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
每个有良知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希望我国尽快强大起来，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残酷事实是，由于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太大，虽经全国人民六十年的共同努力，我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拉近了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拉近不是接近，更不是超越，而且，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比如说，中国的智库人员为美国办事和郭京毅类官员的互动，有的曾经拉近的距离又拉远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人民更需要学会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创新，提高我国拓展生存空间的能力，这才是比较优势中的理优选择。
有人认为，所谓比较优势就是守住低端产品求生存。其实，这种比较优势的思路，不过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扼阻我国发展的方法而已。但有的占居我国话语权或权力高端的先生们，却以美国扼阻我国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导我国的发展，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但是，醒悟过来的中国人民，能在我国前二十八年的历史中创造出进入前六工业国的世界奇迹，也一定能从比较优势理论相反的角度，真正寻找到我国最优的发展途径。因为，从哲学的角度讲，正拴的绳扣需要从反方向才能解开，如果顺着正方向解绳，只会越解捆得越紧。
如果我们敢于直面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意识形态、金融主权、经济主权等，已被西方国家严重解构，并且直到目前为止尚无根本好转的迹象。人们知道，意识形态并不单单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国家价值判断的标准问题，失去意识形态即价值判断标准是十分可怕的。但到目前为止，有的高级官员还声称与世界接轨，消除我国意识形态的色彩。而消除我国意识形态色彩，就意味着西方的价值观念替代我国的价值观念。2008年，我曾在一次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我国出现经济危机并不可怕，美国赖账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脑子出了问题，也就是价值判断体系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对未来的问题总是判断不准，而且，预测往往与结果相反。
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为我国提供决策支持的大脑，比如说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政治学研究工作者，其价值判断体系全换成了美国货。而美国的价值判断体系，恰恰是扼阻我国发展的价值判断系统。因此，在座谈会上我曾大声呼吁：重构我国的价值判断体系比解决经济问题更为重要。因为，我国的经济问题明明是个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应该加大调整消费结构的力度，提升经济发展能力，但事实上，我国的一些部门却往往采取了相反的措施，解构中央的正确决策。
诸如此类的无数事实证明，我国人民同“美国派”的斗争还任重道远，还需要全国人民团结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共同努力，清除“美国派”对我国的不良影响，重新建构以立国思想为主体的、我国独立的价值判断体系，大约到2013年前后，我国新的价值判断体系才可能建构起来。这期间，“美国派”可能会以反左的名义大肆反扑，艰难与曲折再所难免。其实，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捍卫国家利益的问题，根本不是个左右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美国派”之所以敢于以反左的名义解构我国的发展能力，损害国家利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主体价值判断体系的丧失。
价值判断体系重构之后，再经过十年左右调整消费结构的时间，我国具备了独立的经济发展能力，才能算走上了真正的强国之路。而调整消费结构的关键所在，在于重新规制动态均衡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机制和人民民主也即人民群众拥有政治经济制度选择权、决定权和管理权的程序机制。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
有人认为，我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的途径是和国际接轨，但是，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我国意识形态和国际接轨的那天，就是我国彻底成为西方精神殖民地的开始。而一个国家成为别国精神上的殖民地，比之军事占领还要严重千倍万倍。对于这个问题，为政者不可不察。
200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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