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英九批准达赖访台的政治危机
作者：肖永国
自2009年8月27日应高雄市长陈菊等民进党七名县市首长邀请达赖喇嘛到台湾举办水灾祈福法会，马英九批准达赖访台以来，两岸政治、社会组织或个人对此发表了诸多评论。大陆国台办也在第一时间明确表示“坚决反对”。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大陆国台办还是两岸评论者，大多数是把政治矛头放过马英九而仅仅对准台湾民进党。
对此，有人说台湾民进党邀请达赖访台是要打击民望下跌的马英九，所以“罪魁祸首”是台湾民进党。还有人说台湾民进党邀请达赖访台是政治阴谋，目的是陷马英九于“不义”，如果批评马英九就是落入了台湾民进党设置的政治陷阱。我的确不愿意评价哪一种观点的正与误，但是我愿意与关心两岸关系的朋友分享我的一个生活体验，并希望大家都能获得好的启示：
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大陆农村多是一家一户的庭院，一般都会养中型的“土狗”用于看护院落。这与城市里养的宠物狗是不同的。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发现了一种现象：当农村的土狗吃东西的时候，如果要动狗的饭碗，农村土狗都会发出警告性的低鸣，甚至会撕咬动狗饭碗的人，即便对主人也会如此。于是，为了防止土狗咬人，一般主人都会用一个棍子去动狗的饭碗。这样，狗就会毫不犹豫的咬住棍子一段时间后松口，继续护住饭碗或进食。如果主人反复用棍子这么做的话，狗会做出相同的反应。
从小到大，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狗为什么不绕过棍子直接咬拿棍子的人呢？
事实上，这个问题与“马英九批准达赖访台”是“同解问题”。
一、“达赖喇嘛”成为政治问题的由来；
“达赖喇嘛”是一个蒙古语和藏语合并的词汇,意思是“大海一样的上师”。最初,这是1578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赠给藏传佛教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的尊号。由于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这一尊号世世相袭直至现在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十七世纪中叶,第五世达赖喇嘛依靠蒙古骑兵建立了格鲁派政权,清王朝也逐渐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1653年，第五世达赖喇嘛晋见了清朝顺治皇帝,并得到了一个确认他的政治宗教地位的正式册封,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对西藏近三百年的统治。直到1933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 1940年西藏地方政权认定祁家川当采村的藏族农民祁却才仁和妻子德吉才仁5岁的儿子拉木登珠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1949年2月5日,中国中央政府对摄政热振活佛的请求给予批复,免于对灵童掣签,特准拉木登珠继位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是西藏噶厦政府决定于22日在布达拉宫东大殿举行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灵童拉木登珠变成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从此,这个农家孩子就成为政教合一社会最高、最神秘的代表人物。严格地说，拉木登珠或丹增嘉措才是马英九批准访台的这个“达赖喇嘛”。
1949年10月,大部分中国人都沉浸在获得解放的欢乐之中时，在青海塔尔寺的第十世班禅喇嘛恳请人民解放军进藏驱逐外国政治势力。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执政者是摄政达扎•阿旺松绕, 由于他和他的部分追随者都反对新中国的中央人民政府,试图搞“西 藏 独 立”的决心很大。于是，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希望西藏方面派出和平谈判代表。当时的西藏地方政府 ,不但不响应中央的指示, 一方面调集了当时90%的藏军,前往西藏东部,部署在金沙江沿岸,以图阻挡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派代表到国外,希望得到外国对藏独势力的援助。然而,派到国外的那些代表团所发出的请求,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响应,甚至连他们的旅行证件也得不到承认。
与此同时,一部分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开始向西藏前进，结果藏军彻底失败。这就是历史上的“昌都战役”。1950年10月底，昌都战役藏军的失利,给西藏上层人物们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于是很多官员主张结束达扎的摄政。由于丹增嘉措尚未到亲政的年龄,于是提前亲政的事必须请护法降神给予“神断”。神的指示是让16岁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亲政。从此,达赖喇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政治生涯始终处于三种政治力量的纠结、矛盾和犹豫之中。即：
1、 新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感召；
2、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势力；
3、 西藏宗教政治力量的起伏和消长的变化；
但是，本质上，一个没有民族、国家和人民意识和概念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命、地位和权力。随着西藏政治和社会的大变革，这既是后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反复不定和朝秦暮楚的原因，也是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望天打卦”出逃、宣布“西 藏 独 立”，最终盘踞印度而走向叛国之路的根本原因。
