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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戎羌历史考略(散淡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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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6 09:24: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戎羌历史考略(散淡道人)
关于夏代少数民族的历史,几乎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根据殷商西周的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今天我们大致可以简略了解到一些关于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状况。根据《尚书》《史记》等书记载,尧时“窜三苗于三危”。三危究竟指向何方,目前不能确定。史家猜测可能是在甘肃青海地区。《禹贡》载有大禹曾导黑水于三危山的记载。据考证,三危山可能即今敦煌东部的三危山。尧之前,轩辕氏曾联合神农炎帝打败了蚩尤,据说蚩尤就是“三苗”的代表,大概蚩尤是长江流域少数民族多个部落联合的酋长,三苗仅喻其部落数较多而已,大约今天的羌族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都应算在内。
蚩尤被打败之后,长江流域为神农炎帝所控制,黄河流域为轩辕黄帝所掌握,显然蚩尤所辖的南方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栖息之地,只好将他们赶到边疆地带了。而中原之外的所谓边疆,除了东边的大海,北面的荒漠(或许有部分匈奴的祖先放牧),剩下的地方只有西北河西走廊以及青藏高原了。估计自炎黄之后,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的战争不断,到了尧时,很可能西北少数民族又一次遭到来自中原的重创,或许南方仍有部分少数民族与尧率领的中原华夏族发生了战争,这些所谓的“三苗”再一次被安置迁徙至西北荒漠地区。相传殷商时期“诸侯八译而来者千八百国”,葱岭以西五百里的“渠搜国”(中亚撒马尔罕地区)曾到商都朝贺,西戎氐羌等少数民族也向商朝朝贡,表示臣服。祖甲武乙时期,曾用兵于西戎义渠之地。《竹书纪年》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殷朝末年,活动于今天甘肃泾川一带的阮人与活动于今甘肃灵台一带的密人发生战争,周公季历出师帮助阮人攻打密人,打败密人后,将其迁至“程”,即今陕西咸阳东北。根据《竹书纪年》记载,西周时期,周穆王向西巡守征讨,从镐京(陕西长安)出发,西北至平凉,南行至河西青海以及昆仑山北麓,再西至葱岭,进入中亚里海黑海间返回;或认为经伊朗进入东欧,沿天山南麓经河西走廊回到镐京。往返二万四千里。这一史实记载于《石鼓文》。
周穆王,姓姬名满,是西周的第五个王位继承人,自前1001-前947年执政,在位约五十五年,其西巡时间大约自穆王十三年闰二月十日至穆王十四年九月(前989-前988),历时一年半之久。这次西巡,穆天子广泛接触了沿途各少数民族,受到各地热烈欢迎。在“河宗”(估计是渭河或黄河源头),穆天子举行了盛大的朝会仪式,接受了当地首领授予的“河宗璧”;在“黄之山”向各族首领展示“天子之宝”,宣扬了中原文化;在“珠泽”,珠泽之人献白玉和“食马三百牛羊三千”;在“赤乌”,赤乌之人自称其祖先出自“宗周”,并献“食马九百羊牛三百穄麦百载”。穆天子回赠“墨乘四黄金四十镒贝带五十朱三百裹”。穆天子还命将其地原产的“嘉禾”带回中原种植;穆天子到达“西王母之邦”,受到西王母热烈欢迎。穆天子送给西王母“锦组”(很宽的绶带)“百纯”(布匹绸缎),西王母设宴于瑶池之上,他们吟诗作歌,表达建立友谊友好关系的心愿。西王母作歌曰:“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穆天子回答:“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穆天子西巡率六师之众,所到之处,与当地民族结为友好邻邦,谱写出中原华夏民族与西域诸民族的友好史册。战国成书的著作《竹书纪年》《山海经》《穆天子传》《尚书》等书中,多次提到昆仑、流沙、泑泽、敦薨之水、敦薨山(疑似敦煌山)、弱水、黑水、合黎、三危等,说明中原华夏族与西北民族交往正在日益增多。
戎羌族是活动于殷商至西周春秋时期西北少数民族之一。在殷周之际,戎羌族主要活动于中原以西,而中原北部则是北狄獫狁匈奴的势力范围。据《后汉书》记载:“及平王之末,周遂凌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扬拒泉皋之戎,颖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在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这些被称为西戎的诸羌之族,战国末期在秦王的领导下进入中原,取代了东周王朝。秦王朝为了避害求安,建设了西起临洮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许多长城是在六国长城基础上修建连缀完成的),阻止了西戎羌族和北狄匈奴可能的侵袭。在史前时期,诸羌就开始向西南方迁徙发展,迁徙到中原的羌族只是诸羌的一支。向南迁徙的诸羌族,到达了四川西藏。春秋时代,向塔里木盆地迁徙的诸羌称为西虞或禺氏。到了战国末期,四川青藏一带已经布满了诸羌之族。《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其地正是今青藏高原一带。又载:“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獂戎......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又云诸羌“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为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厘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
到了汉代,羌族分为一百五十个部落,其中陇西有八十九个部落,如牢姐羌、武都羌、钟羌等,以钟羌为最强;在蜀边郡约九个部落,有广汉羌、越雋羌,其余五十二个部落,分散为附落。汉代黄河之源以至车师,都有羌族的足迹。到了晋代,吐谷浑西迁临夏(甘肃),他的长子吐延控制了诸羌部落,但也为昂城羌酋长姜聪所制,当时西海(青海)是一部分羌族游牧的中心,所以那里的鲜卑人逐渐被羌族所同化。汉晋南北朝时期,在陇蜀一带,羌族、鲜卑族、甚至藏族经常在一起游牧贸易是显而易见的。《后汉书-西羌传》又记载:“发羌、唐旄等绝远”,就是说这两个族群离大汉统治中心---长安很远。发羌之发,音蕃,与吐蕃近。估计是吐蕃藏地的羌族部落。唐旄即是葱茈羌,住在逻些(拉萨)。据考,藏族有可能是羌族的一个分支。吐蕃很可能就是发羌、唐旄部落组建的王国。据《北史-吐谷浑传》载:“白兰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岭,又度四十海,有女王国。人庶万余落,风俗土著,宜桑麻,熟五谷,以女为王,故因号焉”。白兰是吐谷浑控制的中心地带,据考证大约在今天青海的果洛一带。《隋书》记载:“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人皆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射猎为业。出牏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矮马),尤多盐,恒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猕猴......”。从这些记载可以明显看出,发羌和唐旄(葱茈羌)居住在吐蕃藏地,即是女国的所在地。说明隋朝或南北朝之前,吐蕃藏地还是以母系氏族维系整个族群部落的原始社会或半原始的奴隶社会。《西藏王统记》记载松赞干布以前有三十一世,总计大约有七百余年。
如上我们得知,戎羌早在炎黄时期就从中原或南方迁徙到了青藏川滇地区,在所谓西王母时代,曾居住在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周围,他们露营火居茹毛饮血几同禽兽,以杀伐战斗为能事,没有君臣之礼,亦无长幼之分,父兄与妻妾姊妹混居交媾,实为乱伦之种族。如今许多考古学家文化学者认为,炎黄种族的祖先是戎羌族,实为不经之谈。从春秋战国之后,有可能戎羌诸种族一部或多部与华夏种族通婚混血,但在文化层面,始终认可传承者大汉文化的基因(藏地传承着佛教文化),否则我们炎黄华夏种族不可能取得五千年举世瞩目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仅就中华版图一项就可以说明一切了。(本文参考《西北少数民族史》以及翦伯赞《秦汉史》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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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6 09:45:11 | 显示全部楼层
民俗中的辟邪(散淡道人)


   古人特别迷信,无论达官贵人或乡野村夫村妇以及僧道等出家人中,几乎没有不迷信的。趋吉避凶成为人们祈求平安延福增寿的基本要求。最为普遍的辟邪方式,除了道士和尚巫婆作法驱鬼,获得祛病消灾的极端手段之外,最为常见的要算门神守护和民间傩戏等社火活动了。
      
   门神源于唐初李世民的左右护卫大将尉迟敬德和秦琼。据说两位大将死后,李世民为了纪念爱将并希望继续为其守护左右,遂将其二人画像贴在大门两扇之上。后来,民间学习效仿,并于家家户户门上贴上此像,希望门神保佑平安。到了元明之后,又出现了财神或福禄寿老人贴像,还有以仙童或哪吒形象入画的,大概是求多子多福之意吧。

    民间傩戏,据考始于宋代,《太平广记》仅鬼篇有40篇之多,可见宋代崇尚鬼神迷信之风有多么炽盛了。释道隆《大觉禅师语录》有一首诗曰:“戏出一棚川杂剧,神头鬼面几多般;夜深灯火阑珊甚,应是无人笑倚栏。”这首诗讲的是南宋时期四川涪陵一带流行着戴假面表演的傩戏。。《古今事类全书》说:“昔颛顼氏有三子,亡而为疫鬼。——于是以岁十二月,命祀官时傩,以索室中而驱疫鬼焉。”该文献载明了原始社会末期——颛顼之时就有了傩祭的活动,《事物纪原》说:“周官岁终命方相氏率百隶索室驱疫以逐之,则驱傩之始也。”则指出从周代开始有驱傩活动,虽然二书关于傩祭之始在时间上相差上千年,但无论如何,傩祭在上古以前就已经出现了。从傩嬗变到傩戏,大约是宋代的事情。宋代成书的《东京梦华录》载:至除日,禁中呈大傩仪,并用皇城亲事官。诸班直戴假面。绣画色衣,执金枪龙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伟,贯全副金镀铜甲,装将军。用镇殿将军二人,亦介胃,装门神。教坊南河炭丑恶魁肥,装判官,又装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熏门外,转龙湾,谓之“埋祟”而罢。

