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和阗发现的
8世纪一位犹太商人以希伯来字母书写的波斯文书信。
1908年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8世纪晚期的一份希伯来文祈祷书。
具有闪族特征的唐代陶俑，被认为是属于闪族的犹太人在唐代已经来到中国的佐证。
这两个是在西安附近出土的。
犹太人向东方迁徙及来华图。
开封犹太人
刻于1489年（明弘治二年）的开封犹太会堂《重建清真寺记》碑文
刻于1512年（明正德七年）的开封犹太会堂《尊崇道经寺记》碑文。
建于1663年（清康熙二年）的开封犹太会堂《重建清真寺记》碑拓片的一部分。
1722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孟正气描摹的开封犹太会堂平面图
以色列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中所藏的开封犹太会堂主体建筑模型。
15世纪开封犹太社团新年祈祷书一页。
1722年孟正气描摹的开封犹太会堂大殿内部平面图。
以色列邮票上的开封犹太会堂模型。
16世纪开封犹太会堂的社团托拉经卷箱。
以色列贝思•哈特夫所斯大离散博物馆中所藏的开封犹太会堂主体建筑模型。
15世纪开封犹太社团托拉经卷片断。
古代开封犹太社团托拉经卷《出埃及记》。
18世纪初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骆保禄的第五封书简：
中国犹太人的希伯来文《旧约》各书。
开封犹太会堂石钵。
1621年开封犹太社团“方经”《创世记》第一页。
开封犹太会堂圣瓶
以汉文和希伯来文写成的开封犹太人牒谱
诵读托拉的开封犹太人
召集开封犹太人祈祷的灵阳玉磬
开封犹太会堂内希伯来文牌匾之一
开封犹太人后裔七姓家族之一金氏祖坟石碑，碑文述及其先祖辗转来到开封定居的经历
开封犹太会堂内的青铜香炉。
一位显然已经汉化的开封犹太人后裔，摄于1906年。
1906年，两个开封犹太人后裔在石碑旁
1901年,开封犹太后裔、商人李庆胜及其子在上海。
开封犹太会堂旧址所在的开封城东门, 当年许多开封犹太人居住在这周围一带。
1910年，开封犹太会堂旧址, 左侧竖立着1489年和1512年犹太会堂重建纪念碑。
开封犹太人后裔中的长者赵允中，摄于1919年。
开封南教经胡同（此胡同命名于上一世纪），这里距犹太会堂旧址不远，曾是当年开封犹太社团宗教活动中心。
今日开封，外国旅游者在参观南教经胡同。
开封城平面图中犹太会堂的位置。
利马窦(1552-1610)，最早“发现”中国犹太人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
18世纪初骆保禄的第二封书简：犹太人称呼上帝的汉文姓名。
利马窦与他遇到的第一位开封犹太人艾田。
17世纪荷兰犹太人马纳沙赫•本•以色列的著作《以色列的希望》插图。
马纳沙赫•本•以色列最早提出中国犹太人即“失踪的十个以色列部落”，但这一论断为大多数学者所否定。
18世纪初孟正气的第六封书简：开封犹太会堂用品。
耶稣会驻香港主教乔治•史密斯， 正是在他的推动下，1850年两位教士作为“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的使者前往开封调查。
1850年在上海沙逊公司任职的巴格达犹太人法拉吉写给开封犹太人后裔的一封信。
“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的两位使者所写的关于开封犹太人的报告的封面，史密斯为此报告写了引言。
在“伦敦犹太人布道会”资助下在上海学习希伯来语的开封犹太人后裔赵文魁。
“援救中国犹太人协会”入会表格，该协会是由当时在上海的一批犹太商人于1900年创立的，
试图进行恢复开封犹太社团的努力。
“援救中国犹太人协会”邀请来沪的8位开封犹太人后裔，摄于1902年。
1932年，戴维•布朗（右一）与开封犹太人后裔在赵祖方屋前合影。
布朗是一位对开封犹太人抱有浓厚兴趣的美国实业家和纽约《美国希伯来人》周刊发行人。
加拿大圣公会主教怀履光曾长期担任河南教区主教，多次访问开封，著有《中国的犹太人》等书。
图为1919年5月怀履光（前排就座右四者）与开封犹太人后裔集体合影。
在古代，除开封之外，犹太人也曾经流散于西安、洛阳、广州、杭州、宁波、北京、泉州、扬州、南京等中国其他许多城市，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确凿的记录。
12或13世纪以阿拉伯文和汉文铭刻的郭氏（疑为波斯犹太人）墓碑，现藏于福建泉州海交史博物馆。
宋元时期宁波港古城图中的“波斯旅馆”（“X”标记处），当时的波斯人是指包括犹太人在内的一切来自西亚的外国人。
从巴格达到香港和上海：来华塞法迪犹太人之兴衰
塞法迪犹太人是在鸦片战争后英国发动的对华商贸攻势中来到中国的。他们来自英国势力范围内的巴格达、孟买、新加坡等地，大多是英籍商人和实业家。源于巴格达，后逐步向印度发展的沙逊家族首先在香港和上海设洋行经商办实业，随之原籍巴格达的塞法迪犹商如哈同、嘉道理等也纷纷来华发展。港沪两地因其开放型外贸中心的地位而成为他们据以拓展的主要基地。他们很快便显示出经商才能，利用与英国各属地的传统联系及沪港之优越地理位置发展进出口贸易，起初也参与英国的鸦片贸易，从中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随即又投资房地产、金融业、公用事业及制造业，逐渐成为沪港两地最为活跃的外商财团，其影响更遍及全中国乃至整个远东地区。他们也从事社团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如建造会堂、办学校等，对来华的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给予帮助。