二、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本质身份是什么？
自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达赖集团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后，他们将每年的３月１０日称之为所谓“起义日”、“抗暴日”。达赖集团在每年的３月１０日都要举行所谓“西藏起义日”的纪念活动，并且结合每年的形势开展不同形式的分裂破坏活动。
为此，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并设立“西藏青年大会”、“西藏妇女协会”、“九•十•三运动”、“西藏全国民主党”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等五个“藏独组织”，利用中国不同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阶段试图搞大规模的混乱、破坏活动。
即便没有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这些恶贯满盈的政治言行，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身份也不是西藏宗教唯一的领袖，也不是西藏宗教最高的领袖，更不是西藏宗教的共同的领袖。
西藏宗教在藏传佛教以外还有别的宗教，如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藏传佛教内部也有许多教派。佛教正式传入西藏是在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时期。到１１世纪中叶以后，西藏佛教进入各个教派形成时期，相继出现宁玛、噶当、萨迦、噶举、格鲁五大教派及其一些支派，另外有一些小的教派，还有佛教和西藏原始宗教相结合而成的苯教。这些教派各有自己的主寺、祖寺、创始人、传承体系和教派领袖人物。
在西藏不同寺院、不同僧人以及信教群众都有不同供奉和崇敬的宗教领袖。这就是说，达赖喇嘛并不是西藏宗教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
即使从达赖所属的格鲁教派来说，达赖也不是宗教地位最高的代表人物，更不是唯一的最高领袖。格鲁派的创始人是宗喀巴，而宗喀巴采取佛祖释迦牟尼的传承方式把衣钵传授给自己的大弟子，由此形成了甘丹赤巴传承体系。甘丹赤巴成为格鲁派中宗教地位最高的人物，地位高于达赖和班禅。拉萨举行每年一度的祈 祷 大 法 会时，只有甘丹赤巴才能坐在祈 祷 大 法 会的法座上。因此，即便在格鲁派中，甘丹赤巴才是共同的、唯一的最高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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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系统的所谓政教地位，实际上是自五世达赖以来，因为得到了蒙古贵族军事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册封、支持，拥有了更大的管辖范围，才逐渐成为西藏地方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实力集团，达赖成为西藏地方权力机关即噶厦政府的总代表。在日喀则地区则还有班禅的辖区，同样得到清朝中央的直接授封和管理。
正如达赖在印度试图搞政治分裂之际，周恩来对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最后的劝喻：菩萨一旦离开寺庙就不再是菩萨了。同理，达赖喇嘛只有在西藏才是信教群众心中的“佛”，一旦离开了西藏，或许可以骂骂共产党，但是本质上已经失去了宗教价值和地位了。
由此可见，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本质身份是“政治流亡”的西藏宗教人士。
三、正确认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由于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本质身份是“政治流亡”的西藏宗教人士，所以需要从两个方面正确认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1、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政治身份是试图“西 藏 独 立”的政治流亡人士的代表；
2、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社会身份是西藏宗教格鲁派成员之一；
因此，正确认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应该从两个层面入手：
（一）从政治层面认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在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以宗教的名义鼓噪西藏信教群众或不法之徒危害国家统一和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就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分裂人士。对于达赖访台的目的，绝不是一位宗教人士为“88水灾”超度亡灵。
众所周知，达赖喇嘛丹增嘉措领导的“西藏流亡政府”与“台独政治势力”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都是试图对中国搞政治分裂。这是台湾民进党的县市长邀请已经“走下神坛”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访问台湾的主要原因。至于请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为亡灵做“宗教超度”与我为马英九做“政治超度”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且我能超越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地方是：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最多仅仅是为台湾无辜的逝者“算命”，而我是在为马英九科学的终结“中华民国”的政治梦想，仅此而已。