   
    社火由祭祀、巫术、傩仪、百戏、乐舞、参军戏、民间杂耍等组成。追溯 “社火 ” 其源,它与远古时的图腾崇拜、原始歌舞也有着渊源关系。图腾崇拜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极为漫长的时间,原始社会的人们,把本氏族的图腾标志雕刻在石壁、木柱或刺在身上,画在脸上,有的还制成面具,每逢祭祀的时节,人们在身上绘有图腾图案或戴上图腾面具,边击打着劳动工具,边跳着模拟图腾物的舞蹈,狂呼狂舞,祈望所崇拜的图腾能给予他们一种神奇的力量。到了商周时期,宫廷里就有了逐鬼的祭祀仪式,周代称之为 “ 大傩 ” ,是一种带有巫术性的舞蹈。《论语疏》称傩为逐疫鬼也。《乐府杂录》记载:驱傩用方相氏,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唱巫术咒语,在室内到处乱打,以使鬼惧怕而逃遁。随着岁月的流逝,经朝历代,这种驱傩由宫廷传入民间,逐渐形成巨大的民俗礼仪活动,演变为乡村祭神、娱神、迎神的赛会,并加进杂戏表演。这种古老的习俗一直沿袭至今,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陕西等地都要举行盛大的、热闹非凡的社火活动。

   由此可见,社火中的傩仪,期间夹杂了傩戏等戏剧成分,都是民间驱鬼(驱傩)的一种常见方式。探究傩戏面具脸谱的由来,估计与上古时期纹面纹身有关。美洲印第安人,非洲许多原始部落,包括亚洲太平洋岛国一些原始部落,都可见到纹面纹身的痕迹。纹面或画或刺,据考古代藏羌人有刺面或纹面的记载。近世以来仍可看到我国独龙族妇女纹面、傣族黎族布依族高山族纹身的传统习俗。尤其独龙族纹面大多是妇女,女性在十二三岁时须纹面。仔细推知远古人类,或许是为了辟邪或恐吓猛禽野兽,抑或为区别相邻其他部落而施设,不得而知。纹面纹身,其本身含义应当是早期人类祈求美好幸福生活而做的艺术装饰吧。后来为了简单简捷起见,才出现了傩戏中的面具脸谱,直到戏剧戏曲脸谱的出现。

   辟邪一说最为凶邪的要算谶纬之术了。它是将木偶或布娃娃假托于某人,在其上发咒语钉刺钢针,藏于被诅咒人室内或埋于其室,希望能够应验。这一狠毒招式,在汉代至明清的宫室嫔妃间最为常见 。化解的方法,最好在家里设立发毒咒人的牌位,每天数次焚香磕头祈祷礼拜,老天爷或佛祖自然会帮助被诅咒人,可以逢凶化吉。还有所谓预知后世因果的谶纬之术。如秦始皇在位时期,发现曲阜孔庙后陵墓(孔林)里有数行谶语,始皇大怒,杀了不少人。

   中国本土宗教如道教中,不乏辟邪的道术法术。清朝满族是金人女真的分支后裔,崇尚萨满教。萨满教是历史上以东北亚通古斯人为核心的原始宗教,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北亚、北欧、北美诸多民族的自发宗教。萨满教也是蒙古原始宗教,元代为藏传佛教取代,有关蒙古萨满教的最早记载,始见于1240年成书的《蒙古秘史》。在这部蒙古人自己撰写的蒙文史书里,萨满巫师被记作“李额”,蒙古帝国掌管萨满教的官员则称之为“别乞”。灵魂观是萨满教世界观的核心,萨满教灵魂观是一个由诸多元素构成的体系.。萨满教包括了它的信仰体系与崇拜对象;萨满与萨满迷术萨满标志物和法器;萨满教的各种宗教行为------献祭、祈祷、巫术、禁忌等等。凡此种种足以说明,满蒙萨满教在趋吉避凶方面比较汉人更为迷信。据《宫女忆往录》记载,每到节庆时,慈禧老佛爷总是要请萨满教巫师在宫中作法,驱鬼祛邪。(本文参考百度百科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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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26 12:02:55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的俩个帖子都很好。关于戎羌族的问题,历史学上一般统一界定为游牧民族。在农耕文明开始后,才开始有定居的可能性,在当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一带,已经开始了农耕时代,也就是说,开始了农业文化进程。而北方,特别是中国西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迁徙问题,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那时候的战争主要是以驱赶为主的战争,特别是农耕民族相对于游牧民族的战争形式,主要是以驱赶为主的,屠杀和俘虏为奴隶的却不是很多。
在中国古老的文明进程中,夏朝的文明史之前还存在着前夏文明的历史,历史上的大夏、小夏、大月氏、小月氏、昆吾(亦即胡)等等的,都是游牧民族的典型形式。这些都是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始源。
在考古界,有人认为,彩陶文化是胡汉文明融合的开始的象征,是对还是不对,没人能够说得明白。其实,胡汉文化本质上来说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交织在一起的有机组合的文明形式,构成了当时的文化性质和特色。严格低来说,应该是从游牧民族转为农耕民族发端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因为这里的植物生长比较茂盛,宜于居住,不需要远距离的游牧,于是游牧变更成了圈养,圈养应该是农耕文明开始的发端。所以说,考古界所说的彩陶文化来界定的一些个文明界限其实是没有说明根据的。
历史上通常将匈奴族作为一个比较单一的形式列为一个民族,其实,这是错误的。比如比较善战的突厥族,就是匈奴族的一个比较大而又比较有实力的一个民族,后来在征战中败北,该民族后来迁居于中亚和西亚,而如今的土耳其的祖先就是突厥族。
世界史上的古代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华夏文明,还有一个不被历史承认的古玛雅文明,如今唯有华夏文明没有断绝其历史传承。这是地球板块中的欧亚板块和太平洋板块撞击下而产生的喜马拉雅山脉的独天独后的天然的屏障以及中国沿海的天然的水域所形成的保护屏障给予的。
世界历史上的宗教起源问题,一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从古老的图腾,到其后的巫术的开始,再到后来迷信的兴盛,于是,逐渐产生了宗教以及宗教流派。宗教一开始就表现为其社会化的性质。成为了人类智慧化的历史进程。
在宗教的历史演化进程中,比较符合科学规律的,那么这样的宗教的各个民族在未来的发展演化中就会逐渐地兴盛起来,反之,会逐渐地被淘汰,其民族就会逐渐地衰落下去。
科学也因此而开始逐渐地兴起,探索未知世界的神秘成为了科学的主要目的。历史上将这一类的科学统称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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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7 09:09:14 | 显示全部楼层
宗教伦理初探(散淡道人)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现象由来已久,而其社会的伦理属性与功能,却鲜为人知。下面,对诸方面因素做一个简单的探讨,以期得到相应的切磋。

第一,宗教的起源与现状。早在氏族社会初期,人类已经开始形成对自然的崇拜。尤其到了父系时期,除了对天地的自然崇拜之外,还衍生出对图腾或动物的崇拜。至今,在世界个别国家的国旗上还残留着这一痕迹。如中国远古人类对龙的崇拜,古印度人类对牛的崇拜,欧洲个别地区古人类对鹰的崇拜,都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崇拜的不断升级,与远古人类对心灵归宿的渴求,加之氏族首领或集团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或控制繁复的宗族事物,必须进一步强化其领导或统治力,在原先崇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改造,使其更加程序化规范化。这样,崇拜中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祭祀,祭祀中又随之产生了负有特定职责的祭司。在父系时期,祭司这一职务大多由氏族首领或其指定的成人男子来担任。估计到了父系晚期,渐渐出现了更加规范和系统的祭祀形式,信仰成为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于是宗教开始萌芽产生了。世界最早的宗教,大概是古埃及人类和古犹太人类创造的。而较为持久和完善的应该是古印度人类,今天我们仍然在印度可以看到,如印度教和佛教。现在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宗教仍有很多,而我们所熟知的主要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虽然这些宗教形式或信仰差异很大,但就其性质而言,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第二,宗教的属性与功能。宗教是人类文明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人类信仰建立、心灵构建和与“上帝”、“天神”“皇天”“神明”等等对话的有效手段。但不管如何,宗教的属性终究离不开信仰和因信仰所产生的崇拜。一个自然人,能够建立起使众多信徒顶礼膜拜的神祗偶像,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佛陀也好,耶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是常人无法做到的。或许用宗教的解释,他们是神派来的信使。只有佛教认为,人人皆可成佛,佛即众生,众生即佛。这一通俗解释,使得佛教更加人性化,更易于使人们接受。宗教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各个方面都发生或多或少的联系,尤其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联系尤为密切。在政治方面,如欧洲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在经济方面,如唐武宗拆毁佛教寺庙遣散僧众还俗,以便收回被寺庙占据的大量耕地农田,恢复国家经济与税收等行为;在文化方面,如早期的佛教传入东亚,基督教传入美洲,伊斯兰教传入南亚东亚等,均为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教育方面则更加显著,如今在缅甸泰国甚至西藏,我们仍可见到,学龄前儿童或少年入寺庙进行启蒙学习,或在宗教环境中感受礼拜祈祷所带来的心灵慰藉。通观人类数千年宗教历史,可以明显看到宗教给人类带来的益处远远胜于战争、权力争斗、商业竞争等激烈争斗现象,虽然历史上个别时期宗教有时也会起到负面作用。

第三,宗教的包容性与排斥性。一种宗教往往排斥其他宗教,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某一宗教树立的神祗,不可能兼容其他。但这并不说明某一宗教排斥社会所有文化现象。其实,即便宗教相互之间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时也呈现相互包容的态势。如中国元明清以来的儒释道,相互之间即呈现了借鉴模仿沟通理解甚至承认的形势。而某一宗教与社会其他方面,则更是达到了广泛的兼容,甚至趋于在文化领域担当领导潮流的重任。这种事例举不胜举。最明显的事例是,北京故宫中居然出现了道观,并且明清以来各朝皇帝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官员或亲属,亲自在重要日子前往祈祷祭拜;在日本,神道教与佛教也始终能够和谐相处;在印度,印度教虽长期与佛教水火不容,但还未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伊斯兰教一直特立独行,似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法与其他宗教兼容,他们信奉的神是唯一的,那就是安拉