他们支持锡安主义运动，有时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介入中国政治，资助中国的文化事业，与中国各种社会政治力量保持友善关系。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塞法迪犹商在华利益蒙受重大损失。1941年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占领整个上海和香港，使塞法迪犹商丧失了在日占区的所有财产。战后，随着中国内战爆发和新中国的建立，塞法迪犹商将财产逐渐转移至香港和海外，并利用香港作为中国与西方的主要贸易通道这一有利形势再图进取。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塞法迪犹商又重返中国内地投资开发。塞法迪犹太人向东发展
巴格达塞法迪犹太会堂的正门。
印度犹太人使用的托拉经卷上的铃状饰物(上)及印度犹太会堂内的长明灯(下)。
沙逊家族的族长戴维•沙逊(1792-1864)
戴维•沙逊于1832年在印度孟买建立沙逊父子公司(老沙逊洋行)。
这是19世纪中期戴维•沙逊(中坐者) 与其三子在孟买的合影。
塞法迪犹太人最早于1840年左右到达香港和上海。
戴维•沙逊父子公司首先在香港和上海设立分公司。这是该公司的广告。
1830年前后，塞法迪犹太商人来到新加坡定居经商。
从新加坡早年的楼房上 可见大卫王之盾的标记。
港沪犹太社团的形成
雅各布•沙逊爵士( 1844-1916)从1880 年起执掌新沙逊洋行的经营权, 直至去世。
香港的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建于1901-1902年。
其建筑式样为塞法迪风格。这是雅各布•沙逊爵士捐赠的。
犹裔港督马修•弥敦爵士(1862-1939)。1904-1907年出任香港总督。
他在任期间积极支持香港犹太社团的活动。今香港九龙的干道弥敦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今和平饭店)曾是沙逊家族在远东的标志。
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之一维克托• 沙逊爵士(1881-1961)，
雅各布•沙逊之侄, 1920年后一直主持新沙逊洋行。
维克托•沙逊爵士作度假之用的别墅 (在今上海市龙柏饭店内)。
这幢建筑具有英国乡间别墅的风格
哈同的华裔妻子罗迦陵(1863-1941)，又名俪穗。
哈同将他们的豪华府邸命名为爱俪园，以表示对其妻的厚爱。
赛拉斯•阿隆•哈同(1851?-1931)是上海著名的地产大王，在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远东最富有的犹太人。他与中国政界和文化界的许多要人都有交往。
埃利•嘉道理爵士(1867-1944)是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团有影响的领袖之一，1915-1928年间任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这是他与两个儿子劳伦斯和霍瑞斯合影。
大理石宫(今上海市少年宫)是埃利•嘉道理爵士于1924 年建成的，1924-1949年间为嘉道理家族的寓所。 
亚伯拉罕•希拉利生于巴格达，在印度居住了多年后于1923年来到上海。
这是希拉利一家的照片，摄于20世纪30年代。
1910年, 塞法迪犹太社团领袖亚伯拉罕(左一)与他家人在上海寓所的花园内。
新康花园原为英藉塞法迪犹太人埃兹拉开设的新康洋行于1916年前建造的私人花园，内有网球场、游泳池，其设施在当时堪称相当现代化。
沙发花园(今上方花园)为沙发洋行大班英藉塞法迪犹太人爱沙发与天沙发于1916年前建造的私人花园。原先为西洋式花园布局，内有喷水池、草坪，花木葱郁。
都城饭店(今新城饭店)是跨街相望的两幢几乎完全相同的塞法迪犹太人建筑之一。1920年由沙逊集团投资建造，1931年完工。
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是沙逊集团建造的，竣工于1934年。这幢二十二层的豪华公寓座落在外滩尽头，雄伟壮丽。
这座法式建筑由塞法迪犹太富商雷•约瑟夫建于1921年，现在是著名的7号俱乐部，成为餐饮娱乐的好去处。
华懋公寓(今锦江饭店北楼)是维克托•沙逊于1929年所建，俗称“十三层楼”，外形呈现带有装饰艺术派色彩的乔治式建筑风格。
塞法迪犹太社团的社会文化生活
《以色列信使报》创刊号。该报创办于1904年，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全中国乃至远东都具有巨大影响。
《以色列信使报》的创始人：N•E•B•埃兹拉、M•迈耶、I•A• 列维斯(自左至右)。埃兹拉是上海犹太社团的领袖，1904-1936年间任《以色列信使报》总编辑，1903-1936年间是上海锡安主义协会负责人之一。
艾伯特•爱因斯坦博士偕夫人于1922年12月访问上海。 1923年他再次来访。图为他们抵沪时的情景。
《以色列信使报》刊登爱因斯坦博士及其夫人受到上海犹太社团热烈欢迎的报道。
位于博物院路(今虎丘路)的阿哈龙犹太会堂，由哈同出资建于1927年。二次大战期间该会堂曾作为避难来沪的米尔经学院师生住宿学习的场所。
1912年4月6日，哈同(右坐者)在寓所接待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左坐者)，图为他们在哈同花园的合影。
1923年刊登在《以色列信使报》上的一则犹太教洁净食品的广告。
这是1933年上海拉希尔会堂编印出版的祈祷书和宗教服务指南
一些塞法迪犹商加入上海英国骑马俱乐部。图中，伊萨克• 海伊姆•托伊格(右三，戴礼帽者)
