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作者为独立人士，不从属任何机构、组织；本文所提及的建议、预测不应视为是任何官方机密的透露，本文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意见，是作者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可能性的研究所得。[附注：本文初稿完成于2003-2004年。近期由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如中国与东盟首脑论坛和中国-非洲首脑合作论坛的相继举行、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回暖、俄罗斯对外国移民严加控制，使得本文的一些基本立论得到间接证实。我们发表此文的目的是希望各方能够在理性的基础上相互回应、减少未来的不确定性。]

 

1：概述

　　1-1：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

　　1-2：战略目标的实现前提

　　2：美、欧战略——全球战略的主干

　　2-1：与美国的关系定位

　　2-1-1：美国的困境

　　2-1-2：美国可能的转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2-1-3：中国的对美策略

　　2-2：与欧洲的关系定位

　　2-3：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关系定位

　　3：东亚（东北亚与东南亚）战略——核心利益的基石

　　3-1：建立东亚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3-2：与日本的关系定位

　　3-2-1：日本的困境

　　3-2-2：日本的国家定位

　　3-2-3：中国对日本的策略与手段

　　3-2-4：琉球群岛问题

　　3-3：与台湾的关系定位

　　3-4：与朝、韩的关系定位

　　3-5：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定位

　　3-6：与缅甸的特殊关系

　　4：非洲与俄罗斯战略——积极进取的方向

　　4-1：与非洲的关系定位

　　4-1-1：非洲的困境

　　4-1-2：中国与非洲合作的前景

　　4-1-3：中国与非洲合作的保障措施

　　4-2：与俄罗斯的关系定位

　　4-2-1：俄罗斯的困境

　　4-2-2：中国与俄罗斯合作的基础与前景

　　4-2-3：对可能出现之困难的对策

　　5：中亚、南亚、拉丁美洲、中东战略——有选择的互助关系

　　5-1：与南亚各国的关系定位

　　5-2：与中东各国（含撒哈拉以北各国）的关系定位

　　5-3：与中亚（包括蒙古）各国的关系定位

　　5-4：与拉美各国的关系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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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

　　中国首先应该成为一个地区性强国，然后才能成为一个世界性强国。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目标应该是：扩大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让周边国家充分认识到中国发展给他们带来的机遇、通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扩大互信、形成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具体而言就是：1.克制与美国的利益摩擦、降低美国的敌意，默认美国对世界的主导作用、尽可能不卷入与美国的军事对抗当中，在不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与美国的全面合作；2.重视与欧盟的关系，在诸多全球性问题（如环境保护、资源分配、全球正义等问题）上与欧盟形成良性互动；3.建立包括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在内的东亚（东北亚-东南亚）联盟，联盟的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和平”，联盟的运作方式应该仿效欧洲联盟，中国和日本在其中的作用应该类似于欧盟中的法国和德国；4.获得经由缅甸进入印度洋的通道，利用非洲的资源优势、政策优惠以及中国的人力、技术和资本，建设中国与非洲各国互利合作的机制；5.在人员交流、资源供求等领域发展与俄罗斯的互利合作关系，与中亚、中东、拉美、澳洲各国建立稳定、互利的经济贸易关系。

　　1-2：战略目标的实现前提

　　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美国战略挤压固然与美国在扩张性价值观主导下试图维护其霸权地位的“本能”有关，但是中国政府近些年所表现出来的功利主义行为方式、对社会内部和谐与公正的漠视也难逃其咎。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这句话至少包括两个含义。首先，社会的内部凝聚力是国家软实力（即国家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的内在表现，而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物质实力——包括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共同组成的国家整体实力是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决定性力量。中国在物质实力虚弱的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被视为国际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原因就在于国家软实力的强大——它既表现为当时中国社会内部的团结、也表现在当时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对弱势国家和民族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其次，作为软实力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及由价值理念衍生的行为原则涵盖内政、外交各个领域，一个国家的对外行为原则是对内行为原则的延伸。行为原则的内在统一性使世人难以相信“一个对内采取压迫弱势阶层的政府会善待弱小民族和国家而不会成为参与掠夺和分赃的新殖民主义者”，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和平崛起论”持高度不信任的根源所在。因此，中国政府若希望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而不被视为一个新殖民主义者，就应该首先改善国内的状况，使构建和谐-公正社会的理念不仅仅成为一种宣传、而且真正成为一种实践。这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前提条件。