第四,宗教的社会地位与伦理差异。由于宗教的独立性,使得历来统治阶级对其态度大多采取怀柔或取缔的政策。一些聪明的宗教掌门人,会通过各种渠道拉拢取悦当权者。中国唐宋元明清及近代以来,从基督教(唐代又称景教)成功进入皇宫,并得到最高当权人物的默许或赞许,即可见一斑。宗教伦理与历代社会中普遍认可或存在的主流文化造就的伦理,似乎有很大区别。就中国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儒家文化看,儒教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似乎并未形成宗教,而它在2500年封建统治者手中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王牌,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构建,都是由它来完成的,这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儒教的得势,并未影响到佛教道教的弘扬,有时甚至佛教道教还需要儒家统治者的褒奖。这充分说明了宗教伦理虽与正统伦理有别,但作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它仍然属于整个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宗教的影响力与未来社会的信仰。宗教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尤其从中世纪基督教开始,宗教对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影响都非同小可。在俄罗斯,东正教自与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分裂后,影响了以“第三罗马”(莫斯科)为中心的欧亚二分之一版图近初探五个世纪。在日本,自佛教传入后,与本地神道教分庭抗礼达1500年。而伊斯兰教,自传入印度支那至今,使印度及其邻国版图均受到影响。尤其印度,自孔雀、笈多王朝之后出现的德里苏丹国和源于波斯的“莫卧儿”帝国,都使古老印度的版图一再更改,今日的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版图的出现均与伊斯兰教的传入有关。未来社会的信仰诉求或信仰追求究竟会有怎样的变化,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人类在高度文明的今天,更应理性地来认识宗教及其功能和作用。我相信,宗教的未来是美好的。因为,人类目前尚未完全认识自我,更谈不上认识宇宙。也许,我们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但认识不会终结,追求永无止境;让我们打开心门,勇敢地去拥抱探索未知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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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8-27 09:23:26 | 显示全部楼层
突厥史略(散淡道人)

突厥为TUNKUT汉文音译,意为气力刚毅,即强有力之意。《周书-突厥传》《隋书-突厥传》《旧唐书-突厥传》《唐书-突厥传》均有关于突厥民族的记载。《周书-突厥传》说:突厥“居金山之阳,为茹茹(蠕蠕,即柔然)铁工。金山(阿尔泰山)形似兜蝥(一种毡帽),其俗谓兜蝥为突厥,遂因以为号焉”。突厥民族原来是铁勒部落联盟中的一支,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唐努山和萨彦岭之间,后迁徙至高昌西北山中,即今博格达山。据突厥文《阙特勤碑》文记载,突厥自称九姓乌古斯。乌古斯即《隋书-铁勒传》中的乌护,九姓乌古斯即九姓铁勒。南北朝时,铁勒部落分布很广,而且是突厥语族各族的通称。大约在五世纪,柔然占据高昌(吐鲁番附近)等地,突厥民族为柔然所统治,并被迫迁往阿尔泰山南麓,成为给柔然冶炼锻造铁器的铁工。

六世纪中叶,突厥民族中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首领,姓阿史那,名叫土门,于公元546年乘机吞并铁勒五万余众。后来土门向柔然可汗阿那環求嫁公主,阿那環派使者侮辱土门说:你是我的锻奴,怎敢如此无理?土门以此为借口,摆脱了柔然的统治,于公元552年发兵击败柔然,阿那環自杀,土门自此号称伊利可汗,创立了突厥汗国政权。到了土门可汗次子木干可汗时(六世纪中叶以后),在西魏和北周支持下,过河西,越祁连山,掳掠吐谷浑,西破厌达,东并契丹,最终消灭了柔然。当时突厥所占领土,东起辽东半岛,西至新疆北部,南自腾格里沙漠,北到贝加尔湖,相当于现在外蒙古内蒙古和新疆北疆以及东北全部领土范围,还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一部分领土,地域非常辽阔。其牙帐(指挥总部)设在于都斤山(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部)。一个强大的突厥汗国政权,就在南北朝对立时期(六世纪中叶)在漠北建立起来。

公元552年,阿史那土门率众西征柔然获胜之后,其弟室点密率十姓部落留居西域,并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虽然这个政权与漠北于都斤山政权保持一定的联系,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实体,史籍将这两个政权分别称为西突厥和东突厥(以阿尔泰山为划分分界线)。

隋朝初年,东突厥首领沙钵略可汗与西突厥首领达头可汗,曾共同侵袭大隋西北边境,隋文帝杨坚采用长孙晟“远交近攻”的策略,派使臣赐给达头可汗狼头纛(狼头为图腾标志的旗帜),令达头可汗使臣来朝,同时也将东突厥使臣并列于朝,加剧了东西突厥的矛盾。东突厥都蓝可汗即位后,出现内乱,都蓝可汗被杀,西突厥达头可汗乘机占据了东突厥大部分领地。在达头可汗离开西突厥时期,西突厥相继由鞅素特勤、尼利可汗(鞅素之子)、尼厥岀罗可汗(尼利之子)执政。隋文帝末年,达头可汗再次侵袭大隋边境,被隋军击破,天山以北铁勒以及十余部突厥部落皆叛达头可汗,达头可汗腹背受敌,南奔吐谷浑,不知所终。 公元603-611年,隋朝采取离间办法,立达头可汗之孙射匮为大可汗,使尼厥出罗与射匮相攻伐,尼厥出罗失败,于公元611年投降隋朝。

唐初统一东突厥后,把一部分突厥人安置在幽州(今北京)和灵州(今灵武县),所以今天的北京和宁夏灵武在唐代均有突厥人与汉人杂居。内蒙古大青山、乌拉山、锡林郭勒盟北部均发现了突厥墓葬,用石片砌成方形墓地,南面树立两石,作为墓门,有的墓葬还有石人像矗立墓门之首。说明突厥人在祭祀祖先时,时刻想着面向北方,即于都斤山方向。

其实,东突厥与中原接触较早,早在木干可汗时期(553-572),北齐、北周分别割据于中原东西,其北部均与东突厥接邻,经常受到东突厥骚扰侵袭。为免除边患,北周宇文泰曾支持土门侵袭吐谷浑,所以木干可汗偏向于北周,并将其女嫁给北周武帝宇文邕。东突厥在它钵可汗(木干之弟)时期(572-581),也利用北周与北齐矛盾,向两国大肆勒索财物。北周岁贡锦缎十万段,北齐则倾尽府库以献。它钵得意的说:但使我在南两儿孝顺,何愁无物耶?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它钵可汗立北齐范阳王高绍义为齐帝,并要挟迫使周帝将宗室女千金公主嫁给它钵可汗。到沙钵略可汗在位时(581-587),按照突厥风俗,千金公主又再次嫁给沙钵略,并挑拨沙钵略攻大隋王朝,希望恢复北周政权。于是东突厥纵兵向今陕甘宁北部的固原、旬邑、武威、天水、泾川、兰州、延安一带进攻侵扰。但是表面强大的东突厥,内部却酝酿着争权夺利的严重危机。隋文帝利用东突厥内部矛盾,在开皇二年(582)派元晖出伊吾道,与西突厥玷厥可汗订立了互不攻击的同盟盟约,彻底瓦解了东西突厥的联盟;又命长孙晟到东突厥,与出罗侯突利可汗结好,破坏了东突厥内部的团结。开皇三年,隋文帝命隋军分八路北击东突厥,分别击败沙钵略和阿波可汗,阿波败走后投奔西突厥。从此,以玷厥可汗和阿波可汗为首的西突厥,与沙钵略为首的东突厥之间展开了长期激烈的战争。

开皇五年,东突厥遭到西突厥和东契丹的两面夹击,沙钵略遣使向大隋告急,希望南迁寄居白道川(今呼和浩特西北),并表示向大隋臣服。隋文帝立即接受,并将沙钵略可敦(王后或妃子)千金公主赐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又将宗室女安义公主嫁给突利可汗,多方礼遇突利可汗,引起东突厥都蓝可汗的极大愤慨,遂于公元599年联合西突厥玷厥达头可汗进攻突利可汗,突利失败,只身逃入隋朝。隋文帝立即派高颖、杨素等击退追兵,迎突利可汗入朝,封为启民可汗。招抚万余突厥人为启民可汗的属民,在朔州建大利城(今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安置启民可汗及其属民,命令长孙晟率五万军队驻防大利城。于是,大量突厥人南下汇集于启民可汗周围,使东突厥形成南北两部。次年,又移启民可汗及其部属渡河进入河套地区。不久,北部的东突厥内乱,都蓝可汗被杀,西突厥占据了东突厥大部地区,东突厥部落大量南迁,投归启民可汗。仁寿二年(602),云中道行军元帅杨素与启民可汗共同北征,打败了西突厥达头可汗,平定了东突厥内乱,启民可汗重新统治大漠南北。

西突厥世系,说法不一。据《新唐书-突厥》编列如下:室点密---达头---尼利---尼厥出罗---射匮---统叶护---俟毗---肆叶护---咄陆---沙钵罗咥利失---乙毗射匮---阿史那贺鲁。自大隋开皇三年(583)西突厥汗国形成,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西突厥灭亡,历时七十七年。东西突厥自六世纪中叶分裂起算,应在土门可汗与室点密可汗之时。所以室点密应是西突厥首领的始祖。西突厥在可汗之下设叶护、特勤、乙斤屈利啜、阎洪达、颉利发、吐屯、俟斤等官职,对统辖的西域国王则授以颉利发称号,并派吐屯一人监领其国,监督其所征赋税。

公元615-628年(隋末唐初),西突厥可汗统叶护在位时,其势强盛一时,他吞并了中亚地区各铁勒部落,打败了波斯,控制了喀布尔河流域,遂将其汗庭牙帐迁至千泉(唐代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托克马克附近)。其势力所及,东到东突厥,西达波斯雷翥海,南与吐蕃接壤,北至瀚海(里海?)。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勇猛善战,霸有西域,当时控弦(人众)数十万,可谓极一时之盛。《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贞观二年,玄奘“至素叶城(碎叶城),逢突厥叶护可汗方事略游,戎马甚盛,可汗身着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葛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更引汉使及高昌使人入,通国书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悦,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别索葡萄浆奉法师,于是益相酬劝,埣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宫商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曲,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别营净食进法师,具有饼饭酥乳石蜜蒲萄等......可汗乃令军中访解汉语及诸国音者,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即封为摩咄达官(达官即高官之意),作诸国书,令摩咄送法师到迦毕试国,又施绯绫法服一袭,绢六十匹,与群臣送十里余,此曰千泉,地方数百里,既多池沼,又丰奇木,森沈(沉)凉润,即可汗避暑之处也......”。贞观九年(635)以后,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把西突厥分为十部,号称十设,每设赐一箭,所以也称十箭,又把十箭分成左厢右厢,左厢在碎叶以东,右厢在碎叶以西,左右厢各统五箭。左厢称五咄陆部落,右厢称五弩失毕,总称十姓部落。