正与英国绅士们一起遛马。摄于20世纪30年代。
门德尔•布朗(1885-1949)于1932年应邀到上海任拉希尔会堂拉比和上海犹太学校校长。图为布朗与其家人在一起。
维克托•沙逊爵士在孙夫人宋庆龄为作家、艺术家募集医疗救济基金的慈善义卖会上选购绣衣。
托伊格家在上海举行的一次婚礼。
中间的新娘与新郎分别为莫泽尔•托伊格和杰森•依萨克斯, 摄于1930年左右。
1929年4月5日出版的《以色列信使报》庆祝创刊25 周年纪念专刊。
所罗门(1848-1922)毕生为犹太社团谋福利。
在他去世后，上海锡安主义协会募款为他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种植了100棵树木，以纪念他为同胞所作的贡献。这是以他名义种植树木的证书。
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雷蒙•埃利亚斯•托伊格夫人。
兰心大戏院是著名的西式剧场。犹太艺术家与艺术团体经常在此登台表演。
西摩路的上海犹太学校。该校校舍是霍瑞斯•嘉道理于1932年建造的。
上海犹太学校最初由亚伯拉罕创建于1900年，在谢里丝以色列犹太会堂内，后迁至现址。
1941年1月在上海犹太俱乐部举行的第21届哈努卡节聚贺会议程表。
当时距珍珠港事变已不到一年。
当犹太难民大量抵沪后，西摩路犹太学校已难以满足犹太孩子的就学需求。
于是霍瑞斯•嘉道理出资在虹口建造了一座犹太学校，这就是有名的“嘉道理学校”。
今日修缮一新的香港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
香港的犹太洁净食品的广告：你尝过广东风味的犹太洁净食品吗？
已故劳伦斯•嘉道理勋爵(左)生前长期定居香港，曾为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前上海塞法迪犹太人马图克•尼西姆回忆他年轻时在上海的时光。
他曾在沙逊公司的银行和地产业中任职，现在是旧金山的银行家。
以色列前中国居民协会塞法迪成员与协会主席特迪•考夫曼(右四)在特拉维夫的上海犹太会堂外。
前美国财政部长M•布卢门撒尔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举行的上海犹太难民重聚会上向霍瑞斯•嘉道理先生致意。
为了积累保存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对塞法迪犹太社团在中国的经历展开研究，沙逊•雅各比一直孜孜不倦地主编《新以色列信使报》。
图为沙逊•雅各比(前排左一）与他家人在庆贺他八十寿辰时的合影。
埃利•嘉道理爵士及其夫人劳拉•嘉道理的墓地。
1984年中国政府重修此墓。现在嘉道理家属每年都来这里扫墓。
1996年10月，已故嘉道理勋爵的夫人重返当年的嘉道理大厦(大理石宫——今日的市少年宫)，并在故居前摄影留念。照片由上海市少年宫提供。
以色列前中国居民协会塞法迪分会于1998年12月出版的《新以色列信使报》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纪念刊。
第二故乡：俄国（阿什肯那齐）犹太人在中国
与塞法迪犹太人不同的是，促使俄国（阿什肯那齐）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主要不是商业动机，而是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俄国和东欧掀起的反犹狂潮。这股狂潮导致几百万俄国犹太人移民北美，但也有几万俄国犹太人穿过西伯利亚来到中国东北和内蒙，再辗转南下。其间中国中东铁路的修筑、俄国在华势力的扩大、日俄战争及俄国1905年和1917年两次革命又成了推动俄犹来到中国的动因。起先他们主要居住在哈尔滨及其周围地区，形成了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社团。1931年日本入侵东北后，他们大量南迁，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建立了社团和聚居地。 俄国犹太人初来时大都一贫如洗，只能做一些小本生意，后来经过自身奋斗逐步上升为中产阶级，由于人数大大超过塞法迪犹太人，形成一支积极活跃的社区力量。他们中也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和文化人，来华后在中国人、俄国人、塞法迪犹太人和其他外国人设立的机构和企业工作，不少人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俄国犹太人大都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祖国，积极学习并融入中国文化，对促进中犹、中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许多俄国犹太人仍然生活在中国，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最后一批俄国犹太人才离开中国。
俄国犹太人格雷格瑞•萨姆松诺维奇，1912年摄于哈尔滨。
他于1898年从西伯利亚来到哈尔滨，担任中东铁路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的商业代表。
建于1916年的哈尔滨加麦尔多希犹太会堂外景。
哈尔滨炮队街犹太会堂，又称哈尔滨主会堂，建于1907年。 
建于1920年的哈尔滨犹太墓地会堂
建于1920年的犹太免费食堂和犹太养老院
现代饭店，由犹太富商约瑟夫•卡斯帕创办于1903年，为当时哈尔滨设施最豪华、服务最完备的饭店之一。
20世纪30年代在加麦尔多希会堂内举行的一次犹太婚礼。
J•R•卡巴尔金是哈尔滨著名犹太实业家，曾任哈尔滨市公议会议员，哈尔滨证券交易所会长。
老巴夺烟厂创始人之一E•A•老巴夺。
