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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评论 上头条] “鹰派”与“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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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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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7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最近老是有人喜欢提出“鹰派”与“鸽派”的问题,应该对此问题加以分析,以正视听。
       网络舆论场上,一般比较喜欢“鹰派”,因为“鹰派”的言论比较解气,比较符合民族自尊感;不太喜欢“鸽派”,因为“鸽派”的言论比较柔和,不甚解气,感觉窝囊。
       不知大家是否发现一个悖论:对手国家的“鹰派”发表一些对我国强硬的言论,我们十分气恼,骂他们的“鹰派”为“疯狗”,对手国家的“鸽派”我们倒是十分欢迎,赞他们为“朋友”;而对我们自己国内则相反。想让别人国家都是“鸽派”,让我们国家都是“鹰派”,实在是太幼稚了。
       其实一个国家内部,鹰派和鸽派都应该有,相互策应,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目的都是一样:最大限度地扰乱对手,实现我方终极战略利益。
       所以说,我们不能见“鸽派”就骂,见“鹰派”就夸。他们二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
       真正的“鸽派”或是“鹰派”,都应该是战略精英,那些肤浅的“嘴炮”专家绝不包括在内。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鸽派”或是“鹰派”,就要看他能不能提出具有长远战略眼光的意见,要看他说法背后的战略考量。一个人高声喊“打他个狗日的”,却说不出以什么名义打、什么时间打、什么地点打、打了以后怎么办、对方力量如何、国际舆论如何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析依据,那他只能算是一个“愤青”,绝不是真正的“鹰派”。
       我们的智库精英,都要弄清楚自己的定位,明白自己内部怎样相互配合,千万不要你认为我是疯子,我认为你是软蛋,相互之间成了互怼的关系,那只会让对手看笑话。
       前一段时间,退役中将王洪光对台独及美军力量发表了一些 “鹰派”言论,好好把对岸的台独分子闹腾了一下,结果我们自己的智库专家又出来驳斥一下,说那是他个人看法,二者就没配合好。
       总的来说,军方应该多一些“鹰派”,美国、印度、日本的军方都是这样,经常口出狂言,搞得我们很不愉快甚至很愤怒,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我们的军方也应该这样,尤其应该鼓励一些退役将军发声,进可攻,退可守。现在就有一些退役将军,像张召忠等人,就经常发表“鹰派”观点,但做得还不够,火力还不够强大。
       外交人员和智库人员应该多一些“鸽派”,等“鹰派”发声完了,从侧翼配合安抚一下,注意,千万不要互怼。
       至于我们一般人,没有那个战略思维,没有那个发言水平,我们也可以侧翼呼应一下我们的“鹰派”和“鸽派”,造个声势,迷惑对手,但我们千万不要喧宾夺主,太入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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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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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6 天前 | 显示全部楼层
鹰派鸽派之争反映中国呼声 或预示大时代来临

2017-06-19 14:25:00环球时报 程亚文 分享 213参与
  原题:时代变迁呼唤新的战略家群体
  环球时报 2017-06-19第4219期 第14版 | 国际论坛
  作者:程亚文
  美国总统大选的漫漫烟尘还未彻底消散,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选和英国大选又先后在欧洲掀起波澜。美国、欧洲出现的政治乱象,已与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罗马和荣耀无限的威尼斯庶几相似,它们都是逐渐在“幸福”中走向了沉沦,开拓进取的精神消亡殆尽。
  为什么当今时代缺乏战略家
  政治衰败是整体性的精神溃败,其中最显眼的往往是精英阶层的精神堕落,不再从长计议国家的未来,不再为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而奋力拼搏,相反只知道斤斤计较,只有眼前而无长远,只有利益而没原则。当今的国际社会面临诸多严重问题,正需要具有大格局和大视野的战略家站出来,引领世界走出困境。但同20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大批战略家横空出世的景象相比,现今各领域可称得上战略家的着实不多。为什么当今时代缺乏战略家呢?