西突厥可汗常向唐王朝纳贡。贞观元年(627),统叶护可汗派真珠俟斤等来献万钉宝钿金带和骏马五千匹,向唐太宗请婚,唐太宗采纳封德彝建议,答应了婚事。但在贞观四年,统叶护被其叔父莫贺咄所杀。后来唐太宗听到统叶护可汗去世的消息,非常难过,想派使臣“賫玉帛至其死所祭而焚之”,但没有实现。

统叶护可汗死后,他的叔父和儿子相继立为可汗,但都得不到各部贵族的拥护,一个逃奔金山被杀,一个逃亡于康国(公元十三世纪后藏语所称之粟特国,粟特亦为粟弋,属伊朗语族,唐人称西胡或胡人,首邑为马拉坎达,在今撒马尔罕),最后尼孰被立为可汗,称咄陆可汗。尼孰的父亲莫贺设(统叶护可汗之弟)在武德年间曾出使唐朝,并与李世民结为兄弟。尼孰即位后立即遣使入唐,唐太宗于公元633年派鸿胪少卿刘善因为使臣,册立尼孰为吞阿娄拔利邲咄陆可汗,赐鼓纛缎彩巨万。这是大唐朝廷对西突厥可汗的第一次册封。在尼孰咄陆可汗时,西突厥直辖各部的活动地区主要在楚河(碎叶河)流域。

公元634年,尼孰咄陆可汗仅在位一年,其弟同俄设即位为可汗,称沙钵罗咥利失可汗。贞观九年,沙钵罗咥利失可汗曾上表请婚,献骏马五百匹。

之后不久,西突厥发生内部分裂,经最后妥协约定沙钵罗咥利失可汗统治伊犁河以东地区,乙毗咄陆统治伊犁河以西地区。从此,西突厥分为南庭和北庭。到了公元639年乙毗咄陆可汗即位时,他统辖之下的五咄陆部所支持的北庭势力日益强大,而咥利失可汗之子------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五弩失毕所支持的南庭)势力更加衰弱。唐太宗出于维护西突厥汗位的正统,于公元641年派左领军将军张大师持节册命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并赐鼓纛。尽管如此,乙毗咄陆可汗仍然与石国吐屯联合,攻杀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逐渐占据了西突厥大部分地区。虽然乙毗咄陆可汗是一位很杰出的人物,但五弩失毕各部并不服从乙毗咄陆可汗的统治,多次进行反抗,西突厥国大乱。五弩失毕各部遂遣使到大唐朝廷,请朝廷册立可汗。唐太宗遣使赍玺书册立莫贺咄乙毗可汗之子,是为乙毗射匮可汗,与乙毗咄陆可汗相对抗。贞观十五年(641) ,乙毗射匮可汗遣使贡方物,并请赐婚,太宗应允。说明当时唐朝与西突厥保持了良好关系。但由于乙毗咄陆可汗的存在,在唐初一段时间,中土始终无法直接与波斯(大食)、罗马(大秦)进行文化和贸易往来。贞观二十一年(647),乙毗咄陆可汗终因得不到部众的支持,逃亡于吐火罗国。

在西突厥南北庭对峙即将结束之际,发生了阿史那贺鲁反抗唐朝的事件。阿史那贺鲁是室点密五世孙,在乙毗咄陆可汗强大时期,曾任他为叶护,驻守罗斯川(今额尔齐斯河流域),统辖处月(今新疆奇台县一带)、处密(今新疆玛纳斯河流域)、姑苏(乌苏?)、葛逻禄(今乌隆古河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弩失毕等五姓之众。乙毗咄陆可汗逃亡吐火罗后,阿史那贺鲁受乙毗射匮可汗攻击,被迫归降于唐朝。唐太宗以其为崑丘道行军总管、左骁卫将军、尼伏沙钵罗叶护,并将数千流散的西突厥部众划归他统辖,安置其部落于庭州莫贺城(今新疆阜康县东),在其地设瑶池都督府,以贺鲁为都督。

公元649年唐太宗驾崩,唐高宗即位,阿史那贺鲁乘机联络旧部,西取乙毗咄陆可汗故地,建牙帐于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消灭了乙毗射匮可汗,整个西突厥为阿史那贺鲁所控制,并企图控制整个西域。永徽二年(651),阿史那贺鲁总领西域,统管十姓部落。贺鲁之叛,严重威胁安西都护府所辖各地,唐朝统一南北疆的成果有丧失的危险。唐高宗遂决定平定贺鲁之乱,以保障西域的安定。高宗永徽二年(651),命梁建方、契必何力等,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征讨贺鲁。以后又派 程知节、苏定方统兵进讨,前后用兵数十万,延续六年之久。至高宗显庆二年(657),苏定方所部在金牙山(今博尔塔拉河流域)、伊犁河以及碎叶河等地连续大败贺鲁,其众溃散,贺鲁等逃奔石国苏咄城,为城主伊涅达干设计擒获,押送石国都城(今塔什干),唐兵追至石国,石国国王将贺鲁献出递解唐兵。至此,延及整个西突厥的一次大规模反叛事件完全被平定,西域完全归属于大唐王朝。

高宗平定阿史那贺鲁之后,西突厥各部主要集中在碎叶河东西,西部是弩失毕五部,东部是咄陆五部。唐初在西部设濛池都护府,在东部设崑陵都护府,均以其酋长为都护。十姓部落与唐朝的关系,对西域的安定意义重大,特别是吐蕃势力向西北扩张后,西突厥十姓部落的态度对大唐在西域的地位至关重要。咸亨元年,由于濛池都护阿史那弥射、崑陵都护阿史那步贞先后死去,而唐朝政府没有及时为之立嗣,西突厥十姓部落无主,遂依附于吐蕃,唐朝无力再组织大规模反击,只能撤裁四镇。凤仪末年,西突厥十姓部落实际已为吐蕃所控制,并最终占据了天山以南。

武则天自垂拱年间,首先对西突厥十姓部落进行整顿和抚绥,立阿史那弥射之子阿史那元庆为左玉钤卫将军。阿史那步贞之子阿史那步利设斛瑟罗为右钤卫将军。西突厥十姓部落得到安抚,摆脱了吐蕃的控制,在此基础上,武则天命武威道行军总管王孝杰、左武威大将军阿史那忠节出兵西域,在阿史那元庆和阿史那斛瑟罗的配合下,东西并进,打击了吐蕃势力,很快恢复了唐朝对天山以南地区的统治,重新设立四镇,将安西都护府由西州迁回龟兹,并将四镇兵力由二万四千人增加至三万人。自咸亨元年罢西域四镇后,经过二十余年(调露年间新疆南疆地区被吐蕃占据),唐朝政府再次重新恢复了对整个西域的统治。唐德宗贞元年间(788-789),唐僧悟空由天竺东归,到达南疆地区,在疏勒、于阗(和田)、龟兹、焉耆、庭州等地,受到安西、北庭都护府官员以及当地酋长的欢迎和接待。可见,在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虽为吐蕃所占据,但西域仍在唐军掌握之中。公元799年,吐蕃在葛罗禄白眼突厥支持下进攻北庭,北庭投降,安西节度使杨袭古被回鹘杀害,唐朝被迫放弃安西四镇,天山南北大部又为吐蕃所占据。之后不久,回鹘逐渐强盛,意图南下,曾与吐蕃在北庭一代激战,但新疆南疆仍在吐蕃掌握中。到了九世纪四十年代,吐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对西域(主要是新疆南疆于阗、龟兹一线,至甘肃西北部安西、敦煌等地)的控制渐渐淡化逐步结束。


注:吐蕃与唐廷(突厥)争夺安西四镇及整个西域的控制权,长时间的进行较量,第一次是在公元七世纪后半叶,也就是公元670年前后,主要是吐蕃葛尔家族父子兄弟在那里与突厥(唐廷)周旋,但是并未立住脚;第二次,也就是八世纪前半叶,公元722年左右又形成一次高峰,由于唐廷重兵扼守,将帅调度有方,更主要是由于开元、天宝之间国力极盛,吐蕃的军事行动虽取得一定进展,也未能长治久安;第三次,即八世纪后半叶到九世纪前半叶,可以说是吐蕃在西域取得成功的时期。唐廷由于安史之乱,元气大伤,无暇西顾,吐蕃乘机得手,实现了长期以来的欲望......(摘自文物出版社1986版《吐蕃简牍综录》)


(本文主要依据民族出版社1990版《西北民族关系史》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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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2 20:34:30 | 显示全部楼层
散淡道人 发表于 2016-8-27 09:09
宗教伦理初探(散淡道人)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现象由来已久,而其社会的伦理属性与功能,却鲜为人 ...

很好的贴子,拜读了。学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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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淡道人 发表于 2016-8-27 09:23
突厥史略(散淡道人)

突厥为TUNKUT汉文音译,意为气力刚毅,即强有力之意。《周书-突厥传》《隋书-突厥传》 ...