哈尔滨老巴夺烟厂旧址。它由波兰犹太人E.A.老巴夺和A.A.老巴夺兄弟创办于1903年。
哈尔滨犹太妇女慈善社创立于1906年，阿克曼、施瓦茨•考夫曼、格罗斯曼等先后担任过社长。图为1940年时理事会成员的照片。
1917年，哈尔滨犹太社团领袖聚会，欢迎来自明斯克的锡安主义运动领导人Y•M•诺法赫。
前排（由左到右）：J•B•德里钦、Y•M•诺法赫、A•M•吉塞列夫拉比、E•多比索夫。后排：M•I•特罗吉、S•I•拉维科维奇博士、A•考夫曼博士、A•M•莫多霍维奇。吉塞列夫拉比是哈尔滨犹太社团的精神领袖，考夫曼博士曾长期担任哈尔滨犹太社团主席。
部分锡安主义协会成员1919年在哈尔滨的合影。该协会成立于1917年。
1919年3月25日至29日，由哈尔滨锡安主义协会组织的远东地区第一届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图为与会代表合影。
1920年，俄国犹太人金斯伯格兄弟3人在哈尔滨。
左一为萨姆(汉名金诗伯)，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担任山东大学教授。
俄文《西伯利亚——巴勒斯坦》周刊，创办于1921年，1926年改为《犹太生活》，由A•考夫曼任主编。
20世纪20年代早期，哈尔滨斯基德斯基塔木德托拉学校的董事和教师合影。
犹太商人尼森•谢夫林（中间者）在哈尔滨开设的杂货店，摄于20世纪20年代。
哈尔滨第一音乐学校V•D•特拉赫金贝尔格等组成的弦乐四重奏组珠联璧合，闻名东亚。
著名的哈尔滨“荷花”艺术学校由犹太画家M•A•基齐金等创办，主要教授美术、声乐、话剧、芭蕾、钢琴、提琴等专业。图为1924年“荷花”艺术学校的招生广告。
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犹太人在现代饭店举行资助慈善组织的义卖。
犹太企业家索斯金家族（1923年摄于哈尔滨），经营火磨、油坊几十年。
斯基德斯基塔木德托拉学校创办于1920年，位于马街（现东风街）22号。
图为该校师生合影。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健在并活跃在世界各地。
“爱格诺米亚”（经济）商店创办于1925年，业主是E•斯卢茨基。其右邻“爱克斯特拉”照相馆也是犹太人开办的。
阿什河糖厂。是中国第一家甜菜糖厂，创办于1908年，其历任经理柴瓦德夫、A•I•卡干和L•G •齐克曼都是犹太商人。图为总公司办公楼。
哈尔滨赛马场初创于1905年，每年春秋雨季举办赛马活动。
犹太人库列绍夫是哈尔滨赛马场的经营者。
哈尔滨犹太节日晚会上参加体育节目表演的青年运动员们合影留念。
A•考夫曼医生与德国医生赫尔伯恩在哈尔滨犹太医院为患者做外科手术。
爱泼斯坦1917年至1920年生活在哈尔滨。这是他刚刚离开哈尔滨后，与父亲在北戴河。
著名犹太民族英雄约瑟夫•特鲁姆佩尔道在日俄战争中负伤被俘，获释后曾在哈尔滨滞留，并在此建立了“巴勒斯坦农业合作社”。
犹太商人G•I•科鲁尔开办的工厂内外景，摄于1922年。
科鲁尔于20世纪初来到哈尔滨，建立了一些工厂，其中有啤酒厂、蜡烛厂、果汁厂和矿泉水厂
哈尔滨利奥•巴德眼镜店外景，摄于1927年。
1930年，哈尔滨犹太社团领袖们在现代饭店的节日宴会上。
哈尔滨犹太民族银行的董事和管理委员会成员。该银行创办于1923年，其股东都是犹太人，
在哈尔滨外侨银行中颇具影响，并积极支持哈尔滨犹太社团的活动。
1922年，哈尔滨马卡比体育协会成员合影。
哈尔滨商业高中的巴拉拉伊卡管弦乐队，该校有许多犹太学生。图为1930年乐队成员合影。
哈尔滨的希伯来体育馆
西蒙•卡斯帕，钢琴家，约瑟夫•卡斯帕之子。
1933年在哈尔滨遭日本人支持的哈尔滨白俄反犹分子绑架并遭杀害。
哈尔滨青年剧团在演出。
哈尔滨犹太人在犹太会堂举行赫茨尔纪念日仪式。
20世纪30年代中期，哈尔滨犹太人举办的普珥节舞会。
1930年，哈尔滨犹太青年组织“贝塔” 总部成员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地政府的妥善照料下，哈尔滨犹太公墓保存完好。图为今日公墓一瞥。
1930年左右，俄国犹太人米西卡•依普莱德（左起第二人）、依莉娅•鲁斯伯格（后立者）和他们的俄国朋友在松花江上划雪橇。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俄国犹太人仍留在哈尔滨工作。
这是1949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卫生部为俄犹纳赫姆•洛塞尔核发的药剂师证书。
哈尔滨犹太人举行的1957年新年舞会。
天津
列文拉比和基姆乔斯基哈赞在天津犹太新会堂落成仪式上。
1939年，天津犹太会堂正在举行仪式。手持经卷的右边第一人为列文拉比。
列文拉比当时是天津犹太社团的精神领袖。
20世纪20年代末的天津希伯来协会委员会成员合影。
热心于天津犹太社区事业的利奥•盖什维奇与其妻儿的合影。
天津犹太俱乐部，创办于1928年，是天津犹太人文化和社交生活的中心
著名的天津犹太学校，创办于1925年，其学生大多为天津和华北其它地区犹太家庭子女。
该校联谊会至今仍在世界各地十分活跃。
天津犹太学校1939年开设的莫•沃依泰科芭蕾班。
天津语法学校1927年毕业班合影。 
1929年在天津犹太俱乐部内举办的庆祝“喧响乐队”音乐节开幕的晚宴一景。
1947年，天津犹太人代表团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在华犹太人运动会
1930年，“喧响乐队”在天津犹太俱乐部演出前的合影。
1927年，天津希伯来协会组织的野炊。
佐多维奇父子皮毛公司天津分公司职员于20世纪30年代的合影。
该公司由犹太人佐多维奇建于哈尔滨，在沈阳、天津和纽约设有分公司。
1928年，天津俄国犹太人创办的伯恩斯坦父子公司职员的合影。
该公司主要向欧美出口中国皮毛。