（二）从宗教层面认识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诚如以上所述，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是一位“三不和尚”，即：既不是西藏宗教的唯一领袖，也不是西藏宗教的共同领袖，更不是西藏宗教的的最高领袖。
而之所以会有人相信这位“三不和尚”，就犹如《西游记》中的“真假孙悟空”的桥段一样：之所以会出现“假孙悟空”是因为无人能识别“真孙悟空”。那么，为什么不能让全球认识“真孙悟空”呢？因为“去伪存真”的核心在于全球民众必须要具有“甄别真假”的能力。
人民群众掌握和运用理论的能量，在各个阶段的历史都见证过了。同样的，如果西藏宗教界能够组成一个“西藏佛教团”，并且能够实现全球的参访，甚至在“三不和尚”盘踞或窜访的国家或地区“讲经说法”，又怎么会有象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这样的人肆虐横行呢？
换句话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之流象杂草一样生长，恰恰说明是优秀的种子没有发挥优势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是中国的政治问题，的确是对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的高估。
四、正确应对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窜访台湾的问题；
有人说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窜访台湾体现了“藏独”、“台独”和“独台”三股政治逆流的合流，会对中国统一事业制造政治障碍或麻烦。
这恐怕高估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能量，也高估了“台独政治势力”的政治能力，更高估了马英九执政当局的政治高度。原因很简单：一只臭虫是臭虫，三只臭虫仍然是臭虫。即便是一群臭虫“搞联欢”，也无法改变臭虫的本质。“臭虫们”需要的仅仅是“灭虫剂”而已。
由此可见，把“藏独”、“台独”和“独台”三股政治逆流的合流视作中国统一大业的政治障碍，其本身就是对中国大陆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能力的政治侮辱。因为中国大陆要完成中国统一大业，必须在调查和掌握中国内外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在任何时候都要分清轻重、主次和缓急，以多种方式循序渐进地全面解决。
这就意味着，所有关注中国统一大业的人们至少要回答好三个问题：
1、 “发展两岸社会关系”与“推进两岸政治关系”，孰主、孰次？
2、 “根植于台湾民众”与“转变马英九”，孰轻、孰重？
3、 形成“控制和影响台湾发展”的现实力量与实现和平统一，孰急、孰缓？
显然，当前符合两岸实际的适合答案是：中国大陆在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的环境下，以两岸实现“大三通”为标志，在一定时期是以“根植于台湾民众”为政治基础，通过“发展两岸社会关系”为环节，形成“控制和影响台湾发展”的现实力量为根本目标。这一时期就是“和平发展时期”。
在台湾存在主张“台独”或“独台”的政治势力的环境条件下，在中国大陆主导两岸关系发展的努力下，台湾政治和社会必然是处于“和平发展”与“对峙冲突”两种政治路线并存的发展阶段。这就意味着：两岸所处的“和平发展时期”仅仅是初级阶段，出现政治波折是无法回避的政治过程。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与波折中，中国大陆不仅要学会持续维护“一个中国”的政治前提，也要形成驾驭“和平发展”与“和平统一”的政治领导能力。
在两岸的“和平发展初级阶段”，打着“政治善意”的旗号，如果中国大陆不顾“一个中国”的政治原则，做出持续性的政治让步仅仅是政治愚蠢的表现。此等两岸“零和模式”除了葬送中国统一大业外，没有第二种政治结果。这是在两岸统一的问题上，脱离两岸实际搞“政治瞎折腾”。换句话说，葬送中国统一大业的政治力量，在两岸政治实力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只能存在中国大陆内部，而不可能存在于台湾政治和社会的内部，也不可能存在于台当局的政治决定，更不可能是“藏独”、“台独”和“独台”三股政治逆流制造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窜访台湾的问题。
具体地说，一年多来，中国大陆纵容台当局扩大国际空间、突破“奥运模式”而臆造“高雄模式”及国际环境下对“中华民国”的“政治容忍”等，都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破坏。台当局以“独台”的片面政治现实试图撬动“一个中国”的两岸完整的国际事实，中国大陆居然予以政治配合，难道还能有比“政治愚蠢”更恰当的形容词吗？自重者，人自尊之。中国大陆持续性的对“一个中国原则”搞“政治漏气”，还能指望台湾政治和社会尊重“一个中国原则”吗？
如果中国大陆能通过“马英九批准达赖访台”的政治事件做出科学的政治调整，那么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对台湾的窜访，也仅仅是提醒中国大陆的“政治树叶”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谓“圣者怀秋，明者识秋，智者知秋”。倘若树叶都已经开始纷纷飘落，而中国大陆仍然做不到“一叶知秋”，还认识不到秋天的来临，那才是中国大陆领导中国统一大业的政治悲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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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gaomi_xiao 于 2009-8-30 07:5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