我有一本世界民族史,其中简单地谈到了突厥族的问题。
你说得很详细!很好!!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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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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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17 10:14:44 | 显示全部楼层
千年敦煌(散淡道人)


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由于它扼据玉门、阳关两座关隘,西通西域葱岭,东接河西走廊,地势险要,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的重要关口。对于当时的旅行者来说,西出阳关就意味着凄怆悲惨的离别。自从公元前111年汉代敦煌郡建立以来,它犹如一座历史的丰碑,象征着中国各民族发展融合的古老的过去,也标志着中国和西方不断交流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在过去的两千年中,敦煌为国家的发展建树过辉煌的功绩,今天由于它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迹而为世界所瞩目。

敦煌是汉武帝时期建立的河西四郡之一。汉武帝把大汉天下划分为十三州,河西五郡统属凉州,汉代的敦煌郡下辖六县,拥有近四万人口。古代敦煌的人口基本上来自屯戍的田卒和徙边的移民。敦煌建郡之初,汉王朝即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在敦煌境内设屯戍起亭燧筑外城。东汉时期护西域副校尉驻节敦煌,以后敦煌长史索班又屯兵伊吾。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曾率领郡兵三千人西击匈奴,斩除了呼衍王,保障了西域和河西的安全。

敦煌建郡之后,中西交流畅通无阻,特别是张骞率领三百人庞大使团,第二次出使西域之后,“使者相望于道”。外国使者多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中国使者一年中也有五、六或十余起。出使较近的国家三年往返一次,出使较远的国家需要八九年。由于频繁的交往,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丝绸青铜瓷器等源源不断的通过波斯阿拉伯等国家传向西方,西方的皮毛金银器动植物等也不断输送到中国。敦煌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枢纽和要道。随着屯垦修泽开堰等农业生产活动,敦煌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三国时期,敦煌太守皇甫隆推广犁耕耧种,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敦煌太守仓慈在处理与国外贸易交通方面有德惠的美誉。西晋末年为了避乱,许多博通经史的文人学士迁徙至凉州,河西走廊包括酒泉、敦煌、吐鲁番(高昌)在内的郡县的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张芝和索靖就是汉晋时期著名的书法家。东晋以后,北魏统一了北方,丝绸之路更加繁荣,“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赴,胡商贩客日奔塞下”。《隋书-裴矩传》说:“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三道,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随着中西交流频繁,佛教和佛教艺术也随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首先流传于西域地区,次而从南北两路:南路经于阗、楼兰,北路经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东南哈喇和卓Karakhoja)传至敦煌,再从敦煌传至凉州其他地域。

公元307-317年,永嘉丧乱,中国北部遭到严重破坏,鲜卑、匈奴、羯、氐、羌、乌桓以及汉等各族军事割据势力烧杀掳掠,中原人民四处逃亡,而当时可以逃亡的地方一是江南二是河西。从公元301年起,张轨任凉州刺史,河西比较安宁,他接纳大量流民,建立了许多郡县。他的儿子张寔建立了前凉政权,使用了不少从中原逃往而来的士族部曲,这些部曲中有儒生、技艺、乐舞、工匠、医卜之人,为河西地区固有的汉晋文化增加了新的成分,也使地方文化的传统特色更加鲜明。前凉共有七十六年统治(301-376),虽有过局部战争,但从高昌到凉州这条走廊相对安宁。

公元400-420年,五凉分别割据,战争频仍,西凉国王李暠在临死时说(敦煌)“吾莅临五年,兵难骚动,未得休众息役,康惠庶土”,说明当时人民流离失所,为战争付出了巨大牺牲。

公元387年,吕光与王穆发生战争,敦煌郡郭瑀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支援酒泉王穆。公元420年西凉与北凉发生战争,421年北凉沮渠蒙逊率军攻西凉,围敦煌,三面筑堤以水灌城,围攻数十日不能攻下,西凉王李洵自杀,宋承开城投降,沮渠蒙逊屠城。

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统一河西地区。魏武帝拓拔焘赶走沮渠蒙逊势力后,积极安抚河西地方势力,再通西域,置敦煌镇。此时柔然、突厥兴起于漠北,吐谷浑雄强于西南,敦煌介于两强之间,时造侵扰。

公元474年,北魏朝廷鉴于来自漠北河西的威胁严重,曾拟放弃敦煌退守凉州,受到给事中韩秀的反对,后经尉多侯多次与南羌、柔然进行军事较量,才使敦煌安定下来。

公元516年北魏罢敦煌镇,建瓜洲。此际乾罗国、高昌等西域诸国不断遣使入北魏,从西域到达洛阳的沙门达三千人。公元518-522年期间,敦煌人宋云与比丘惠生经西域到达天竺(印度)诸国,波斯、龟兹、疏勒等国使节访问北魏朝廷,东西方交流十分频繁。为了安置各国使节,北魏王朝在洛阳建立了“金陵馆”“扶桑馆”“燕然馆”接待来访贵宾。但好景不长,高欢、宇文泰建立了东魏、西魏,又将北魏分裂为两个朝廷。根据元魏宗室瓜州刺史元荣写经原文上看,西魏时期河西路断,各族军阀战争不断。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割据时期,瓜洲城民张保杀刺史成庆自立为瓜洲王,晋昌民吕兴杀太守郭肆响应张保。混入义军内部的原州主簿令狐整从中破坏,使瓜洲、晋昌又落入豪门世族的统治。

公元557-581年,北周宇文氏王朝在敦煌统治二十四年,宇文泰、宇文邕尊经重儒,极力拉拢汉族豪门,消除与鲜卑的界限,组织他的府兵--敦煌豪族令狐整在镇压张保之后,又曾“举宗效力,逐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宇文泰曾敕令赐令狐整姓宇文氏。宇文邕保定三年(563),改瓜洲敦煌县为鸣沙县。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后统一了北方,并采取有力措施,战胜吐谷浑与突厥,在开皇九年(589)灭陈,建立了大一统的隋王朝。《隋书》记载:大业五年(609),杨广率大队扈从,到河西走廊巡游,“西巡河右,西域诸胡,佩金玉,被锦毯,焚香奏乐,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张掖仕女盛饰纵观,衣服车马不鲜者,州县课督以诱示之”。

公元618-906年,李唐王朝又取代隋朝。早在瓦岗寨摧毁隋炀帝腐朽统治时期,薛举自称秦帝据于陇右,李轨自称凉帝据有河西。武德二年(619),凉州人安兴贵灭李轨,唐朝仍循隋朝建制,称敦煌为瓜洲。秦王李世民为凉州总管,使持节凉甘等九州诸事。后瓜洲刺史贺拔行威执骠骑将军达奚高,举兵反唐,割据敦煌两年。其后瓜洲土豪王幹又斩贺拔行威归顺唐朝。次年(622)唐瓜洲总管贺怀广被敦煌人张护、李通攻杀,九月割据城主窦伏名再次降唐,。此时,唐已改敦煌为沙洲,移瓜洲至常乐(今安西县境)。从这一短时期敦煌政权易手反复无常可以看出,唐朝建国最初阶段沙洲地方势力确实雄张一时。唐初严禁人民自由通行西域,东西交通大不如隋代,这一点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中可以反映出来。由于地方政局不稳,吐谷浑、突厥、吐蕃等外来势力不断频繁侵扰河西地区。中原的统一使西域各族人民要求再开丝路,高昌趜文泰政权从中阻挠,扣留入朝的西域贡使,并勾结西突厥侵攻伊吾、鄯善,掳掠人口,焚毁庐舍,成为东西交通的大障碍。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伐高昌,在侯君集统率的唐军中就有沙洲刺史刘德敏率领的沙洲军民,最终平定高昌,建立西州,置西域都护府于交河城,每年调千余士卒戍守,高昌、龟兹、疏勒、康居、安国诸国均属西域都护管辖。在唐朝兴起的同时,西南吐蕃、吐谷浑,北面突厥频繁骚扰,战事不断,武则天时期用兵愈趋激烈(670-692),目的都是争夺安西四镇,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大的威胁和隐患。敦煌地方最为繁忙,是兵站粮站庸役人力的补给站。老百姓除了种好自己份地交租之外,还要负担州、刺史、县令、丞尉、司马、主簿等职田,加上军队运输、兵役征调,劳役十分繁重。每到春播,敦煌十一乡社官、里正要负责播种,加倍劳作,使百姓苦不堪言。武则天晚年,部分沙洲农民因为徭役沉重,弃田逃亡,背井离乡逃往甘、凉、瓜、肃诸州去当雇农,境遇类若家僮。朝廷发现问题严重,派遣括逃御史专门处理沙洲逃户问题。武则天知道,没有敦煌就没有广大的西域,安西、昆陵、濛池都护府就失去了可以依侍的后方,敦煌的繁荣与衰竭直接影响到唐朝帝国的安危。

载初元年(689)风俗使采集的歌谣说:“......地连蕃服,家接浑乡,昔年寇盗,禾麦调伤,四人扰扰,百姓遑遑,圣人哀念,赐以惟良,既抚既育,或引或将,昔靡单袴,今日重裳,......”。风俗使采集的歌谣确实反映出武则天当朝时的实际情况。由于对西域用兵频繁,敦煌的世家豪族参加远征的将领很多,所谓“胡马因风敢掠阳关之草,王师电举分邀赜外之蹤”“是身无常,生死不息,既如幻如画,亦随起随灭”。

从神龙元年(705)到建中二年(781)的七十六年间,唐朝由盛而衰,河西地区政治形势一直十分紧张。为了隔绝与突厥、吐谷浑的联系,景云元年(710)置河西节度使,领凉、甘、肃、瓜、沙、伊、西七州。此时吐蕃已尽有吐谷浑故地,紧连祁连山南,突厥游弋于漠南紧邻合黎山北,仅留下一条狭窄的走廊,敦煌成为丝绸之路必经之道。武德年间在今玉门县附近置玉门军,神龙元年在沙洲城内置豆卢军,开元末年于瓜洲西北置黑离军。仅玉门、安西、敦煌三地就屯兵一万四千五百人,养战马一千四百匹,以保证河西走廊的安全。开元十五年(727),吐蕃大将悉诺逻恭禄等攻陷瓜洲,又攻常乐(在敦煌与安西之间),敦煌西面的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又同时受到突厥、大食(古代波斯阿拉伯帝国)的侵袭。敦煌军民经常需要远征天山南北,甚至埋骨异国他乡。到八世纪中叶,唐朝的西部疆域进一步扩大,从长安安远门到达西域边境,已达一万二千余里。

天宝十年(751),唐明皇李隆基派遣中使张光韬携信物,率领行官四十余人,随悟空和尚出使天竺。天宝十二年(753),节度使哥舒翰在屠取石堡城、尽收九曲部落之后,又兼任河西节度使,并于天宝十三年请密教大师不空三藏至凉州,在武威开元寺举行灌顶,一千余人参加法会。公元755年,安禄山叛乱,唐朝朝廷调安西、北庭、河西兵屯陕,河西陇右兵力大为减弱。广德元年(763),吐蕃乘机攻下大震关,尽陷兰、河、廓、鄯、洮、岷、秦、成、渭等陇右之地,安西、北庭、河西与中原隔断,吐蕃沿祁连山北上,次第攻陷凉、甘、肃、瓜各州。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周鼎等节节败退,逃到沙洲时,已无路可退。