犹太养老院在旧英租界41号街，专门收容犹太孤苦老人。图为养老院职工与老人们。
1939年犹太人普列西与两位中国商人齐竹山、郝如久合资创办了著名的维多利亚咖啡馆。
1948年，听到以色列国建立的消息，天津犹太人在犹太会堂附近聚会庆祝。
上海
阿斯肯那兹拉比1942年在上海与其女儿的合影。
梅厄•阿斯肯那兹拉比(1891-1954)，上海俄国犹太人的精神领袖，1926-1949年为上海首席大拉比。
摩西会堂由上海俄国犹太人初建于1907年, 1927年搬到华德路（今长阳路），由阿斯肯那兹拉比主持, “二战”期间成为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中心。现会堂旧址已成为纪念馆。
鲍里斯•托帕斯，上海阿什肯那齐犹太社区领导人
戴维•拉宾诺维奇是上海犹太社团的杰出人士，《我们的生活》杂志的创始人和编辑。
朱迪丝•本—埃利泽（父姓哈撒），出身于上海俄犹家庭，后成为上海犹太社团青年领袖，女活动家。
读者们汇聚在《我们的生活》编辑部前面。
丹麦犹太人（后加入美国籍）伟贺慕•马易尔于1905年3月创办了慎昌洋行。
图为1906年马易尔（正中座者）与慎昌洋行职工的合影。
俄国犹太人格利高里•克莱巴诺夫开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西比利亚皮货店。摄于1936年。
《犹太呼声》是由上海贝塔于1933年创办的英文月刊。
1935年，上海贝塔正在操练。
1938年，上海贝塔海军分队接受阿斯肯那兹拉比和其他上海犹太社团领导人的检阅。
1932年，主要由俄国犹太人组成的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成立。图为分队队员合影
上海贝塔部分成员于1936年的合影，其中一些人于1941年参加英军对日作战，R•斯洛斯曼（坐者左四）牺牲于缅甸。
20世纪40年代初上海俄国犹太人举行的化妆舞会。
一些俄国犹太人与其中国同事的合影，20世纪30年代摄于上海。
上海拉都路(今向阳南路)上的新会堂，是上海俄国（阿什肯那齐）犹太社区在1941年建造的。会堂的宗教仪式一直持续到1956年。
上海犹太文体俱乐部成立36周年纪念册
米勒汽车公司的车队和司机, 1939年摄于上海。
该公司是由来自哈尔滨的犹太人所罗门•米勒父子创建的。
上海犹太医院执委会与医护人员于1947年的合影，其中大多为俄国和波兰犹太人。
上海犹太医院正式创建于1942年，由阿什肯那齐犹太社区管理。
图为上海犹太医院旧址（今汾阳路五官科医院病房）外景。
英文和俄文双周刊《斗争》是由上海锡安主义修正派于1946年创办的
里昂•伊路托维奇是上海锡安主义组织选出参加1946年世界锡安主义大会的代表之一，他是波兰犹太人。
1945年9月7日，《我们的生活》杂志发表文章祝贺盟军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毕勋路（今汾阳路）上的原上海犹太俱乐部, 俱乐部成员大多是俄国犹太人。
上海犹太俱乐部理事会成员。
上海犹太俱乐部扩建奠基仪式
1947-1949年，上海贝塔和伊尔贡两组织的总部就设在这幢建筑物内（已拆毁）。
《斗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祝贺以色列建国。
上海俄国（阿什肯那齐）犹太社区领导人之一伊沙多尔•马吉德在上海犹太俱乐部的聚会上宣读以色列独立宣言。
1948年秋，上海贝塔和伊尔贡组织派两批成员去巴勒斯坦。
第一批由塞穆尔•穆勒（右）率领，第二批由阿里耶•马林斯基（左）率领, 两人都是来自天津的波兰犹太人。
莫特卡•奥尔莫特是1929年建立的中国贝塔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后移居巴勒斯坦成为犹太领导人和农业专家。这是他1946年再访上海， 与犹太妇女领导人的合影（坐者左三）。
阿龙•阿夫夏洛莫夫（1894-1965）（左），著名犹太作曲家，出生于西伯利亚，在中国生活了30年，大多数时间居住在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仍有许多犹太人留沪工作。
这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颁发给俄国犹太人戴维• 伯恩斯坦医生的行医许可证，日期为1951年11月。
其他城市
1903年，俄国犹太畜产商米萨•葛利莱维奇（中间戴帽者）与蒙古人和俄国士兵在海拉尔附近。
20世纪20年代建造在海拉尔的犹太会堂。
俄国犹太人本•里瓦科长期在中国做肠衣生意。这是他1932年在内蒙古。
1922年夏，丹麦犹太人马易尔夫妇在威海卫自家别墅“红屋顶”前。
1920年，俄国犹太人范格希一家与俄国奶妈在青岛海滨度假。
青岛犹太联合会会员证。
沈阳妇女国际锡安主义组织成员于1935年组织的晚会。
一群犹太青年1935年在满洲里合影。
香港犹太社团领导人之一V•J•捷林斯基(1920-1994)。
他出生于俄国，在上海长大，1948年移居香港。
俄国犹太人海姆•列德文（中间坐者）1957年6月与蒙古朋友在帐篷前合影。
1946-1959年，他在海拉尔附近经营牧场，饲养羊、骆驼和牛。