　　在一个利益角逐的时代，如何使被视为“东方异类”的中国避免沦为共同敌对的“恶霸”式国家、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倾倒物质垃圾和道德污水的对象，是中国领导人必须应对的巨大智力挑战。中国需要反思大国强盛之路的利弊得失，摒弃“通过战争取得强国地位、通过战争维持强国地位”的模式。建立在民族国家自利基础上的强盛是短暂和不稳定的，为了中国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应该提倡以“超越民族对立和阶级对立”、“尊重个人价值”、“实现人类社会和谐公正”为主旨的新人本主义价值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建设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新型世界秩序。

天极赶早还是贪晚？

2：美、欧战略——全球战略的主干

2-1：与美国的关系定位

　　2-1-1：美国的困境

　　当前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制造业的空心化正在蚕食美国的经济实力，一旦世界资本流向发生逆转使得美国的虚拟经济难以为继，美国将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扩张的本质与其宣扬的“民主”、“自由”理念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使其失去道义优势，坚持霸权主义使美国正在被视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诸多困境（如环境、社会公正、可持续发展等）的最大障碍；深深的不安全感会驱使失去道义优势的美国越来越借助于军事力量，过度使用军事力量将损害美国的发展后劲。

      全球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具有两面性，对美国也不例外：一方面，全球化使丰裕的国际资本、廉价的消费品和优秀的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到美国；另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又在驱动着美国本土的资本、技术和工作机会流向能够带来更为丰厚利润的地区。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类似于罗马帝国一样的“贡物吸纳者”：虽然本土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在不断衰落，但是凭借着独一无二的霸权地位，美国不断地通过吸纳国际资本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有学者称这一某模式为“信用卡经济”。

　　支撑信用卡经济模式的基础，表面看来是美国的金融垄断权——主要体现在美元作为世界基础货币的地位、美元被强制性地作为世界石油市场的结算货币，但是在金融垄断权的背后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事实上，类似于罗马帝国借助于军事征讨建立和维持“贡物吸纳”模式，美国的“信用卡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凭借美国在全球的军事霸权得以维持。虽然美国的“信用卡经济”在短期内仍然继续凤光，但是其潜在的危机则已然显现：一旦美国强大的军事霸权难以为继，就将直接地影响美国的金融霸主地位；一旦美国金融霸主地位不在，美国的“信用卡经济”就将崩溃。因此威胁美国霸主地位的关键是军事实力的衰弱、安全恐慌、和信用破产。

　　2-1-2：美国可能的转向及对中国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和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难以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称霸全球的目标，美国的全球战略已经进入到需要盟国的多方合作时代。可以预计，为了保障美国国家的核心利益，美国政府将被迫实施战略转变。“‘有限霸权，间接管理’可能会成为美国国内决策层的共识。‘有限霸权’指的是，美国战略目标必须量力而行，学会节制，美国将主要资源及力量集中于攸关自身利益的关键点上。......‘间接管理’就是美国避免直接干涉或介入冲突，通过‘增强联盟和伙伴关系’，将行动的权力交给自己的战略盟友。美国力求担当一个远离冲突，貌似公正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通过利诱、施压、斡旋和机制安排达到美国的外交目标。......在美国全球战略性收缩的情况下，华盛顿当下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就是要物色和培养好‘管理世界’的战略伙伴。”[储昭根《美国全球战略张弛术:在有限扩张外衣下迂回收缩》]

　　面对中国国家实力的提升，美国政府正在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是与中国建立互利合作的关系、还是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压制手段？导致美国对中国定位举棋不定的原因虽然有意识形态差异的因素，但是更为主要的是受益于扩张性价值观的霸主对潜在争夺者防范的本能。尽管美国对中国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但是我们认为：一旦美国在中东等问题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美国将会为了维护其核心利益而试图以承认中国在东亚的核心地位为诱饵、换取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追随和支持美国，至少是在全球范围内放弃对美国核心利益和现行制度的挑战。