直到大历十一年(776)沙洲仍烽火不断,当地抵抗运动首领阎朝,杀掉打算焚毁沙洲城池的周鼎,继续组织民众抗击吐蕃。一个仅有四、五万人的沙洲小邑,孤立无援的坚持抵御抗击吐蕃达到将近十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最后抵抗组织以“勿徙他境”为条件,保全了沙洲地方,才归降了吐蕃,为张议潮七十六年后(781-848)收复河西,再通丝绸之路储备聚集了力量。古代敦煌人民这一历史功绩,过去几乎淹没无闻,在本世纪初敦煌石窟文书被发现后,始得发千古之幽光,播扬于世。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在河西、北庭、安西共驻扎兵力十三万七千人,饲养马匹二万七千一百匹,现在这个保卫丝绸之路的任务完全落在吐蕃王朝肩上,要保护安西、北庭不受外来势力侵犯,就必须有一个安定的敦煌。

公元786年,黑衣大食国王克伦率兵东侵,吐蕃军队在河西、安西、北庭各族人民的支援下,击退了大食国的入侵,保卫了西域领土的完整。吐蕃在沙洲统治时期,对敦煌实行了森严的民族等级制度,一是易服辫发,二是黥面纹身,三是将敦煌原来的十三乡改为若干部落。吐蕃统治时期,佛教空前发展,到可黎可足(即热巴金)赞普时,特重佛法,曾颁令一人出家调拨七户平民为寺户,这一政令曾在敦煌严格执行。敦煌陷落于吐蕃以前,见诸于文献的寺院有大云寺、灵图寺、龙兴寺、开元寺、永安寺、乾元寺等,到了公元815年以后文书上出现了报恩寺、净丘寺、莲台寺、三界寺、兴善寺、金光明寺、永寿寺、永康寺等十四所僧寺,以及安国寺、普光寺、灵修寺、大乘寺、圣光寺等五所尼寺。据不完全统计,仅五所尼寺就有尼姑六百九十三人,十四所僧寺有僧三百四十四人,可见僧尼总数超过千人。近七十年的吐蕃统治,给沙洲地方留下了深刻的宗教影响,从石窟艺术到社会生活,在以后二百年的归义军时代都没有改变甚至超越它的基本形式与习惯。大中二年(848),沙洲张议潮聚集民众,经过殊死战斗,收复了沙洲,终于把吐蕃赶走。但甘、肃、凉诸州仍受着吐蕃的梗阻。张议潮以沙、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等十一州图籍进献朝廷,唐朝于大中五年敕建河西十一州节度使,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兼十一州观察使,不久改号归义军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张议潮率领蕃汉兵七千人拔掉吐蕃王朝在河西走廊最后一个据点---凉州。咸通七年(866),张议潮所部回鹘军仆固俊攻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至此,断绝百年的东西交通古道---丝绸之路,再一次回归大唐。

可以想象,一千二百多年前,那些在漫长丝绸之路上旅行的商人、僧侣、使节、军旅,在篝火边在驿馆里在杨柳下在清泉旁,野炊宿营促膝谈心,述说着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也必定会讲述许多的异域见闻,如同马可波罗一样娓娓道来,千百年来流传着许多美妙的关于圣地中国的传说。(本文主要根据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一文编辑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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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9-17 10:57:29 | 显示全部楼层
楼兰简史(散淡道人)

春秋战国之前,西域统称鬼方,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据说自炎黄时期,居住在湘鄂的三苗与炎帝战败后大量迁移至黄河流域。可能少许也进入了西域地区。周襄王曾娶狄族隗姓女子为后,称隗后。可见汉族前身实际是民族交流融合的产物。东周末期,西域地区出现戎狄少数民族扩张态势,戎狄在当时秦国统治地域占领大片土地,中国人称之为狄秦。狄秦地域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青海湖罗布泊周边地区,大概在今天甘肃新疆青海一部分地区,包括了当时的大月氏龟兹于阗乌孙等国,这些国家与华夏秦国有一定的经济文化联系。
汉朝初期,匈奴发展到极盛时期,匈奴首领冒顿30万人马建立了东起朝鲜西至河西走廊南至河套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奴隶制国家。被打败的东胡鲜卑族,被迫迁移到青海甘肃一带,后又继续西迁,达到今罗布泊地区,于是鲜卑族开始在此地定居,史称楼兰国。
楼兰有年代记载始见于《史记-匈奴列传》,文中记述了西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一封书信,信中提到楼兰这时为匈奴人所征服。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派兵遣将力战匈奴,将其势力逐出西域。约前121年,“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这里的盐泽即指楼兰所在地---罗布泊。为巩固对西域的控制,保障丝绸之路畅通,汉武帝于天汉元年前后(前100年),自敦煌设亭障至盐水(罗布泊),并先后设西域都护、戊己校尉,在西域开辟屯田。西汉元凤四年(前77年),楼兰国易名鄯善。东汉明帝永平二年(123)在班勇的建议下,始设西域长史。据《魏略-西戎传》记载,戊己校尉驻守高昌,而西域长史屯兵何地,史无明文。楼兰遗址及大批文书的发现,我们才知道,西域长史就设在鄯善境内的楼兰,其设置一直到十六国前凉时期。到五世纪末,鄯善建制名存实亡。
楼兰古城遗址分布于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沿岸,约在北纬40度30分、东经89度55分交汇处,北距孔雀河约20公里。古代丝绸之路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穿过白龙堆,即进入楼兰地区。由此西行可达焉耆、龟兹,沟通丝路北道;西南行为丝路南道,经且末、精绝、于田、莎车等地进入帕米尔高原。古城平面大致呈正方形,四面城垣边长各为330米左右。东北、西南城垣大都为风沙夷平。保存较好的南北城垣宽约5.5至9米,残高3米左右。城垣为夯土版筑,间以红柳枝、芦草层。南北城垣有城门,城中有一条古水道自西而东贯穿全城,水道宽约16.8米,深约4.5米。水道西端与古城外的干河床相接。城内布局大致分为三个区域。城的中部地区有一组大型土坯建筑,居高临下,为本城要人所居的官邸。城东北区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有几处严重坍塌的建筑物,明显为寺院和住宅区。城西南区分布着若干组小型建筑群,似为城内生活区。根据1906、1914年斯坦因两次来楼兰,进一步调查发掘了斯文赫定发现的那座古城,又以该遗址为中心,在相当广泛的区域内进行系统考察,相继发现该遗址周围的十几座城址、寺院、住宅和墓地,逐步揭开了楼兰遗址的全貌。其中六座遗址和一处墓地发现了汉文文书,史称“流沙坠简”,文书中有“鄯善王”记载,是汉朝与楼兰国真实交往的记录。
北匈奴曾一度被汉朝大军击溃,鲜卑于是吞并了北匈奴大片土地,东汉后期檀石槐建立起强大的鲜卑部落联盟。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国家政权,结束了100多年的混乱局面,与南方的宋朝形成南北朝的封建割据对峙局面。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把国都从山西大同(平城)迁到洛阳,学习汉族文化,改穿汉服,提倡与汉族通婚,官方语言改为汉语,加速了北魏政权封建化进程。云冈石窟敦煌石窟大部分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南北朝时期,西域许多小国如高昌于阗龟兹等受到来自突厥柔然敕勒的侵扰。青海地区有吐谷浑,系鲜卑族的一支,主要从事畜牧业,逐水草而居,兼并了氐羌等族,拥有地方数千里,包括古楼兰地域,与北周发生过多次战争,同时也与西域地区各国和北齐有一些经济文化联系。
据《魏书-吐谷浑传》:“虽有城郭而不居,恒处穹庐,随水草畜牧,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将军之号......其俗丈夫衣服略同于华夏,多以罗幂为冠,亦以缯为帽,妇人皆贯珠贝束发,以多为贵,兵器有弓刀甲鞘,国无常赋,须则税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罚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则征物以赎罪,亦量事决杖,刑人必以毡蒙头,持石从高击之,父兄死,妻后母及嫂等,与突厥俗同,至于婚,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死者亦皆埋殡,其服制,葬讫则除之......好射猎,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惟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
公元280年左右,鲜卑族首领慕容廆与其异母兄吐谷浑不和,吐谷浑率所属部落迁到阴山地区。公元310年左右,再西迁到青海东南部,其游牧范围东起洮河西岸,西至白兰(青海湖以西柴达木境内),东南延展到今四川北部的松潘理县一带,和氐羌族杂居融合。吐谷浑迁入青海地区时,正当西晋开始分裂之际,青海属西晋凉州刺史张轨势力范围。之后一百年间,前凉(汉)后凉(氐)南凉(鲜卑)西秦(鲜卑)北凉(匈奴)等统治者先后割据青海地区,吐谷浑屡次遭受西秦的进攻袭击。
公元389年,吐谷浑首领视连通使西秦,西秦为吐谷浑封官授爵。其实吐谷浑祖先辽东鲜卑慕容氏早就受西晋册封,所以这时的吐谷浑仍以西晋为正统。
公元390年,新袭位的吐谷浑首领视罴拒绝西秦所颁发的官爵,被西秦于公元397年击败于度周川(青海东南境),退至白兰,被迫以其子充当人质,向西秦求和。
公元401、417年,吐谷浑首领乌纥提和树洛干又为西秦所败,分别逃往南凉(西宁)和白兰困死。此后吐谷浑部落向西迁至楼兰地区(鄯善),一直到公元五世纪后半叶,楼兰地区才出现了一些城池屋宇。
当时往印度取经陆路有两条,而沿敦煌向西走至楼兰境界则是北路必经之地。直到公元477年,南朝宋使还不断来到吐谷浑所控制的地区进行文化贸易往来。据《资治通鉴》记载:“魏太后遣使者宋云与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经”。又《佛祖统纪》记载:“正光二年(521),敕宋云沙门法力等往西天求经,四年宋云等使西竺诸国还,得佛经一百七十部”。又据《洛阳伽蓝记》:“神龟元年十一月冬,太后遣崇立寺比丘惠生向西域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皆是大乘妙典。初发京师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度流沙,至吐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吐谷浑城左右煖于余处。其国有文字,况同魏。风俗政治多为夷法。从吐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其城自立王为吐谷浑所吞......”
公元479年,南齐代替宋,吐谷浑首领拾寅派使臣到达建康(南京)。
公元490年,南齐使者丘冠先因倨傲失礼,在吐谷浑被害,两国断交。
公元502年,梁代替南齐,与吐谷浑恢复经贸外交关系,益州(成都)成为两国互通贸易的枢纽。
公元514年,吐谷浑首领伏连筹在益州建立九层佛寺。
公元529年,吐谷浑首领夸吕继位。公元540年称可汗。在位期间,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夸吕继续分别与东魏西魏以及代替他们的北齐北周交往。
公元538年,西魏在青海东部地区设置鄯州(青海乐都),与吐谷浑地域接壤,几度兵临城下。
公元557年,北周代替西魏,吐谷浑和北周时战时和。到公元578年后,与北周终止来往。
公元581年,北周宣帝宇文贇被隋文帝杨坚所灭。
公元618年唐朝取代隋朝。隋末唐初天下纷乱,突厥对唐朝不断袭扰,公元630年唐朝击败东突厥,公元659年灭西突厥,并在突厥地域设置都督府州,置于朝廷的管辖之下。唐朝征服东突厥后将其安置在朔方。公元682年原东突厥贵族又在故地建立封建割据政权---后突厥,长期扰掠唐朝,唐玄宗时被回纥所灭。
唐初,西秦(兰州)霸主薛举和凉州(甘肃武威)霸主李轨与吐谷浑抗衡。唐朝先灭薛举,并派使者约吐谷浑夹击李轨,以送回14年前被隋朝留作人质的吐谷浑首领伏允之子(顺)为交换条件。
公元619年,唐朝与吐谷浑消灭李轨,唐朝设置鄯州刺史,驻故乐都城。
公元624年,吐谷浑联合党项,先后袭击鄯州河州。公元625年,唐朝派遣李安远到青海地区,与吐谷浑讲和求好。
公元627年,唐太宗即位,伏允派使者入朝祝贺。唐朝将全国划为十个道,其中陇右道即以鄯州为中心,管辖青海地区。
根据以上分析判断,吐谷浑极有可能被西突厥或古吐蕃所灭,古楼兰国至此消逝。根据推测,西突厥所占领的鲜卑国家应当包括楼兰。根据北魏时期杨炫之《洛阳伽蓝记》记载,古楼兰国在鄯善罗布淖尔,即今天的罗布泊地区,唐时水草丰美,自19-20世纪后尤其1960年代经常性核试验,已经使该地区彻底变成荒漠。许多考古学家在该地区仍能够看到古城遗迹废墟。(本文参考《青海历史纪要》马寅编《中国少数民族常识》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等资料整理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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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太好了!!我一定要很好地学习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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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3 11:39:10 | 显示全部楼层
犬儒文化的本质(散淡道人)