大屠杀受害者的避难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许多正义之士挺身而出救助犹太难民；但也有不少国家，特别是几乎所有的欧美发达国家，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回顾那一段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人民在这场善与恶的搏斗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中国的有识之士尽全力援救犹太难民；当“文明世界”将犹太人拒之门外之时，中国的上海是全球唯一向犹太人敞开大门的大城市。从1933年到1941年，上海一市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各国的犹太难民，除了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外，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2.5万名左右犹太难民把上海当作他们的临时家园，仅后一个数字就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纳粹和他们的帮凶不仅在欧洲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而且也威胁着欧洲以外的犹太人，包括中国犹太社团的生存。1942年7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8个月，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首席代表梅辛格上校来到上海，向日本当局提出了屠杀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虽然该方案因德日之间的分歧及其他种种复杂因素未能实施，但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强令所有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该区。纳粹德国不断施压及日本当局面临失败更趋疯狂，使犹太难民和整个上海犹太社团几度面临险境，然而由于其自身的奋斗及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犹太人的支援，他们最终逃脱了大屠杀，熬过了战争而幸存下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最艰苦的岁月中，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与普通的中国百姓同甘苦、共患难， 结下了深厚友谊，难民中的文化人和专业技术人才也将欧洲犹太文化和先进科技引入了中国，这都在中犹关系史上写下了难忘的一章。现在，“上海”一词，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史料中已成了“拯救”、“避难地”的代名词。
上海虹口犹太难民居住区示意图
抗议和救助
1938年, 奥地利犹太人在驻维也纳的外国领事馆前排起长队, 申领签证。
宋庆龄（右五）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领导人蔡元培（右四）、鲁迅（右一）、林语堂（右二）等在一起。
1933年5月13日，以宋庆龄为首的一个代表团会见了德国驻上海领事，对纳粹在德国的暴行表示强烈抗议，代表团成员包括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
《以色列信使报》 在1933年6月2日报道了此事。
日本驻立陶宛领事杉原千亩也向犹太难民发放了大量中转签证, 使他们能经苏联、日本来到上海。
何凤山博士, 1938-1940年任中国驻奥地利维也纳总领事,是最早以发签证方式救助犹太难民的外交官之一。
1938-1939年，犹太难民涌入上海
再见吧, 柏林! 1939年, 罗森菲尔德全家离开德国赴上海。
纳粹德国发给犹太难民的护照，上面“目的地”一栏将“伊拉克”改为“上海”，说明上海当时在接受犹太难民方面的重要地位。
意大利轮船公司的广告。 许多犹太难民乘这家公司的轮船来沪。
购买该公司从热那亚到上海船票的定单。
在上海港码头上迎候犹太难民的人群。
犹太难民走下轮船。
河滨大楼在1938年曾作为犹太难民接待站。
大批行李堆积在收容所外。
犹太难民登上卡车。
志愿人员开车把犹太难民送到接待中心。
难民收容所容纳200人的大房间。
为犹太难民临时搭建的淋浴设施。
抵达上海的犹太难民正在进餐。
虹口地区的救护车随时准备接送患重病的犹太难民。
专为犹太难民建立的华德路犹太医院。
医生们正在为犹太难民检查身体。
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CFA）主席米歇尔•斯皮尔曼
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为救助难民，在上海设立办事处。这是办事处旧址。
CFA的领导成员合影
1940年时上海希伯来救济会及收容所的领导成员名单及其活动情况。
该会在救济犹太难民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著名的米尔经学院的师生们奇迹般地逃脱了大屠杀的魔爪，从欧洲来到上海。
图示师生们在上海阿哈龙会堂内继续学习。
佐拉赫•瓦尔哈夫蒂格，1962年至1974年间任以色列宗教部长。
他曾于1941年来到上海，为滞留立陶宛和日本的波兰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做了大量工作。 他在《难民和幸存者》一书中详叙了在上海的经历。
一个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的孩子正在开始学一门新的语言——希伯来语。
犹太难民社区 
嘉道理学校校长露茜•哈特维希
前已提到,嘉道理学校是由霍瑞斯•嘉道理于1939年在虹口创办的。该校的大部分学生是难民子弟。
嘉道理学校的学生在上课。
在虹口也建立了主要吸收犹太难民子女的幼儿院。
嘉道理学校的成绩报告单。课程中包括希伯来语。
犹太难民组织——中欧犹太协会的代表们合影
犹太难民办的德文刊物《黄报半月刊》
阿道尔夫•约瑟夫•斯托费尔（1888-1944），弗洛依德的学生，《黄报半月刊》主编。