　　具体而言，与中国相关的策略转变可能包括：从“遏制为主”转向“利益分担”，允许（而不是限制）中国在维持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方面发挥越来越大作用。[附注：我们认为，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论述是这种策略转变的产物。利益相关者的定位可以视为美国政府被迫承认中国崛起的现实、试图在现行世界秩序内接纳中国。]美国对中国策略的转变或许会产生这样的远期结果：如果中国政府愿意，中国将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友。[附注：托马斯.巴奈特在《行动蓝图：一个值得创造的未来》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看法：（让中国领头在亚洲成立类似北约的组织将）“一劳永逸地解决朝鲜核问题及东亚的导弹防御问题，为在东亚建立一个北约式的军事同盟清除路障。有了军事同盟后，美国不仅可以将在亚洲的军事力量抽调到中东和非洲，也可以同中国在中东和非洲进行军事合作。”]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策略转变既有有利之处——弱化中美之间在短期内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减缓中国由于实行国家现代化而招致美国的敌意；同时也有潜在的弊端——如果中国接受美国的定位，则可能使中国被视为功利的投机主义者和美国的附从、激化中国与全球反美势力的矛盾。我们认为：接受美国的定位（在全球事务中追随和支持美国）不仅损害中国长期的国家利益，而且有损于树立中国在重建“后美国时代”全球秩序过程中的领导者地位。

引用:

原帖由 973256902 于 2009-6-21 00:59 发表 天极赶早还是贪晚？

睡得晚也起得早，精神相当好

       2-1-3：中国的对美策略

　   对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如何制定合理、现实的对美策略将是中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问题。

      由于美国是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必然会倾其全力维持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并强化在其中的主导作用。美国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目前一强凌天下的地位，并且极力防止任何国家向其现有的霸主地位发起挑战，这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这点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不会变化，变化的仅仅是贯彻这一原则的手段。

      在美国的国家战略中，中国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鉴于中国的日渐强大，美国意识到需要把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亚太地区的决定性力量和维持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重要合作伙伴、力图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另一方面，由于对中国的不信任，又经常把迅速崛起的中国视为必须加以防范的对象；一方面，鉴于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的互利、互补，需要维持美中关系的总体稳定、谋求现实经济利益，另一方面，由于顾忌中国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强大冲击（包括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争夺），需要采取牵制、约束的办法，防止中国的迅速崛起形成对美国的现实挑战。我们认为，造成美国政府对华策略摇摆不定的关键在于：美国的决策者们既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需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又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种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源于对对方战略意图不明了而产生的怀疑、同时也被彼此的价值观差异所放大。

　　具体而言，造成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首要原因是当下的霸权国家与潜在的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对立。对失去霸权的焦虑、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不信任正在困扰着当代美国的决策精英，从而构成当代美国政府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背景。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应该明晰美国决策精英的这种心理，通过提升本国行为和政策的透明化和可预测性、清晰地表明中国未来的战略目标，尽可能减少美国政府的疑惑和猜忌。此外，中国政府在与美国的交往过程中不仅应该强调双方交往合作的互补性和互利性，而且在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寻找加强合作的机会。总结国家交往的一般规律可以发现：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是缓解两个相互竞争国家对立紧张关系的“解药”。因此，在中美关系中至为重要的是如何找到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找到能够强化彼此利益认同的“对立第三方”。

　　造成中美之间互不信任的第二个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一个历史短暂的移民国家，美国要依靠其号称“美国理想”“美国梦”的意识形态来强化国民的民族认同感。夸大中国的社会弊病、批判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可以突出“美国理想”的正确与优越、增强其民族凝聚力，因此美国的政界和舆论界将继续乐此不疲。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相信“中国将来强大了也绝不称霸”的承诺，这是建立在几千年历史传统之上的思维定势。在自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明发展过程中，国家强大与商业贸易、海外殖民、军事扩张、争夺制海（空）权密不可分，因此在欧美国家的话语体系中，强大与称霸是同义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相信：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在内政、外交领域真正实施以和谐、公正为核心理念的新人本主义思想，不仅可以有效缓解中美双方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有助于缓解中国的迅速崛起对美国主流社会的心理冲击、改变中国由于美国舆论界的丑化而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形成的负面形象。