犬儒文化,简言之即谄媚文化哈巴狗文化的学术化语词表述,在中国长达五千年文化中,犬儒文化可以说与中华文化相伴始终,犬儒文化的核心定义就是毫无民族气节人格精神,毫无自主意识自我思想的无原则无主见无骨头的哈巴狗文化,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历史上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如投降大金政权的秦桧,投降元蒙政权的赵孟頫,投降大清政权的范文程,凡是出卖民族利益毫无民族血性民族自豪感的历史人物都是汉奸卖国贼,抗战时期与日本媾和的汪精卫政权,以及以鲁迅胞弟周作人为代表的日伪政权走狗(曾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伪教育总署督办、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等职)。
若分解犬儒文化一词,不难看出犬字的含义即是哈巴狗之意无疑,哈巴狗即是向主人摇尾乞怜的应声虫了;而儒字的含义就令人有些费解了,按所谓儒,即是孔孟以来所倡导的忠孝仁义,只要本着忠孝仁义精神并践行忠孝仁义理念的文人学士(狭义知识分子)都可以称之为儒,但是践行儒家精神并不简单,按照孔孟之道原意,一个文人学士要“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要“君子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要“吾日三省吾身”。可是孔孟之后的文化人除了有名有姓的七十二贤,又有几人做到了仁义礼智信等五常的标准呢?历史上毫无原则的愚忠愚孝大有人在,甚至假借所谓忠孝而实际是玩弄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赵高李德裕高俅魏忠贤就是包藏祸心的代表,也是将犬儒文化发挥到极致的明星人物。
犬儒文化的表现可谓多姿多彩。其一,满口仁义道德,实际阳奉阴违。如汉文帝时期有个叫邓通的人物,因为讨好皇帝称心如意,汉文帝就把四川的几座铜山交给他印制铜钱,诸君想想这是多么巨大的权利啊,等于国家银行的货币制作发行权利都集中在邓通一人之手,到了汉景帝时期,将他的全部财产没收,据说他家里仓库堆积的铜钱都生了锈,至于他的死因有人说是被饿死的,还有说是被害死的,史书记载应当是被皇上下令处死的。还有大清朝乾隆的宠臣和珅,他的家产可以说富可敌国,大概至少拥有不少于胡雪岩的钱庄所掌握的资本了,在倒台前还硬说自己是为皇上管理家产,真是可笑至极。
其二,貌似忠孝节义,实际包藏祸心。曹操此人家喻户晓,表面看来忠厚老实,对于汉帝唯命是从,实际汉帝在他面前真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从时代发展和当时政治军事环境来看,曹操也算是识时务者,他能够统领几千家兵发展到兼并袁术袁绍,收复长江以北大片国土,对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还是做出贡献的。但从曹家几世为官汉帝对曹家不薄来看,曹操可以说是背信弃义恩将仇报,最后让其长子曹丕做了皇帝,三分天下而拥有其一,不可不说是一代奸雄。蒋介石在此方面与曹操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三,做人唯唯诺诺,毫无骨气节气。慈禧最宠爱的太监李莲英,可以说将犬儒文化发挥到了极致,小安子安德海在这方面远远不是李莲英的对手,虽然他对提拔李莲英有再生再造之功,但还是技逊一筹,据说慈禧死后,李莲英守护东陵一直到死,也算是愚忠愚孝的典范了。
其四,对上指示无条件全面执行,最后落得鸟尽弓藏兔死狐悲。代表人物是陈布雷、周扬。
其五,出卖民族利益,是为汉奸卖国贼。南宋的秦桧,抗战时期的汪精卫都是此类人物。他们不顾民族国家根本利益,肆意出卖割让领土,对于外敌入侵不是起而反抗,而是无原则无条件媾和投降,当敌人把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彻底丧失了民族气节,甚至做人最起码的人格。相反的事例随便说几个,伯夷叔齐田横鲁仲连文天祥岳飞史可法孙中山等等,都是反抗抗击外来入侵的著名义士。历史上对于先降清后反清的吴三桂颇有争议,中国古人说盖棺论定,无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为了“冲冠一怒为红颜”,还是暗地帮助大明朝剿灭闯王李自成,但最终还是三藩反清的代表人物,应当看作民族英雄。许多文化学者认为满汉一家,那是因为康熙乾隆如果不学习汉族文化,不招降纳士汉族官僚,不建立汉族上层统治集团,就无法统治地域辽阔的中国,所谓满汉一家就是一种策略一种权宜之计而已,否则汉人易服剃发八旗特权优待等等就无从谈起了。
犬儒文化是反孔孟之道的丑恶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投降派汉奸卖国贼的哈巴狗文化,是没有民族自信心没有民族气节的谄媚文化。犬儒文化一言以蔽之,即是中华丑恶文化的发端和肮脏政治的缩影,所有犬儒文化人物都是文化界的败类,早晚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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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12-4 11:32:26 | 显示全部楼层
敦煌佛教与魏晋玄学(散淡道人)