《上海犹太早报》 (后改名《上海回声报》) 是上海历时最久的德文犹太人报纸。
奥西•列文, 上海德文犹太刊物的杰出编辑。
另一份犹太难民办的德文报纸《八点钟晚报》。
1943-1944年的犹太日历, 由J.M.埃伦堡在上海编印。
1943年在上海出版的犹太作家短篇小说选。
难民们举行逾越节宗教活动。
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组织十分活跃，这是他们组织纪念报告会的海报。
《流浪的犹太人》是战时上海出版的许多意第绪语书籍之一。
犹太难民豪斯特•列维担任了XMHA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
犹太难民们积极参加上海外侨音乐家协会的活动, 这是当年的会员证。
犹太难民们经常组织戏剧表演, 他们还上演过意第绪戏剧。
犹太难民组织的足球队在上海颇有名气。
1943年虹口收容所俱乐部乒乓球赛冠军。
在国际饭店前留影。
犹太难民在做体操。
唐山饭店的外景
舟山路上的维也纳咖啡馆。
家庭聚会。
在虹口罗伊屋顶花园餐厅消夏的人们。
公平路上一家犹太人开的杂货店。
华德路的路易斯咖啡馆以出售掼奶油而闻名。
米歇尔•曼弗里德与家人在他的商店前合影。
这张照片摄于1946年他关店歇业赴澳大利亚之前。
犹太难民制作的德文和英文商业广告
虹口的一条小街看上去像维也纳的一条街。
虹口隔离区: 为生存而奋斗
纳粹分子在上海十分活跃。这是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纳粹中校赫尔曼•克瑞伯尔在上海德侨集会上行纳粹礼。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居住区”，命令自1937年以来从欧洲抵达上海的难民在一个月内迁入这一地区。
约瑟夫•梅辛格上校，当时任纳粹盖世太保驻日本的首席代表。
他在1942年7月来到上海,向日本占领当局提出屠杀上海犹太人的“上海最后解决”方案
上海阿什肯那齐合作救济协会（SACRA）于1943年2月28日建立，以处理所谓“无国籍难民”进入虹口隔离区事宜。 图为委员会成员合影。
难民在1943年春迁入虹口隔离区。
虹口隔离区内一条难民聚居的弄堂。
犹太难民调查表
犹太难民身份证。
这是另一张通行证的背面，上面的地图划定了通行范围。
犹太难民进入虹口隔离区后，须得到特别通行证才能外出。
这是犹太难民正在隔离区日本长官合屋(自称犹太人国王）处办理特别通行证。
这是一张通行证的正面，上面写有允许外出的时间，还有合屋的签名。
合屋在犹太难民中挑选了几人为其工作, 这是合屋与他们合影
讽刺合屋的漫画，由犹太难民所作。
日本占领当局在虹口组织了“犹太保甲”，强迫犹太青壮年在隔离区担任守卫巡逻工作。
这是犹太保甲在检查出入者的通行证。
图为日本当局的保甲事务所印制的中英文户口调查表。
上海无国籍难民事务所颁发的就业、转业、退休许可证。
难民在虹口拥挤的院子里烧饭。
华德路收容所的厨房内，犹太难民在准备餐食。
两位犹太老人用上海式煤炉煮食物。
培训就业组织（ORT）战时在上海向犹太难民提供多种技能培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该组织发行的介绍1941-1947年在上海活动的小册子。
理发培训班。
木工培训班。
缝纫、熨烫衣物。
学习各种手工工艺。
虹口犹太难民家庭的室内装潢
犹太难民中有一个反纳粹地下组织，岗特•诺贝尔曾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舟山路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这里是虹口隔离区的商业中心
犹太难民与他们的中国邻居在虹口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兴旺的集市上。
1944年在虹口华德路上举行的一次防空灭火演习。
1945年7月17日，美军飞机误炸虹口隔离区，造成难民死亡31人，伤250人。
空袭留下的断垣残壁。
战争结束前夕的虹口隔离区，沉默中蕴含着希望。
战后
日本投降后,犹太难民们在隔离区一堵墙上画了中、苏、美、英四国国旗以示庆祝。
首批美军军官于1945年8月18日抵达嘉道理学校。 后排右侧两人是嘉道理兄弟。
1946年，上海的犹太难民正在细读大屠杀幸存者的名单，寻找他们亲属的名字。
马克斯• 谢德林格（ 中） 和他的朋友（左），他们在战后曾狠揍合屋。
战后初期上海犹太组织的中、英、德文宣传材料。
上海犹太工党领导成员合影于战后初期, 其中大多是来自德、奥的犹太难民。
1947年4月22日,8000多名上海犹太人集会,抗议巴勒斯坦的英国当局将4名伊尔贡成员处死。
奥西•列文主编的《上海年鉴1946-1947》(英、德文),其中详细介绍了上海犹太社团的情况。
德文《新时日报》上刊载的关于上海犹太人选举出席第22届世界锡安主义代表大会代表的报道。
1947年4月19日,上海犹太青年协会编写的纪念华沙犹太区起义4周年专辑，编写人主要是来自波兰的犹太难民。
1948年4月, 虹口“贝塔”成员演出话剧“华沙起义”, 图为部分演员合影。
再见吧, 上海! 犹太难民离开战时避难地前往新的定居地。