我们建议中国政府从如下三个方面制定未来的对美策略。

　　1.“高筑墙”：全方位发展国家实力、加速发展保护中国核心利益所必需的防御性武器；表明中国核心利益的所在、宣示保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决心和原则——“战争是解决利益争端的最终手段、和平协商优先于战争选择”、“不排除动用战争手段保护核心利益”、“一旦开战、必将竭尽全力”。苏联的瓦解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在彼此对峙的过程中，弱势一方的首先妥协意味着此前所有为对峙所准备的资源的浪费、并由此产生信心丧失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对于处于弱势的一方（如中美关系中的中国）不可轻易言战；但是，一旦进入战争对峙状态、就必须有超过对手的坚强意志支撑下去而不能再主动求和。因此，在不具有与美国长期对抗的实力之前，中国应该回避与美国的直接（以战争相威胁的）对抗，而采用相对柔性的“接触式摩擦”--即所谓的“斗而不破”。

　　2.“广积粮”：明确提出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原则、并将其贯彻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从而树立起中国的道义优势；在国际社会全方位地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赢得各国尽可能多的尊重；坚守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外交原则、承担大国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而不是被视为国际社会的投机分子。

　　3.“缓称王”：采取与美国“化敌为友”的方针，默认美国的“国际盟主”地位，承认美国为维护现行世界秩序、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在对美国敌视中国的企图做出必要的防范和准备的基础上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在经济、科技领域保持与美国的合作关系，有条件地支持美国的“虚拟经济”，在不损害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和价值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中美合作中的各种摩擦；通过各种途径、各个层次的交往让美国公众了解中国的现实困境（如让美国政府与民众切身感受到中国沉重的人口和环境压力）、自身定位和对人类未来发展的期望，促使他们自发地认识到“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积极帮助中国解决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比遏制中国更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中国民众正确认识美国，合理分析美国各方面的情况，不把美国理想化、不对美国抱有幻想，也不把美国妖魔化、邪恶化，以发展变化的而不是僵化的眼光观察美国。

　　只要中国不成为美国迫在眉睫的威胁，美国就会有所顾忌、不会倾全力对付中国，中国就可以在压力的夹缝中得到生存、发展的机会。“若把必要的妥协、暂时的让步在爱国主义情绪支配下等同于‘屈膝投降’，将会招致国家利益更大的损失，并带来更大的屈辱，保持实力与强硬态度之间的合理平衡是外交艺术的核心问题。”[倪乐雄《中美冲突的本源因素及不确定性》]

2-2：与欧洲的关系定位

      欧洲相对美国而言处于弱势并且较少具有侵略性。在美国称霸全球的当代，中国与欧洲具有较多的共同利益，积极发展与欧盟的关系是制衡美国的有效武器。欧洲也是美国、日本之外，中国最重要的技术、资金输入国和产品输出市场。扩大中国在欧洲国家的影响、促使欧洲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感受到中国在社会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特别是沉重的人口和环境压力，寻求这些国家的理解和帮助，是现今对欧洲关系的主要任务之一。

      中欧之间没有中美之间那样的安全障碍，并且在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行动中，中国与欧盟（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建立起了互相支持和借重的关系，这为未来中国与欧洲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从发展趋势来看，中欧之间的关系将会越来越紧密，双方存在着互利合作的广阔前景——欧洲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中国需要欧洲的资金和技术。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在文化、观念、制度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双方在未来的合作中（特别是在经贸领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摩擦。

　　虽然中欧之间在民主和人权等领域仍然存在着分歧，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中国对欧盟持有敌意的理由，而应该加强彼此沟通、并将这种沟通转化为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种促进。由于欧盟在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较为先进的理念，因此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加强与欧盟的合作。

　　未来中-欧的关系定位应该是：加强双边政治关系，借助欧洲约束美国的霸权；加强双边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加强在人权、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沟通。同时中国政府还应该看到：在不远的将来，欧洲将步日本的后尘进入人口负增长的阶段，加之9.11事件之后在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的不信任感会减缓**人口的输入速度，这将为中国人口向这些国家的输入创造有利条件。尽管可以预计，这种人口输入的力度对于缓解中国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所起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随着中国受过良好技能培训的人口在这些国家的比重逐渐上升，必然会带来彼此间更加密切的全方位联系，不仅从对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理解方面，还是在现实问题的倾向性方面都会产生积极的效果。因此中国政府应该鼓励受过高等级教育的专业人员积极向这些国家移民，并与移民输入国政府谈判寻找合理分配移民在这些国家所创造财富的方法。

