而是受到政府严格限制和经常性打击,长期得不到发展。中国手工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尧舜之时,从《尚书》记载来看,当时各种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者及其生产活动,是由卿大夫指示工作的。殷墟卜辞中出现过“多工”“百工”“左工”“右工”等词语,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商代官营手工业工种的繁多,群体规模和组织编排的严密。周灭商之后,完全沿袭了商朝官府手工业制度。周初分封时,把原来殷王室控制下的手工业者仍按原来家族形式,分配到各个封国中去。整个西周春秋时期,手工业和商业的主导形式都是官办官营,时称“工商食官”。秦汉以后,由于手工业和商业规模范围种类的不断扩大,由官府直接控制的经营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出现了管理权力的划分,直接服务于皇室的机构,秦代称少府,汉代称将作大匠,元代称将作院,明代称将作司卿,清代称内务府造办处;而服务于整个国家管理机构的,一般由工部负责,也有归于兵部、户部负责的。它的经营方式,是将全国的民间手工业者编入“匠籍”,置于各级行政管理系统之下,然后按照组织系统,轮番征调他们到官府服役,它的形式和性质与农民的服徭役完全一样。
在一些大型土木工程中,官府工业部门还经常性运用国家机器,征发大批农民服役,耗费的民力和天下之财货无法统计。因此,春秋乃至秦汉官府作坊与以征调、雇募劳力相结合的制度,有两个鲜明特征:一是它是保证维持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的主要和绝大部分手工产品的供应,二是国家政府控制垄断着几乎所有最重要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如盐铁棉麻等的生产供应链。由于国家对个体手工业者以及所有手工业部门(包括商业部门)的控制,使得官营成为封建时代独具特色的对于手工业商业的官商垄断。到了明清之际,私营工商业才在晋商徽商的带领下,稍稍有了些许的抬头。但这一资本自由贸易早期的尝试,又在不断的“海禁”政策中被扼杀于摇篮。
其九,中国城市的建造,并不仅仅是建筑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这一点三四千年以来从未改变。从上古最古老最雏形的城堡,一直到汉唐明清时代宏大壮观的都城,与其说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毋宁说是政治军事的需要。中国最早的城市,其产生和存在都不是由于商业的发展以及人口聚集的结果。在中国,作为买卖贸易场所的“市”与“城”的结合,是较晚才出现的事情。殷代将都市称为“邑”,甲骨文卜辞中有不少“作邑”的记载,其本意为筑建方形之城;甲骨文“国”字系执武器守卫城壁之形,甲骨文“墉”字表示有城门望楼之戒备防御之意。到了春秋时期,私人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作为贸易买卖场所的“市”在城中有了一席之地,“城”与“市”终于结合起来。然而,即使是工商业在城市中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古代城市的基本性质和作用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它仍然是作为军事防御工事建造起来的城垣建筑。先秦时代,建筑城郭的大小是要依照天子、诸侯、卿大夫不同等级的“五制”来建构的。其城邑大体上可分为三类:一是天子所居的王城,二是诸侯的都城,三是卿大夫的宗邑。王城规模最大,以下等而次之。城的大小若与受封者的爵位等级不符,就是僭越行为,是要受到处罚的。可见,城邑规模事关重大,如果违制扩大了自己都城,就会被视为对上级君主的威胁。都城内部也有着严格的等级或功能划分。宫殿苑囿、集市居民、武库车乘、马匹粮草、军队驻扎、商贸交通等等都有细致严格的区分。南北朝之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全国经济中心向南转移,隋唐以后江南地区成为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之地,但无论唐宋元明清各代,国家政治中心始终在北方,所以北方成为国家军事防御的重点,而那里经济物产是否丰富,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业是否发达倒是次要的问题。应该指出的是,唐代以后确实出现过因为工商业发达,一地或多地上升为州县,进而出现新的城市的情况,说明在封建时代经济繁荣也是促使统治者重新考虑人口集中地区如何加强管理的尝试。只有在国家认为一个地方有建城的必要时,那里的市镇才会上升为州县。例如,上海在成为县城之前工商业早已非常发达,时人谓之“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故昔有市舶有榷场有酒库有军隘......甿廛贾肆,鳞次栉比,实华亭东北之巨镇也”。即便如此,也只有皇帝下令,才由镇变成县的。
其十,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导致君主集权制度从反面组织起农民大规模的反抗。这种社会动荡,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其情形主要有三种:农民起义、封建军阀混战、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
综上所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在血缘裙带宗法制度下产生的层层宗族统治,诸侯卿大夫以及各级衙门长官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小君主,各级君主最后听命于皇帝这个最高统治者,隋文帝实行了更为科学的改革,将行政文官与军事武官分别管理,避免了军政合一带来的割据威胁,各朝代最令皇帝头疼的就是藩镇割据,削藩成为夺取天下后一个重要课题。但各朝却无法根除农民大规模的造反起义,一旦时机成熟,所有藩镇在剿灭农民起义过程中都可能是推翻现政权皇权统治的掘墓人,2000年戏剧性的说教并没有改变既定的压迫反抗、再压迫再反抗的轮回格局,社会动荡依旧成为每个朝代最后无法脱离的梦魇,这几乎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定律,每隔300年(最长不超过600年)就会有一次翻天覆地的朝代更迭,接下来的统治者依然故我,继续步着前任统治者的后尘,这样的怪圈似乎永远无法打破。

(本文主要根据刘泽华汪茂和王兰仲所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摘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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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0-22 06:41:07 | 显示全部楼层
境随心转。心境的转换就是如此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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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21 05:55:44 | 显示全部楼层
行政工作同样需要权责明确,奖惩分明。如此,行政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合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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