再见吧,中国!部分犹太难民经香港前往澳大利亚，这是他们离香港时向救助了自己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告别。中犹传统友谊的历史篇章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如两者都重视家庭纽带和教育功能，两者均吸收了诸多外来文化但主体精神却一以贯之。在中国，从未产生过欧洲那种源于宗教民族偏见的反犹主义。来华犹太人受到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反过来也以自身的文化传统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代以来，中犹两大民族都遭受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因而在反法西斯斗争及民族解放、复兴事业中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纳粹反犹暴行，积极救助犹太难民，在华犹太人也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不少犹太朋友还投入了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有的至今仍在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 “二战”后中国又陷入内战之中，许多在华犹太人因种种复杂因素而陆续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犹太人仍在中国的土地上安居乐业，直至“文化大革命”爆发才被迫离去。在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香港和台湾，则一直存在 着活跃的犹太社团。今天，“中国犹太人”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的性格、喜好、职业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点——将中国视为“故乡”，称自己为“中国通”。他们不忘在中国度过的难忘岁月，纷纷建立联谊组织，经常举行活动，还出版各类刊物。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他们纷纷携子女重返故里寻旧访友、参观旅游，有的还来华投资经商，参与到“故乡”新一轮大发展的热潮之中。1992年中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进一步促进了犹太人重返中国的潮流。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又出现了由工商业者、技术专家、外交官和留学生组成的新的犹太居民群体，而在回归中国后的香港，犹太社团也更显勃勃生机。
由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人和犹太人在中国土地上谱写的中犹传统友谊的历史篇章，将在人类发展的史册上永远闪烁灿烂的光芒。
互相同情与支持
孙中山先生在写给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伊斯拉(即前面提到的埃兹拉)的信中，对犹太民族的复兴事业给予热忱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收集在《孙中山全集》中由英文转译成中文的函件。
孙中山与其夫人宋庆龄合影。前已提到宋庆龄强烈抗议纳粹反犹暴行并全力救助犹太难民。
1918年12月14日，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箓复函上海锡安主义协会，表示中国支持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民族家园。
1939年，中国国民政府曾计划在云南划定寄居区域，安置欧洲犹太难民。后因种种复杂原因未能实施。
这是披露该史实的文章。
这是前面提到的何凤山博士当年签发给犹太人赴上海的签证。
当年的犹太难民海因茨•柯亨，现住洛杉矶。他激动地说：“我永远感谢中国人民，因为如果不是他们的救助，我就不可能在这里向你们讲这个故事”。
莫里斯•科亨（1887-1970），1922-1925年间任孙中山先生的副官。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他曾为多位中国领导人工作，升任中国军队中的犹太籍将军。
1949年后，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亲密朋友。他不论到何处总是佩两把手枪，博得了“双枪科亨”的外号。图为科亨在南京中山陵献花圈。
1950年，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宋庆龄会见科亨。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早年参加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
图为爱泼斯坦（左一）与该同盟领导人宋庆龄（左四）、廖承志（右一）等合影。
迈克尔•鲍罗庭，俄国犹太人，1923年9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曾任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国民政府最高政治顾问。
中国在其他国家拒绝犹太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给予帮助，允许他们避难中国，很多犹太人心存感念，但是有一些不懂不了解历史的犹太人却做出了伤害中国人的事情，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希望他们强盛，更希望犹太人能为中国发挥他们在世界的政治影响力，我们可以是两个友好共患难的国家 | 欢迎光临 环球论坛 (http://bbs.huanqiu.com/) | Powered by Discuz!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