　　2-3：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关系定位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对于中国来说是两个具有相似特点的国家：首先，由于语言、文化的相通，这两个国家与美国有着极为密切的利益关联和人员往来；其次，在价值理念方面与欧洲国家较为接近；第三，部分领域的制造业和科研水平较为先进；第四，资源丰富、人口稀少，并且都拥有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这四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关系有别于与美国和欧盟的关系，中国与这两个国家的未来定位应该是：注重经济关系、技术交流、人员往来；在人权、环境保护等方面实现合作。

3：东亚（东北亚与东南亚）战略——核心利益的基石

　　东亚地区是中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集中的地区，同时，中国也有条件在这里争取更多的发挥空间。无论是对地区冲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维护和平与稳定，还是促进地区的经济合作，中国的作用都不可取代。立足于东亚应该是中国现阶段外交战略的重点。在东亚建立地区多边合作体系（东亚联盟）是大势所趋，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推动东亚联盟的建立。

　　3-1：建立东亚联盟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的地区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崛起也不能摆脱这一模式。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20世纪自90年代初以来，地区共同体意识在全球扩展，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争相抓住的历史机遇，而东亚地区尚未有大国（包括日本）搭上地区主义的帆船，这对中国既是难得的机遇，又是莫大的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一对矛盾统一到地区主义思考上来，成为中国战略谋划必须审慎思考的重大议题，也隐然成为中国崛起的基础性条件之一。”[门洪华《国家主义、地区主义与全球主义--兼论中国大战略的谋划》]

　　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美国有可能在有限扩张的外衣下实施迂回的全球战略收缩，即将战略的重心转向与美国国家核心利益密切相关的中东地区而弱化相对次要的东亚地区，因此中美之间存在着战略合作的现实可能。我们预计：如果中国不在涉及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领域对美国发起挑战，美国将不会把战略进攻的重点转向中国；如果中国能够在美国的全球计划框架内给予协助，美国将会在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的主导权方面对中国给予一定的让步，至少不会单方面支持日本。中国能否取得东亚的主导权取决于美国是否准备在此方面退让，中日矛盾、台湾问题的本质是中美在东亚主导权方面的博弈和利益交换。

　　建立东亚联盟，需要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因此如何确立未来东亚联盟的共同理念和目标是作为东亚联盟核心的国家必须率先解决的问题。实现世界一体化目标有两种路径选择：最理想的路径是通过改造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同步推进一体化进程；更现实的路径是先在小范围内加快一体化进程，形成未来世界共同体的一个紧密核心层，再把其它自愿参加的国家吸收进来。为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主导国家，中国首先需要确立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才能够借助于这一舞台逐步接近在全球范围“促进建立民主化的超国家共同体”的目标。

　　建立东亚联盟的第一个关键因素是取得美国的谅解。在不太长远的未来，美国战略扩张势头极有可能由盛而衰，美国面临着由“全面进攻战略”转向“重点地区进攻与边缘地区维持相结合”的战略。在一个并非美国核心利益所在的地区（东亚）保持对一些重要国家（如中国、印度、日本、俄罗斯、韩国）不合情理的优势，对于美国来说不仅不必要、而且可能被视为是一种浪费。因此，如果美国能够相信“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对其霸主地位发动挑战”，那么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选择将可能是“维持其影响力而不是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即“试图做一个离岸的平衡力量而不是直接的干涉者”。对于中国来说，如果试图成为未来东亚联盟的核心，就必须与美国达成相互信任的谅解，使美国相信中国的目标是为了东亚地区的稳定、和谐，而不是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中国不会以此为基础挑战美国的霸权。由于未来美国将意识到自身力量的薄弱，在维持现行世界秩序时需要寻求同盟者，因此一个不怀敌意（默认美国霸主地位）和日渐强大的中国将是美国人愿意合作而不是对抗的对象。如果中国能够取得美国的信任，那么中国将具有取代日本而成为美国在亚洲第一盟友的可能，竭力反对中国主导的东亚联盟将不再是美国必须坚持的选择。

　　建立东亚联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是取得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的信任和支持。中国在东亚主导地位的确立不应该建立在军事威胁的基础上，而应该采取和平、渐进、自愿、协商的方式，借助于经济一体化逐步实现政治一体化。一体化要达到的目标绝不应该是“一个民族统治其它民族”的翻版，而是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从而展示“将国家间的公正与和谐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目标”的现实可行性。“面对复杂多变的区域一体化形势，我国应坚持积极推进地区合作的战略方针，着手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制度框架，增强地缘经济的协同效应和塑造能力。参与区域合作不仅体现了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新思路，而且还扩展了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即通过在利益相关地区培育共同利益，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中，建立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区秩序，消除隔阂和对立，探索并逐步确立国家利益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新准则。”[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课题组《开放环境中的国家经济安全（总报告）》]