  一个原因是笔者一再指出的知识短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相比,今天我们又处在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少事物和现象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没出现过的。比如,与70多年前全球人口大部分还生活在农村、全球总体上还可称为“乡村社会”相比,如今全球人口超过50%已生活在城市,全球总体上已是“城市社会”。诸多新生事物和现象叠加,使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但人类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法更新并没那么迅速,想要适时做到用确定性的知识来处理不确定性显著加剧的世界,实在太难。

  从科学角度说,任何模型都有边界,量变一定会引起质变。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度象征确定性的西方知识和话语体系,不仅已解释不了世界,甚至连解释自己都变得困难。在当今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古往今来所有的模型、概念、分析范式、知识体系都不够用了。战略是对全局的考虑和筹划,需要综合考虑各种事实来进行权衡选择,但在新的知识范式出现之前,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们,很难做到准确把握各种事实及其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难以做出恰当的战略筹划。
  另外一个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政治生态的演变也妨碍了战略家的产生。“民主的第三波”带来政治参与的普遍化和契约关系的拓展,但也带来了政治决断的平庸化。民主政治所形成的“毒贩”(政客)与“瘾君子”(选民)的同盟,使民众一味要求持续的福利增长,而政治家为自身前途考虑只顾眼前民意,既无意愿也没能力为国家做长久打算,那些有这种意愿的政治家,则几乎没可能获得民众支持。战略也是对未来长远的考虑和筹划,而民主的精致化导致了“政治过度”,使得政治丧失了规划国家未来的功能。
  契约关系的泛滥式拓展损害国家长命久安的情况,曾见于罗马帝国晚期。罗斯托夫采夫描述道,罗马帝国晚期出现“大众社会化”与政治文化的颓废,表现之一就是以法庭辩论为代表的法律精神在罗马的衰落,法庭和判决被辩论所左右,而辩论取决于喝彩,“那位被喝彩得最大声的,就是最差劲的辩论家”;表现之二是朗读会的流行与素质低落,使贵族的节制精神衰败,“群众的君临与专政、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令人意外地具有亲近性”。这种景象,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不单是时代的缺憾更是风险
  一个战略家稀少的时代并不仅仅是一种缺憾,更是一种危险。那意味着几乎没有人能为国家和世界的未来命运做出思考筹划,因而也意味着世界将要面对一个极其不可捉摸的未来。征诸历史,世界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风险世界,而未来的风险往往潜藏在现在、需要及时有所体认和着手化解。也因于此,对未来长远和全局的筹划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将危险消除于当下,那么问题将越积越大,甚至可能在未来导致无法应对的失控局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新的事实和事实关系来临之际,欧洲政治家们普遍无知无觉,没有想到着眼未来,在推进知识范式的更新中对现实做出纠正。
  两次世界大战之际,一大批战略家纷涌而出,而他们在战争的状态下成批出世,也成了两场人类悲剧的注脚。这给后世的教训是,世界不仅需要适时更新知识,也需要有能力为未来做出筹划的战略家和先行者。
  文明的创造、更新和复兴都由人来完成。征诸历史,任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在其开拓文明境界的转折过程中,都会出现在知识、品格、理想、格局等方面具备特殊质地的新人群,他们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思想敏锐、意志坚决、敢于担当,深刻明悉国家发展方向,也洞察自己国家的国际追求,在各层面有力发挥引领作用。
  以往一个世纪特别是其前期,中国曾一度迎来尚武精神的复兴,无论国民党的北伐,还是共产党的革命,都一改传统士大夫阶层只尚空谈、不尚行动的旧习,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和走上富强之途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这种在压迫中迸发出来的血性,绝非出自旧文人的救国自觉,而是新知识阶层在肉体和精神上得到武装的结果。
  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社会阶层渐趋分化,社会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但适应时空变化、具有博大视野、扎根于中国文明五千年血脉、同时深怀世界抱负的新人群,还未大量出现,而变化的时代恰在呼唤这个新人群的出现和壮大。最近这些年来关于中国“鹰派”“鸽派”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当下时刻的某种呼声,可能也预示着具有高度文明自觉的“新人”将结束目前的零星个体状态,在各个领域成批涌现。
  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广大世界,这个有能力引领潮流的新人群的现身与登场,都是建构梦想和实现发展的重要保证。▲(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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