魏晋玄学,一言以蔽之即是儒释道之调和之学。近人汤用彤汤一介对此研究颇深。愚以为在政治高压势态之下,种种畸形之文化生态文化状态文化形态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尤其中国传统士人在朝希望亨通显达,在野希望皇帝关注,要想做个真正的隐士真如凤毛麟角,除非出家做个真正的和尚或道士,但是现实中能做道士和尚的又有几人不关心朝政不关心财富不关心名誉地位的呢?真真是太难太难了。
嵇康赴死,阮籍纵酒,向秀缛节,山涛敛财,等等等等,都不过是严酷政治环境下不同士子的无耐选择罢了,当然其中能够看出个人对于生死名利的态度,但无论如何这些士子改变不了当时的政治气候,更没有勇气揭竿而起进行反抗了。
魏晋玄学,即是在秦汉不断强化的封建王权封建专制环境下,儒道合流之后仍然寻找不到出路,佛教东渐呈现膨胀的趋势下,士子学人寻求另一种精神解脱的时候出现的。道家以无为逍遥致虚守静为务,儒家以积极入世辅佐王业为务,唯有佛家以寻求解脱无谓空有而得其时,遂使士子学人趋之若鹜,但为了维护所谓儒家正统,又不肯放弃孜孜以求的名士节操出家求道遁入空门,于是乎整日不是清谈养生,就是啸傲林野,一句话---还是放不下名闻利养,放不下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儿女情长,在当时的环境下真正能够做到隐逸的人,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秦汉直至魏晋长达500年的时间跨度中,有几人能够像陶渊明一样悠闲自适的生活呢?那些自称高士名士的知识分子,如王羲之阮籍之流不过是借酒浇愁,石崇山涛不过是敛财高手,向秀山巨源不过是阿谀谄媚之徒而已,比之陶公又何其自惭形秽无地自容耶?
佛教最早大约是从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期正式传入中国的,洛阳白马寺即是明证。其实早在秦朝初年就有西域大德高僧前往秦地传教,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建立寺庙翻译佛经。当魏晋之际,佛教东渐趋势明显,尤其敦煌位于东西文化交流要道,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莫高窟对于佛经的写经翻译出乎人们的想象,早期的袄教拜火教摩尼教景教等纷纷退场,唯独佛教一枝独秀。佛教对于虚无空假的解释和理论,对于魏晋士子学人正如久旱逢甘霖,如此遁世的学说学问闻所未闻,于是乎或埋头研习或求法问道或山林吟啸,结合秦汉以来儒道的经史之学,许多学者开始思考研究,裴頠的《崇有论》,嵇康的《养生论》,向秀的《难养生论》,郭象的“独化论”,陆机的《文赋》纷纷登场亮相,一时间“玄学”这个中国文化怪胎就此诞生。
综合来说,“独化于玄冥之境”的命题概括了多层次的含义,将现象与本体、个体与整体、多元与一元、对立与统一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圆滑地解决。玄冥之境不再独化之外而就在独化之中,整体的和谐是以个体的和谐为前提的。个体“各然其其然,各可其所可”,自为无羁即可达到和谐。因道中有相因之攻,必将协同个体之自为而“道通为一”。其中的理想成分不言自喻。其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强调君主的“无为而治”,不可因一己私立而破坏相因之功。郭象的独化论复归于玄学的主题,着眼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而重点在于阐述一种内圣外王之道。所谓独化,意思是“物之自耳”“独生而无所资借”。每个具体的事物虽然都按照自己特有的性分而独化,但并不是彼此孤立,互不相涉,而是结成一种协同关系,在玄冥之境中得到和谐统一。各个事物都是自为,以自我的性分为轴心,不依赖于外在的条件;同时,在事物的自为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相为的作用,这种“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的关系就把整个世界组成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统一整体。郭象高度赞扬独化的“相因之功”,称之为“卓尔独化”,并且指出由独化必然通向玄冥之境,即由个体的和谐达到整体的和谐。从这一角度而言,独化论尤其是其中的“相因论”,旨在解决西晋当时个人与群体之矛盾,指出个人与群体虽有对立但本质上士可以和谐为一体的。  
从两汉到魏晋,士人的心态经历了若干次大转换,疯狂的面孔也随之有增有减。其间有个不断浮现的焦先的故事。焦先的事迹最早出现于晋人陈寿所著《三国志·管宁传》中刘宋时人裴松之注引的《魏略》,其后出现于晋人皇甫谧所撰《高士传》中,晋人张华《博物志》  亦载其事,至东晋葛洪《神仙传》完成了其最后的变形。《魏略》中所描述的焦先,经历了“正常人”“狂痴人”“隐者”三种形象的演变。 “或问皇甫谧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荣味也,形之所不可释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离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语也,心之不可绝者亲戚也。今焦先弃荣味,释衣服,离室宅,绝亲戚,闭口不言,旷然以天地为栋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广不能以回其顾,妙乎与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结绳已来,未及其至也,岂群言之所能仿佛,常心之所得测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伤其性,居旷野不以恐其形,遭惊急不以迫其虑,离荣爱不以累其心,损视听不以污其耳目,舍足于不损之地,居身于独立之处,延年历百,寿越期颐,虽上识不能尚也。自羲皇已来,一人而已矣!”“ 时有隐者焦先,河东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贼起。时先年二十馀,与同郡侯武阳相随。武阳年小,有母,先与相扶接,避白波,东客扬州取妇。建安初来西还,武阳诣大阳占户,先留陕界。至十六年,关中乱。先失家属,独窜於河渚间,食草饮水,无衣履。时大阳长朱南望见之,谓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阳语县:此狂痴人耳!遂注其籍。给廪,日五升。后有疫病,人多死者,县常使埋藏,童儿竖子皆轻易之。然其行不践邪径,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饥不苟食,寒不苟衣,结草以为裳,科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庐,净扫其中。营木为床,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时,构火以自炙,呻吟独语。饥则出为人客作,饱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与人相遇,辄下道藏匿。或问其故,常言:草茅之人与狐兔同群。不肯妄语。太和青龙中,尝持一杖南渡浅河水,辄独云未可也,由是人颇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守贾穆初之官,故过其庐。先见穆再拜。穆与语,不应;与食,不食。穆谓之曰:国家使我来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与卿语,卿不应我,如是,我不中为卿作君,当去耳!先乃曰:宁有是邪?遂不复语。其明年,大发卒将伐吴。有窃问先:今讨吴何如?先不肯应,而谬歌曰:祝衄祝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本心为当杀牂羊,更杀其羖羊历邪!郡人不知其谓。会诸军败,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谓吴,羖羊历谓魏,于是后人佥谓之隐者也。议郎河东董经特嘉异节,与先非故人,密往观之。经到,乃奋其白须,为如与之有旧者,谓曰:阿先阔乎!念共避白波时不?先熟视而不言。经素知其昔受武阳恩,因复曰:念武阳不邪?先乃曰:已报之矣。经又复挑欲与语,遂不肯复应。后岁馀病亡,时年八十九矣” 。
不难发现,佯狂在中国历史中屡见不鲜。阮籍等人的佯狂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实的活着,比嵇康的慷慨赴死恐怕更难。为求得全性命于世,士子学人不是向权力低头,便是采取不问政治的消极做法,表面看来逍遥快意,实际在内心深处仍苦闷烦恼,甚至依然向往权力中心,寻求高官厚禄。一旦政治过问某人,为了回避矛盾,不得已采取佯狂行为,作为不合作之借口。从行为学分析,觊觎权力者,必为权力所困;逍遥遁世者,苦于不能作为。魏晋玄学为当时面临两难选择的世人,开具了一副药方,这一剂苦药并不适合所有的士子学人,嵇康没有选择逃避,最终司马氏杀鸡给猴看,令其他还苟活的人们感到了恐惧。看来一旦把刀架在脖子上,所有的人性弱点都会暴露无遗。再好的玄学不过都是装点门面的遮羞布罢了。(本文参考罗宗强《魏晋玄学与士人心态》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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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0 22:16:00 来自手机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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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7-1-15 11:40:33 | 显示全部楼层
驳言说即文章之谬论(散淡道人)


近有所谓文化学者教授大师等纷纷提出言说即是文章的谬论,笔者颇不以为然。

曹雪芹曾在《红楼梦》中写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里的人情练达大概是专指说话办事懂得进退有节,拿捏得恰到好处,时时处处多为对方着想,圆融无碍的境界。当然,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说一大堆这样那样的有用无用的话,可往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有意无意之间就会得罪人。在一些公众场合大会发言,可能大多数时候都会提前准备讲稿发言稿,其实讲稿发言稿又何尝不是文章呢,如果是即兴演说,或许没有所谓的讲稿发言稿,但如果演讲人演说人事先做好了准备,可能早已打好腹稿,也即是文章早已经装在脑子里,或许这样的发言演讲真的是一篇好文章呢。据说,列宁演讲从来不拿讲稿,他的每一次演说都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列宁同志的思维是非同一般的,他说过:明快的语言产生于明快的思想。列宁的思维敏捷记忆超群语言犀利表情动作丰富多彩,与其说他在演讲不如说他在表演,他才是真正的好演员。

我们通常所谓的文章,一定是经过严密的逻辑思维,缜密的科学论证,简捷的语言文字,起承转合开头结尾有条不紊,推理有据事实清楚言论详实虚实结合,有高潮有起伏有节奏有快慢,犹如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般的美妙,读起来朗朗上口娓娓动听的小说故事或散文随笔,岂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街巷里短似的漫天海谝聊天可以同日而语的?言说,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可以成为文章,但不是绝对的。毛主席说,有些人写文章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是指那些言之无物空洞说教,没有实际意义的文章。形之于口头言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中国古人做文章,大约从商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明确记载,如流传至今的《周易》《尚书》《三礼》(《周礼》《礼记》《仪礼》),当然还有先秦诸子的文章,如《论语》《道德经》《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山海经》等等。如果言说就可以成为文章,那么古人干脆就天天说话父子师徒相传即可,何必又要做文章呢?

所谓文章,我以为应当是涵盖天地宇宙社会人文至理的大道,古人说,文章者经纬天地古今之大业,文字的意义不仅在于教化人心防微杜渐,更是人类认知宇宙自然认知自我妙道的利器,如果仅凭一般性的街巷言说既可以代替古今文章,那么唐宋八大家以往以后的文章大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人类可能还停留在无知而有欲的原始社会,地球也不可能出现今天这样丰硕的财富和智慧成果。记得笔者自己曾作一幅联语;文章千古事,道德寸心知。秦汉魏晋以来,中国文化界尤其士大夫士子学人,对于文章的写作练习是非常讲究的,无论上至皇帝大臣,还是下至黎民百姓,无不重视文章的内容和份量。有所谓一篇文章可以定天下的说法,唐代武则天专权,骆宾王写了《讨武曌檄》,险些引起天下共欲讨之的乱象,武后惜才招降纳叛,收了骆宾王才了事,虽然骆宾王最后还是未能善终。古代历代帝王,从小受到严格诗文训练,专门请来社会名流或大德高僧为其辅导训练,一般皇家子弟或名门之后都非常重视诗文的学习,大约这是自孔子开始提出“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开始施行的吧。子弟们不仅要求掌握诸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女儿经》《颜氏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佩文韵府》《蒙学韵语》《诗韵合璧》等书籍,目的即在于要求子弟掌握作文作诗的基本常识。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古人文人学士大量的文集诗集可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经过一番寒窗苦读,经历十年或数十年磨砺出来的,真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如果真是如某些“大师”所言,言说即是文章,那还干嘛要寒窗苦读呢?只要动动嘴皮子如家常聊天似的就可以做文章了嘛!

做文章是天下一大苦差事,古代的刀笔吏师爷主簿参军太子太保太傅都是干得一个行当,就是作文或教人作文,古代书记官其实不仅是现在所谓的编辑记者文书书记员,而且有可能是掌握生杀大权的文笔酷吏,据说来俊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仅制造罗织了大量冤假错案,还发明出许多酷刑,最后武则天居然来个“请君入瓮”,实现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好戏。明清以来,能够称得上文章大家的代不乏人,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称为明清三大思想家,还有王阳明(守仁)是宋代程朱理学的继承发明者,刘墉纪晓岚张之洞翁同和严复魏源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有清一代屈指可数的文章理论翻译著作大家,这些大师级人物,如果不是从小受到严格诗文训练,又怎么会有如此的眼界如此的胸怀如此的手笔如此的经纬天地之事业。所以,言说即文章不仅是谬论,而且会误人误家误国,此事真的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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