      东亚联盟的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又是一个必须尽快着手的进程。双边的经济合作应当成为启动阶段的优先选择，同时以双边经济合作为基础，循序渐进地推动多边政治与安全对话与合作。依据地区一体化的一般理论和其它地区一体化的实践经验，构建地区联盟，首先要求该地区内主要经济体具有较高程度的开放性，其国内经济运行已被广泛而深入地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其次要求该地区主要经济体与本地区其它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双边经济联系，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内聚力；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与内聚力越高，越需要有效的合作机制来规范、扩大和深化经贸关系，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制度障碍。

      近些年来，东亚地区内各经济体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内部贸易率从90年代初的30%左右上升到2005年的接近60%，并开始形成“以中国为平台整合东亚地区制造业”的新格局。东亚各国利用中国雄厚的工业基础、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廉价生产要素，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新的产业分工关系，同时也把各国分散进行的对美、欧贸易逐步转变成经由中国统合进行的对美、欧贸易。这种事实上已经出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为东亚地区政治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中国在经济一体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不仅有推动政治一体化的需求、而且有推动政治一体化的能力。

　　3-2：与日本的关系定位

　　实现中国与日本的真正和解是实现东亚持久和平的关键、也是建设东亚联盟的基础，其意义不亚于法德和解对于欧洲联盟的影响。中国应该努力化解日本的对抗情绪，共同致力于东亚联盟的建设。

　　3-2-1：日本的困境

　　当前日本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由于日本拒绝为侵略历史道歉，因此美国和东亚国家对日本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日本国内至今仍然沿袭的以等级为核心的价值观难以得到其它国家的认同；由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和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冷淡使其正在失去作为东亚经济核心的主导地位；由于少子高龄化，以及对外交往的封闭和保守造成经济增长动力的衰减。

　　3-2-1-1：造成困境的文化因素

　　千百年以来，等级化的价值观和恃强凌弱的文化互为耦合成为日本社会生活的核心，即使二次大战之后的“民主化”改造也难以将其彻底改变。此外，海岛民族长期独处的生活环境使日本人塑造出狭隘、主观的一面，二次大战之后生活在美国军事压力下的经历更加强化了日本人“回避现实”和“在自我想象的虚幻当中生活”的态度，从而无法理智地面对外部世界、消除自身固有的偏见。

　　等级化的价值观、恃强凌弱的文化、狭隘主观的思维和回避现实的态度使得日本在与强国交往时表现为谦卑与恭顺，而在与弱国的交往中表现为“只在乎自己的尊严名誉、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只追求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无视邻国的正当利益；追求安全的绝对化、不惜将自身安全建立在对方不安全之上”。日本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决定了它在与相对弱势的亚洲邻国交往时表现出“鄙视它国、自我陶醉”的民族优越感，并且往往对历史话题反应过激、将受害者的合理诉求视为无理的挑衅。虽然二战之后，美国的纵容和东亚各国的自顾不暇使日本逃避了对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反省与改造，但是历史的疏忽不应该成为日本继续回避“反省与改造文化和价值观”的理由。即使从日本自身的利益考虑，也有反省与改造文化和价值观的必要，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逃避对文化和价值观的反省与改造”与日本所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追根溯源，日本等级化的价值观、恃强凌弱的文化源出于神道文化。作为日本国教的神道教，其核心是神道文化，神道文化的本质是一种神本主义而非人本主义。神话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二战中，日军嗜杀成性、以杀为美，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近些年来，日本政要拿宗教与文化上的理由来为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其立论依据就是这种荒唐的神道文化。日本只有从神道文化、神本主义中彻底走出来，用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才能摆脱神权至上的等级思想、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这也是实现睦邻友好的前提。

　　人类文明的发展以普遍的权利尊重和人格平等为指向。一个缺乏权利尊重和人格平等意识的国家不可能真诚地尊重其它国家，也无法构建出以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为主旨的国家间关系准则。可以断言：如果日本继续沿袭等级化的价值观、恃强凌弱的文化，它将永远无法得到其它国家人民发自内心的尊重。

　　3-2-1-2：造成困境的“历史问题”因素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如果高等级的人向低等级的人鞠躬认错，那么以往的一切过失就应该一笔勾销，在这样的情形下再穷追不舍则是粗鲁的“失礼”。日本人的狭隘主观使他们无法清楚地意识到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典型的“日本风格”，对于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其它国家来说，不存在这种心理认同。

　　由于日本与亚洲邻国在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反差，使得它始终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们害怕强大之后的邻国（特别是中国）由于在20世纪曾经遭受的苦难而向日本报复。在狭隘主观的思维、回避现实的态度引导下，歪曲历史事实、渲染受害者悲情而不是理性反思、真诚忏悔成为日本掩饰内心恐惧的手段。然而这种透露着虚伪和怯弱的所作所为不仅不能够得到受害国人民的谅解、反而更加激起愤怒的情绪，当这种愤怒的情绪传达回日本时，进一步加深了日本人对历史问题的恐惧感。即使在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日本人中，所秉持的批评理由大多不是认为“征服本身是错的”、而是认为军国主义的方式不可能实现“荣誉”的目的，因此他们倾向于在宪法中摒弃战争、转而采取“经济附庸化”等柔性方式实现他们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都缺乏一个反思人性的运动，因而缺乏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与亚洲各国对历史反思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60、70年代德国建立在人性反思基础上的历史反思），因此无论是战胜国抑或战败国都试图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解释己方在战争中的正义性，而缺少从“关爱普通个体”（无论是己方或是对方）的角度反思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深受等级-集权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领导人都不敢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指责对方的价值观偏差，因为他们深谙本国的弊端、惮悸在指责对方的同时引爆本国的雷区。由于放弃了人本主义这一评判标准，因此无法从超越民族狭隘性的层面反思历史。由于无法“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达成共识”，东亚各国无法像西欧各国那样在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平台上构建永久和平的大厦。

　　拘泥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是造成当今东亚各国互不信任的根源，在狭隘民族主义引导下的各执一词正在使日本与其亚洲邻国步入互持敌意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这种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的唯一方法是作为“始作俑者”的日本用真诚和理性的方式、站在“关爱生命”的人本主义层面上，与亚洲邻国共同对“真实的”历史给予深刻的反思，而不应该由于恐惧报复而歪曲历史事实、为过去的错误行为狡辩。同时，作为处于实力上升期的中国也应该克制狭隘的复仇情绪，站在追求人类社会公正、和谐的层面上宽恕日本曾经犯下的罪行。

　　3-2-2：日本的国家定位

　　我们认为：面临少子高龄化困扰的日本在未来实行扩张性政策的可能性甚微。在未来的中日关系中，中国将占据主导地位。未来日本的国策将更多是出于“守住既得利益”的考虑。价值观中占支配地位的等级思想和功利思想使日本在国际关系中一贯采取“崇拜强者、鄙视弱者”、“与强者为伍”的外交战略。造成当今中日关系不顺畅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还不够强大，日本还不服气中国”。但是随着未来中国的实力明显超过日本，“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亨廷顿语）。

　　3-2-2-1：情感因素对日本国家定位的影响

　　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缘故，日本的文化中存在着阴郁、忧伤、自恋的情结，以及掩藏在自傲之下的极度不自信。在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一千多年里，日本对中国一直怀有复杂的情绪：既羡慕中国的繁荣、富庶，并由此而产生出仰视强国、求知若渴的恭敬，又由于自愧弗如而酝酿出强烈的忌妒心理。在19世纪中叶之后，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步履蹒跚、渐趋虚弱，日本产生出取而代之的冲动并逐级上升为对中国的全面侵略。然而，随着近20几年来中国国家实力的迅速提升，日本人心中固有的不安全感、恐惧感被强化。我们认为，恐惧感（担心中国的复仇）、不安全感（担心日本在亚洲被边缘化）、历史优越感（日本不承认被中国打败）和（面对中国崛起时的）失落感是促使日本领导人选择“依附美国、遏制中国”作为其国家战略的情感因素。作为“依附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身难以赢得东亚各国信任、又不愿意中国成为东亚主导者的日本在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秉持着消极的态度，成为建立东亚联盟的主要障碍之一。对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持消极态度的结果是，日本无法像德国那样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挥强大的建设性作用并分享由此带来的巨大利益。